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〇年毛子龙做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叫钱秣陵送聘书来，去那里讲欧洲文学史，这种功课其实是没有用的，我也没有能够讲得好，不过辞谢也不听，所以也就只得去了。其时是女高师，讲义每小时给三块钱，一个月是二十七元，生病的时候就白拿了大半年的钱，到了新学年开始这才继续去上学，但是那里的情形却全然忘记了。后来许季茀继任校长，我又曾经辞过一次，仍是没有能准，可是他自己急流勇退，于改成女子师范大学的时候，却让给了杨荫榆，以为女学校的校长以女子为更适宜，她才从美国回来，自然更好了，岂料女校长治校乃以阿婆自居，于是学生成了一群孤苦仃零的“童养媳”，（根据鲁迅的考证，）引起了很严重的问题，这时因为我尚在女师大，所以也牵连在内。还有一件事也是发生在一九二〇年里，北大国文系想添一样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便和我商量，我一时也麻胡的答应下来了，心想虽然没有专弄这个问题，因为家里有那一部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那么上半最麻烦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下半再敷衍着看吧。及至回来以后，再一考虑觉得不很妥当，便同鲁迅说，不如由他担任了更是适宜，他虽然踌躇可是终于答应了，我便将此意转告系主任，幼渔也很赞成，查鲁迅日记，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六日项下，记着“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于是这一事也有了着落。家里适值有一本一九二二年的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里边文学分史列着“词史，二小时，刘毓盘，戏曲史，二小时，吴梅，小说史，二小时，周树人”，我的功课则是欧洲文学史三小时，日本文学史二小时，用英文课本，其余是外国文学书之选读，计英文与日本文小说各二小时，这项功课还有英文的诗与戏剧及日本文戏剧各二小时，由张黄担任，张黄原名张定璜，字凤举，这人与北大同人的活动也很有关系，在这里特预先说明一句。

这一年里在我还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便是担任燕京大学的新文学的功课，一直蝉联有十年之久，到一九三八年还去做了半年的“客座教授”，造成很奇妙的一段因缘。讲起远因当然是在二年前的讲演，那时因瞿菊农来拉，前往燕京文学会讲点什么，其时便选择了“圣书与中国文学”这个题目，这与教会学校是颇为合适的。后来因时势的要求，大约想设立什么新的课目，前去和胡适之商量，他就推荐我去，这是近因。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我应了适之的邀约，到了他的住处，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刘廷芳相见，说定从下学年起担任该校新文学系主任事，到了六日接到燕大来信，即签定了合同，从七月发生效力。内容是说担任国文系内的现代国文的一部分，原来的一部分则称为古典国文，旧有两位教员，与这边没有关系，但是现代国文这半个系只有我一个人，唱独脚戏也是不行，学校里派毕业生许地山来帮忙做助教，我便规定国语文学四小时，我和许君各任一半，另外我又设立了三门功课，自己担任，仿佛是文学通论，习作和讨论等类，每星期里分出四个下午来，到燕大去上课。我原来只是兼任，不料要我做主任，职位是副教授，月薪二百元，上课至多十二小时，这在我是不可能，连许地山的一总只是凑成十小时，至于地位薪资那就没有计较之必要。其实教国文乃是我所最怕的事，当年初到北大，蔡校长叫我教国文，曾经坚决谢绝，岂知后来仍旧落到这里边去呢？据胡适之后来解释，说看你在国文系里始终做附庸，得不了主要的地位，还不如另立门户，可以施展本领，一方面也可以给他的白话文学开辟一个新领土。但是据所谓“某籍某系”的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策略，仿佛是调虎离山的意思，不过我一向不愿意只以恶意猜测人，所以也不敢贸然决定。平心而论，我在北大的确可以算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各方面看来都是如此，所开的功课都是勉强凑数的，在某系中只可算得是个帮闲罢了，又因为没有力量办事，有许多事情都没有能够参加，如溥仪出宫以后，清查故宫的时候，我也没有与闻，其实以前平民不能进去的官禁情形我倒是愿得一见的。我真实是一个屠介涅夫小说里所谓多余的人，在什么事情里都不成功，把一切损害与侮辱看作浮云似的，自得其乐的活着，而且还有余暇来写这篇《谈往》，将过去的恶梦从头想起，把它经过筛子，捡完整的记录下来，至于有些筛下去的东西那也只得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