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东方文学系，这里有一个插话，需得说一说，虽然照年代来说或者要差几年，但是迟下来恐没有机会再说了。这事在一九四四年十月里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记杜逢辰君的事》，后来收在《立春以前》随笔集里，不过那篇文章恐怕看到的人并不多，所以我把它来重录一遍在这里：

“此文题目很是平凡，文章也不会得写得怎么有趣味，一定将使读者感觉失望，但是我自己却觉得颇有意义，近十年中时时想到要写，直至现在才勉强写出，这在我是很满足的事了。杜逢辰君字辉庭，山东人，前国立北京大学学生，民国十四年入学，二十一年以肺病卒于故里。杜君在大学预科是日文班，所以那两年间是我直接的学生，及预科毕业，正是张作霖为大元帅，改组京师大学，没有东方文学系了，所以他改入了法科。十八年北大恢复，我们回去再开始办预科日文班，我又为他系学生教日文，讲夏目氏的小说《我是猫》，杜君一直参加，而且继续了有两年之久，虽然他的学籍仍是在经济系。我记得那时他常来借书看，有森鸥外的《高濑舟》，志贺直哉的《寿寿》等，我又有一部高畠索之译的《资本论》，共五册，买来了看不懂，也就送给了他，大约于他亦无甚用处，因为他的兴趣还在于文学方面。杜君的气色本来不大好，其发病则大概在十九年秋后，《骆驼草》第二十四期上有一篇小文曰‘无题’，署名偶影，即是杜君所作，末署一九三〇年十月八日病中，于北大，可以为证。又查旧日记民国二十年分，三月十九日项下记云，下午至北大上课，以《徒然草》赠予杜君，又借予《源氏物语》一部，托李广田君转交。其时盖已因病不上课堂，故托其同乡李君来借书也。至十一月则有下记数项：

杜君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进疗养院的。在《无题》中他曾说，‘我是常在病中，自然不能多走路，连书也不能随意读。’前后相隔不过一年，这时却已是卧床不起了。在那篇文章又有一节云：

十八日，下午往看杜君病，值睡眠，其侄云略安定，即回。

十九日，上午往看杜君。

十七日，下午北大梁君等三人来访，云杜逢辰君自杀未遂，便雇汽车至红十字疗养院，劝说良久无效，六时回家。

二十二日，上午杜君同乡孟云峤君来访。

二十一日，上午李广田君电话，云杜君已迁往平大附属医院。

‘这尤其是在夜里失眠时，心和脑往往是交互影响的。心越跳动，脑里宇宙的次序就越紊乱，甚至暴动起来似的骚扰。因此，心也跳动得更加利害，必至心脑交瘁，黎明时这才昏昏沉沉地堕入不自然的睡眠里去。这真是痛苦不过的事。我是为了自己的痛苦才了解旁人的痛苦的呀。每当受苦时，不免要诅咒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病中苦痛之一斑，在一年后这种情形自然更坏了，其计画自杀的原因据梁君说即全在于此。当时所用的不知系何种刀类，只因久病无力，所以负伤不重，即可治愈，但是他拒绝饮食药物，同乡友人无法可施，末了乃赶来找我去劝说。他们说，杜君平日佩服周先生，所以只有请你去，可以劝得过来。我其实也觉得毫无把握，不过不能不去一走，即使明知无效，望病也是要去的。劝阻人家不要自杀，这题目十分难，简直无从着笔，不晓得怎么说才好。到了北海养蜂夹道的医院里，见到躺在床上，脖子上包着绷带的病人，我说了些话，自己也都记不得了，总之说着时就觉得是空虚无用的，心里一面批评着说，不行，不行。果然这都是无用，如日记上所云劝说无效。我说几句之后，他便说，你说的很是，不过这些我都已经想过了的。末了他说，周先生平常怎么说，我都愿意听从，只是这回不能从命，并且他又说，我实在不能再受痛苦，请你可怜见放我去了罢。我见他态度很坚决，情形与平时也不一样，杜君说话声音本来很低，又是近视，眼镜后面的目光总是向着下，这回声音转高，除去了眼镜，眼睛张大，炯炯有光，仿佛是换了一个人的样子。假如这回不是受了委托专为劝解来的，我看了这个情形恐怕会得默然，如世尊默然表示同意似的，一握手而引退了吧。现在不能这样，只得枝梧了一会儿，不再说道理，劝他好好将息，退了出来。第二天去看，听那看病的侄儿说稍为安定，又据孟君说后来也吃点东西了，大家渐渐放心。日记上不曾记着，不久听说杜君家属从山东来了，接他回家去，服用鸦片剂暂以减少苦痛，但是随后也就去世，这大约是二十一年的事了。

杜君的事本来已是完结了，但是在那以后不知是从哪一位，大概是李广田君罢，听到一段话。据说在我去劝说无效之后，杜君就改变了态度，肯吃药喝粥了，所以我以为是无效，其实却是发生了效力。杜君对友人说，周先生劝我的话，我自己都已经想过了的，所以没有用处，但是后来周先生说的一节话，却是我所没想到的，所以给他说服了。这一节是什么话，我自己忘记了，经李君转述大意如此，周先生说，你个人痛苦，欲求脱离，这是可以谅解的，但在现在你身子不是个人的了，假如父母妻子他们不愿你离去，你还须体谅他们的意思，虽然这于你个人是一种痛苦，暂为他们而留住。老实说，这一番话本也寻常，在当时智穷力竭无可奈何时，姑且应用一试，不意打动杜君自己的不忍之心，乃转过念来，愿以个人的苦痛去抵销家属的悲哀，在我实在是不及料的。我想起几句成语，日常的悲剧，平凡的伟大，杜君的事正当得起这名称。杜君的友人很感谢我能够劝他回心转意，不再求死，但我实很是惶恐，觉得有点对不起杜君，因为听信我的几句话使他多受了许多的苦痛。我平常最怕说不负责任的话，假如自己估量不能做到的事，即使听去十分漂亮，也不敢轻易主张叫人家去做。这回因为受托劝解，搜索枯肠凑上这一节去，却意外的发生效力，得到严重的结果，对于杜君我感觉负着一种责任。但是经过长期的考虑思索，我却得着了慰解，因为我觉得我不曾欺骗了杜君，——我劝他那么做，在他的场合固是难能可贵，在别人也并不是没有。一个人过了中年，人生苦甜大略尝过，这以后如不是老当益壮，重复想纳妾再做人家，他的生活大概渐倾向于为人的，为儿孙作马牛是最下的一等，事实上却不能不认它也是这一部类，其上者则为学问为艺文为政治，他们随时能把生命放得下，本来也乐得安息，但是一直忍受着孜孜砣砣的做下去，牺牲一己以利他人，这该当称为圣贤事业了。杜君以青年而能有此精神，很可令人佩服，而我则因为有劝说的一段关系，很感到一种鞭策，太史公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或得如传说所云写且夫二字，有做起讲之意，不至全然打诳话欺人，则自己也觉得幸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