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1479-1541年）字仲木，号泾野。明高陵（今属陕西）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因忤宦官刘理，引疾去。瑾败，起原官。武宗时，因上疏言事帝不听，复引去。世宗继位，起原官。嘉靖三年（1524），又以议礼得罪，下诏狱，降解州判官。后历官南京考功郎中、尚宝司卿、南京太常寺少卿、国子监祭酒；南京礼部右侍郎等。吕受业于渭南薛敬之，接河东薛□之传。其学以穷理实．践、躬行礼教为本，集关学之大成。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而□则独守程、朱不变。吕□讲格物穷理或格物致知，不是泛常不切于身者，只在语默止处验之；所谓"知"，即从闻见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事事不放过而已。他认为。穷理，不可能事事物物皆要穷尽，故谓只一坐立之间，便可格物。坐时须要格坐之理，"如尸"便是其理；立时须要格立之理，"如斋"便是其理。凡类此者皆如是，则知可致而意可诚。如先就身心所到、事物所至者进行"格"，久便自熟。他认为，"格致诚正虽是-时一串的工夫"，但其间也自有节次，如佛家之"寂灭"，老子之"清静"，其意可谓诚矣，但所以"大差至于如此"，正为无格物之功。但格致之时，固不可不著实做去，而格至之后，诚意工夫也不可缺。故"格致"与"诚意"二者不可或缺。吕□"格物"的范围似乎是极宽泛的，"凡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虑之所起，皆是物，皆是要格的"（《明儒学案》），但前提是"切于身的"，因而又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而侧重在道德礼教方面。这种"格物"工夫是无止息的、苛细的。即如夜睡有所想象，念头觉有萌动，皆有物可格。其目的在于"无终食之间违仁"。他指出当时讲学之弊为"甚高远"，故强调须从下学做起，认为这是圣学工夫下手之处。在道德修养方法上。吕□继承了戒惧慎独"的传统命题，但他提出，不但未与事物接应是独，虽是应事接物时也有独处，自家心事自家知得、他人不知时皆谓"独"，皆须慎，即如与人讲话时，"心下有未安"，而"隐忍过去"，便不是"慎独"，这样就把"慎独"的范围大大拓展了，将离群独处的空间形态变成了更为复杂和广泛的心理状态。吕□也继承了孟子"求放心"的观点，认为人或放心于货利，或放心于饮食，或放心于衣服，或放心于宫室，或放心于势位，其放心各有不同，如人各随其放处收敛之，便是为仁。由于受"民胞物与"思想的影响，吕□又将"求仁"推广开去，提出求仁"须要见得天地万物皆与我同一气，一草一木不得其所，此心亦不安，始得"（《明儒学案》）。在道德修养风范上。吕□特别推崇"行悫而直"、"言简而易"，认为得此圣门之正传者只有尹彦明而已。而对于朱熹、程颐则有所讥评，谓朱熹"大抵严毅处多"、"人皆望而畏之"，故不能"见信于上"；谓程颐"则起伪学之议，未必无严厉之过"。而对于程颐则称赞其"盎然阳春之可掬，故虽安石辈，亦闻其言而叹服"。吕□所著有《四书因问》、《易说翼》、《书说要》、《诗说序》、《春秋说志》、《礼问内外篇》、《小学释》、《泾野诗文集》等。黄宗羲对其学术地位及影响有很高的评价："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集其大成。观其出处言动，无一不规于道，极之心术隐微，无毫发可疑，卓然闵、冉之徒，无疑也。异时阳明先生讲良知之学，本以重躬行，而学者误之，反遗行而言知。得先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谓一发千钧。时先生讲席，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一时笃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门。"（《明儒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