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北京考试的成绩都是及格的，那么就算是考取了，在派遣出国以前暂时仍旧在学堂里居住。这一群人中间差不多有一大半是本地人，他们乐得回家去，剩下来的也只有十一二人了，不过人数虽少，在学堂方面应付也颇有困难，因为他们虽是旧学生，却又大半算是已经脱离了，把他们放在宿舍里，和别的学生在一起，管理上不免有些不大方便。这大概是黄老师的计画吧，的确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就是请这班仁兄们住到鱼雷堂里去。鱼雷班停办已经很久，几间宿舍本来空闲着，又远在校内西北角，与各处都有相当距离，在种种方面是再也适当不过的了。那是向东开门的一个狭长院子，我住在内院朝南靠西的一间里，东邻是谁已记不得了，对面朝北的两间中间打通，南边又有窗门，算是最好的房间，为徐公岐所得，与其他两人共住，但因为稍为宽畅，也被指定为吃饭的地方，一天三次难免有些烦扰。外院即迤东的院子里房屋大抵与内院相同，如何分配居住，不知怎的全不清楚了，只是由宿舍拨来的听差也即是徐公岐原来所用的王福住在那里，那总是确实的。这里与管轮堂等的宿舍不同，没有走廊，所以下雨时候稍感困难，不但是小便时要走一段湿路，而且檐溜直落到窗门前面来，也是很忧郁的。鱼雷堂在学堂西路的西北角，厨房则在于东路的中间靠东，冬天雨夹雪的时候从那边送饭菜过来，总是冷冰冰的，这多少是一个缺点，除此以外，则因为环境特别，好处很多，寄住在那里的两三个月的光阴可以说是很愉快的了。

住在鱼雷堂的几个人因为是学生，所以仍是学生待遇，照旧领取赡银，但一方面又有点不是了，没有功课，也没有监督，出入也不必告假，晚上也不点名了。可是他们也还能自肃，那种滥用自由，夜游不归的人始终没有，虽然或者打小牌是难免的。从前头班学生夜半在宿舍里打牌，窗上挂了被单，廊下布置巡风的事是有过的，这下一班的人是反对他们这样的行动，所以自己不肯再犯，但是搬到这幽僻的地域来了之后，不免似乎受了暗示，有点技痒起来，在徐公岐的房里便有时要打起麻将来，这差不多是半公开的了，所以也没有那些巡风等的勾当。好在当时有一种不文律，或者是有过这样的命令也未可知，在堂学生都不到鱼雷堂里来，所以也不至于有什么坏影响。丙午（一九〇六）新年过去不久之后，有几个同学缺少零用，走去找黄老师借支赡银，他听了微笑说道：

“以前发钱不久，输去了么？”大家也只一笑，仍旧借了两三元回来，其实他是在说玩笑话，这里是不曾有过什么输赢的。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只记得右边大腿上长了一个疮，这并不很深，但是椭圆形的有一寸来长，没有地方去找医生，便用土医方，将同仁堂的万应锭，用醋来磨了，摊在油纸上贴着，这样的弄了一两月才算好了，但是把一条衬袴都染了脓血，搞得不成样子了。此外一件事，是半做半偷的写了一篇文言小说，——为什么说“偷”的呢，因为抄了别人的著作，却不说明是译，那么非偷而何？我当初执笔，原想自己来硬做的，但是等到那小主人公“阿番”长大了之后，却没有办法再写下去，结果只好借用雨果——当时称为嚣俄，因为在梁任公的《新小说》上介绍以后，大大的有名，我们也购求来了一部八大册的英译选集，长篇巨著啃不动，便把他的一篇顶短的短篇偷了一部分，作为故事的结束。故事讲一个孤儿，从小贫苦，藏身土穴，乞讨为活，及长偶为窃盗，入狱作苦工，因为袒护同监的犯人，将看守长杀死，被处死刑，临死将所余的一点钱捐了出来，说道：“为彼孤儿。”这里明明是说的外国事情，因为其时还没有什么孤儿院的设备，不过那是只好不管，抄的乃是人家的“刊文”嘛。原本前一半却是苦心的做了，说到那土穴的确用了点描写的工夫，可惜原书既然没有，也不可能来抄录了，只是有蛇在草间蜿蜒自去，却拉扯到“天可见怜，蛇虫也不见害”，未免有点幼稚可笑了。书名是“孤儿记”，有两万多字，卖给上海小说林书店，为“小本小说”的第一册，得洋二十元，是我第一次所得的稿费，除在南京买了一只帆布制的大提包以外，做了我后来回乡去的旅费，输给徐公岐他们的大概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