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1562一1626年）字存之，别号景逸。明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进士，因丁嗣父忧，服阙，授行人。时四川佥事张世则上疏，谓程、朱之学不能诚意，坏宋一代风俗。进所著《大学古本初义》，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旧。攀龙上疏驳之。后因劾权臣，谪揭阳，半载而归。遂与颐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天启改元，攀龙退居林下二十八年之后又被起为先禄寺丞，又升少卿署寺事，转太常大理，晋太仆卿。后又授刑部侍郎，升左都御史。时宦官魏忠贤乱政，攀龙因反对魏氏被革职。后魏忠贤党羽崔呈秀派人往捕，攀龙投水而死。他曾自叙为学历程：二十五岁时，与顾宪成讲学，始志于学。后见朱熹“人道之要，莫如敬”，故专用力于肃恭收敛，持其心，但觉气郁身拘，大不自在。及将心放下，又散漫如故。久之，忽思程子“心要在腔子里”，又见小学解曰“腔子犹言身子耳”，乃悟心不专在方寸，浑身是心，顿觉轻松快活。后又受程朱“诚敬主静”、“观喜怨哀乐未发”、“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等观点的启发，方觉“遂与大化融合无际，更无天人内外之隔，至此见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区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总无方所可言也”。“方实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无古无今，无圣无凡，天地人只是一个”，“方实惰程子‘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之旨，谓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方实信《大学》‘知本’之旨”，“方实信《中庸》之旨”。感到“程子名之曰‘天理’，阳明名之曰‘良知’，总不若中庸二字为尽。中者停停当当，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当，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体若是，工夫若是，天地圣人不能究竟，况于吾人，岂有涯际”？“其后涵养愈粹，工夫愈密，到头学力，自云‘心如太虚，本无生死”。其学一本程、朱，故以格物为要。但程、朱之格物，以心主乎以身，理散在万物，存心穷理，相须并进。而宪成则谓“才知反求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此与程、朱之旨相异。他又谓“人心明，即是天理。穷至无妄处，方是理”，此又与主守仁“致良知”之说相近。他认为，“格物之功非一，其要归于知本。知修身为本而本之，天下无余事矣。盖格来格去，知得世间总无身外之理，‘这无修外之工，正其本，万事理更不向外著一念。如此自然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岂不是止至善也”？“吾辈格物，格至善也，以善为宗，不以知为宗也”。他又进一步指出，“方寸即宇宙也”，“理者心也，穷之者亦心也”，“心一也，粘于躯壳者为人心，即为识；发于义理者为道心，即为觉”。他又由“觉”谈到“悟”，认为“学必须悟，悟后方知痛痒耳”。表现出明显的心学思想。但又指出，所谓“悟”，即“默而识之”，而非“摄心而乍见心境之开明，或专气而乍得气机之宣畅”。批评王学之弊，“始也扫闻见以明以耳，究而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鲜实悟；始也扫善恶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而士鲜实修”。他概括说，“学问在知性而已”，而“知性”即是，“明善”。知性明善主要是恢复人的忠信本色，“忠信是天生人的原来本色，圣贤好学，不过是还他本色。若不学，便逐日浇散，非是把忠信做个基本，忠信之外，又有甚学问也”？在道德修养方法上，高攀龙也强调“敬”和“省察”，但他反对时刻将此念头置于胸中，因为人的性体本自“流行运用”，“学者但猛自反观”即可“转妄即真，如掌反复”。他说：“朱子欲学者时时省察，不使毫发间断，不是教人将省察念头接续不断，此真体原自不舍昼夜，人间断他不得，但有转变耳。时省察，不令转变，久之而熟，乃为成德也”。“今人错认敬宇，谓才说敬，便著在敬上了，此正不是敬。凡人心下胶胶扰扰，只缘不敬，若敬，便豁然无事了”。其著作有《高子遗书》。 高攀龙为东林党首领之一， 故其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