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不曾于民国早年在北京住过些时候的人，决不会想像到日本人在中国所办的汉字新闻是怎么岂有此理的可气。本来中国的报纸最初都是外国人办的，如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都是如此，但那是外国商人主意为的赚钱，不像日本的乃是由政府主持，不但诸事替日本说话，便是国内琐事也都加评论指导，一切予以干涉。这从前清时代就已办起，在北京的一个叫做“顺天时报”，在沈阳那时称作奉天的一个叫做“盛京时报”，就名称上看来，也可以知道它成立的长久，和态度的陈旧了。日本是一个名称君主立宪，而实际是由军阀专政的国家，民国以来北洋政府虽然还很反动，可是民间有些活动显得有民主的色彩，这与日本人的观点是不大合得来的，其时便在报上大发议论，处处为反动势力张目，其影响实在是很大而且很有害的。五四以后这种现象就特别显著，可是人们都不当它是一回事，以是外国人所办的新闻造谣是常有的，算不得什么，不值得费笔墨来同它斗争，这种理由有一半是不错的，但是一半也在读者，要能够知道它是在造谣才好，可是在中国这怎么能行呢？至少也是在北京“辇毂之下”，数百年来习惯于专制之淫威，对于任何奇怪的反动言论，都可以接受，所以有些北京商会主张，简直是与《顺天时报》同一个鼻孔出气的。这个关系似乎很是重大。结果乃由我匹马单枪去和这形似妖魔巨人的风磨作战，那些文章我都没有搜集，现在就《谈虎集》卷下看来，里边只保存着《中国与日本》等十四篇。这《谈虎集》系取谈虎色变的意思，所收多是攻击礼教的文章，但是因为我是主张中庸的，有的对于个人或是攻击特别粗暴的就一律不曾收入，当时另立一个目录，预备日后另出一册《真谈虎集》，可是这个也不曾实行，那目录也就不见，只记得里边有篇《恕陈源》和《恕府卫》，——即是三一八开枪的执政府卫队，是在那事件发生以后所写的。我那部《谈虎集》是那样经过精密选择，却保有与日本《顺天时报》闹别扭的文章有十四篇之多，可见那时是怎样的浪费笔墨，大约那时没有收集的文章还有不少。这期间是民国十三至十六年（一九二四—二七），以后不久日本的汉文报纸大概是由外务省撤除了，但是它的宣传的恶影响却是尽够大的了。

就《谈虎集》里的材料看来，最先和《顺天时报》对抗的是在溥仪出官的时候，那是在民国十三年的冬天。我在《清朝的玉玺》这一篇文章里说道：

这篇文章的口气还是相当的缓和，说外国人不懂中国的事情，所以多有荒谬的议论，就怪中国人不争气，爱听他们的谬论。但是在《谈虎集》所收的第二篇《李佳白之不解》中，却收起这种假客气话，单刀直入的指出这种报纸的用意来了。原文最末的第三节道：

《顺天时报》是外国人的报，所以对于民国纵使不是没有好意，也总是绝无理解，它的好恶几乎无不与我们的相反，虽说是自然的却也是很不愉快的事。它说清室优待条件系由朱尔典居中斡旋，现在修改恐列国不肯干休，则不但谬误，简直无理取闹了。我要问朱尔典与列国，以及《顺天时报》的记者，当复辟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出来干涉，说优待条件既由我们斡旋议定，不准清室破约复辟？倘若当时说这是中国内政，不加干涉，那么这回据了什么理由可以来说废话？难道清室可以无故破约而复辟，民国却不能修改对待已经复过辟的清室的条件么？虽然是外国人，似乎也不好这样的乱说罢。——但是仔细一想，就是本国人，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这样的人也未必没有，那么吾又于外国人何尤。”

“玉玺这件东西，在民国以前或者有点用处，到了现在完全变了古董，只配同太平天国的那块宋体字的印一样，送进历史博物馆里去了。这回政府请溥仪君出宫，讨回玉玺，原是极平常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难道拿几颗印还好去做皇帝不成么？然而天下事竟有出于‘意表之外’者，据《顺天时报》说，‘市民大为惊异，旋即谣言四起，咸谓……夺取玉玺尤属荒谬’，我真不懂这些‘市民’想的是什么。我于此得到两种感想。其一是大多数都是些昏虫。无论所述的市民的意见是否可靠，总之都是遗民，迷信玉玺的奴隶，是的确的，所以别人可以影射或利用。舆论公意，不论真假，多是荒谬的，不可信托。其二是外国人不能了解中国的事情。外国人不是遗民，然而同他们一样的不是本国人，所以意见也一样的荒谬，即使不是恶意的，也总不免于谬误，至少是不了解。……

“《顺天时报》是外国政府的机关报，它的对于中国的好意与了解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它引李佳白为同调所以正是当然。但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荒谬的议论。我们只要看这些外国机关报的论调，他们所幸所乐的事大约在中国是灾是祸，他们所反对的大抵是于中国是有利有益的事。虽然不能说的太决绝，大旨总是如此。我们如用这种眼光看去，便不会上它的当，而且有时还很足为参考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