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远方的美丽、亲爱的人，我以为你我分离八年多来，昔日的一切你都无法忘记，只要你还能记起我们逃学到苏沃洛夫(1)博物馆相会时那个一点也不管我们的满头灰发、身穿天蓝色制服的门卫。那是彼得堡一个寒冷的早晨，我们去的那地方落满灰尘，非常小，太像一个精致的鼻烟盒了。就在一座士兵蜡像的背后，我俩有过多么热烈的拥吻啊！过后，我们从那古老的灰尘中出来，塔夫里切斯基公园里银色的亮光照得我们多么晕啊！彼得堡一条大街的中央立着一个稻草扎制的德国士兵模型，士兵们摇摇摆摆走在结冰的地面上，一声号令，便扑向前去，举起刺刀插入那个模型的小腹，同时发出热烈欢快的低吼声，听起来多么奇怪啊！

是的，我知道自己在以前的信里发誓不再提起过去，尤其是不提我俩共同经历过的琐事。我们这些流亡在外的作家按说应高度重视笔下话语的纯正性，然而，我在这里起笔几行，就违背了这一点，致使话语纯正性荡然无存，也让那些沉重话语影响了你轻松怀旧的雅兴。亲爱的，我真的不愿对你说起过去。

现在是夜晚。每到夜晚，人才会特别专注地观察物体的静默状态——油灯、家具、装在相框里摆在书桌上的照片。看不见的水管里时不时传来流动不畅的汩汩水声，就好像房子的嗓门上涌来呜咽声。晚上我常出去散步。街灯映在柏林潮湿的沥青马路上，光影缓缓流动，路面就像是涂了一层薄薄的黑色油脂，起皱的地方存下了小小水坑。零零星星的火警报警器上闪着暗红色的光。电车车站旁立着一个装满液体的玻璃柱，闪着黄光。不知为何，每当深夜空荡荡的电车从街角拐弯驶来、呼啸而过时，我心中总会涌起一种既幸福又忧伤的感觉。从车窗望进去，一排排棕色的电车座位在明亮的灯光下清晰可见，车上只有一个售票员，斜挎着一个小黑包，在座位间独自来来去去。每当向电车行驶相反方向走动时，他就会摇摇摇摆摆，看上去有点紧张。

我在这幽静、漆黑的街道上漫步时，喜欢听到有人回家的声音。尽管夜色中看不见那人，也事先不知道哪一家的大门会有了动静，迎接开门的钥匙。可我听得见钥匙转动的声音，门旋即开了，推住稍停片刻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里面又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离开房门玻璃窗很远的门厅深处闪起柔和的灯光，持续了不同寻常的一分钟。

一辆小轿车驶过，打出两道湿漉漉的光柱。是一辆黑色轿车，车窗下有一道黄色条纹。粗哑的喇叭声灌入黑夜耳里，车影从我的脚下掠过。直到现在，街上都是空无一人——只有一只老狗，爪子轻轻敲打在人行道上，好像极不情愿地陪着一位没戴帽子、打着伞、无精打采的漂亮姑娘出来散步。姑娘从一个暗红色灯泡底下走过去（灯泡在她左侧，就在火警报警器的上方），伞面上唯一一块绷紧的黑幔变成了潮湿的红色。

拐过弯，远处人行道上——太出人意料了！——一家电影院的大门如镶了宝石一般流光溢彩。进门一看，长方形的月白银幕上能看到或多或少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哑剧演员。这时银幕上出现了一个女孩的特大脸盘，一双亮闪闪的灰色眼睛，黑色的嘴唇上几道裂缝闪闪划过。画面渐次放大，女孩凝望着昏暗的放映大厅，一行长长的晶莹泪水奇妙地从腮边滚滚而下。有时候（真是神奇一刻！）银幕上会出现真实的生活场面：突然聚起的人群，波光粼粼的水面，一棵无声无息却看上去沙沙作响的树，让人觉察不出那是在拍电影。

再往前走，来到广场一角，一个身穿黑皮衣的矮胖妓女缓缓地走来走去。她偶尔会在一个光线刺眼的商店橱窗前驻足观望，橱窗里有一个蜡制的红唇模特，向夜色里的过客们炫耀着身上如水般湿润流淌的翠绿长裙和桃红色的鲜亮丝袜。我喜欢观察这位文静的中年妓女，只见一个留着八字胡须的老男人朝她走去，先从她身旁走了过去，然后回头望了两眼。他是这天上午从帕彭堡来此办事的。她会不慌不忙地带他去附近的一栋楼房。那栋楼在白天和周围的楼房没什么两样，都是普普通通的建筑。楼房没有亮灯的前厅里有个老门卫，彬彬有礼，但面无表情，彻夜守候在那里。一截陡峭的楼梯顶端站着一位同样面无表情的老太太，她会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打开一间空房并收取入住费。

对了，你知道吗，当火车从街道上方的桥上急驰而过时，所有的车窗灯火通明，传出欢声笑语，那是多么热闹的景象啊！那火车也许只驶往郊区，可就在那一瞬间，漆黑一片的桥下原本黑暗的世界充满了强有力的金属乐，令我不禁浮想联翩：我在平静地、轻松愉快地等着办理签证手续，一旦盖好额外的几百个印章后，我就可以踏上奔往阳光大地的旅途。

我心情实在轻松，有时候甚至喜欢看人们在当地的咖啡馆里跳舞。我的许多流亡同伴义正词严地（愤慨之余也有一丝快乐）指责这些时下流行的丑恶现象，包括流行舞。不过流行时尚是人类平庸能力的创造物，也算生活的一个层面，平等的庸俗化身，那么，谴责它也正意味着平庸也能创造出值得关注的东西，不论那是一种政府形式还是一款新发型。当然了，我们这些所谓的现代舞其实压根就不现代：它们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的督政府时期，那时的妇女和现在的一样，衣服就是紧贴皮肤而穿，乐手也是黑人。流行时尚每个世纪都有：十九世纪中叶几乎清一色地流行拱形裙，后来烟消云散，代之以紧身裙和贴面舞。我们跳的那舞，毕竟是极其自然、极其纯真的。有时候——在伦敦的舞厅——单调中体现着完美的优雅境界。我们都记得普希金这样描述过华尔兹：“单调而又疯狂”。万事莫不如此，道德堕落也不例外……这里有我在达格利寇侯爵(2)的回忆录中读到的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小步舞更颓废的了，可在我们的城市里，大家都认为跳这种舞是无伤大雅的。”

所以说，我喜欢看在咖啡厅里跳舞的人，再次借用普希金的一句话：“他们一对一对地婆娑而过。”眼妆画得很有趣，闪烁着最简单的人间快乐。穿着黑色裤子和浅色长筒袜的腿相互碰撞。脚步来回转动。与此同时，门外等候着我忠实的、孤独的黑夜和它潮湿的影子，还有喇叭鸣响的汽车，滚滚的寒风。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远在城外的俄罗斯东正教墓地上，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自杀于最近去世的丈夫坟前。第二天上午我恰巧路过，守墓人——一位严重残疾的老兵，参加过邓尼金战役——架着一副他身子每动一下就嘎吱作响的拐杖，走过来指给我看老太太上吊的白色十字架，还让我看依然粘在上吊绳着力之处的几缕线丝。他轻轻说：“是一根崭新的绳子。”不过，最神秘、最迷人的还是老太太留在墓基旁湿地上的月牙形脚印，小得就像小孩子的脚印一般。“她踏踩了一点点墓园，可怜的人，不过除此之外，园中没有任何弄脏弄乱的地方。”守墓人平静地说道，瞥了一眼那些残留的黄线丝和陷下去的小小脚印。我突然间意识到，哪怕是死亡，从中也能看到天真的微笑。也许，亲爱的，我写这封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告诉你人生也有如此简单、如此温柔的归宿。柏林的夜色也这般简单温柔地消融了。

听着，我现在感到如愿以偿般的快乐。我的这种快乐是一种挑战。每当我漫步在街头、广场和运河旁的大道上，恍惚感到潮气从疲惫的双脚直舔上来，我骄傲地带着我那不可言说的快乐。几百年将会匆匆而过，那时的学童会对着我们所经历的沧桑巨变直打哈欠。一切都会过去，可是我的快乐，亲爱的，我的快乐将会永存：在街灯潮湿的倒影里，在小心地拐了个弯下到运河幽幽水中的石头台阶上，在一对对舞伴的微笑里，在上帝慷慨安排在人类孤寂周围的万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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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exander suvorov（1730—1800），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常胜将军，军事家、军事理论家、战略家，一七九九年被沙皇授予俄国大元帅军衔。

(2)　dagricourt，法国著名酒庄玛歌庄园的历任园主之一，法国大革命期间流亡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