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1033一1107年）字正叔、号伊川、称伊川先生，北宋河南洛阳（今属河南）人。与其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世称“二程”。经司马光、吕公著的推荐，诏为西京国子监助教，后又任崇政殿说书。他力学好古，不喜仕进，以继承儒家传统为要务，因长期在洛阳讲学，故其学称为“洛学”。主要弟子有刘绚、李□、吕希哲、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尹□、周行己、许景衡、田述古、邵伯温、罗从彦等。在政治上追随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主张恢复古制，立“宗子法”。在哲学上，把“理”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理”是宇宙的终极本原。认为“凡事皆有理”，而“万理出于一理”，即天理。它产生万物和支配万物。但理又是实在的，“实有是理，故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实有是用，故实有是心；实有是心，故实有是事。是皆原始要经而言也”（《河南程氏经说》卷八）。天理又是道德原则及封建等级制度的总称。道德规范是“天理”在人间的具体表现形态。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皆是“理之当”，君臣父子，是“天下之定理”。“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偶随之礼，此常理也”（《伊川易传》卷四）。并推论出所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把“天理”说成是具有绝对权威的主宰者。由此，他还提出“安于义命”的人生哲学，即“人之处患难”时要服从天理，服从天命，他认为，“在困难艰险之中，乐天安义，自得其说（悦）乐也。时虽困也，处不失义，则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伊川易传》卷四《困》卦）进一步强调“君子处险难而能自保者，刚中而己，刚则才足自卫，中则动不失宜”（《伊川易传》卷二《习坎》卦）。还提出“谦巽”（谦卑），认为“君子志存乎谦巽、达理，故乐天而不竞；内充，故退让而不矜。安履乎谦，终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显，此所谓君子有终也”（《伊川易传》卷二《谦》卦）。把谦巽当为美德，这种美德通达理义，道德学问充积于内心，表现为乐天退让，不竞不矜。具有这种美德的人，能得到人们的称赞，“何往而不安”。关于人性论，他宗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是善的，性即是理，理自尧舜至百姓，皆是一样。但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而至善的性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因素，而仁是五者的总结。他要求人们通过“养心”或“养气”，使人性中恶的成份为本然的善克服，提出“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的命题。认为天理即人性，亦即天命，三者无异，故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并进一步提出“去人欲，存天理”。还提出与天理论完全相符的认识论，即“格物致知”论。他认为，“凡一物上有一理”，须穷致其理。但不是一件事物、一件事物具体的理，而是要“闻一知十”，体会到“万物皆是一理（天理）”。“格物”即“穷理”，是要人们在内心里恢复“天理”，认识到事事物物皆是天理的作用。用天下万物所体现的天理，来印证内心所固有的天理。而认识的主体是“心”，它完全脱离开感性的闻见之知。是“德性之知”，为使“心”体现“天理”，又提出“主敬”的修养方法，使人心不思念万物，与“天理”合一，是沟通主观自我与客观“天理”的媒介。故学礼“必求先王之意”。程颐的理学思想体系，勾勒出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轮廓，为朱熹思想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洛学”与“闽学”相结合，成为后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淳□元年（1241），封伊川伯，从祀孔子庙，明称“先儒程子”。主要著作有《二程遗书》、《二程外书》、《伊川文集》、《伊川易传》、《程氏经说》、《二程粹言》。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有《二程集》。“受经学于昆山王葆、嘉禾闻人茂德、严陵喻樗”（《宋史·程迥传》）。为龟山学派的主要代表，著名弟子有高元之、宋元之、宋元龟、曹建等。他推祟儒家的、“仁政”，并身体力行。居官政宽而明，令简而信，绥强抚弱，导以思义。谴责官吏之衣食，皆为百姓的膏血，但不为民着想，而横敛虐民，“鬼神其无知乎”尝以《春秋》断事。强调孝道，父母在时子孙不得有私财。假使其母一朝尽费，其子孙亦不得违教令。则宾礼贤士，进其子弟之秀者为其陈说《诗》、《书》，质疑论难不问朝暮。朱熹称其人品学问“敬惟先德、博闻至行、追配古人，释经订史，开悟后学，当世之务又所通读，非独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试，而奄弃盛时，此有志之士所为悼叹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书满家，足以传世，是亦足以不朽”（《宋史·程迥传》）。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传外编》、《春秋传显微例目》、《论语传》、《孟子章句》、《文史评》、《经史说著论辨》、《太玄补赞》、《户口田制贡赋书》、《乾道振济录》、《医经正本书》、《条具乾道新书》、《度量权三器图义》、《四声韵》、《淳熙杂志》、《南斋小集》。“二程先生”，因二程长期居于洛阳讲学，故其学称“洛学”、“新儒学”。主要弟子有刘绚、李□、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患、吕大钧、吕大临、朱光庭、刘立之、邵伯温、田述古等。在政治上追随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数月之间，章数十上”，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