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第二位的名人乃是陈独秀。他是蔡孑民长校以后所聘的文科学长，大约当初也认识吧，但是他进北大去据说是由于沈君默（当时他不叫尹默，后来因为有人名沈默君，所以他把口字去了，改作尹默，老朋友叫他却仍然是君默，他也不得不答应）的推荐，其时他还没有什么急进的主张，不过是一个新派的名士而已，看早期的《青年杂志》当可明了，及至杂志改称“新青年”，大概在民六这一年里逐渐有新的发展，胡适之在美国，刘半农在上海，校内则有钱玄同，起而响应，由文体改革进而为对于旧思想之攻击，便造成所谓文学革命的运动。到了学年开始，胡适之刘半农都来北大任教，于是《新青年》的阵容愈加完整，而且这与北大也就发生不可分的关系了。但是月刊的效力还觉得是缓慢，何况《新青年》又并不能按时每月出版，所以大家商量再来办一个周刊之类的东西，可以更为灵活方便一点。这事仍由《新青年》同人主持，在民七（一九一八）的冬天筹备起来，在日记上找到这一点记录：

“十一月廿七日，晴。上午往校，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刊《每周评论》，十二月十四日出版，任月助刊资三元。”那时与会的人记不得了，主要的是陈独秀，李守常，胡适之等人。结果是十四日来不及出，延期至廿一日方才出第一号，也是印刷得很不整齐。当初我做了一篇《人的文学》，送给《每周评论》，得独秀覆信云：

十八日下午，至箭竿胡同访仲甫，一切尚好，唯因粗食故胃肠受病。”在这以前，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纪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至此遂以违警见捕，本来学校方面也可以不加理睬，但其时蔡校长已经出走，校内评议会多半是“正人君子”之流，所以任凭陈氏之辞职，于是拔去了眼中钉，反动派乃大庆胜利了。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暂由李守常胡适之主持，二人本来是薰莸异器，合作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没有别的办法。日记上说：

“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唯此种材料以载月刊为宜，拟登入《新青年》，先生以为如何？周刊已批准，定于本月二十一日出版，印刷所之要求下星期三即须交稿，唯纪事文可在星期五交稿。文艺时评一阑，望先生有一实物批评之文。豫才先生处，亦求先生转达。十四日。”我接到此信，改写《平民的文学》与《论黑幕》二文，先后在第四五两期上发表。随后接连地遇见“五四”和“六三”两次风潮，《每周评论》着实发挥了实力，其间以独秀守常之力为多，但是北洋的反动派却总是对于独秀眈眈虎视，欲得而甘心，六月十二日独秀在东安市场散放传单，遂被警厅逮捕，拘押了起来。日记上说：

“六月廿三日，晴。下午七时至六味斋，适之招饮，同席十二人，共议《每周评论》善后事，十时散。”来客不大记得了，商议的结果大约也只是维持现状，由守常适之共任编辑，生气虎虎的《每周评论》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有几期里大幅的登载学术讲演，此外胡适之的有名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议论恐怕也是在这上边发表的。但是反动派还不甘心，在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每周评论》终于在八月三十日被迫停刊了，总共出了三十六期。《新青年》的事情以后仍归独秀去办，日记上记有这一节话：

“六月十四日，同李辛白王抚五等六人至警厅，以北大代表名义访问仲甫，不得见。”

“九月十七日，知仲甫昨出狱。

“十月五日，晴。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六时散，适之赠所著《实验主义》一册。”在这以前，大约是第五六卷吧，曾议决由几个人轮流担任编辑，记得有独秀，适之，守常，半农，玄同，和陶孟和这六个人，此外有没有沈尹默那就记不得了，我特别记得是陶孟和主编的这一回，我送去一篇译稿，是日本江马修的小说，题目是“小的一个人”，无论怎么总是译不好，陶君给我加添了一个字，改作“小小的一个人”，这个我至今不能忘记，真可以说是“一字师”了。关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我一直没有参加过，《每周评论》的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只是客员，平常写点稿子，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