〖实斋学派〗创始人章学诚（1738—1801）。学诚，字实斋，清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学诚自幼体弱迟钝，二十一岁以后才纵览群书。曾从山阴刘文蔚、童钰游，习闻刘宗周、黄宗羲之说，熟于明季朝政始末。曾肄业于北京国于监。后双从朱筠学文章，先后任国子监编修、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肥乡等十余个书院，并参加毕沅主持的《续资治通鉴》、《湖北通志》的编纂。学诚交游者有戴震、任大椿、邵晋涵、周永年、汪中、王念孙、洪亮吉、刘台拱、吴兰庭、周震荣等。学诚私淑弟子有姚振宗。此派当乾嘉间汉学正盛之时，独伸“六艺皆史”之旨，而精研史学。章学诚受到明末以来浙东学者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金祖望等注重史学研究学风的影响，更加注重史学，尤致力于史学理论的研究。对治经主张以考证史料和发挥义理相结合，把治经引向治史。他反对“专门汉学”，曾从多方面对其进行批评。他强调学术的宗旨在于实用，反对趋时好名、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认为求学的根本目的是“明道”，而著书考据只不过是手段。批评汉学学者“今不知为己，而黎博以炫人”，谓“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唯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他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批评“专门汉学”驾守经传训访，眼界狭小，指出：“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育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他批评汉学家在研究方法上墨守陈规，主张独立思考。谓“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称此种学风为“德之贼也”，主张学术研究要“全其所自得”。其著作《原道》上、中、下三篇，为其学术思想的指导原则。他指出，“道者，非圣人智力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提出“道寓于器”的命题，认为道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求道”应对事物进行实际考察。强调读古人书要“会通其旨”。同时，又须“通令”，“君子尚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他还强调“知时”，说明学术应因时而变，提出，“学业将以经世也”，“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后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后人更之”，“要于适当其宜而可矣”。学诚论文，注重内容，反对拟古和形式主义倾向，批判了当时桐城派的流弊。此派代表著作主要是章学诚《文史通义》。此书与唐刘知几的《史通》并称史学理论名著。章氏学说，反映了学术思想从经学旧传统足解放出来的时代趋向，故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其学说直至清末始为人重视。梁启超曰：“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实斋可称为‘历史哲学家’，其著作价值更高了。”又曰：“实斋之于史，盖有天才，而学识又中以副之。其一生工作全费于手撰各志，随处表现其创造精神。以视刘子元、郑渔仲，成绩则既过之矣。今《和》、《毫》二志，传本既甚希，吾济仅在《文史通义》外篇见其叙例，《湖北通、志》则毕秋帆去职后，全局皆翻。嘉庆官本，章著痕迹渺不复存。幸而遗书中有检存稿及末成稿数十篇，得以窥其崖略，然固已为史界独有千古之作品，不独方志之圣而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