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北京，正值复辟的前夜，这是很不幸的事情，但也可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当时袁世凯死了，换了一个全无能力的黎元洪当大总统，一切实权还在北洋派军阀的手里，而国务总理是段祺瑞，正是袁世凯的头号伙计，因此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两方面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府方的谋臣便只是掉笔头的几个文官，院方的党羽却都是带枪的丘八，他们逐渐的结合起来，联合所谓“督军团”，与当时的中央政府相对立了。我在北大庶务课所看的《公言报》《顺天时报》上时局消息，便都是关于这一件事，《公言报》是他们的机关，《顺天时报》则是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一向是幸灾乐祸，尤其是颠倒黑白，没有什么好话了。督军团的首领是有名的两个坏人，即是徐州的张勋和蚌埠的倪嗣冲。倪嗣冲已经够反动的了，张勋更是不法，自己做了民国的官，却仍以前清遗老自居，不曾剪去辫发，不但如此，而且招用有辫子的军队，便是所谓“辫子兵”，驻屯山东一带，凡旅行过那地方的人无不怀有戒心，怕被扰害。鲁迅一九一三年日记六月项下，便有云：

“二十日夜，抵兖州，有垂辫之兵时来窥窗，又有四五人登车，或四顾，或无端促卧人起，有一人则提予网篮而衡之，旋去。”现今的人，没有见过“辫子兵”的恐怕不能想像那时情景吧，因为一个人如剃去头上四周头发，只留中间一块，留长了梳成一条乌梢蛇似的大辫，拖在背上，这决不是一种好看的形相，如果再加上凶横的面目，手上拿着凶器，这副样子才真够得吓人哩。如今听说这位张大帅将以督军团首领的资格，率领他的辫子兵进驻京津，这岂不是最可怕的恶消息么？

廿一日晴。下午季茀贻菜汤一器。”

在当时风声很紧，正是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我却个人先自遇到了一件灾难，生了一场不小不大的病。我说不大，因为这只是一场麻疹，凡是小孩子都要出一遍的，只要不转成肺炎，是并无什么危险的。但这里我又说是不小，则因我终究不是小孩了，已经是三十以上的成人，生这种病是颇有危险，因为发热很高，颇有猩红热的嫌疑，但是我信凭西医的诊断，相信这是疹子，不过何以小时候没有出过，直到成人以后再出，则与我在四岁时候的出天花，同是不可解的事情。当时热高的时候，的确有点儿危险，鲁迅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要十二块钱看一趟。我现在来抄录当年一部分的旧日记在这里，这是从五月八日起头的：

十二日晴。上午往首善医院，俄国医生苏达科甫出诊，云是感冒。

十三日晴。下午请德国医院医生格林来诊，云是疹子，齐寿山君来为翻译。”

以上便是生病的全部过程，日子并不算怎样长，在二十左右便已好起来了，那天里已可理发，而且在第二天许季茀送一碗菜来，吃时觉得特别鲜美，因为那时候似乎遍身都蜕了一层皮，连舌头上也蜕到了，所以特地有一种感觉，但是过了一天便又是如常的长上舌苔了。鲁迅在《彷徨》里边有一篇题名“弟兄”的小说，是一九二五年所作，是写这件事的，虽然也是“诗与事实”的结合，但大概却是与事实相合，特别是结末的地方：

九日晴风。上午不出门。”

“廿六日晴风。上午写日记，自十二日起未写，已阅二星期矣。下午以小便请医院检查，云无病，仍服狄博尔药。”

“廿八日晴。上午季茀贻炖鸭一器。下午得丸善十五日寄小包，内梭罗古勃及库普林小说集各一册。”

“十六日睛。下午请德国医生狄博尔来诊，仍齐君译。”

“十一日阴风。上午服补丸五个，令泻，热仍未退，又吐。

“六月三日晴。午服狄博尔药已了。”

“八日晴，上午往北大图书馆，下午二时返。自昨晚起稍觉不适，似发热，又为风所吹少头痛，服规那丸四个。

“五日晴。上午九时出会馆往大学，又访蔡先生，下午一时返。”

“二十日晴。下午招匠人来理发。

“他旋转身子去，对了书桌，只见蒙着一层尘，再转脸去看纸窗，挂着的日历上，写着两个漆黑的隶书：廿七。”又说收到寄来的西书，这就与上面所记的廿八日的事情相符，不过小说里将书名转化为“胡麻与百合”罢了。但是小说里说病人“眼里发出忧疑的光，显系他自己也觉得是不寻常了”，那大抵只是诗的描写，因为我自己没有这种感觉，那时并未觉得自己是恐怕要死了，这样的事在事实上或者有过一两回，我却总未曾觉到，这原因是我那么乐观以至有点近于麻木的。在我的病好了之后，鲁迅有一天说起，长到那么大了，却还没有出过瘄子，觉得很是可笑，随后又说，可是那时真把我急坏了，心里起了一种恶念，想这回须要收养你的家小了。后来在小说《弟兄》末尾说做了一个恶梦，虐待孤儿，也是同一意思，前后相差八年了，却还是没有忘却。这个理由，我始终不理解，或者须求之于佛洛伊德的学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