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言报》是段派的一种报纸，不知道是谁主笔，有人说是后来给张宗昌所枪毙的林白水，它的论调是一向对于北大没有好意，可以说是有点与日本人所办的《顺天时报》同一鼻孔出气的。其时为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三月十八日，在报上登出长篇的记事，题曰“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其全文如下：

“北京大学之新旧学派北京近日教育虽不甚发达，而大学教师各人所鼓吹之各式学说，则五花八门，颇有足纪者。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其主张以为文学须顺应世界思潮之趋势，若吾中国历代相传者，乃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应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此文学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适氏主讲文科哲学门后，旗鼓大张，新文学之思潮亦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而于其所教授之哲学讲义，亦且改用白话文体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

第三者之调停派学说至于介乎二派者，则有海盐朱希祖氏，朱亦太炎之高足弟子也，邃于国学，且明于世界文学进化之途径，故于旧文学之外兼冀组织新文学，惟彼之所谓新者，非脱却旧之范围，盖其手段不在于破坏而在于改良，以记者之愚，似觉朱氏之主张较为适当也。

两种杂志之对抗《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冀收摧残廓清之功，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发见其不适合之点，而加以抨击，盖以人类社会之组织，与文学本有密切之关系，人类之思想更为文学实质之所存，既反对旧文学，自不能不反对旧思想也。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加以国史馆之耆老先生，如屠敬山张相文之流，亦复深表同情于刘黄。刘黄之学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为一切学问之根，以综博考据讲究古代制度，接迹汉代经史之轨，文章则重视八代而轻唐宋，目介甫子瞻为浅陋寡学，其于清代所谓桐城派之古文则深致不满，谓彼辈学无所根，而徒斤斤于声调，更藉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之面具，殊不值通人一笑。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领者，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在姚叔节林琴南辈，目击刘黄诸后生之皋比坐拥，已不免有文艺衰微之感，然若视新文学派之所主张，当更认为怪诞不经，以为其祸之及于人群，直无异于洪水猛兽，转顾太炎新派，反若涂轨之犹能接近矣。顷者刘黄诸氏以陈胡等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也，乃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组织之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笔政之健将教员实居其多数，盖学生中固亦分新旧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辨，当然有裨于文化，第不免忘其辩论之范围，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复耳。

三者以外之学者议论日前喧传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钱胡三氏辞退，但经记者之详细调查，则知尚无其事，唯陈胡等对于新文学之提倡，不第旧文学一笔抹杀，而且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并且有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之议，其卤莽灭裂，实亦太过。顷林琴南氏有致蔡孑民一书，洋洋千言，于学界前途深致悲悯，兹将原书刊布于下，读者可以知近日学风变迁之剧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