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6一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洵长子，北宋眉山（今属四川）人。以诗文著名于世，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擅长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亦有名。轼博通经史，好贾谊、陆贽之书，也喜读《庄子》。嘉□二年（1057），进士及第。授福昌主簿、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判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以作诗“谤讪”朝庭，贬谪黄州。哲宗即位，召为门下侍郎，适中书舍人，又先后出知登州、杭州、颖州。后又复召为礼部尚书、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绍圣初，又贬惠州、琼州，赦还。卒于常州。幼时由母亲授以书。曾从师欧阳修，其著名弟子有黄庭坚、秦观、李之仪、晃补之、孙勰等。他精于《易》学，“推阐理势，言简意明”。认为圣人因道之难言，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谓道。阴阳交感然后生物，物生然后有象，象立则阴阳隐。凡是可见者皆为物，而非阴阳。一阴一阳，是指阴阳未交感，物未成时。阴阳交而生万物，道与物接触而生善。物生而阴阳隐善立而道不见。故善者，为道之继。昔孟子以为性善，是只见其继者而己。善，是性之效。孟子未见性，而是见其性之效，因以所见者为性。这犹如火之能烧熟物，未见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为火，其实熟物则是火的效能。君子应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则“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故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不可得而消，虽尧、舜不能强加，梁、桀也不能逃避，是则性之所在。仁者以道为仁，意存乎仁；知者以道为知，意存乎知。贤者存意而妄见，愚者则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少。原其始反其终，使人知其生死之说。人所以不知死生之天。天于是降变异，以示警告。使人君内省向道，则民安而灾息。故古之王者，遇天地之变，则避居正寝，停乐省馔，询访正义，考其失德，而更改之。轼忧国忧民政治上主张革除北宋冗费、冗兵、冗官之大灾害。提出治国，君主首先要正身。所谓治国如治家，治家者首先修己，修己要先正心，心正则神明集而万务理。又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技不动者。故君主应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所仗恃者，是人心而己。这犹如木之有根。灯之有油，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地，商贾之有财货。失人心则亡，这是必然的道理。自古至今，没有和易同众而不安者，也没有刚腹自用而不危者。国家之存亡，在于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在于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轻重，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厚归。明君应不讳过失，虚心纳请罪谏。这样则怀策者必吐上前，有冤者也无腹诽。但随言之之难，不如容言之难。容言之难，不如行之难。应有能言之，必容之，则行之。如此则是欲治国之君。他强调重用贤才，明主应劳于求贤。求贤之道，在于要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庭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不怕无人。轼对先儒之说不因循旧说，撰《书传》十三卷，驳先儒异说甚多，以为《胤征》为羿篡位时事，《康王之浩》为失礼。苏轼治学重视经世致用，解《易》、读《书》多有新意，为“蜀学”的中坚。著有《论语》已佚，《易传》九卷，《书》传十三卷，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应诏集》十卷，合称《东坡七集》，后人集其诗文《东坡全集》一百一十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