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北京《晨报》开始增加“副刊”，将原来的第五版改为单张，由孙伏园担任编辑。到了星期日那一天，又由蒲伯英主张，编得特别好玩一点，添设“开心话”一栏，请鲁迅帮忙来写稿。因为如他自己所说，“阿q的影像，在我的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了，所以他就动手来写他的《正传》，那第一回便署名巴人，在“开心话”这栏内出现了。但在第二次这又移在“新文艺”栏内，一直连登九回，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这才全部完结。在连续登着的时候，知识阶级一时轰动，有许多人以为某一段仿佛是骂他自己，有的也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因为不知道作者是谁，从“巴人”二字上着想，疑心是蒲伯英，因为他是四川人的缘故。可是鲁迅并没有长久隐瞒的意思，到了全文登了之后，说不清是什么时候了，总之在我开始登载“自己的园地”的中间，我便写一篇题云“阿q正传”的文章，发表了出来。这大概是说《阿q正传》很早的一篇文章，距今已是三十多年了，那时我正是乱谈文艺的时代，有些地方说的很不对，那是当然的事情，但当时经过鲁迅自己看过，大抵得到他的承认的。过了一年是一九二三年，鲁迅的小说十五篇合编一册，定名“呐喊”，决定由北大新潮社出版，其时该社名义上由我负责，所以新潮社丛书算是我编辑的，虽然事实上的编排原自归作者办理。可是创造社的成仿吾先生见了这书乃大加批评，说其中只有一篇《不周山》还好，又说这小说集是他兄弟所编，应该是很好的云云。鲁迅因此特地把《不周山》抽出，不留在里边，后来改名“补天”，作为《故事新编》的一篇。我的那篇文章本来也已收在文集里，作为晨报社丛书发行了，但为避嫌计也在第二版时抽了出来，不敢再印。现在为搜集鲁迅研究的资料，觉得不管文章写得错不错，也总是资料之一，心想抄存下来，可是很不容易得到了。晨报社初版本《自己的园地》我自己也已没有，我只知道这曾经收在阮无名编的《新文坛秘录》里，可是这书也很是难找。经朋友帮助，借给一册文载道的《文抄》，在一篇《关于阿q》中间引有全文，现在得以照样抄了下来，这实在是很可欣幸的。
我与《阿q正传》的著者是相识的，要想客观的公平的批评这篇小说似乎不大容易，但是因为约略知道这著作的主旨，或者能够加上一点说明，帮助读者去了解它的真相，—无论好坏，—也未可知。
《阿q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它多是“反语”，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中国近代小说只有《镜花缘》与《儒林外史》的一小部分略略有点相近，《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多是热骂，性质很不相同，虽然这些也是属于讽刺小说范围之内的。《阿q正传》的笔法的来源，据我们所知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果戈里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鸥外两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响。果戈里的《外套》和《狂人日记》，显克微支的《炭画》和《酋长》等，森鸥外的《沉默之塔》，都已经译成汉文，只就这几篇参看起来，也可以得到多少痕迹，夏目漱石的影响则在他的充满反语的杰作小说《我是猫》。但是国民性实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是，对于斯拉夫民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分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这一句话我相信可以当作它的褒词，但一面就当作它的贬词去看也未始不可。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这个结果便造成了“山灵的讽刺”（satyric satire），在这一点上却与“英国狂生”斯威夫德有点相近。这个倾向在《狂人日记》里—我在这里不得不顺便声明，著者巴人与鲁迅本来是一个人，—也很明显，不过现在更为浓密罢了。这样的冷空气或者于许多人的蔷薇色的心上给予一种不愉快的感触，但我的私见以为也是不可少的，至少在中国现代的社会里。
《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讽刺小说是理智的文学里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的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是负的。然而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并不尽是破坏。美国福勒忒（follet）在《近代小说史论》中说：“关于政治宗教无论怎样的说也罢，在文学上这是一条公理，某种的破坏常常那是唯一可能的建设。讽刺在许多时代，如十八世纪的诗里，堕落到因袭的地位去了。……但真正的讽刺实在是理想主义的一种姿态，对于不可忍受的恶习之正义的愤怒的表示，对于在这混乱世界里因了邪曲腐败而起的各种侮辱损害之道德意识的自然的反应。……其方法或者是破坏的，但其精神却还在这些之上。”因此在讽刺的憎里也可以说是爱的一种姿态。“摘发一种恶即是扶植相当的一种善。在心正烧的最热，反抗明显的邪曲的时候，那时它就最近于融化在哀怜与恐惧里了，—据亚理士多德说，这两者正是悲剧有净化力量的情绪。即使讽刺是冷的，如平常变为反语的时候大抵如此，然而它仍能使我们为了比私利更大的缘故而憎，而且在嫌恶卑劣的事物里鼓励我们去要求高尚的事物。”所以讽刺小说虽然与理想小说表面相反，其精神却是一致，不过正负不同罢了。在技工上，因为类型描写的缘故，也有一种相似的夸张的倾向，虽不能说是好处，但也是不可免的事实。理想家与讽刺家都着眼于人生的善或恶的一方面，将同类的事物积累起来，放大起来，再把它复写在纸上，所以它的结果是一幅人生的善或恶的扩大图。作成人生的“实物大”的绘图，在善人里表出恶的余烬，在恶人里表出善的微光，只有真正伟大的写实家才能做到，不是常人所能企及，不然这容易流入于感伤主义的小说，正如人家讲中和的容易变为调停派一样。所以不是因袭的讽刺文学也自有其独特的作用，而以在有如现在中国一般的昏迷的社会里为尤甚。
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沈雁冰先生在《小说月报》上说，“阿q这人要在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这话说得很对。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里的主人公契契珂夫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寻到一个旅行收买死农奴的契契珂夫，但在种种投机的实业家中间可以见到契契珂夫的影子，如克鲁泡金所说。不过其间有这一个差别，契契珂夫是一个“不朽的国际的类型”，阿q却是一个民族中的类型。他像希腊神话里“众赐”（pandor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括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提炼精粹，凝为固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的最大的病根。总之这篇小说的艺术无论如何幼稚，但著者肯那样老实不客气的表示他的憎恶，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也不失为一服苦药，我想它的存在也并不是无意义的。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q好好的骂一顿，做到临了却使人觉得在未庄里阿q还是唯一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所以终于被“正法”了，正如托尔斯泰批评契诃夫的小说《可爱的人》时所说，他想撞倒阿q，将注意力集中于他，却反将他扶了起来了，这或者可以说是著者失败的地方。至于或者以为讽刺过分，“有伤真实”，我并不觉得如此，因为世上往往“事实奇于小说”，就是在我灰色的故乡里，我也亲见到这一类脚色的活模型，其中还有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桂，虽然他至今还是健在。
（一九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