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整整一天这封电报一直压在他的心头，这平淡无奇的一天——在法院里坐了两个小时听审一件假证案——显得极不真实，就像一个人永远离开的一个乡村一样的不真实。尽管可以告诉自己说，在那个村庄里，我曾经熟悉的那些人这时候正在桌子旁吃饭，同一年以前我在那里的时候一样，但是一旦那地方离开了你的意识，就再也不能相信那里的生活还照老样子继续下去了。现在斯考比的全部思想意识正是在那封电报上，在一艘沿着海岸从南非缓缓驶来的不知名的轮船上。上帝宽恕我吧，他想。因为他忽然闪了个念头，这艘船也有可能永远开不到这里来。在我们每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冷酷残忍的东西向我们发布命令，只要保证几个我们热爱的人能够得到幸福，就是让一千个我们不认识的人遭受不幸也在所不惜。

假证案审理完毕以后，卫生监督菲娄威斯在门口拦住了斯考比：“晚上来吃饭吧，斯考比。我们弄到了一些真正的阿根廷牛肉。”斯考比仍然陷在他的梦境里，他没有力气拒绝这一邀请。“威尔逊也来，”菲娄威斯说，“对你讲实话，就是他帮助我们把牛肉搞来的。你挺喜欢他的，是不是？”

“是的。我一直以为你不怎么喜欢他。”

“噢，俱乐部也该随着时代走，现在什么样的人都能搞贸易这一行。我承认那时我脾气急躁了一些，多喝了两杯，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他在道恩海姆念过书，我在蓝星学校的时候常常跟他们赛球。”

菲娄威斯的房子在小山上，这本是斯考比自己住过的地方。在驶向他很熟悉的这所房子的路上，斯考比不安地思索着，他一定要尽快地把电报的事告诉海伦，一定不能让她从别人的嘴里听到这件事。生活翻来覆去总是一个老式样：或迟或早，一定要透露给别人一件什么坏消息，要编造几句令人心安的谎话，要喝两杯杜松子酒浇愁……

他走进这座狭长的单层住房的起居间，在屋子的另一端坐着的是海伦。他震动了一下：他发现自己还从来没有在别人家里见过她，好像两人素不相识似的，也从来没有看过她穿着晚宴的服装。“你不认识罗尔特太太吧？”菲娄威斯说。他的声音里一点儿也没有嘲讽的味道。斯考比的心震颤了一下，感到一阵对自己的厌恶。我们多么聪明啊，我们多么成功地欺骗了这一小块殖民地的惯爱揭人隐私的人啊！按道理讲，情人是不可能这样把别人都瞒住的。人们不是都说爱情是任性的、轻率的吗？

“认识，”他说，“我是罗尔特太太的老朋友了。她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我正在彭德。”当菲娄威斯掺兑饮料的时候，斯考比站在桌子旁边，从十几步远的地方打量着她。她正在同菲娄威斯太太讲话，她谈得非常从容、自然，似乎她在小山下幽暗的尼森式小屋里伏在他的怀抱里哭泣的事根本没有存在过。斯考比怀疑地问自己说：如果我今天晚上走进来才第一次看见她，会不会对她产生爱情呢？

“你要什么，罗尔特太太？”

“一杯杜松子酒。”

“我真希望也能劝我太太喝这个。她老是喝加橙汁的杜松子酒，真让人受不了。”

斯考比说：“要是我早知道你也到这里来，我就叫你搭我的车了。”

“我也希望你叫我一下，”海伦说，“你从来不过来看看我。”她转过头来对菲娄威斯说话时那安详自在的样子使斯考比非常震惊：“我在彭德医院里的时候，他对我那么好，可是我猜想，他只喜欢生病的人。”

菲娄威斯捋了捋他的姜黄色的胡须，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说：“你把他吓住了，罗尔特太太。我们这些结过婚的人都被你吓住了。”当菲娄威斯说出“结过婚的人”这几个字的时候，斯考比看到那个在担架里躺过的疲惫不堪、精力衰竭的人像躲避强烈的阳光似的把脸避开了他们。

她故作殷勤地说：“你想我再喝一杯不会醉吧？”

“啊，威尔逊来了。”菲娄威斯说。威尔逊走进屋子来，一张白里透红的、天真的、忸怩不安的脸，缠腰布系得歪歪扭扭。“这里的人你都认识吧？你和罗尔特太太是邻居。”

“可是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威尔逊说。他的脸刷的一下红了。

“我不知道咱们这儿的先生们是怎么回事。”菲娄威斯说，“你和斯考比都同罗尔特太太是邻居，可是你们俩都没有见过她。”斯考比立刻感到威尔逊的目光猜疑地落到自己身上。“要是我，可不会这么腼腆。”菲娄威斯一边说一边往杯子里倒杜松子酒。

“塞克大夫又来晚了。”菲娄威斯太太坐在屋子的尽头发表评论说。但是就在这个时刻，屋子外面的台阶上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塞克医生穿着得体的黑衣服和防蚊靴走了进来。“刚好来得及喝一杯，杰西。”菲娄威斯问，“要喝什么？”

“双料苏格兰威士忌。”塞克医生说，她从自己的一副厚眼镜片后面向屋子里环视了一周，又添了一句，“大家晚上好。”

在他们起身去吃晚饭的时候，斯考比对海伦说：“我得和你谈谈。”他看到了威尔逊的目光，又说，“关于你的家具的事。”

“我的家具？”

“我想我也许能再给你搞几把椅子。”作为一对搞秘密活动的人，他们俩的资格还都太浅，他们还没有把一整本密码记在脑子里。他不知道她是否体会了他说的前半句话的意思。饭桌上，他始终沉默着，害怕将单独地同她在一起，同时又担心错过同她在一起的机会。当他把手插在口袋里取手帕时候，电报碰在他手指上窸窣地响了一下……悔此一行爱你。

“这件事你当然知道得比我们多，斯考比少校。”塞克医生说。

“对不起，我没听见……”

“我们在谈佩倍尔顿的事件。”这么看来，才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佩倍尔顿自杀的事已经成了事件了。一旦成了事件，好像就不再是一个人的私事了。在谈论某一事件的时候，人们既感不到惭愧，也感不到痛苦。躺在床上的那个年轻人已经洗拭干净、穿戴整齐，可以供人们进行心理研究了。

“我刚才说，”威尔逊说，“佩倍尔顿选择了一种奇怪的自杀方法。要是我，就吃安眠药片。”

“在班巴那种地方，要找到一片安眠药可不容易。”塞克大夫说，“也许佩倍尔顿突然想起来要自杀。”

“我不会给别人惹来那么多麻烦的，”菲娄威斯说，“当然了，一个人要是不想活下去，他是有权利死的，但是又何必吵得别人不得安宁呢。多服几片安眠药——我同意威尔逊的意见——这是个办法。”

“可是你得先让医生给你开安眠药。”塞克医生说。

斯考比的手指摸着电报，想起了署名“迪奇”的那封信中的幼稚的字体、椅子上的烟蒂烫痕、华莱士的小说、孤独的烙印。两千年以来，他想，我们正是一直这样无动于衷地谈论着耶稣基督受难的。

“佩倍尔顿活着的时候就有些痴痴呆呆的。”菲娄威斯说。

“安眠药片总是让人不太放心。”塞克医生说。当她把自己的一副大镜片像是灯塔的探照灯似的对斯考比这面转过来的时候，电灯明晃晃地从镜片上反射出来。“谁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安眠药多么容易出毛病。人寿保险公司对这种药最头疼，没有一个验尸官肯放过吞服安眠药自杀的案件。”

“验尸官怎么看得出来？”威尔逊问。

“就拿鲁米那说吧，谁也不会因为不小心吞服过量……”斯考比向坐在桌子对面的海伦望过去。她吃得很慢，一点儿食欲也没有的样子，她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她的餐碟。他们俩的这种沉默好像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对饭桌上正高谈阔论的这个话题，自身正陷入不幸的人是不可能置身事外地发表议论的。斯考比又一次感觉到威尔逊的目光从他们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他拼命地搜索自己的脑子，想找出一句什么话来说说，结束他俩的这种可怕的沉寂。即使在沉默中，他们也不能安全地待在一起。

他说：“你推荐什么办法呢，塞克医生？”

“嗯，洗澡的时候可能发生意外——但是这种事解释起来也还是要费一番口舌的。如果有勇气的话，倒不妨往汽车底下一钻，但是这也不保险……”

“而且还会连累另一个人。”斯考比说。

“要是我的话，”塞克医生在眼镜后面笑起来，“做这种事是不困难的。因为我是医生，我可以给自己做个假诊断——心绞痛，再叫我的一个同事给我开药……”

海伦突然厉声说：“你们怎么老谈这种让人恶心的事。大夫，你不应该告诉别人……”

“亲爱的，”塞克医生转动着她的幸灾乐祸的镜片说，“如果你像我一样当了这么多年大夫，你就会知道你同什么人在一起。我不认为在座的人有谁会……”

菲娄威斯太太说：“罗尔特太太，再来一点儿水果色拉吧！”

“你是天主教徒吗，罗尔特太太？”菲娄威斯问，“他们对这个问题当然看得很严重。”

“不，我不是天主教徒。”

“他们看得很严重，是不是，斯考比？”

“我们受到的教诲是，”斯考比说，“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要下地狱？”

“嗯，下地狱。”

“但是，斯考比少校，”塞克医生问，“你真的确确实实相信有地狱吗？”

“啊，是的。我相信。”

“相信烈火和酷刑？”

“也许不完全是那样。他们告诉我，那可能是一种永恒失去的感觉。”

“这样的地狱我可不在乎。”菲娄威斯说。

“也许你从来没有丢失过什么要紧的东西。”斯考比说。

但是这次晚餐，桌上真正的话题还是阿根廷牛肉。牛肉吃过以后，再也没有什么非使他们聚在一起的事了（菲娄威斯太太不玩牌）。菲娄威斯忙着准备啤酒。威尔逊被夹在菲娄威斯太太的愁眉苦脸的沉默同塞克医生的多嘴饶舌中间。

“咱们去透透风吧。”斯考比提议说。

“这样做好吗？”

“不这样反而不正常。”斯考比说。

“去看星星吗？”菲娄威斯一边倒啤酒，一边喊，“要把损失的时间补过来吗，斯考比？你们把酒杯带着。”

他们把酒杯小心地放在阳台的栏杆上。海伦说：“我没有找到你的信。”

“别管它了，亲爱的。”

“你找我不是想谈这件事吗？”

“不是。”

他可以看到她那被夜空映出的面庞的轮廓；过一会儿，乌云就要涌上来，那轮廓也必定要消失了。他说：“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有人知道了吗？”

“噢，不是这个，没有人知道。”他说，“昨天夜里我收到我妻子拍来的电报，她已经启程回家了。”一只酒杯从栏杆上掉下来，摔碎在下面的院子里。

她的嘴唇痛苦地重复了一声“家”，好像这是她唯一能够了解的字。他的手顺着栏杆移过去，但是没有能摸到她的手。他很快地补充说：“她的家。永远也不会是我的了。”

“噢，会的。现在就会是你的了。”

他很小心地发誓说：“没有你，我再也不要什么家了。”乌云已经把月亮遮起来，她的面庞像一阵狂风中的蜡烛，突然消失了。他感觉到，现在他正踏上他从来也没有准备要走的漫长的旅途，如果转回头，他知道自己只会看到一片荒凉的原野。门打开了，一道亮光突然射在他们两人身上。他没有好气地吆喝道：“注意灯火管制。”他想：至少我们并没有靠在一起，可是我们的脸、我们脸上的神色呢？威尔逊的声音传了过来：“我们以为打起来了呢。我们听见杯子打碎了。”

“罗尔特太太的啤酒都洒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叫我海伦吧。”她凄凉地说，“谁都叫我海伦，斯考比少校。”

“我打搅你们了吗？”

“搅散了一个大胆谈情的场面，”海伦说，“弄得我浑身发抖。我要回家去了。”

“我送你回去吧，”斯考比说，“已经不早了。”

“我不信任你，再说，塞克医生还等着同你讨论自杀的问题呢。我可不想把客人都搅散了。你有车子吧，威尔逊先生？”

“当然有。我很高兴能送送你。”

“你如果愿意，回去以后可以马上再过来。”

“我睡觉也很早。”威尔逊说。

“那么，我进去同大家告别一下。”

当斯考比在灯光下看到她的面孔时，心里想，我是不是过分担忧了？这对她来说会不会恰好是一段插曲的结束呢？他听到海伦对菲娄威斯太太说：“阿根廷牛肉实在太可口了。”

“咱们得感谢威尔逊先生。”

客气话像羽毛毽子一样飞过来飞过去。不知是谁（是菲娄威斯，也许是威尔逊）笑着说：“你说得太对了。”塞克医生眼镜的反光映在天花板上——一点一横一点。斯考比看不到汽车开走，因为那样就把灯光漏出去了。他听着汽车的起动器干呕了两声，接着马达发动起来，声音逐渐消失在远处。

塞克医生说：“他们不应该这么早就叫罗尔特太太出院。”

“为什么？”

“神经不稳定。她同我握手的时候我感觉得出来。”

他又等了半个小时，然后才开着车回去。像往常一样，阿里坐在厨房台阶上等着他，不安地打着盹。他用手电筒给斯考比照着路，送他进了门。“太太留下一封信。”说着，他从衬衫里取出一个信封。

“为什么不放在我的桌子上？”

“老板在里面。”

“什么老板？”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打开房门，看见尤塞夫正伸着腿在一张椅子上睡觉。他的呼吸很轻，连胸脯上的长汗毛都静静地贴着不动。

“我叫他走，”阿里满脸鄙夷地说，“他不走。”

“没关系。你去睡觉吧。”

他觉得生活正在四面八方向他挤压过来。尤塞夫自从那天夜里来问候露易丝并为塔利特布置了陷阱以后就一直没有来过。为了不把这个睡着了的人吵醒，随之再把那个问题引出来，他尽量不出声音地打开海伦送来的条子。她一定是刚一到家马上就写的。他读道：我亲爱的，这很严重。我不能把我要说的话亲口对你讲，所以我把它写下来。只是我要把这封信交给阿里。你信任阿里。当我听到你的妻子已经启程回来……

尤塞夫睁开了眼睛，说：“对不起，斯考比少校，我闯进你屋子里来了。”

“要喝点儿什么吗？啤酒？杜松子酒？我的威士忌喝光了。”

“我可不可以送你一箱？”尤塞夫脱口问道，但是马上就笑了起来，“我老是忘记。我一定不能给你送东西。”

斯考比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把信平摊在自己面前。没有什么比下面几句话更重要了。他说：“你有什么事，尤塞夫？”他接着读下去：当我听到你的妻子已经启程回来，我又气又恨。我不该这样。这一点儿也不怪你。你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希望你不是，但即使你不是，你也不愿背弃你的诺言。

“你先看信吧，斯考比少校，我不忙。”

“没有什么要紧事。”斯考比费力地把目光从那幼稚的、写得很大的字母上抬起来，那上面的拼写错误使他的心感到一阵剧痛。“告诉我你有什么事，尤塞夫。”他的眼睛又回到信纸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写这封信的缘故。因为昨天晚上你答应我不离开我，我不想叫你被你的诺言永远拴住。我亲爱的，你的一切诺言……

“斯考比少校，借给你钱的时候，我发过誓，是为了友谊，纯粹是为了友谊。我从来不想向你要什么，什么东西也不要，连那四分利息也不要。甚至我也不要你对我有什么友谊……我是你的朋友……这件事很乱，我不能把话说清楚，斯考比少校。”

“你遵守了咱们订的条约，尤塞夫。关于塔利特表兄弟的事我不怨你。”斯考比又接着读信：都是说给你妻子的。你对我说的都不算对我的诺言。请你，请你记住这一点。如果你永远也不想见我了，就别给我写信，也别同我说话了。但是如果你有时候，亲爱的，想看看我，你就看看我。你愿意叫我说什么谎话我就说什么谎话。

“请你一定把你要读的读完吧，斯考比。因为我要谈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我亲爱的，我亲爱的，你可以离开我，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如果不愿意这么做的话，你也可以把我当作你的一个小娼妇。他想：她只是听说过这个字，没有看到过这个字是怎么拼写的，在学校用作课本的莎士比亚戏剧把这个字都删掉了。晚安，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我亲爱的。他恶狠狠地说：“好了，尤塞夫。你说说有什么事这么重要吧。”

“斯考比少校，我最后还是不得不求你替我做一件事。这同我借给你钱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要是你肯帮我这个忙，从你那方面讲，是出于友谊，纯粹出于友谊。”

“天不早了，尤塞夫，快说说是什么事。”

“希望号后天就要进港了。我要托人把一个小盒子拿到船上去，交给船长。”

“盒子里是什么？”

“斯考比少校，这你就不要问了。我是你的朋友。我想，还是不让人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好。反正那不是危害谁的东西。”

“我当然不能替你办这件事，尤塞夫。你该知道的。”

“我向你保证，斯考比少校，我发誓——”他从椅子上把身体俯过来，一只手放在胸脯上的一片黑毛上——“作为一个朋友我敢发誓，盒子里没有任何给德国人的东西。没有工业钻石，斯考比少校。”

“做首饰的钻石？”

“没有任何给德国人的东西。没有任何使你的国家受损失的东西。”

“尤塞夫，你真的想我会答应你这件事吗？”

浅色的斜纹布裤子滑倒椅子边上，斯考比一时认为尤塞夫打算跪到他的脚下。尤塞夫说：“斯考比少校，我求求你……这件事对我很重要，对你也很重要。”他的嗓音因为动了真实感情都破了，“我想做你的一个朋友。我想做你的一个朋友。”

斯考比说：“在你说出更多的话以前，我最好预先告诉你一下，尤塞夫，专员已经知道咱们的那桩交易了。”

“我敢说他知道，我敢说。可是这件事要比那个严重得多。斯考比少校，我用名誉担保，这件事不会危害任何人。我只求你帮这一次忙，以后绝不再求你了。你做这件事最好是出于自愿，斯考比少校。没有贿赂。我不给你贿赂。”

斯考比的眼睛又回到信上：我亲爱的，这很严重。严重——这次他的眼睛读到的是serius——奴隶，上帝的仆人使用的仆人。这好像是他不得不遵守的一道不明智的命令。他觉得自己再也得不到宁静了。他睁着眼睛，对后果知道得一清二楚，却还是身不由己地走进了谎言的国土里，他没有从那里回来的护照。

“你刚才说什么，尤塞夫？我没听清楚……”

“我再求你一次……”

“不成，尤塞夫。”

“斯考比少校，”尤塞夫说，他把身躯挺得笔直，语气也突然变得一本正经，好像有一个生人参加了进来，谈话的不再是他们两个人了，“你还记得佩倍尔顿吗？”

“当然记得。”

“他的仆人我已经雇用了。”

“佩倍尔顿的佣人？”你对我说的什么话都不是诺言。

“佩倍尔顿的佣人现在在伺候罗尔特太太。”

斯考比的眼睛仍旧停在那封信上，但是他已经看不清上面写的是什么了。

“她的佣人给我拿来一封信。你知道我让他把眼睛擦亮一些——是不是这么说，‘擦亮’？”

“你的英文挺不错，尤塞夫。你找谁给你念的？”

“找谁念并没有关系。”

一本正经的语气忽然中断了，老样子的尤塞夫又开始祈求起来：“噢，斯考比少校，你怎么会写了这么一封信？你是在自找麻烦啊！”

“谁也不能聪明一辈子，尤塞夫。老那么聪明，自己也会厌烦死的。”

“你看，这封信使你落到我的手里来了。”

“我自己倒不太在乎，但是要让三个人落到你的手里……”

“只要你肯看在友谊份上，帮我一个忙……”

“说下去吧，尤塞夫。要讹诈就讹诈到底，你只恫吓了一半是不好走开的。”

“我真希望能挖个洞把那个包埋上，但是战争的情况越来越糟，斯考比少校。我做这件事不是为我自己，是为我父亲和母亲，为我的异父兄弟和三个姐妹——还有一大堆堂兄弟。”

“真是个大家族。”

“你知道，如果英国人打败了，我的财产就分文不值了。”

“那封信你打算怎么办，尤塞夫？”

“我从电报公司的一个职员那里听说，你太太已经动身回来了。我准备她一上岸就让人把信交给她。”

他记起了那封签着露易丝·斯考比名字的电报：悔此一行爱你。这封信对她将是一个冷漠的欢迎，他想。

“要是我把你的小包交给希望号船长呢？”

“我的佣人会在码头上等着。在他拿到船长的收条以后，会给你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那封信。”

“你相信你的佣人吗？”

“正像你相信阿里一样。”

“要是我要求先把信拿到手，向你保证……”

“进行敲诈的人不接受信用贷款，斯考比少校，这正是我们所受的惩罚。如果你骗了我，你完全有理。”

“要是你骗了我呢？”

“那就太没有道理了。而且过去我还是你的朋友。”

“差一点儿成了朋友。”斯考比不太情愿地承认。

“我是那个愚蠢的印度人。”

“愚蠢的印度人？”

“他把一颗珍珠扔掉了，”尤塞夫伤心地说，“这是莎士比亚的一个剧本里的人物，装备部队在纪念堂演过这出戏。我到现在还记得。”

二

“好吧，”德鲁斯说，“我想我们得干正经事了。”

“再喝一杯。”希望号船长说。

“如果我们要在拦港铁索关起来以前把你放走，就别再喝了。一会儿再见，斯考比。”

房舱的门关上以后，船长喘着气说：“我还在这条船上呢。”

“我看到了。我告诉过你，常常会出错儿的——记录放错了地方呀、档案遗失了呀……”

“这些我都不相信，”船长说，“我相信你帮了我的忙。”在这间闷热的房舱里，他的脸潮乎乎的。接着他又说：“我在弥撒的时候替你祈祷。我还给你带来了这个。我在洛比托只能买到这个。她是一个不出名的圣徒，”他把一个镍币大小的圣像从桌子的一头推过去，“圣——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我想，她同安哥拉有一点儿什么关系。”船长解释说。

“谢谢你。”斯考比说。他口袋里的那个包沉得要命，像一支手枪似的顶着他的大腿。他让葡萄酒的最后几滴沉到杯子底，然后一饮而尽，开口说：“这次我有点儿东西要给你。”因为非常不愿意拿出口袋里这件东西，他觉得自己的手指几乎要痉挛了。

“给我？”

“是的。”

当那个小包摆到两人中间桌子上的时候，它实在轻得要命。像手枪一样沉重地压在口袋里的这个东西实际上也不过像五十支装的一听香烟。他说：“到了里斯本，有个人同领港员一起到船上来，他会问你有没有美国香烟，你就把这个包给他。”

“这是公务吗？”

“不是。公务绝对不会付这么高的报酬。”他把一包钞票放在桌上。

“我感到很吃惊，”船长说，他的话音里流露着一种古怪的失望的调子，“你把你自己放在我的手掌里了。”

“你曾经在我的手掌里。”

“我不会忘记。我的女儿也不会。她不是在教堂里结的婚，但是她有信仰。她在替你祷告。”

“这么一说我们祷告的话肯定没有用了？”

“没有用。但是当上帝恩典我们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祷告的话就会飞起来。”船长举起他的两只肥胖的胳膊，那姿势又古怪又令人感动，“像一群鸟似的一下都飞起来。”

“我会高兴看到这个的。”斯考比说。

“你可以信任我，当然了。”

“当然了。现在我得搜索你的房舱了。”

“你还是不太信任我。”

“那个包，”斯考比说，“和战争没有关系。”

“你敢肯定吗？”

“我差不多敢肯定。”

他开始搜索。有次走到镜子旁边，他看见自己的肩膀后面有一张陌生的面孔，一张肥胖的、冒着汗的、不能令人信任的面孔。这是谁呢？他怔了一下，但是他马上就明白了，原来不过是他不熟悉的怜悯神态使船长的面孔变了样子。难道我真是一个受人怜悯的人吗？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