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蒿庵学派〗创始人张尔岐（1612—1677）。尔岐，字稷若，号蒿庵，清济阳（今属山东）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尔岐人清隐居不仕，闭户著书，不求人知，晚年益萧然物外，不与世接，故无及门弟子。尔岐与顾炎武关系最密，平生交游，除顾之外，唯李□、王宏撰、刘孔怀、李焕章而已。该派学守程、朱，穷究天人性命之奥，精研礼经。张尔岐继承了朱熹“理一分殊”的观点。认为“天下之理，一而已矣，而致用则万”。圣人欲举“一”以示人，而“一”又不可示，同时“万”也不可穷，于是以封象、封受显示之。六十四封，分而为三百八十四爻，天下之人、天下之物、天下人物之成败盈亏以至一动一息，“举不出六十四封、二百八十四爻”。他以为天人相属，而天与人所以相及，“以其气而已，寄其气于人而质立，质立而书起，事起而势成，而天之气因之任之，若水之行于山崖涧谷、莽旷之墟，为奔，为跳，为洄□，为人立，为安流，亦不自知其至也。圣人逆观其势而知其衰兴，决之数百年之前，应在数百年之后”，故圣人著明于天道，而垂之为训者，“不过曰惠迪吉、从逆凶、富善祸淫、积善余庆、积不善余殃而已”，其曲折必至之势”则“不能为人言”。他以这种所谓“天道”来解释历史，认为“周之八百，阂之善气足以及之也。亦文、武、周公能维其善以势而被之八百也。其亡也，则势尽而善与惧尽，无是势。无是善，则亡焉，宜尔。秦之以恶灭周也，秦用其恶以乘人之衰，无文、武、用公之萎之势以抑制之，故胜也。二世而恶之势极，恶之气亦极，极则尽，则人之怨怒之势以极而全也”。这样，就将赏善罚恶的唯心主义天道观与历史观沟通起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国之兴替则然，年命之永促，子孙之单繁降降，以至猝然之祸，无妄之福，或以类至，或不以类至”，其势皆出于天道。这就像“父母之生于也，气至则生矣，而入之得之也，则曰命。其得失也．苦器受物，狭则受少，宏则受多”，“其善而短也。清纯之气适短也：其恶而长也，则浊乱之气适长也。永促定于其生之初，迨期而尽，天亦不可如何也。至于子孙，则天之气与其父母之气相力多少也”。。正道虽然存在。但“以天为必不可知者，非也”，“以为必可知青，亦非也”。“不可知，是天不足恃也”，“不足恃，是为不量天”，“不量天，则视天过疏，长中庸之怠而夺小人之忘”；“可知，是天可以意也”，”可以意，是为不赦己”。“不量己，则信己过是，忘修悖之虑．而责阴阳之失”。以上二者，“诬天均也”。他又以五行学说来说明性命之理，认为人的五常之性源于五行。“木伸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伸则智”。“金木水火土无所不载”。在为学、立身方面，张尔岐强调笃志力行，提出“今日欲倡正学于天下，似不必多所著述，正当以笃志力行为先务耳”，“言心言件．固恍惚无据，即博学亦未免玩物丧志之失”。尔岐学《易》，“于程子《易传》及邵子书皆有节录”．受邵雍象数之学影响颇深，故“旁通壬遁之法，又善风角”。其代表作主要有《仪礼郑注句读》、《周易说略》、《老子说略》、《蒿庵闲话》等。顾炎武尝渭“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苦”，又曰：《仪礼郑注句读》一书，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阔达，无当时之名，其书实似可传”。徐世昌《清儒学案》指出，“蒿庵隐居绩学，为清初山左第一醇儒”。“其精研礼经，墨守高密，最为亭林所推服，后来继起，循其绪而扩之，先导之劝。不可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