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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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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庚著《中国文学史》序

中国文学史的编著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但是我们的文学史的研究实在还在童年。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做根据,主要的是史学,广义的史学。这许多学科,就说史学罢,也只在近三十年来才有了新的发展,别的社会科学更只算刚起头儿。这样,我们对文学史就不能存着奢望。不过这二十多年来的文学史,的确有了显著的进步。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大概不免直接间接的以日本人的著述为样本,后来是自行编纂了,可是还不免早期的影响。这些文学史大概包罗经史子集直到小说戏曲八股文,像具体而微的百科全书,缺少的是“见”,是“识”,是史观。叙述的纲领是时序,是文体,是作者;缺少的是“一以贯之”。这二十多年来,从胡适之先生的著作开始,我们有了几部有独见的中国文学史。胡先生的《白话文学史》上卷着眼在白话正宗的“活文学”上,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着眼在“时代与民众”以及外来的文学的影响上。这是一方面的进展。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着眼在各时代的文学主潮和主潮所接受的文学以外的种种影响。这是又一方面的发展。这两方面的发展相辅相成,将来是要合而为一的。

林静希先生(庚)这部《中国文学史》也着眼在主潮的起伏上。他将文学的发展看作是有生机的,由童年而少年而中年而老年;然而文学不止一生,中国文学是可以再生的,他所以用《文艺曙光》这一章结束了全书。他在《关于写〈中国文学史〉》一篇短文里说他的“书写到‘五四’以前,也正是计划着,若将来能有机会写一部新文学史的时候,可以连续下去”。这部新文学史该是从童年的再来开始。因此著者常常指明或暗示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的衰老和腐化,教我们警觉,去摸索光明。照那篇文里说的,他计划写这部文学史,远在十二年以前,那时他想着“思想的形式与人生的情绪”是“时代的特征”,也就是主潮。这与他的生机观都反映着“五四”那时代。他说“热心于社会改造的人们,以为伟大的文艺就是有助于理想社会的文艺,但爱好文艺的人们,却正以为那理想的社会,必然的是须接近于文艺的社会”。他“相信,那能产生优秀文艺的时代,才是真正伟大的”,因此“只要求那能产生伟大文艺的社会”。明白了著者的这种态度,才能了解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

著者有“沟通新旧文学的愿望”。他说“这原来正是文学史应有的任务,所以这部书写的时候,随时都希望能说明一些文坛上普遍的问题,因为普遍的问题自然就与新文学特殊的问题有关”。这确是“文学史应有的任务”,在当前这时代更其如此;著者见到了这一层,值得钦佩。书中提出的普遍的问题,最重要的似乎是规律与自由,模仿与创造——是前两种趋势的消长和后两种趋势的消长。著者有一封来信,申说他书中的意见。他认为“形式化”或“公式化”也就是“正统化”,是衰老和腐化的现象。因此他反对模仿,模仿传统固然不好,模仿外国也不好。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里他说:“我们应当与世界上寻觅主潮的人士,共同投身于探寻的行列中;我们不应当在人家还正在未可知的摸索着的时候,便已经开始模仿了。”信里说他要求解放,但是只靠外来的刺激引起解放的力量是不能持久的,得自己觉醒,用极大的努力“唤起一种真正的创造精神”,而“创造之最高标帜”是文学。

著者认为《诗经》代表写实的“生活的艺术”,所歌咏的是一种“家的感觉”,后来变为儒家思想,却形成了一种束缚或规律。《楚辞》代表“相反的浪漫的创造的精神”,所追求的是“一种异乡情调和惊异”,也就是“一种解放的象征”。这两种势力在历代文坛上是此消彼长的。这里推翻了传统的《诗》、《骚》一贯论,否认《骚》出于《诗》。《骚》和《诗》的确是各自独立的,这是中国诗的两大源头。但是得在《诗经》后面加上乐府,乐府和《诗经》在精神上其实是相承的。书中特别强调屈原的悲哀,个人的悲哀;著者认为这种悲哀的觉醒是划时代的。这种悲哀,古人也很重视,班固称为“圣人失志”,确是划时代的。是从屈原起,才开始了我们的自觉的诗的时代。著者在那信里认为中国是“诗的国度”,故事是不发展的:“《楚辞》的少年精神直贯唐诗”,可是少年终于变成中年,文坛从此就衰歇了。唐代确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分水岭,特别是安史之乱。从此民间文学捎带着南朝以来深入民间的印度影响,抬起了头一步步深入士大夫的文学里。替代衰弱的诗的时代的是散文时代,戏剧和小说的时代;故事受了外来的影响在长足的进展着。著者是诗人,所以不免一方面特别看重文学,一方面更特别看重诗;但是他的书是一贯的。

著者用诗人的锐眼看中国文学史,在许多节目上也有了新的发现,独到之见不少。这点点滴滴大足以启发研究文学史的人们,他们从这里出发也许可以解答些老问题,找到些新事实,找到些失掉的连环。著者更用诗人的笔写他的书,虽然也叙述史实,可是发挥的地方更多;他给每章一个新颖的题目,暗示问题的核心所在,要使每章同时是一篇独立的论文,并且要引人入胜。他写的是史,同时要是文学;要是著作也是创作。这在一般读者就也津津有味,不至于觉得干燥,琐碎,不能终篇了。这在普及中国文学史上是会见出功效来的,我相信。

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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