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前景不见得佳妙，其实这并不是后来才看出来，在一起头时实在就已有的了。且不说大局，只就浙江来看，军政府的都督要捧一个汤寿潜出来，这人最是滑头，善于做官，有一个时候蒋观云批评他最妙，他说，蛰仙的手段很高，他高谈阔论一顿，人家请他出来，便竭力推辞，说我不干，及至把他搁下了，他又来捞一下子，再请他来，仍说不干，但是下回仍是这样捞法，却把地位逐渐的提高了。后来他升任临时政府的交通部长，后任有陶成章的呼声，可是为陈英士所忌，陶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广慈医院，终于壬子一月十三日为刺客所暗杀。陶焕卿是个革命勇士，他的联络草泽英雄，和要使天下人都有饭吃的主张，确是令人佩服，但看去仿佛有点可怕，似乎是明太祖一流人物，所以章太炎尝戏呼为“焕皇帝”，或“焕强盗”，鲁迅也曾同许季茀评论他道：“假如焕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们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虽然如此，可是同盟会人那样的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不必等二次革命的失败，就可知道民军方面的不成了。不过那也是关于本省大局的事，我们不去管它，单说绍兴本地，而且只是教育文化一面的事情也罢。

说到绍兴教育界的情形，其实也未必比别处特别坏，不过说好那也是不然。大约在光绪末年的乙巳年间吧，他们请蔡孑民去办学务公所，蔡君便托封燮臣来叫我，去帮他的忙，我因为不愿意休学，谢绝了他，可是没有多久，蔡君自己也就被人赶走了。这为什么缘故呢？那时学务公所是当地最肥的缺，有每月三十元的薪水，想谋这缺的人多了，所以就是蔡孑民也不能安坐这把交椅了。自从“桃偶尽登场”以后，这情形自然就更糟了。应运而生的“自由党”做了教育科长，其余人物也是一丘之貉，鲁迅那三首诗的后面所说那几句幽默话，即是他们的典故。什么“大鉴定家”啦，什么“天下仰望已久”啦，都是朱又溪平常恭维人的话，据蔡谷卿传说，在绍兴初办警察局（还在前清时代）的时候，他致辞道：

盖民族之例，与他生物同，大野之鸟，有翼不能飞，冥海之鱼，有目不能视，中落之民，有心思材力而不能用，习性相传，流为种业，三者同然焉。中国受制于满洲，既二百六十余年。其局促伏处专制政治之下者，且二千百三十载矣，今得解放，会成共和，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华夏之民，孰不欢欣，顾返瞻往迹，亦有不能不惧者，其积染者深，则更除也不易。中国政教，自昔皆以愚民为事，以刑戮慑俊士，以利禄招黠民，益以酷儒莠书，助张其虐，二千年来，经此淘汰，庸愚者生，佞捷者荣，神明之胄，几无孑遗，种业如斯，其何能臧，历世忧患，有由来矣。

杭州警察，腐败不堪。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便是桃偶已经登场，鲁迅还没有到南京教育部去的时候，我写了那篇《望越篇》，在报上（或是《民兴报》，但总之不是《越铎》）发表，因为留着草稿，上边有鲁迅修改的笔迹，所以略可推测这篇文章的年月。今将全文录存于后：

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予不知华土之民，其能洗心涤虑，以趣新生乎，抑仍将伈伈俔俔，以求禄位乎？于彼于此，孰为决之？予生於越，不能远引以观其变，今唯以越一隅为之征。当察越之君子，何以自建，越之野人，何以自安？公仆之政，何所别于君侯，国士之行，何所异于臣妾？凡兹同异，靡不当详，国人性格之良窳，智虑之蒙启，可于是见之。如其善也，斯於越之光，亦夏族之福，若或不然，利欲之私，终为吾毒，则是因果相寻，无可诛责，唯有撮灰散顶，诅先民之罪恶而已。仲尼《龟山操》曰，吾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今瞻禹域，乃亦唯种业因陈，为之蔽耳，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

两相比较，相去天壤。”这比孙德卿的演说，在胡乱说了一番之后，突然的说：“那么（读作难末，意思是‘如今’）警察局万岁！”便收了场，虽是也觉得可笑，却显得性格善良，没有那种恶劣气了。

“绍兴警察，十分整顿。

“盖闻之，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其由来者远，欲探厥极，当上涉幽冥之界。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驸以习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岁，逮其宁一，则思感咸通，立为公意，虽有圣者，莫能更赞一辞。故造成种业，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二者以其为数之多，与为时之永，立其权威，后世子孙，承其血胤者亦并袭其感情，发念致能，莫克自外，唯有坐绍其业而收其果，为善为恶，无所撰别，遗传之可畏，有如是也。

这篇文章写的意思不很彻透，色采也很是暗淡，大有定命论一派的倾向，虽然不是漆黑一团的人生观，总之是对于前途不大乐观，那是很明了的了。但这正是当时情势的反映，也是一种资料，所以抄录在这里。在那时候所写的文言的文章也只难得的保存了这一篇，抄下来重看一遍，五十年漫长的光阴，却一眨眼间便已在这中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