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谨听篇》：“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高《注》：“周厉王无道，流于彘而灭，无天子十一年，故曰已绝。”毕沅曰：“秦昭王五十二年西周亡，十年而始皇帝继为王。又二十六年，始为皇帝。所云天子已绝者，在始皇未为皇帝之时。《注》未是。”今按《史记?吕传》：“秦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庄襄王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乃使其宾客人人著所闻，号曰《吕氏春秋》。”其《自序篇》曰：“维秦八年，岁在涒滩。”黄氏《周季编略》谓：“《吕传》书作《春秋》于始皇七年前，八盖六之讹也。近毕氏校《吕氏春秋》引钱竹汀《超辰说》。（按毕氏所引乃《钱塘溉亭说》，竹汀之说见《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上，文繁不具引。）严铁桥以八为四之讹。四年太阴在申，皆未是。”姚文田（《邃雅堂集》，《吕览维秦八年岁在涒滩考》。）云：“超辰之说，起于汉人，当时亦未一行，安得强先秦以就我法？又读者据太初元年岁称丁丑，溯而上之，遂改始皇为乙卯，因欲并改《吕览》之八年为六年。不知班《史》实以邓平历为本，实不足为确据。考淮南王安封于孝文之十六年，子长著之《史记》，孟坚仍其旧文。计孝文十六年下至太初改元，六甲适一周，则是年亦当为丁丑。《淮南子》云：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太一即太岁，与班《史》显差一岁。上推始皇元年，实为甲寅。不韦死于始皇十二年，后十五年而秦有天下。不韦著书以前，昭襄、孝文、庄襄世及相继，安得断自始皇直书曰秦。其称秦者，必在庄襄既灭二周之后。《秦本纪》昭襄五十六年卒，孝文王立。即位后三日卒，庄襄王立。在位四年。《六国表》分一年入孝文，故庄襄仅三年。又记昭襄之立，在周赧王九年，下推赧王五十九年，岁在甲辰，（后来作乙巳者，从《汉志》改。）乃昭襄之五十一年。又五年而卒。孝文嗣位一年，明年为庄襄元年，岁在辛亥。《纪》《表》皆云是年灭二周，置三川郡。《周本纪》亦云：王赧五十九年，西周倍秦，与诸侯约从攻秦，秦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尽献其邑。王赧卒，周民遂东亡。似是一年中事。又云：后七载，秦庄襄灭东、西周。今考《韩非子?五蠹篇》云：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是史公所纪，中间尚少一年。所谓后七载者，当由灭西周计算。而庄襄之灭东周，乃二年事，并非元年，《纪》《表》皆误矣。西周之灭岁在乙巳，（王应麟作丙午，亦从《汉志》。）后七载为壬子，东周亦亡。其明年癸丑，天下始易周而为秦。《困学纪闻》云：壬子秦迁东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当自丙午至壬子系周统于七国之上。以韩非及王氏之言证之，知自癸丑以后乃可书秦。而《吕览》之文，实统庄襄言之矣。”今按：姚氏之说甚辨而覈。不韦著书，实在始皇之七年，而称维秦八岁者，乃始于癸丑。始皇元年实为甲寅，而不韦不以始皇纪元，乃统庄襄言之，其事甚怪。且吕不韦为秦相国，乃绝不称道秦政，曰：“周室既灭，天子已绝，以兵相残，不得休息。”顾抑秦与六国同例。特以周亡而书秦，亦并不许秦为天子，则又何耶？《功名篇》又云：“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热矣，而民无走者，取则行钧也。欲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异。行不异乱，虽信今，（信伸也，犹言得志于今。）民犹无走。王者废矣，暴君幸矣，民绝望矣。故当今之世，有仁人，不可不此务。有贤主，不可不此事。”此明讥秦政虽以武强伸于一时，犹不为民之所走也。高似孙曰：“始皇不好士，不韦则徕英茂，聚畯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计。始皇甚恶书也，不韦乃极简策，攻笔墨，采精录异，成一家言。《春秋》之言曰：千里之间，耳不得闻，帷墙之外，目不能见，三亩之间，心不能知，而欲东至开晤，南抚多鷃，西服寿靡，北怀儋耳，何以得哉！此所以讥始皇。”方孝孺亦称其书诋訾时君为俗主，至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史又称不韦书成，布咸阳市门，县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益一字者予千金。余疑此乃吕家宾客借此书以收揽众誉，买天下之人心。俨以一家《春秋》，托新王之法，而归诸吕氏。如昔日晋之魏，齐之田。为之宾客舍人者，未尝不有取秦而代之意。即观其维秦八年之称，已显无始皇地位。当时秦廷与不韦之间，必有猜防冲突之情，而为史籍所未详者。（《史记?蔡泽传》，其说应侯曰：“质仁秉义，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天下怀乐敬爱而尊慕之，皆愿以为君王，岂不辨智之期欤？”应侯曰然。此已入战国晚世，其先游仕如吴起、商鞅之徒，得为将相，已满初志。其后如梁惠王欲让国于惠施，燕王哙真让国于子之，于是游士之意气益盛，期望益远，蔡泽乃明白有天下皆愿以为君王之想。客说春申君，以汤、武况荀卿。即荀子弟子之颂其师，亦曰：呜呼贤哉，宜为帝王。（见《尧问》。）是可见当时学者间意态。李斯入秦，为吕不韦舍人，《吕览》之书，斯亦当预，彼辈推尊不韦，谓其宜为帝王，夫岂不可。此意至西汉尚未全泯，故昭、宣以下，颇有主张汉廷推择贤人而让国者，王莽即应运而起。自此义隐晦不彰，而谓不韦著书有自为帝王之志，则有疑其言之若诞者矣。）始皇幸先发，因以牵连及于嫪毐之事。不韦自杀，诸宾客或诛或逐。（《史》云：“始皇十二年，吕不韦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是年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此秦廷忌吕氏舍人而宽嫪氏舍人之明证。又见吕氏舍人自有三晋宾客与秦人之别。不韦本籍山东，故于东方游士，秦廷尤所歧视。不韦初死，秦廷即有逐客之令，则吕氏宾客，秦廷所以忌而防之者至矣。又《秦策》五：“文信侯出走，与司空马之赵，赵以为守相。”金氏《国策补释》云：“与，党与也，马为文信党人，故文信走而马亦亡。”又曰：“马逐于秦，则亦三晋人也。”）其事遂莫肯明言，而乃妄造吕政之讥，与嫪毐自不韦荐身之说，同为当时之诬史而已。（《魏策》：“或谓魏王曰：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輓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门闾之下，廊庙之上，犹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赂秦，以为嫪毐功，卑体以尊秦，因以嫪毐，王以国赞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于骨髓，王之交最为天下上矣。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嫪氏。天下毕舍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据此则吕之与嫪，邪正判然。嫪氏显与吕氏争政，太后顷私嫪氏。未见嫪之必为不韦所进也。又《秦始皇本纪》嫪毐封长信侯。《索隐》云：“按《汉书》嫪氏出邯郸。”钱氏《廿二史考异》云：“班氏无此文，当是《汉书》注也。《南越传》婴齐取邯郸摎氏女。《索隐》云：摎音纪虬反，摎姓出邯郸。此嫪字《正义》亦音纪虬反，盖摎嫪古字通用。今人读嫪为郎到切，非也。”据此嫪毐乃邯郸人。疑始皇母在邯郸，本识毐，不俟于不韦之进显。而《史?传》所称私求大阴人嫪毐，使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者。皆故为丑语，非事实也。毐与始皇母私生二子容有之，因并谓始皇乃不韦子，则亦无稽之丑诋耳。余别有辨详下。）自不韦之死，李斯得志，因有焚坑之祸。先秦学脉，竟以此绝，亦可惜也。

又考《秦本纪》昭王四十二年，安国君为太子。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其明年正月，秦政生于邯郸。则不韦入秦游说华阳夫人，应在长平一役前。今姑以昭王四十六年为说，其先不韦本为阳翟大贾，积赀甚富，其年事当近四十。下至始皇之元又十五年，不韦则年五十五左右。而不韦之卒，年逾六十也。然余考《秦策》载不韦事与《史》有异。其入秦说立子楚已在孝文王时，以其时年四十外计之，其卒盖年逾五十，犹未及六十耳。（参读《考辨》第一六一。又考《吕氏?安死篇》，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韩、魏皆亡矣，其皆故国矣。顾亭林《日知录》谓：作书之时，秦初并三晋。然考始皇七八年间，三晋皆无恙，韩最先亡，在始皇十七年，已在不韦卒后五年，赵以王迁之虏为亡，则在韩亡后两年，魏最后，其亡已在始皇二十二年，去不韦之卒已十年。然则《吕》书之成，其最后者岂在始皇之二十二年乎？是年燕蓟亦拔，越三年，楚亡，又越两年齐亡，皆安死作时所未及也。《史记》谓不韦迁蜀而著《吕览》，然则《吕》书确有成于迁蜀之后，并有成于不韦之身后者，此亦考论秦代学术思想情况一至堪注意之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