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屋里，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在讲述他妻子是怎样离开他的，边说边哈哈大笑。

我忍受不了那么可怕的喧闹声，就冲进这个屋子里（房东的餐厅）——连镜子都没照上一照——当时我正好是午饭后和衣小睡了一会儿，衣服压得皱皱巴巴。一进去就碰上了这么个场面：名叫普列汉诺夫（和那位社会主义哲学家(1)全无关系）的房东坐在那里听，一副欲罢不能的样子——一边听，一边用一只烟草填充器往烟管里装烟草，做成俄国香烟。帕维尔一直绕着桌子转悠，一脸标准的悲伤神情，苍白的脸色似乎蔓延到了剃光的头顶——那个光头在不伤心的情况下倒显得生气勃勃。这光头是典型的俄国式干净整洁风格，令人习惯性地想起干净利落的特种工兵部队，但眼下的情景让我想起了不好的事情，像犯人的光头那样可怕的东西。

他来这儿实际上是找我兄弟的——他刚刚走了，但找没找着他也无所谓。反正他要倒倒苦水，找个现成的人听就行，哪怕这个人是个素不相识的路人。他在哈哈大笑，但眼神里并没有笑意。他说他妻子把他们居住的寓所扫荡一空，卷走了所有东西，也不仔细看看，连他最喜欢的一副眼镜也带走了。还说她的所有亲戚都先于他知道内情，他真不知道……

“对了，有一点甚为关键，”他接着说，现在直接对着敬畏上帝的鳏夫普列汉诺夫讲（此前，他的话不论多少都是自说自话，没有冲着谁讲），“关键的一点，有趣的一点，是从今往后将会如何——她是和我一起过呢，还是和那头猪一起过？”

“我们到我的屋里去吧！”我用清晰的语调说——这时他才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一直站在那里，孤独地斜靠着餐具柜的一角。餐具柜颜色很深，我个头太小，似乎融化进了餐具柜的黑色之中——是啊，我穿着丧服，为每个人服丧，为每件事服丧，为我自己服丧，为俄国服丧，为我流掉的胎儿服丧。他和我进了我租的小房间：里面有一张盖着绸布的长沙发，宽得出奇，险些就放不下了，紧挨着沙发是一张小矮桌，桌上沉甸甸压着一盏台灯，台灯的底座是个仿真炸弹形状的厚玻璃缸，里面装满了水。我这个私密环境很舒适，帕维尔·罗曼诺维奇立马变了一个人。

他坐下来，一言不发，揉揉他红肿的眼睛。我盘腿坐在他旁边，拍拍我们周围的靠垫，陷入沉思，女人托腮的那种沉思。我看着他，看着他青绿色的头，看着他结实宽大的肩膀，心想这样的身材穿一身古代的战袍要比现在这身双排扣夹克衫合适得多。我盯着他，好生奇怪，这么个又粗又矮的家伙，相貌也非常一般（除了牙齿——我的天，真是一口好牙！），怎么会让我站不稳脚跟呢？就在两年前，我在柏林的流亡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就迷上了他，当时他正计划娶他的女神。我对他多么着迷啊，为他痛哭，多少次梦见他戴在毛茸茸手腕上的细钢链。

他从裤子后兜中掏出他的“战地”（这是他的叫法）大烟盒，沮丧地点点头，拿出一支俄国烟来，烟管一端抵住烟盒盖，连敲好几下，比平时敲的多了好几下。

“是的，玛丽亚·瓦西耶芙娜，”他终于说话了，一边点烟，一边从牙缝里挤出声来，高高抬起他的三角眉毛，“是的，没人能预见这种事情。我信任那个女人，绝对信任。”

他喋喋不休地说了好多之后，一切都显得出奇地安静。能听到雨打窗台的声音，普列汉诺夫装烟的敲击声，还有狗的哀鸣声。那是一条神经质的老狗，锁在走廊对面我兄弟的房间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么是因为天气太阴沉，要么也许是因为已经降临在帕维尔·罗曼诺维奇身上的不幸要求周围的世界（分散的世界，没有光彩的世界）做出一点反应——不过我的印象是：天色已然很晚了（虽说实际上只是下午三点），我还是得横穿柏林到城市的另一头去办一件我那位迷人的兄弟亲自去才能办好的事情。

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又说开了，这一次声细如丝：“那个老臭婊子，她和她钻在一起拉皮条。我老觉得她讨厌，这情绪也没瞒着列诺什卡。好一个婊子！我想你见过她的——六十左右，头发染得像匹杂色马。胖，胖得背都鼓起来了。尼古拉斯出去了，真遗憾。让他一回来就给我打电话。你知道的，我是个有话直说的简单人，长期以来一直告诫列诺什卡，说她母亲是坏婊子。现在我脑子里想的是这么个主意：也许你兄弟可以帮我一把，给那老妖婆写封信——算是个正式声明，就说我原本知道，现在也完全明白，这一切都是谁教唆的，是谁带坏了我的妻子——对，字里行间是这个意思，但措辞当然要十分客气。”

我什么也没说。这就是他第一次拜访我的情形（不算他多次拜访尼古拉斯），第一次坐在我的kautsch(2)上，把烟灰抖在我的彩色靠垫上。这次拜访若放在过去，会给我天大的快乐，现在却让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很久以前，正派人都在说他的婚姻是个败笔，他的妻子是一个低俗轻佻的傻瓜——还传出颇有远见的谣言，说她找了个看上她一身肥肉的怪人当情人。所以我听到这桩婚姻触礁沉没的消息时，并不觉得意外。其实没这个消息，我也会隐隐有所预感，帕维尔·罗曼诺维奇迟早有一天会被一阵风浪打到我的脚前。然而到了这一天，我无论多么深刻地作自我检查，都找不到一丁点快乐的感觉。我的心情恰恰相反，唉，太沉重，我都说不上有多沉重。我所有的恋爱，在那些男主角的合谋之下，都毫无例外地走上了预先设定的平庸和悲剧的不归路。要么更准确地说，是他们的平庸，迫使我的恋爱向悲剧倾斜。我都不好意思回顾他们的开局招式，一想到结局的卑劣，更让我胆战心惊。中间一段，本应该是某段恋爱的本质和核心部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却是无精打采的沉重脚步，拖着走过泥水和湿雾。我对帕维尔·罗曼诺维奇的迷恋至少有让人高兴之处，那就是和过去所有的恋爱形成对照，比较冷静，也比较愉快。不过这种迷恋颇为遥远，被过去深埋。以现在借鉴过去，回顾之下生出一丝不幸之感，失败之感，甚至明明白白的悔恨，原因仅仅是我不得不听这个男人不停地抱怨他妻子，抱怨他岳母。

“我真的希望，”他说，“尼古拉斯早点回来。我又有了另外一个计划，我认为是个很好的计划。同时，我也好出去溜达溜达。”

我还是什么都没说，满怀哀伤地看着他，拉起黑披肩的穗边遮住嘴唇。他在玻璃窗前站了一会儿，窗玻璃上有只苍蝇往上爬，又是翻滚，又是扑打，又是嗡嗡叫，刚爬上去一点，又滑了下来。后来他的指头点过我书架上的书脊。和大多数很少看书的人一样，他对字典有着深藏不露的喜爱。这时他抽出一本粉红色的厚底书，书面上画着蒲公英种子球和一个鬈发的小姑娘。

“khoroshaya shtooka。(3)”他说道——说着就把那shtooka（东西）塞了回去，突然间痛哭流涕。我让他挨着我在沙发上坐下来，他侧身倒在一边，哭得更厉害了，最后脸贴在我腿上才止住了哭。我轻轻摸着他那像砂纸一样热烘烘的头皮和红润强壮的颈背，我发现这部位是男性最吸引人的地方。慢慢地，他抽搐得不太厉害了。他隔着裙子轻轻咬我，坐起身来。

“怎么样？”帕维尔·罗曼诺维奇说道，边说边将他平放着的双手合掌一碰，发出一声响（我忍不住笑起来，因为这声音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叔叔，他是个伏尔加地主，经常学一队威风凛凛的母牛夹着阴部啪嗒啪嗒走路的声音）。“怎么样，亲爱的？我们到我的住所去吧。一想到我要在那里孤身一人，我就受不了。我们在那边共进晚餐，喝一点伏特加，然后去看电影——你看如何？”

我虽然知道去了会后悔，可是我拒绝不了他。原本是要去尼古拉斯以前上班的地方的（他把橡胶套鞋落在那里了，需要取回来），现在打电话取消此行。就在打电话时，我在门厅的镜子里看见了自己，活像一个孤独的小修女，板着一张苍白的脸。不过一分钟后，我就打扮起来，戴上帽子，可以说是一头扎进我那双又大又黑、阅历丰富的眼睛深处，发现那里闪动着远非修女一般的东西——那双眼睛甚至透过我的香粉在闪闪燃烧——上帝啊，那双眼睛烧得多厉害啊！

在去往他家的电车上，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又变得冷淡起来，闷闷不乐：我告诉他尼古拉斯在教会图书馆找到了新工作，但他眼神游离，分明没在听。我们到了。他和他的列诺什卡曾住的三个小小的房间，现在乱得让人无法想象——好像他和她的东西刚刚大战了一场似的。为了让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开心，我开始扮演轻佻女仆的角色。我穿上了早被遗忘在厨房一角的一件极小极小的围裙，给拉得乱七八糟的家具带来和平，餐桌也收拾得整整齐齐——于是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又一次拍起双手，还决定做个罗宋汤（他对自己的厨艺很自傲）。

喝了两三杯伏特加后，他一下子来了精神，一副说干就干的样子，好像真的有什么事情现在就要去关注一般。我迷惑起来，不能确定他这是故作姿态演戏呢（老练的喝酒专家能用这种办法让人看不出他喝了俄国酒），还是真以为他和我，还待在我房间的时候，就早已开始做规划，讨论要做些什么呢。不料他在那边给自来水笔灌上了墨水，然后神情庄重地拿出他称为档案的东西：去年春天他在不来梅收到的他妻子写给他的一些信，他当时是代表他受雇的那家流亡人士保险公司到那里去的。他开始从这些信中引用一些段落，以证明她爱的是他，而不是另外那个家伙。这中间不停地反复说些简短的套话，像“就是这样”、“好的”、“现在咱们看看”——还继续喝酒。他说来说去就一个意思，列诺什卡只要写了“我在内心拥抱你，亲爱的宝贝诺维奇”，她就不可能爱上别的男人。如果她以为她爱上了别人，那就是她的错误，必须耐心地给她说清楚。又喝了几杯后，他的态度变了，神情凝重，气也粗起来。他无缘无故地脱下他的鞋子和袜子，然后开始抽泣，边走边哭，从寓所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只当没我这个人。一把椅子挡在他走来走去的道上，他抬起一只强壮的光脚，凶猛地将它踢到一边，顺便又带倒了玻璃水瓶。一会儿后进入了醉酒的第三阶段，就是醉酒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分。现在三部曲已经联合起来了，遵循严格的辨证原则，最初表现得活蹦乱跳，中间阶段便是彻底的消沉。在目前阶段，有些情况看样子我和她已经搞清楚了（到底搞清楚了什么，依然相当模糊）。那么她的那个情人是个坏透了的人渣，应该明白无误了。于是计划以我为主，由我主动提出去见她，好像去“警告”她一般。也有了以下这样的理解：帕维尔·罗曼诺维奇仍然坚决反对别人干涉，给她施加压力，他自己提出的建议则像天使一般置身事外。我还没来得及理清自己的思路，就已经被紧紧缠在他密集低语的网中（他在低语的同时匆匆穿上鞋子）。我不知不觉间拨通了他妻子的电话，直到听见她又高又响、傻里傻气的声音时，我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喝醉了，做事像个白痴一样。我摔下话筒，不料他开始吻我一直紧攥着的冰冷双手——我又拨通了她的电话，毫无热情地报了姓名，说有急事定要见她。她迟疑片刻后同意马上过来见我。直到这时——也就是说直到他和我动身了，我们的计划这才明晰起来，每个细节都成熟了，也惊人地简单。我将告诉列诺什卡，说帕维尔·罗曼诺维奇要交给她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和他们破碎的婚姻绝无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这一点他一再强调，像个谋士一样做了特别叮嘱），他将在她家街对面的那个酒吧等她。

爬上楼梯花了好长时间，宛如过了昏暗的漫长岁月。一想到我们上次见面时我戴着和这次相同的帽子，穿着相同的黑狐皮大衣，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列诺什卡则正好相反，穿得光彩照人，出来迎接我。她的头发似乎刚烫过，不过烫得很差，整体来说，比从前朴素多了。她的嘴唇涂得很讲究，可是周围长满肿起来的小水疱，害得那点儿涂出来的优雅也消失殆尽了。

“我根本不相信，”她说，好奇地打量我，“事情就有这么重要。不过他要是觉得我们还没有吵够，那好，我同意回来，但我要当着证人的面吵。和他单独在一起，我害怕，我已经受够了。非常感谢你。”

我们进了酒吧，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坐在挨着吧台的桌边，胳膊肘支着身子。他一边用小指揉发红的眼睛，一边用单调的声音给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和盘托出他所谓的“一段生活”。陌生人是个德国人，极其高大，分头油滑光亮，但脖颈上长满细细的黑毛，手指甲咬得一塌糊涂。

“不管怎么说，”帕维尔·罗曼诺维奇用俄语说，“我父亲不想和官府惹上麻烦，就决定在房子四面围上篱笆。好，问题解决了。我们家到他们家和这里到——”他回头望望，心不在焉地朝他妻子点点头，完全放松下来，继续讲，“和这里到电车轨道那么远，这样他们就不能提出任何要求。不过你必须同意，没电的情况下，在维尔纳度过整个秋天可不是开玩笑的事。这么说来，最无奈的是……”

我发现要听明白他在讲什么是不可能的事。那个德国人半张着嘴，听得很尽心：他对俄国知之甚少，想听明白的努力过程让他觉得快乐。列诺什卡开始在包里乱翻，她紧挨着我坐着，我能感觉到她身上令人不快的体温。

“我父亲的病，”帕维尔·罗曼诺维奇接着说，“促使他下了决心。要是如你所讲，你真的在那里住过，那当然会记得那条街。一到晚上就很黑，有人碰巧看见也不是稀罕的事……”

“帕夫里克，”列诺什卡说，“这是你的夹鼻眼镜，我不小心把它放在我的包里拿走了。”

“一到晚上街上就很黑。”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又说了一遍，说着打开了她隔着桌子扔过来的眼镜盒。他戴上眼镜，掏出一支左轮手枪，朝他妻子射击。

她大吼一声，拖着我倒在桌子底下，那个德国男人在我们身上绊了一跤，和我们摔在了一起，就这样我们三个人纠缠着躺在地上。不过我还是来得及看见服务员从后面冲向肇事者，抡起一个铁制的烟灰缸，兴致昂扬地狠狠砸到那人头上。之后就是这类事件的常见尾声，慢慢收拾残局，加入其中的有吓得目瞪口呆的行人，有警察，有救护人员。列诺什卡放声呻吟着（子弹差点射穿了她晒黑的胖肩膀），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但不知怎的，我没看见他们是怎样带走帕维尔·罗曼诺维奇的。等一切收拾完毕——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街灯、房屋、星星，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后，我发现自己在我们这位德国幸存者的陪同下走在空无一人的人行道上。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没戴帽子，身上的宽松雨衣在我身边飘摆。起初我以为他是要送我回家，后来才明白过来，我们是在朝他家的方向走。我们在他家门前停了下来，他向我解释——说得很慢，很沉重，不过并非毫无诗意；不知为何，他讲的是蹩脚的法语——说他不能带我进他的房间，原因是他和一个好朋友住在一起，这个好朋友对他而言就像父亲、母亲、妻子一样。他的借口欺人太甚，我命令他立刻叫一辆出租车，送我回我的住处。他露出了一个惊讶的微笑，冲着我的脸关上了房门。我沿着一条街走去，雨虽然几个小时前就停了，但街上仍然很湿，而且潮气逼人——是的，我独自一人一路走去，就像我从时间之初走来一般，眼前不停浮现出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只见他站起身来，从他可怜的头上擦掉血迹，抹去尘土。

* * *

(1)　指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1856—1918），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

(2)　德语，沙发。

(3)　拉丁文转写的俄语，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