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年前，我在巴黎的一位朋友——委婉点说，他人有些怪——听闻我要去蒙蒂塞特镇待上两三天，便劝我去看看当地的博物馆。他听人说，那里挂着一幅他祖父的画像，出自画家勒罗伊手笔。他微笑着摊开双手，给我讲了个模模糊糊的故事，我承认我当时也没怎么认真听。其中原因一方面是我不喜欢听别人大谈自己的事情，但主要原因还是我总怀疑我这位朋友信口开河，瞎想乱编。他讲的故事大致如此：他祖父早在俄日战争时期就死在了他们家位于圣彼得堡的老房子里，之后祖父在巴黎寓所里的所有物品都拍卖了。那幅画像，经过几次无名的转手倒卖后，由勒罗伊家乡的这家博物馆收藏了。所以，我的这位朋友想知道自己祖父的那幅画像究竟是不是真的在那家博物馆。如果是，有没有可能赎回来。如果能赎回来，那价格又是多少。我问他为什么不亲自和博物馆直接取得联系，他回答说自己已经写去好几封信了，但一直没有回音。

我暗自做了个决定，偏不按他的要求去看博物馆——我总可以对他讲我没去，不是生病了就是改变了行程。我一贯讨厌参观景点，不管是博物馆还是古建筑。再说，这个怪家伙说的故事好像是一派胡言。然而，偏不要做的事情单单就做了。那天我在蒙蒂塞特镇空荡荡的大街上逛，想找一家文具店。可是每到一条街的街头，总看到一座长脖子的教堂，高高的尖顶都一模一样，气得我骂了它几句。忽然，一阵瓢泼大雨不期而至，打得枫树叶哗哗直落。这就是南方十月的天气，晴空如悬一线，说变就变。我急奔过去找个地方避雨，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博物馆的台阶上。

博物馆是一座中等规模的建筑，由多种色彩的石头修砌而成，有很多柱子，一面山形墙上有壁画，上方有一段镀金铭文，青铜大门的两侧各摆着一张雕成狮腿的石头长椅。一扇门开着，在雨水微光的衬托下，里面显得有些黑。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尽管是在高高的屋檐下，台阶上还是渐渐落下了雨点。我看这雨一时半会过不去，也没别的事好做，便决定进去看看。我还没来得及踏上门廊前面有回声的平滑石板，远处一角就传来了挪动板凳的咔嗒声，原来是博物馆的门卫——一位普通的退休老者，空着一只袖管——起身来迎我，放下报纸，目光翻过眼镜片打量我。我付了法郎，尽量不瞧门口摆放的那些雕塑（它们就像是马戏团演出时最传统又最无趣的开场表演），径直走进了大厅。

一切都是博物馆应有的样子：灰色的基调、沉睡的物品、不能以物质衡量的东西。常见的钱币盒子，里面垫着天鹅绒，上面摆着磨损了的旧硬币。盒子顶上有一对猫头鹰——一只雕鸮和一只长耳鸮，各有法语名字，翻译过来就是“大公”和“中公”。珍贵的矿石躺在纸制工艺的敞开式坟墓里，里头积满灰尘。一些大小不一、奇形怪状的黑团块组成一个拼图框，里面放着一张男士的画像，留着山羊胡子，表情诧异。那些黑团块就像是冷冻的昆虫粪便，我不由自主地停下来观看，怎么也猜不出这些黑团块是什么性质，由什么构成，派什么用场。那个门卫一直拖着脚跟在我身后，拉开一段距离，以示尊重。不过这时他走上前来，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幽灵一般藏在上衣口袋里。看他喉结一动一动的样子，好像在使劲咽唾沫。

“这是什么东西？”我问道。

“到目前为止，科学上还没有定论。”他回答道。毫无疑问，是死记硬背来的答话。他接着用同样装腔作势的声调说：“这些东西发现于一八九五年，发现人路易·普拉迪耶，曾经是市议员、荣誉骑士勋章的获得者。”说着伸出一根抖抖索索的手指指了指那幅照片。

“很好，很好，”我说道，“不过这东西在博物馆占一席之地，是谁决定的？又是为什么呢？”

“那我请您往这儿看，看看这个头骨！”老头说得铿锵有力，显然要转移话题。

“我还是想知道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材料做的。”我打断了他的话。

“科学上……”他又从头说开了，但突然停住不说了，生气地看着自己的手指，原来指头上沾满了玻璃上的灰尘。

我继续往前走，看到了一个中国的陶瓷花瓶，估计是哪一个海军军官带回来的。一组多孔化石；装在混浊酒精瓶里的一只淡白色的蠕虫；一张蒙蒂塞特镇十七世纪时期的红绿色地图；一组生锈了的三件套工具，用一根黑色丝带捆在一起——一把锹，一把鹤嘴锄，一把镐。我心神不定，想知道从前是怎么挖地的，但这一次我没想着从门卫那里问个清楚。他依旧不声不响地跟着我，很温顺，在陈列柜中间绕来绕去。过了第一个大厅，远处还有另外一个，看样子也是最后一个了。这后一个大厅的正中央放着一副巨大的石棺，像一个脏浴缸，四面的墙上挂满了画。

我的目光立刻被一幅画像吸引住了，画中一个男人，两边是很不好看的风景（有牛群，有某种田园“氛围”）。我凑近一看，大吃一惊，发现画中的景物竟然就是我一直以为只是随意胡编乱造的东西。那个男人是用很差的油彩描画出来的，穿一件齐膝大衣，留着络腮胡，戴一副大大的带链夹鼻眼镜，长得有点像奥芬巴赫(1)。尽管作品技法粗糙，平淡无奇，但我还是觉得从那个男人的五官里能隐约看出像谁，可以说，长得有点像我那位朋友。我在黑色背景上的红颜色里仔细搜索，终于在画上一角看到了“勒罗伊”字样的亲笔签名。这个签名和画一样，显得再平常不过。

我觉得肩后不远处有一股醋味，一转身便遇上了那位门卫老人亲切的目光。“告诉我，”我说道，“要是有人想买这里面的其中一幅画，他应该去找谁？”

“博物馆里的珍藏是这座城市的荣耀，”老人说道，“荣耀是不出售的。”

我怕他又发长篇大论，便连忙表示赞同，不过还是问了博物馆馆长的名字。他试图给我讲讲那副石棺的故事以转移话题，但我还是坚持要问馆长的名字。最后他给了我一个名字，叫戈达尔先生，还说了到哪里能找到他。

说实话，一想到原来朋友提到的那幅画真的存在，我很高兴。眼看着好梦就要成真，确实很有意思，即使那不是自己的梦。我决定不再耽搁，马上把事情搞定。我要是兴头一起来，没人能够挡得住。我迈着咚咚响的轻快脚步离开博物馆，发现雨已经停了，天空一片湛蓝。一个女人骑着一辆银光闪闪的自行车疾驰而过，长筒袜被雨水溅湿了，周围的小山包上还有浮云未散。街头的教堂又一次和我玩起了捉迷藏，可我机智地战胜了它。过沥青街道的时候，一辆红色大轿车满载着欢歌笑语的年轻人，呼啸而过，我差点没躲过它的滚滚车轮。一分钟后，我按响了戈达尔先生家金色大门上的门铃。原来他是个瘦削的中年先生，穿着高领衬衣，领结处有枚珍珠，长了一张与俄罗斯猎狼犬相似的脸。好像光长个狗脸还不够似的，就在我走进他那空间不大却装饰豪华的房间时，他正往信封上贴邮票，舌头舔着上腭的样子也太像个狗样儿了。桌上摆着孔雀石墨水瓶，壁炉架上有一个中国陶瓷花瓶。这花瓶，说来奇怪，很是眼熟。镜子上方交叉悬挂着一对钝头剑，他狭窄的灰白后脑勺映在镜子里。墙纸上是蓝色碎花图案，零星挂着军舰照片，打破了墙纸图案格局，显得好看一些了。

“你有何吩咐？”他问道，随手将刚才封好的那封信扔进了垃圾篓。这个举动让我很纳闷，但我明白这事我不便干涉。我简要地解释了一下来找他的原由，甚至也提及了我那位朋友愿意出资赎回的大致金额。我那位朋友倒是叫我别提钱的事，只问问博物馆这方面的规定就行。

“这是好事情啊，”戈达尔先生说，“只是这件好事情你搞错了——我们的博物馆里根本没有你说的这幅画。”

“你说根本没有这幅画是什么意思？我刚刚看过这幅画！古斯塔夫·勒罗伊的《一位俄国贵族的画像》。”

“我们是有一件勒罗伊的作品，”戈达尔先生一边说，一边翻阅一本油布面的笔记本，黑色的指甲停在了勒罗伊作品的条目下，“但那不是肖像画，而是田园风光画，名字叫《放牧归来》。”

我又说了一遍，我五分钟前亲眼见过那幅画，所以实在没有什么力量能让我怀疑它的存在。

“我同意，”戈达尔先生说，“但我也没有发疯。到今天为止，我担任这个博物馆馆长差不多二十年了，我熟悉这里的收藏目录，就像熟悉主祷文一样。这里说得清清楚楚，画名就叫《放牧归来》，也就是一群牛放完回来了。除非你朋友的祖父有可能被画成了一位牧人，否则我不能想象他的画像就在我们博物馆内。”

“他穿了一件齐膝大衣，”我叫了起来，“我发誓他穿着一件齐膝大衣！”

“你对我们博物馆总体印象如何？”戈达尔先生颇有疑虑地问道，“你喜欢那具石棺吗？”

“听我说，”我说（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已经发抖了），“请帮个忙，我们马上过去看看。我们定个协议，要是馆里有这幅画，你就卖给我。”

“如果没有呢？”戈达尔先生问道。

“没有我照付画钱。”

“那好，”他说，“就在这儿，拿上个红蓝铅笔，用红的那一头——请用红的一头——把你说的话给我写下来。”

我心情激动，就按他说的写了。他看了一眼我的签名，感叹俄国名字发音太难，接着也签上了他自己的名字，然后迅速折起那张纸，塞进了马甲口袋里。

“我们走。”他一捋袖口，说道。

路过一家商店，他进去买了一包看上去黏糊糊的牛奶糖。他执意要给我几颗，我断然拒绝了，他便硬往我手心里抖了几颗。我把手缩了回来，几颗糖掉在了地上。他停下脚步，捡起糖来，而后一阵小跑赶了上来。我们快到博物馆时，我们看见那辆红色的旅游轿车（现在里面空无一人）停在门外。

“哈，”戈达尔先生高兴地说，“看来今天游客不少。”

他脱下帽子，捧在胸前，端端正正地走上了博物馆的台阶。

博物馆里并非一切都好。里头传来喧闹的叫喊声、放浪的笑声，甚至还有扭打一般的声音。我们进了第一个大厅，那位年长的门卫正在教训两个捣乱分子。原来这两个衣服翻领上别着某种节日庆祝标志的家伙想把市议员发现的冷冻昆虫粪便从玻璃器皿中挖出来，使足了劲，脸憋得紫红。其他的年轻人，都是某个乡村体育运动组织的成员，正在大吵大闹，有些冲着酒精瓶里的蠕虫，另一些冲着头骨。其中一个对蒸汽散热器上的导管大感兴趣，原来他把那东西也当成了展览品。还有一个伸出了拳头和食指，瞄准了一只猫头鹰。他们一共三十来个人，又是闹，又是吵，把博物馆搞得又喧闹，又拥挤。

戈达尔先生拍拍手，然后指着一面告示牌念道：“博物馆参观者必须穿戴得体。”说完，他推开众人，朝第二个大厅走去，我紧随其后。这一伙年轻人跟在我们后面，转瞬蜂拥而至。我把戈达尔先生领到那幅画像前，他望着画惊呆了，胸脯膨胀起来，然后稍稍退开一点，仿佛远远观赏一般，他那女式的鞋跟踩到了某人的脚上。

“好美的画，”他由衷地赞叹道，“这样吧，我们就不必斤斤计较了。你是对的，馆藏目录一定有误。”

说话之际，他手指轻动，好像不由自主一般，将那一纸协议撕了个粉碎，纸屑宛如片片雪花，落进了一个大痰盂里。

“这画上的老怪物是谁？”一个身穿条纹运动衫的家伙问了一句。画面上，我朋友的祖父手持一支点着的雪茄，于是，另一个淘气小鬼掏出一支烟来，准备从画像上借个火。

“好了，我们谈谈价钱吧，”我说道，“无论如何，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请让让路！”戈达尔先生喊道，一边推开好奇的人群。

大厅尽头原来有一个出口，我先前没有留意到。于是我俩挤开人群，朝它走去。

“我不能做出决定，”戈达尔先生在一片嘈杂声中大喊道，“决定要有法律支持才好。此事我先得和市长商量，可是他刚刚去世，新市长还没选出来。你能不能买下此画，我有所怀疑，但我无论如何都愿意带你看看我们其他的馆藏珍品。”

我俩终于来到一个空间相对大点儿的厅里。一条长桌上摆着打开的书，压在玻璃面板下，黑黄的颜色就像是在烤箱里烘烤过半的样子，页面粗糙，生了黄斑。沿墙站了一排脚蹬长筒翻边靴子的士兵模型。

“好了，我们仔细谈谈吧。”我绝望地叫道，想把转来转去的戈达尔先生领到屋角一张长毛绒面的沙发上。可是这一次，门卫又坏了我的事。他用力甩着一只胳膊跟在我们后面跑，身后又跟了一群嬉笑打闹的年轻人，其中一个已经把一个伦勃朗风格的铜制头盔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拿下来，拿下来！”戈达尔先生大喊。这时，不知道是谁推了一把，那件头盔咣当一声从那个讨厌鬼的头上掉了下来。

“我们再往前走。”戈达尔先生抓住我的衣袖，我俩进了古代雕塑展区。

一时间，我在一大堆巨大的大理石石腿丛中迷失了方向。我一连在一个巨大的膝盖处绕了两圈才看见了戈达尔先生的身影，他也在旁边一个女巨人的白色脚踝后面找我。忽然，一个戴着圆顶硬礼帽的家伙从高处重重掉到了石头地板上，他一定是爬上了那座巨大的大理石女人像。他的一位同伴开始扶他起来，但两个人都酩酊大醉。戈达尔先生挥挥手让他们走，然后冲进下一个房间，那里展出东方织物，鲜亮华丽。猎狗在天蓝色的地毯上奔跑，一张虎皮上摆着弓和箭袋。

但说来奇怪，眼前的广阔空间和丰富色彩只让我感到压抑，管理也太粗疏了。也许是因为新进来的游客晃来晃去，也许是因为我急于离开这座没有必要转来转去的博物馆，想尽早找到一个安静、自由的空间好和戈达尔先生把正事谈完，所以我隐隐约约有了一种恐慌感。这时候我们已经转进了另一个大厅。这个大厅真的很大，这一点可以从厅里摆了一头鲸的全副骨骼判断出来。过了这个厅还有几个厅遥遥在望，里头闪现着巨幅画作的侧面光泽。画上是滚滚浓云，云中间飘着精致的宗教艺术形象，穿着蓝色和粉色的圣衣。所有这一切又好像忽然消失了，化成了薄雾般飘动的帷幔，枝形吊灯金光灿灿，装着照明设备的鱼缸里鳍边透明的鱼儿游来游去。我俩走上一段台阶，从上面的展厅往下一看，只见一群拿着雨伞的银发老人在观看一个巨大的宇宙模型。

最后，我们来到了一间专门展示蒸汽机演变历史的房间里，虽然灯光暗淡，却布置得富丽堂皇。这时我总算让我这位无忧无虑的导游暂且停下了脚步。

“够了！”我喊道，“我这就走，咱们明天再谈吧。”

我话还没说完，他就已经不见了。我转头一看，一架冒汗的蒸汽机机头那巨大的车轮离我不到一英寸远。接下来便是众多的火车站模型，我在这个模型阵里转来转去找回去的路，转了好长一段时间。湿漉漉的铁轨如扇散开，昏暗的远处闪着紫色的信号灯，多么诡异啊！可怜我的心，吓得突突直跳。突然间一切又变了：我面前伸展开了一条没有尽头的长廊，无数个办公小隔间暗藏其间，不知是干什么的人匆匆进进出出。我一个急转身，又发现自己进了上千件的乐器阵中，四面墙上全是镜子，镜子里映出一架连一架的大钢琴，正中间是一汪池水，一块绿色石头顶上摆放着一座俄耳甫斯铜像。水上主题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往后一看，喷泉和溪水阻住去路，水边湿滑，弯弯曲曲，要走过去实在困难。

时不时，不是水这边就是水那边，有石头台阶下到雾蒙蒙的深水里去。石头面上带着小坑，让我感到心惊肉跳。水下面传来了汽笛声、碗盘的碰撞声、打字机的咔嗒声、铁锤的敲击声，还有许多其他声响，好像下面也是某些展厅，要么已经展完了，要么还没有结束。接着，我又发现自己进了一片黑暗之中，不停地撞在叫不上名字的家具上，直到后来看见一盏红灯，这才走出了黑暗，来到一个在我脚下叮当作响的平台上。突然间，平台那边出现了一间明亮的客厅，家具全是高雅的帝国风格，但里面没有一个活人，没有一个活人……到这时候，我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可是，每一次我试图转身，沿着走廊找到走过的路时，都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没有见过的新地方——要么是一间栽满绣球花的花房，破玻璃窗外是人造的沉沉夜色；要么是一间废弃的实验室，桌子上堆放着落满灰尘的蒸馏器。最后我跑进了不知做什么用途的房间，里面的衣帽架上挂满了黑大衣和俄国羔皮衣，压得衣架如同怪物一般。从远处一扇门里传来一阵鼓掌声，我猛推开门，里面却不是剧场，只是一片柔和的朦胧夜色，笼罩着亮闪闪的人造薄雾，雾中透出亮点，可以确信无疑，那是光线微弱的街灯。何止是确信无疑！我又往前走去，很快产生了一种准确的真实感，令人欣喜，我刚才还在其中冲来冲去的那些虚幻垃圾终于不见了。被我踩在脚下的石头是一条实实在在的人行道，上面落下了新雪，香气沁人心脾。白雪上留下稀疏的脚印，显出黑色的新痕。燥热地转腾了这么久之后，遇上如此平静凉爽的雪夜，我的第一感觉是愉快。不知为何，这样的雪夜如此熟悉，令人诧异。毫无疑问，我开始猜测自己究竟是从哪里出来的，为什么会有雪，还有沉沉夜色中零星闪着灯，很大却很昏暗，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仔细观察，俯下身来，甚至摸了摸路边一块凸起的圆石头，再看看自己的手掌，满是冰凉的水珠，好像要在手掌上发现答案似的。我感到全身轻飘飘的，穿得这么单薄，幼稚可笑，不过也清清楚楚地明白自己是刚从博物馆的迷宫里逃出来。这个意识很清楚，所以开始有两三分钟，我既不惊讶，也不害怕。我继续悠闲自得地观察，抬眼望望我身旁的这所房屋，突然看见通向地窖的铁栏和铁台阶渐渐没入雪中，我一下子惊呆了。我心中一阵刺痛，又一次被激起了好奇心，便瞅了瞅人行道，瞅了瞅人行道上覆盖的白雪，只见几道黑线沿着白雪伸向远处。我又看了看褐色的天空，只见天上不停地扫过神秘的亮光。还看了看不远处的厚重围墙。我觉得围墙那边地势突降，有水汩汩地流淌。再往前走，有一个黑洞，洞那边隐隐有灯，远远地一字铺开。我拖着浸透了的鞋在雪地里行走，走了不多几步，一直瞄着右手边那座黑乎乎的房子。只有一扇窗子亮着灯，柔和的灯光闪在绿色玻璃的暗影下。这儿，有一扇上锁的木门……那儿，肯定是打烊的店铺已经拉下的卷门……街灯的形状早已给我传达了于理不合的信息，借着灯光，我看清了店铺招牌的最后几个字——“……修理店”——可是不对呀，俄文字母“Ъ”不见了，总不是雪抹去的吧。(2)“不对，不对，我马上会明白过来。”我高声叫道。我浑身发抖，心怦怦乱跳，转身要走，又停住了。不知从哪里传来渐渐远去的马蹄声，雪落在一块稍稍倾斜的凸石上，像是给它戴了一顶无边软帽。树篱的另一侧有一堆柴禾，上面隐约可见斑斑雪迹。我已经知道了自己这是在哪里，确信无疑。可叹啊，这不是我记忆中的俄罗斯，而是当今真实存在的俄罗斯，我无法回去的俄罗斯，毫无希望地受着奴役之苦，我那毫无希望的故土家园。我穿着一身轻飘飘的外国衣服，人不人，鬼不鬼地站在十月冷漠寂静的雪夜，可能在莫伊卡河边，或在丰坦卡运河边，要么就在奥布沃丹尼运河边。(3)我必须做点什么事，去个什么地方，赶快跑。我必须拼命保护自己脆弱的、不合法的生活。唉，多少次在梦中我有过这样类似的感觉！可现在，这是真的了！一切都是真的——雪花洋洋飞洒的天空、尚未封冻的运河、流动的渔屋、那种特有的暗下来的和亮着灯的方窗。一个男人头戴皮帽，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从迷雾中朝我走来，惊恐地看了我一眼，从我身边走过去后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等着他消失不见后，极其迅速地把口袋里的所有东西往外掏。我撕碎了掏出来的纸片，扔在雪地上，又狠狠地踩进积雪里。那是一些文件、一份我妹妹从巴黎写给我的信、五百法郎、一条手绢、几支香烟。然而，为了摆脱流亡者的外壳，我恨不得扯下外衣、衬衫、鞋子，一身穿戴，全都撕成碎片，落得个赤条条一丝不挂。即使我因为痛苦加上寒冷已经浑身发抖，但我能做到的我就要做到。

不过算了吧。我是如何被捕的，就不要回忆了吧。被捕后受尽了折磨，也再别提了吧。只说说后来的事情就可以了：我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和努力，才重新回到国外，从那以后，我发誓不再受人之托替人办事，尤其是受精神错乱的人之托去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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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ffenbach（1819—1880），法国歌剧作曲家。

(2)　参见书末《注释》。

(3)　这三条河皆为俄罗斯重要河流涅瓦河的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