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守益〗（1491-1562年）字谦之，号东廓。明安福（今属江西）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翌年，引疾归里。开门讲学，从学者甚众。嘉靖元年（1522）起用。三年因直谏忤旨，下诏狱谪广德州判官。建复初书院。讲学其中。稍迁南京礼部郎中。后官至南京国监祭酒。嘉靖二十年（1541），又因忤旨落职归里。后家居二十余年而卒，赠南京礼部右侍郎，谥文庄。邹守益师事王守仁，为王学在江右的主要传人。其学谨守师门本旨，“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为其基本思想观点。“戒慎恐惧”语出《礼记·中庸》，原是作为明辨“君子”与“小人”的标准，邹将其与“致良知”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戒慎恐惧”即是“致良知”。此系受王守仁的启示，本自师说。人谓守益以“戒慎”为教，“开示学者”，为发明师说，将师说推向极至。邹守益在承袭儒家的传统观点，仍以谨其言、慎其行、战战兢兢之意解释“戒慎恐惧”的同时，又赋予其以“自强不息”的新义。当时讲学，“有以纵任为性体自然者”，而邹氏则“肫肫焉申戒谨恐惧旨，明自强不息为真性”（耿定向《邹先生传》），“以戒慎恐惧、健行不息为真功”（《国朝献征录》）。邹守益也强调“戒慎恐惧”在为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为学之“大要”，只要把握住这大纲要领，就能“人与道凝”，“无须臾之离”，就可称之为“善学”。为学之病莫大乎息，息则物欲行而天理泯，“戒慎恐惧”的“自强不息”之义可救为学中的“息”之病；“戒慎恐惧”可以“不使自私用智得以障吾本体”，从而达到“去其欲而全其本体”的目的。他继承了王守仁“戒慎恐惧”为“致良知”功夫的观点，同时又把这一功夫直接等同于“修己以敬”的涵养功夫，认为修己以敬则安人安百姓，戒慎恐惧则位天地育万物，此二者并无二致，均同属于内心省察的修养方法。他指出，克己复礼即是修己以敬工夫，因为“敬”谓此心之纯乎天理而不杂以人欲，杂之以人欲便为非礼，而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修己以敬之目。在与聂豹讨论“涵养”功夫时，邹守益又提出“寂感无时，体用无界”的“寂感体用”合一之说，反对其时江右王门中“归寂”派以“收视敛听”为“涵养”功夫。所谓“寂感无时”，是说“寂感”，亦即动静在时间上不可分，而是“常寂常感”，无时不在。这是“天然自有之规矩”。所谓“体用无界”，是说“体用”在空间上“非二物”二者互相包涵，犹如名之与字，“称名则字在其中，称字则名在其中”。根据寂感体用合一之说，邹守益又进而提出本体、工夫合一的观点。认为本体、工夫原非二事，如“《大学》之教，在明明德”，下一个“明”宇是本体，上一个“明”字是工夫。做不得工夫，不合本体；合不得本体，不是工夫。他指出，“慎独”、“戒惧”就兼有本体、工夫：从心从真便是慎，此即是本体，此即是工夫，故除却自欺更无病，除却慎独更无学。“戒慎恐惧”便是“慎”，“不睹不闻”便是“独”，故“戒慎”即是“慎独”。另外，他又重申了王守仁《大学》、《中庸》合一的观点，认为《大学》以家国天下纳诸“明明德”，《中庸》以天地万物纳诸“致中和”，天地万物为家国天下之总名，“中和”为“明德”之异名。“明德”、“新民”而“止至善”，安之曰“率性”，复之曰“修道”，其本原不越“慎独”一脉。“明明德”与“致中和”二者不可分离。另外，邹守益还试图以王学沟通濂、洛之学。将程颐《定性书》中提出的“定性之学”，周敦颐《易通》中提出的“无欲之要”，与“戒慎战兢之功”统一起来，皆视为“致良知”的功夫。邹守益著作有《东廓邹先生文集》十二卷。黄宗羲谓“姚江之学唯江右为得传”，江右王门学派在传播王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均超过其余王门学派，而邹守益又为王学在江右的主要传人，故其在王门中的地位甚高，影响甚大。王时槐曰：“盖阳明王公之学盛于东南，实赖先生之力也。”（《国朝献征录》），可见其在传播王学方面的卓著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