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壬寅癸卯年间，曾经三次回到家里，却没有遇着祖父大发雷霆骂人的事情，好像是脾气已经改过了，或者是对于跑出在外的孙子辈表示严厉，没有什么意思了吧。但是这时候没有了“挑剔风潮”的人，也是一个大的原因。在壬寅十一月二十七日项下有云：

“仲翔叔来信云，五十（即衍生的小名）已于十八日死矣，闻之雀跃，喜而不寐，从此吾家可望安静，实周氏之大幸也。”据说在衍生死信传出的时候，祖母听了不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她是笃信神佛，决不是幸灾乐祸的人，但这时也就忍不住表出她的感情来了。话虽如此，祖父就只不再怒骂而已，平常怪话还是时常有的，譬如伯升在学堂考试得了个倒数第二，我则在本班第二名，他便批评说：

我于癸卯年在家里养病过了年，至第二年二月始回到南京，但是过了四个月又是暑假，我便又到家里来了。不过这一回不凑巧，正赶上祖父的丧事，差不多整个假期就为此断送了。祖父当时六十八岁，个子很是魁梧，身体向来似乎颇好的，却不知道生的是什么病，总之是发高烧，没有几天便不行了。他辈分高，年纪老，在本台门即是本家合住的邸宅里要算是最长辈了，亲丁也不少，但是因为脾气乖张的关系，弄得很是尴尬，所以他的死是相当的寂寞的。讲到排场，当然有那一大套，甚至还弄什么“门讣”，以及大门口钉上麻布等，和尚道士的“七七做，八八敲”自然是不用说了。他的长子早死了，照例要长孙“承重”，但是鲁迅也在日本，于是叫我顶替，我迫于大义，自不得不勉为其难。但是不久在学堂里的伯升奔丧回来了，我以为可以卸责了吧，可是不行，一定要我顶替下去，我不知道这是礼教所规定的呢，还是只因为他是庶出的缘故，所以对他特别歧视的。倘若是后面的原因，那么我倒替伯升说一句话，这实在是极不公平的。平心的说，伯升的立场倒无宁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我们那时虽是多数，但是被损害与被侮辱者，他不去附和那强者的那边，这或者是他的聪明处，但是也很可佩服。他对蒋老太太恭而有礼，过于看领他大的潘姨太太，有一回彼此闹别扭，他不肯叫一声“妈”，便不给他绵袴穿，害得他终于“拉稀”——这就是患肚泻，后来经蒋老太太的干涉，这才穿上了绵袴。伯升是十二岁的时候从北京回去的，随后学得了一口绍兴话，常有一句口头禅，是“伊拉话啦”，普通话就是说“他们说的”，在讲了一通海阔天空，难以置信的话以后，必定添一句“伊拉话啦”，极有天真烂漫之趣。他因为生长在北京，故极爱京戏，在南京时极醉心于当时的旦角粉菊花，几乎每星期日必跑往城南去听戏。监督公想法羁縻他，特于前晚对他说道：

“阿升这回没有考背榜，倒也亏他的。阿魁考了第二，只要用功一点本来可以考第一的，却是自己不要好。”这样的话，听惯了也就不算什么了。这里只须说明一句，学堂榜上的末名称为“背榜”，或称“坐红椅子”，因为照例于末了的这一名加上朱笔的一钩。阿魁则是我的小名，因为当日接到家信的时候，有一个姓魁的京官去访他，所以就拿来做了小名，这是他给孙子们起名字的一个定例。

“你明天早上来我这里吃稀饭，有很可口的扬州小菜。”伯升唯唯，可是第二天一清早就溜了出去，床上只留帐子低垂着，床前摆着一双马靴，像是还高卧着的样子，及至监督觉察，这时人已走远，差不多已经过了鼓楼了。又有一回遇见非常的穷困，礼拜日无聊心想出去，问我借钱，适值我也没有，只剩了三角小洋，他乃自告奋勇，说到城南买点心去，果然徒步来回走了三四十里路，从夫子庙近旁的稻香村买了好些很好吃的点心来，在宿舍里饱吃一顿，现在说了也觉难信，那时候的点心的确这样的价廉而物美。他似乎平时很是乐天，所以总是那么吊儿郎当的，有时又似乎世故很深，万事都不大计较的样子，所以他对于我的充当承重孙也别无什么不满意。其后祖母去世，家里没有他的长辈了，但他仍旧守着“长嫂如母”的古训，着实不敢放肆，就是母亲给他包办的婚姻，他也表示接受，虽然这事结果弄得很是不幸，却终不明白反抗。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三月我从绍兴往北京，知道他的兵船在宁波停驻，就特地绕道前去相会，在率春楼吃了晚饭，是为最后的一次会见，至第二年的一月二十七日得到二十三日家信，得知他已经在南京病故了，享年三十七，刚过了“本寿”，与伯宜公是一样的。身后遗留下来，一位傅氏太太，没有子女，要母亲留养她到百草园故家卖去，随后分了钱走散，一位在外的徐氏太太带着一个小孩，并且还有遗腹儿未生，则不知行踪若何，这也是十分遗憾的事。他的正式官名是“联鲸兵轮轮机正海军上尉周文治”，在公文书上是这样称呼的。我在记祖父的丧事这一节里，趁这机会讲他一番，聊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