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弗里克医生问了我和劳埃德一个问题，现在我想试着回答。他带着搞科研很快乐的那种梦幻般的微笑，轻轻抚摸把我和劳埃德连在一起的那块肉鼓鼓的软骨组织——脐部和剑突联胎，与潘克斯特医生遇到的病例差不多。(1)他还问我们是否能回忆起我们中的一个，或者两个，第一次认识到我们这种特殊状况与命运的情景。劳埃德所能记起的只是我们的外公（易卜拉辛，要么是亚辛或者亚罕——如今听起来是一堆讨厌的烦人声音！）总是摸刚才医生正摸的地方，还把那东西叫黄金之桥。我则什么也说不上。

我们的童年是在俯瞰黑海的一座肥沃的小山丘顶上度过的，小山就在我们外公家的农庄上，离卡拉兹不远。外公最小的女儿，东方的玫瑰，灰头发亚罕的掌上明珠（要真是他的掌上明珠的话，那个老恶棍也许会好好照顾她），在路边的一个果园里被我们不知姓名的父亲强奸，生下我们之后不久就去世了——死因据我猜想，纯粹是恐惧加上悲伤。谣言传开了，一说是个匈牙利的小商贩，另一说是个德国的鸟类搜集者，或者是他的远征队里的成员——很可能是他的标本剥制师。一些满身尘土的姨妈，戴着沉甸甸的项链，宽大的衣服散发着玫瑰油和羊肉的味道，怀着一种残忍的兴趣来照顾我们这两个怪物般的婴儿，满足我们的吃喝欲望。

很快附近的村庄都知道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开始派各种各样的陌生人来我们农庄打探。在这些节日般的日子里，你能看见他们吃力地爬上我们这座小山的斜坡，就像鲜艳的彩色画片中的朝圣者。有一个七英尺高的牧羊人，一个戴眼镜的矮个子秃头男人，一些士兵，还有柏树拉长的影子。孩子们也来了，随时随地，看护我们的姨妈盯得紧，一来就轰他们走。有一个年轻人，小平头，黑眼睛，穿着褪了色的蓝裤子，几乎天天都来。他像蠕虫般穿过山茱萸、忍冬草和歪脖子的紫荆树林，来到铺着鹅卵石的院子里。院子里有个湿漉漉的旧水池，旁边一堵白灰墙，墙下坐着小劳埃德和小弗劳埃德（那时我们还有别的名字，听起来全是乌鸦叫的声音——不过这都无关紧要），不声不响地大口吃着杏干。随后，突然之间，就像字母“h”看见了“i”，罗马数字“ii ”瞧见了“i”，剪刀看见了一把刀。

人们知道了我们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尽管烦人，但还是和我母亲受到的精神打击不能相比。（顺便说一句，这里故意用了“我母亲”而不是“我们的母亲”，该是从来没有的福气！）她肯定明白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但当她得知双胞胎是连体的——毫无疑问她是知道了的——那时她经受了什么样的打击？那些不懂规矩的、无知的、急着要交谈的村民围着我们，满屋子高声的话语早就传到我母亲垮塌的床前，她肯定立刻意识到出了糟糕透顶的事。可以肯定的是，她的姐姐们，又怕又同情，慌乱之下把连体婴儿抱来让她看了。我不是说一位母亲不可能爱这样一个连体的东西——并且忘记母爱的本源中并不圣洁的黑暗露珠。我只是想，当时可能是厌恶、同情和爱混合在一起，让她受不了。她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这个双生系统，各自的构件都很好，健康又漂亮，淡紫色的脑袋上长着柔软如丝的金黄色头发，小胳膊小腿长得很好看，强韧有力，动起来就像某种长了好多腿脚的神奇海洋动物一般。每一个部件都很正常，可是放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怪物。说来也真是奇怪，就这么一点点肌肉组织，一块片状垂悬的肉，比羊肝子长不了多少，由于它的存在，竟然能将人们的欢乐、自豪、温柔、爱慕、对上帝的感恩全都转化成了恐惧和失望。

对我们自己而言，一切都格外简单。大人们在各个方面都与我们不一样，和他们没什么可比的。不过，我们的第一个同龄人来访者让我略微看出点名堂。那孩子七八岁，站在一棵带瘤的无花果树下看着我们，那树仿佛也在盯着我们瞧。他惊得目瞪口呆。劳埃德平静地看着他，我记得自己完全看清了来人和我之间的根本差别。他在地上投下一个短短的青色影子，我也投下了影子。那个粗略的、扁平的、不确定的影子，我和他一样，都归功于太阳，天色一阴，就不见了。可是除了这一点之外，我还多了一个影子，一个我自己肉体的明明白白的反映，我永远带着它，就在我的左边，而我的这位来访者却不知怎的把他的这么个影子丢掉了，或者取下来放在家里了。连在一起的劳埃德和弗劳埃德是完整的、正常的，他却既不完整，也不正常。

不过，为了把这些事情作一番称得上彻底的解释，也许我应该说一些更早的往事。除非成年人的感情污染了孩提时的感情，我想我能保证还记得一件隐隐反感的事情。因为先天连体，我们从开始就面对面躺着，连着的地方就是我们共有的肚脐眼。我们出生的最初几年里，我那位连体兄弟的硬鼻子和湿嘴唇老是蹭着我的脸。这样的接触很烦人，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各自的头尽可能往后仰，脸尽可能错开。我们的连体处非常灵活，这就允许我们或多或少地换着侧侧身。开始学步时，我们就是这样侧着身蹒跚而行，这样的姿势看上去想必比实际情形更紧张，使我们看上去就像一对喝醉了的小矮人，互相搀扶着走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睡觉时一直重新回到胎儿时的姿势。可是这么睡会引起身体上的不适，老把我们弄醒，这时我们总会赶快把脸再扭开，越看越觉得讨厌，不禁双双嚎啕大哭。

我坚持认为，三四岁时，我们的身体就隐隐开始厌烦连在一起的别扭状况了，只不过我们的意识里还没有怀疑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在我们对这种别扭现象能够有个理性认识之前，生理上的本能已经发现了对付的办法，所以我们对此几乎不予理会。我们的一举一动变得非常默契，共同的行动和各自的行动达到了高度的协调。共同的动力激发出共同的行为模式，于是形成了一种天衣无缝的均匀的灰色背景，在这种背景之下，各自想干什么，不管是他还是我，都会顺势而为，比常人更清楚，更准确。这种背景模式本身悖于常理，我们反倒觉得正常，所以它从来不误事，不管是两人共同的步调，还是其中一个的突发奇想。

我现在说的仅仅是我们童年的情况，那时候我们人还小，相互之间如有冲突，也不足以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体力。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经常后悔，我们本该在离开童年阶段后就死去，要么做手术分离。在那个人生之初的阶段，始终存在着一种节奏，宛如远远响在我们神经系统里的丛林战鼓一般，我们的行动规则就由这种节奏来调节。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中的一个正要俯身去采一朵漂亮的雏菊，恰在此刻，另一位正好要伸手去摘一颗成熟的无花果，谁能成功，取决于谁的动作正好和我们固有的共同节奏在当时的爆发点相一致，结果便是那个没有踩在点上的动作，经过一阵非常短暂的舞蹈般的抖动，被活活扯了回去，融化到另一个已经完成的动作荡开的涟漪中。我说“荡开的涟漪”，是因为没采到的花似乎阴魂不散，还在正要摘果子的手指中间抖动。

有时一连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那种指引鼓点更多地响在劳埃德一边，不在我一边，然后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又占据波峰优势。不过我记得童年时代不曾有过任何由此引起的不快，那时不论谁的动作成功或是失败，我俩都没有得意或怨恨之感。

不过在我体内的什么地方，肯定有一些敏感的细胞在纳闷，怎么老有一股奇怪的力量突然间扯着我离开我想去拿的东西，拽着我朝向别的东西。那些东西我分明不想要，却强行进入了我的意愿领域；意愿并没有自觉地去接近，伸出触须包住想要的东西。于是我仔细观察某一个偶然来看我和劳埃德的小孩，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思考一个问题的两方面：第一，如果是单体状态，有没有可能比我们的双体状态更占优势；第二，是不是别的孩子都是单体的。我现在想起来了，那时经常困惑我的问题都是双面的：劳埃德大脑活动的细流有没有可能渗透到我的头脑中，两方面问题的其中之一是不是他想到的。

贪婪的外公亚罕决定把我们展出来赚钱，参观者真是络绎不绝，其中不乏热心的下作之徒，非要听听我们互相说话。那些人头脑简单，非要用耳朵来证实眼睛所见。我们的亲戚们逼着我们满足这样的要求，他们不理解这样的要求令我们多么苦恼。我们本可以以怕见生人为借口推脱，不过事实上我们的确从来没有互相说过话，甚至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曾说过。偶尔有点交流，也只是不连贯地简单哼哼几声，示意要做什么或别做什么，就连这情形也很少有（比如，一个刚刚伤了腿，要扎上绷带，另一个想下河涉水），再说这也很难算得上对话。我们无言地进行简单的基本交流：落叶漂流在我们共同的血脉之河上。简单些的思想能互相传递，在我们之间旅行；丰富一些的思想就各自闷在心里，但即使闷在心里也会发生奇怪的现象。所以我据此猜测，劳埃德尽管性子比较平和，其实困扰着我的现实新情况也同样困扰着他。他长大后把那些困扰大多都忘记了，我却一点都没有忘记。

我们的观众不光希望我俩说话，也想让我俩一块玩耍。这些笨蛋！他们想让我们下跳棋，或玩类似的游戏，比比智力，结果没有得逞。我设想，假如我们碰巧是一对异性双胞胎的话，他们会逼我们当着他们的面犯乱伦罪的。不过，我俩玩游戏就和互相说话一样形成不了习惯，就会因此受些精心设计的折磨。他们逼我们进行缩身运动，把一个球放在我们的胸骨之间，叫我们拍打，或是叫我们假装为争夺一根棍子大打出手。我们还得伸出双臂搂住对方的肩头，绕着院子跑，以此赢得人们疯狂的鼓掌。我们虽然连体，但能跳能跑。

有一个专利药品的推销员，秃头小个子，穿着件脏兮兮的白色俄国式衬衫，懂得些土耳其语和英语，教了我们这两种语言的几个句子。从此，我们就不得不向一些痴迷的观众表演这种能力。他们那些热切的面孔现在仍然在我的梦魇中追逐着我，无论什么时候，我的造梦者需要一些跑龙套的角色，这些脸就会到场。我又看见了那个古铜色大脸盘的牧羊人，穿着各种颜色混在一起的破衣服。也看见从卡拉兹来的士兵、独眼驼背的美国裁缝（一个怪物长在他的右边）、咯咯笑的女孩子、唉声叹气的老太太、孩子们、穿着西装的年轻人——眼睛闪亮，牙齿洁白，嘴大张着像个黑洞。当然还看见外公亚罕，长着黄色象牙一般的鼻子，灰羊毛一般的胡须，指挥着参观事宜，或是在数肮脏的纸币，边数边舔大拇指。那个语言学家，穿着绣花衬衫，秃头，向我的一个姨妈求婚，却老是透过金丝眼镜羡慕地观察亚罕。

快到九岁时，我已经相当清楚了我和劳埃德是罕见的畸形人。明白了这一点，我心里既不觉得得意，也不觉得耻辱。不过有一次，一个歇斯底里的厨娘，是个长着一点小胡子的女人，非常喜欢我们，同情我们的不幸，发下毒誓，说反正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拿一把闪亮的刀把我们劈开，让我们获得自由。她说着就突然亮出刀来（立刻被我们的外公和一些我们新近才认识的舅舅们制服了）。出了那件事后，我经常做无关痛痒的白日梦，幻想我和可怜的劳埃德不知怎么就分开了，可是劳埃德还是个怪物样子。

我并不在意刀子的事，再说用什么方法分开我们仍然是说不清楚的。不过我清清楚楚地想象过，我的累赘突然融化了，我感受到了由此而来的轻松和自在。我幻想翻越了一道树篱——这道树篱的桩柱顶上挂着一些白森森的农场动物的头盖骨——然后一路下坡，到了海边。我看见自己跳过一块块海中巨石，纵身跳入波光闪闪的海水中，又爬回岸边，和另外一些光着身子的小孩一起蹦蹦跳跳。我是在夜里梦见这些的——看见自己从外公家里逃了出来，带了一个玩具，要么带了一只小螃蟹，紧贴在我的身子左侧。我看见自己遇见了可怜的劳埃德，他在我的梦里一拐一拐地走，无望地和另一个跛足的孩子连了体，我却自由自在地绕着他们跳舞，拍打他们直不起来的背。

我不知道劳埃德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梦境。医生说有时候我们做梦，两人的脑子会一块儿使用的。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劳埃德捡起一根小树枝，在地上画了一艘带有三根桅杆的船。就在前一天的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看见我自己在地上也画了那样一艘船。

一件宽大的黑色牧师斗篷盖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席地而坐，全身除了两人的头和劳埃德的一只手之外，都包在斗篷下垂的衣褶里。太阳刚刚升起，三月冷飕飕的风就像一层层半透明的冰，紫荆树上开着粗糙的花，在风里形成淡紫色的朦胧小点。我们身后是又长又矮的房子，里面住满了胖女人和她们的恶臭难闻的丈夫，全都在酣睡。我和劳埃德没有说一句话，连看都没互看一眼。劳埃德扔了他手中的树枝，伸出右臂搂住我的肩头。我们平时两个人都想走快一点时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共同披的那件衣服的后摆拖在枯黄的野草上，小石子不停地从我们脚下滚出来。我们朝那条柏树小径走去，再往下就是海边。

这是我们第一次试着造访大海。从我们的小山顶上远眺，能看见大海悠闲自在地闪着温柔的光，海浪无声地冲刷着光滑的岩石。我不必把记忆集中在这一点上，我们跌跌撞撞地逃跑了，那是我们命运中一次明确的转变。几个星期前，我们十二岁生日那天，外公易卜拉欣开始盘算一个鬼主意，想将我们送到一个舅舅办的新公司里，到全国各地进行一次为期六个月的巡回展览。他俩不停地谈条件，吵吵嚷嚷，甚至打了起来，结果易卜拉欣占了上风。

我们害怕外公，憎恨诺维斯舅舅。可以设想，我们对此束手无策（我们少不更事，但也隐约觉得诺维斯舅舅在想尽办法欺骗外公），只觉得要有所行动，免得被一个马戏团老板关在一个活动的囚笼里像猩猩或老鹰一般到处展览。要么我们只是灵机一动，觉得这是我们争取自身小小自由的最后机会，要干桩绝对不让我们干的事。我们要走到一段带尖桩的树篱那儿，打开一扇大门。

我们没费什么力气就打开了那扇摇摇晃晃的大门，但没有设法把它推回原来的位置。一只脏兮兮的白色小羊，长着一对琥珀色的眼睛，又硬又平的前额上打着一个深红色的印记，它跟着我们走了一阵，然后消失在橡树林里。我们往山下走了一段，但还远没有下到山谷，这时我们非得穿过盘山道。盘山道一头通向我们的农庄，一头连着滨海大道。山上传来沉重的马蹄声和刺耳的车轮声，朝我们压来。我们在一蓬灌木后面连人带斗篷摔倒了。马车的隆隆声平息了，我们穿过了盘山道，沿着一面杂草丛生的斜坡继续往前走。柏树林和残破的旧石墙后面渐渐露出了银色的大海。我们开始觉得黑色斗篷又热又沉，但我们还是坚持披着它作为保护，生怕让某个过路人发现我们的畸形。

我们出现在滨海大道上，离涛声滚滚的大海只有几英尺——大道上，一棵柏树下，一驾熟悉的马车等着我们，高高的轮子上有个像拉草车一般的东西，诺维斯舅舅正从那个车厢里走下来。狡猾、阴暗、野心勃勃、没有原则的小人！几分钟前，他从我们外公家的一个长廊里看到了我们，没有扛住作恶的诱惑，鬼使神差地把我们逮个正着。我们没有挣扎，也没有哭喊。他一边冲着两匹胆战心惊的马咒骂，一边粗鲁地把我们塞进了车厢。他将我们的头按下去，还放话说我们要是试图从斗篷里探头张望，就会揍我们一顿。劳埃德的一只胳膊仍然搂着我的肩膀，可是马车一动，胳膊一抖就松开了。此时车轮正吱吱嘎嘎地滚动着。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明白赶车人没有把我们往家里送。

那个灰蒙蒙的春天早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但它清晰地保存在我的脑海中，比许多后来发生的事情要清晰得多。它在我眼前放了一遍又一遍，如同一段电影胶片。我见过一些了不起的戏法大师看着电影胶片来回顾自己的演出，我也是这么回顾我们那次不成功的逃跑的，每一个阶段，各种情况，细枝末节，等等——最初的颤抖，后来的大门、小羊，我们笨重的脚底下滑溜溜的斜坡。我们惊动了画眉鸟，在它们看来，我们构成了一种极不寻常的景观：那么一件黑斗篷裹住全身，上面钻出两颗毛茸茸的脑袋，支在两根细细的脖子上。那脑袋小心翼翼地这边转转，那边转转，最后来到滨海大道上。假如在那一刻，一个喜欢冒险的陌生人从他停在海湾的小船中走上岸来，他一定会为这样的古老魔法大惊失色，他会发现自己在一片柏树林和白石头组成的风景中遇到了一个不算凶猛的神话怪物。他会朝这个怪物顶礼膜拜，他会流下快乐的泪水。然而可惜，当时没有遇上任何人，只有那个别有用心的恶棍，慌慌张张地绑架了我们。那是一个满脸麻子的矮小男人，戴着廉价的眼镜，一块镜片坏了，用一点点胶布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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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八九○年，美国一位名为威廉·潘克斯特（william pancoast）的外科医生曾接手一对连体姐妹，对其进行治疗与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