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大里的人物的事情，讲的已经不算少了，现在来讲一点学校那时的一点情形吧。其时我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不知道如何是好，也只好照着中学的规矩，敷衍做去。点名划到，还是中学的那一套，但是教课，中学是有教科书的，现在却要用讲义，这须得自己来编，那便是很繁重的工作了。课程上规定，我所担任的欧洲文学史是三单位，希腊罗马文学史三单位，计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时的课，可是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一卷，欧洲中古至十八世纪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但是这里也有一种特色，便是人地名都不音译，只用罗马字拼写，书名亦写原文，在讲解时加以解说，所以是用横行排印，虽然用的还是文言。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中间只得少陪了。曾见《欧洲分期文学史》中一册“十四世纪”，是英国圣兹伯利所编，他在例言里边说，因为编写这册书的缘故，重新将十四世纪的作品读了一遍，一切悉依原文，自己说明只有爱尔兰古文不懂，所以用了译文。我看了只能叫声惭愧，编文学史的工作不是我们搞得来的，要讲一国一时期的文学照理非得把那些作品都看一遍不可，我们平凡人哪里来这许多精力和时间？我的那册文学史在供应了时代的需要以后，任其绝版，那倒是很好的事吧。
北大那时还于文科之外，还早熟的设立研究所，于六年（一九一七）十二月开始，凡分哲学，中文及英文三门，由教员拟定题目，分教员公同研究及学生研究两种。我于甲种中选择了“改良文字问题”，同人有钱玄同马裕藻刘文典三人，却是一直也没有开过研究会，乙种则参加了“文章”类第五的小说组，同人有胡适刘复二人，规定每月二次，于第二第四的星期五举行开会，照例须有一个人讲演。我们的小说组于十二月十四日开始，一共有十次的集会，研究员只有中文系二年级的崔龙文和英文系三年级的袁振英两人。我记得讲演仅有胡刘二君各讲了一回，是什么题目也已忘记了，只仿佛记得刘半农所讲是什么“下等小说”，到了四月十九日这次轮到应该我讲了，我遂写了一篇《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在那里敷衍的应用。大意是说它学西洋学得好，能够彻底的去模仿外国，随后就可以蜕化出自己的东西来，随后讲到中国，便大发其牢骚，现在虽已是过时，不妨抄在这里，以供参考：
我说这番话，完全是针对那时上海的小说界而说的，当时除风行一时的“鸳鸯蝴蝶派”而外，就是刘半农所说的下等小说和“黑幕”派，所指的翻译界现象则是林琴南派的说法了。这里反面的发牢骚，就是对于当时小说界的批评，至今觉得很对，但是正面说日本的话，却似乎现在要加以修正了。日本文化的特色固然是在于“创造的模仿”，但是近来却有点过分的模仿西洋，尤其是美国，连言语也生了变化，混杂了许多不必要的“英文”，仿佛成功了一种新的混血日本语，而且听说书法家也传染了美国什么叫做抽象派画家的习气，大幅的涂抹，这不但浪费纸墨，也简直可以说是风雅扫地了。这个缘因大抵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报馆和文人一同起哄，造成这种混乱情形，或者这是在西方式的所谓自由社会里应有的现象吧。
北京大学经过改革，两年来逐渐就绪，马神庙的校舍改造成功，称为第二院。在汉花园建筑也于民国七年（一九一八）落成，上下共有五层，本来原拟作为宿舍用的，现在却改为文科，称为第一院，译学馆则称第三院，专办法科，第二院因为房屋较好，作为理科之用，校长办公室也就留在那里，但是以后文化活动的中心却也同文科一起搬到第一院来了。旧日记在民国七年九月项下云：
“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这是什么理由呢？据我说来，就只在中国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旧派小说还出几种，新文学的小说就一本也没有。创作一面姑且不论也罢，即如翻译，也是如此。除却一二种节译的小仲马《茶花女遗事》，托尔斯泰《心狱》外，别无世界名著。其次司各得，迭更司还多，接下去便是高能达利，哈葛得，白髭拜（boothby），无名氏诸作。这宗著作，固然没有什么可模仿，也决没人去模仿它，因为译者本来也不是佩服他的长处所以译它，所以译这本书者便因为它有我的长处，因为他像我的缘故。所以司各得小说之可译可读者，就因为他像史汉的缘故，正与将赫胥黎《天演论》比周秦诸子同一道理。大家都存着这样一个心思，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肯自己去学别人，只愿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了一点，更上下古今扯作一团，来作他的传奇主义的《聊斋》，自然主义的《子不语》，这是不肯模仿不会模仿的必然的结果了。”
“廿七日，晴。下午同半农秣陵往看新筑文科。”据褚保衡编的《北大生活》里大事记说，五年六月借比国仪品公司款二十万元，建造预科宿舍，至七年十月落成，改为文科，就是后来的所谓红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