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祖禹〗（1014一1098年）字淳甫，一字梦得，北宋成都华阳（今四川双流）人。嘉□进士。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阳十五年，不事进取。书成，光荐为秘书省正字。后历任右正言，著作郎，修《神宗实录》检讨，著作郎兼侍读、礼部侍郎、龙图阁学士。他平居恂恂，口不言人过。每讲经前，必正衣冠。先按经讲其说，开列古义，参以政事，言简而当，义理明白，苏轼称为讲官第一。师司马光，创华阳学派，著名弟子有司马康、黄庭坚等。他推崇儒学，尤尚《中庸》，谓是圣人言性之书，出于孔子而传于子思，其言精微，其道闳深。因此，极力宣扬人性论。认为，诚，是圣人之性；诚之者，是贤人之性。圣人是生而知之，故其性是自内而生，得之于天。贤人是学而知之，其性是自外而入，得之人而后至于天。故诚者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此为圣人之性。诚之者是择善而固执者，贤人之明。圣人是先得于诚，而后有明。贤人是先得于明，而后至诚。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则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则家齐，家齐而后才能治国，国治而后天下平。明源于知，致知是学为圣人的开端。圣人治天下。无不以诚。至诚才能尽性，可与天地参。而性是仁和义。仁义生于性，故仁必出于诚，义必出于诚。不诚于仁，则人不亲；不诚于义，则事不成。故为人子者要诚于孝，为人臣者要诚于忠，为人弟者要诚于恭，天下之性莫不诚于为善，这就是尽人之性。天是高之积，也是原之积，圣人是诚之积。天积于高而及其远，则人不能知；地积于厚而及其广，则人不能穷；圣人积于诚而及其神，则人不能测。圣人，明并日月，德配天地，是因积于诚。圣人之德与天地参，然而又常有不己之心，恐其德有所不至。所仁应是未足以为仁，义是未足以为义，有一物不被其泽，圣人之耻。人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三者之差异，众人皆知。圣人则曰：“及其成功一也”。这是为引不肖者为贤者。使天下皆知由困而知者亦也可以为圣，圣人与我是同类，这样谁都想知圣人之道，这就是为教。圣人侍人如此宽，而责己则严。其责己是为善而不足，其侍人唯恐其不得为君子，二者皆出于性，推之可以治天下。能如此，虽欲为尧、舜也不难。圣人不以自己之能，而去责备天下之人。故择其中庸而行，这就是忠恕。推己之心谓忠，如己之心为恕。不为人之所不能，不行人之所不及，动则思天下之可法，言则思天下之可道，使皆可为善，这是忠。以己欲为君子之心而使人皆得为君子，以己不欲为小人之心而使人皆不为小人，这是恕。仁而过于仁，圣人不以为能。又过于义，圣人不以为行。礼过于礼，圣人不以为教。智过于智，圣人不以为法。仁义礼智非独以善一人，而是使天下人皆可以行之，使后世之人皆可继之，这便是中庸之道。故学《中庸》以治其性，则性可得而见。他著《唐鉴》，以古为鉴，尊奉正统，主张施行“仁政”和人治”。他认为，有国者不忧百姓之贫，而疑其财有余，取之不己，不怜恤百姓的劳苦；疑其力有余，使之不己。此二者是亡国之道。百姓莫不欲富、欲逸，人主与其所欲、去其所恶，没有不正者。而自古创业而失国者少，守成而失国者多是因子孙不知创业的难苦。富而不忘贫，则能保其富。贵而不忘贱，则能保其贵。人主以万乘之贵，四海之富，还以为不足，是忘其开始时的贱贫，而贪欲无穷。人主应清心以治，恭俭爱民。还认为君子与小人，莫不引其同类而聚于朝，人君得一贤者为相，则举同类而进，后进者也举同类，继进者皆贤，而百姓受其德泽。如任小人，亦举同类而进，继进者也必为小人，天下被其害。故人主之职在于任贤，得贤则万事治。人君欲得其贤，要听其言而验之以事，则可分清忠邪贤不肖。他还主张固守祖宗之法，认为自古国家之败，未有不是子孙变更祖宗旧法所致。创业之君，因创业之艰难，故防其患也深，其忧虑也远。所以设法也密。后世虽有聪明之君，高出群臣之表，也没有祖宗更事之多。范祖禹对人性的论述，发展了《中庸》的思想，丰富了“穷理尽性”说。著有《唐鉴》十二卷，《中庸论》，参加编修《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