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曲指幕间休息演奏的音乐，这段时间里，一些观众也许会在休息室里闲逛、吸烟、呼吸污浊的空气，另外一些观众也许会坐在原位，静静地聆听着，捕捉并玩味前面已经消失或者预示后面曲调的旋律。这时，停下来思考一下“新英格兰的繁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了。那是一段辉煌的时期，可以被称为不寻常的十年（1845—1855）。

在这十年期间——也许我们可以再把时间延伸一点，从1844年爱默生发表《散文集：第二辑》，到1857年《大西洋》月刊的创刊，总共十四年——大量的文学作品面世，它们被认为属于一流的创作，有些在世界文坛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价值相当于19世纪后期美国文学作品的总和。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这些作品，美国文学将一文不值。诚然，在这段时期思考和创作的作家在1844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文学生涯，1857年之后还在继续坚持写作。但是，这十几年之所以非同寻常，是因为它标志着一种文化的繁荣，这种繁荣显示了创作的深度、独创性和多元化。新英格兰作家偶然产生某个富有建设性的念头，就开始冥思苦想，其思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自由驰骋。它推动了新的精神领域的发展。爱默生创作了《散文集：第二辑》（1844）、《代表人物》（1850）和《英国人的性格》（1856）；梭罗创作了《康科德和梅里马科河上的一周》（1849）和《瓦尔登湖》（1854）；惠特曼创作了《草叶集》（1855）；梅尔维尔创作了《莫比·迪克》（1851）以及其他几部次要作品；霍桑创作了《古宅青苔》（1846）、《红字》（1847）、《七个尖角阁的房子》（1851）和一系列短篇小说；霍姆斯为洛威尔主编的《大西洋》月刊创作出《早餐桌上的霸主》（1857—1858）；洛威尔创作了《比格罗诗稿》（1848）；弗朗西斯·帕克曼创作了《俄勒冈小道》（1849）。在诗歌方面，布莱恩特一直笔耕不辍；惠特曼创作出《自由的声音》（1850）以及其他关于政治讽刺和政治动乱的诗句；朗费罗（longfellow）发表《伊凡吉林》（1849）和《海华沙之歌》（1855）。不可否认，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家作品目录。还有一些二流人物，在上帝一位论和超验主义方面占据重要地位。例如，西奥多·帕克，对他来说，宗教和反对蓄奴基本上属于同一领域；威廉·艾乐里·钱宁，上帝一位论的倡导者；爱德华兹·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哈佛大学希腊语教授，借助希腊文化和德国文艺批评理论逐渐改变大学生们的思想；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这一时期的知识女性，洛威尔《写给批评家的寓言》一书中的一位奇人；乔治·里普雷（george ripley），创建超验主义社团；布朗森·阿尔科特（bronson alcott），露易莎·阿尔科特（louisa a1cott）的父亲，性格古怪，待人热情，他关于教育的新思想深奥难懂，在卡莱尔的笔下，他“就像堂吉诃德，人们一方面喜爱他，另一方面又嘲笑他”。上帝一位论、超验主义、社会主义，人们的思想百花齐放，终于从加尔文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并且有好几位思想家联合起来共同抨击加尔文思想；由于逃亡奴隶法和墨西哥战争，政治上也出现了思想骚动；还有阿尔科特创办的哈佛果园和西罗克斯伯利附近的布鲁克农庄，这两个乌托邦社团后来成为了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法朗吉。在《新英格兰改良派》一文中，爱默生把上述思想流派描述为“为拯救全世界所推行的各种计划”。在康科德和坎布里奇，下午晚些时候，人们似乎可以听到上帝走过时沙沙的脚步声。思想家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他们一直在窥探上帝创造的宇宙，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将要创建人间天堂，一个完美的人类社区。知识革命如火如荼，随之而来的是与旧世界决裂的知识宣言，领袖人物是爱默生，他在大学生联谊会上发表著名演讲；许多人参与进来，其中，洛威尔创作出《写给批评家的寓言》，惠特曼出版《民主远景》，梅尔维尔写了很多信件。

我们应该努力地去探寻这一值得注意的现象的渊源，我们应该去了解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1820年到1850年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渐变过程，我们必须把这一时期作为新英格兰文化最终繁荣的序曲首先作些研究；而新英格兰文化组成了凡·威克·布鲁克（van wyck brook）“指挥”的气势恢弘的关于美国文学各阶段之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尽管属于第二阶段）。为此，我建议仔细研读爱默生写的文章《在新英格兰的生活和书信》。在文学改良运动中，他的思想是正确的；他自己的超验主义理念具有内在的价值。我认为这篇文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对不同人物的形象刻画惟妙惟肖，而且不时地穿插一些幽默表达；老年的爱默生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显露了卓越的才华。51他具有超人的分析和批评能力；他的“年轻人天生就具备锐利的思想”话语表明，即使他并不完全致力于从极乐世界里获取完美的思想，他的文字表述也可出神入化。最后，我认为，他对社会主义和包括布鲁克农庄社团计划在内的所有社会改革所发表的评论入木三分，显示了他非凡的洞察力，这些见解直到今天仍有道理，尽管他对亚瑟·布里斯班主张的精确社会主义的评述引人发噱。马克·凡·多伦（mark van doren）称此文为“很少有人能够如此睿智地成功地评述社会和知识历史的一篇力作”。他说：“它包括一种文化变迁的全过程，涉及这一文化的其他作品应遵循本文模式。”我自己也发现阅读本文会带来极大的愉悦感。为方便读者，我把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并省略了几段文字。

新英格兰生活与书信的历史性记录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因为快乐和美丽种下它，

仙境般的花园高兴了，

不祥的幻觉缠绕着它，

男人和女人魔怔了。

一、一般影响

古老的习俗逐渐消失。不知不觉间，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某种温情。一直以来，孩子们饱受压制，不被关注；现在他们被关心、被宠爱、被纵容了。我想起一位风趣的物理学家的评论，他仍记得自己年轻时代的艰难。他说：“生在一个孩子不受重视，长在一个成人无足轻重的年代，真是人生之不幸。”

世上永远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事物，过去一方和未来一方；建立一方和运动一方。在反抗得以复活的时代，分裂的暗流就在世界的暗处滚动，并体现在文学、哲学、教会、国家以及社会习俗之中。准确地追溯这些活动的年代绝非易事，然而，在这个地区，有一个时代不言自明，那就是1820年及紧随其后的二十年。

这似乎是一场智力与情感之间的战争；是自然界中的一道裂缝，它将基督教世界中每一座教堂都分割成天主教和新教两大阵营；将加尔文主义分为旧学派与新学派；贵格主义也被分为新旧两个派别。这道裂缝导致了政治立场上的新的分化；这些变化如同新的良知触碰到禁酒和蓄奴时的反应一样。这一阶段的关键似乎是，头脑本身变得清醒起来。人们开始变得善于思考，变得明智了。人们产生了新的觉悟。前辈人信奉这样的信仰，辉煌夺目的社会繁荣是人类的福气，并为国家而毫不含糊地牺牲公民的利益。而现代思想认为，国家是为个人存在，是为了守护和教育每一个人。在历次革命和民族运动中粗略地记录下这一思想，而它在哲学家的头脑里要确切得多：个人就是世界。

这个观念如同一把以前从未拔出的宝剑。它分开并拆散了骨头和骨髓、灵魂与肉体，的确如此，它几乎把人一分为二。这是一个割裂、脱离、自由、分析、分离的年代。每个人都为他自己。公众代言人放弃为其他任何人进言，他只为自己回答问题。社会情感十分脆弱；爱国主义的情感也很脆弱；尊敬的美德越来越少；本能的感情显得比以前更加柔弱。人们对乡土、父母与亲戚变得冷静起来。人们普遍反对曾经被认为对世俗社会绝对必要的纽带与维系物。这个新的种族呆板、鲁莽与反叛；他们对自由有着狂热的兴趣；他们仇恨捐税、收税卡、银行、等级制度、总督，是的，几乎连法律也敌视。他们的脆弱无法形容；他们胆怯畏缩。他们反对起神学的信条来，如同反对政治信条一般；他们反对调解，反对圣人，反对任何无形的高尚。

这个年代倾向于孤独。时间上的联系是偶然、短暂和伪善的，分离是本质的、渐进的。联系纯粹是为了权力，而结局还是个人的发展与独立。在古代，社会处于正常的情况之下。当时曾经产生过一支神圣方队——底比斯方阵，现在不会有了。大学班级、军事团体或者贸易联盟也许只有在醉酒之后才能短暂地幻想他们自己是牢不可破的；但是，如今的社会是一个上了油漆的铁环，无法测量周长。算术知识和文艺批评的时代开始了。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各个部门内旧的信仰结构已经被破坏殆尽。占星术、巫术、手相术，早已消失。最后的鬼亦被驱走。魔鬼学也地位不稳，摇摇欲坠。特权政府一天天变得支离破碎。欧洲到处“满目疮痍”；每个星期一部宪法。在社会习俗和道德方面，革命也是同样明显。在法院，欺骗罪已经取代暴力罪的位置；股东进入了英勇男爵的领地；贵族不能再以封建统治者的身份，对农民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但是现在，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了资本家，改用另一种形式，用纯粹的爱与和平的手段像以前一样地吃掉他们。而且，政府本身变成了那些人的依靠，而政府当初建立的目的本来是来限制这些人的。“路上有没有强盗？”在法国的旅游者询问。“噢，没有，把你的心放在肚子里吧，”地主说，“既然这些人可以在办公室里更加有效、舒适地抢劫，他们为何还要霸占着大路呢？”……

温暖的黑色土地精灵，曾赋予往昔年代以超常的强大力量，它凭借的是本能而非科学，像一位母亲从自己的乳房里挤出乳汁，而不是通过化学或烹饪的技术手段准备食物——温馨、感伤、单调的黑人时代——这一切全都消失了；新时代的钟声已经敲响，新生事物接踵而至。人人共享的社会体系不再存在，而代之以分离的形式。每个人都为自己；每个人都被驱使着从他自己身上去发现他所有的智谋、希望、酬劳、社会和神明。

年轻人的大脑中天生就带着解剖刀，具有内省、剖析自我、剖析动机的倾向。

德国创立的文艺批评对我们来说是徒劳无益的，直到1820年，爱德华·艾弗莱特在旅居欧洲五年之后返回坎布里奇，并带回来丰富的研究成果。在介绍、推广这些成果的过程中，没有人比他更具有那种自然的优雅风度以及卓越的雄辩能力。他使我们第一次接触到沃尔弗有关荷马作品的理论，认识了海恩的文艺批评手段。由于他具有高超的演讲技巧和非凡的演讲天赋，整个学习过程始终保持着新奇感，连最愚笨的大学生也发现哈佛大学的讲堂给他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艾弗莱特的天才深深地影响了年轻人，他的天才堪与雅典的伯里克利媲美。他拥有的灵感，并没有超出他的能力范围，却使他成了文雅大师。我的任何一位读者，如果在那个时期正好待在波士顿或者坎布里奇，他们会很容易地记住他个人及其典雅风格的光芒四射的美，记住他那双严肃的大眼睛和大理石般的眼睑，他们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他细长的身材恰好需要如此大的眼睛；他们还会记住他那雕刻般的嘴唇以及音调丰富的嗓音；尽管夹杂有轻微的鼻音，他的发音如此标准，近乎完美，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所有乐器中最圆润、最动听、最精准的声音。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使用的措辞成为新英格兰的流行用语。他具有收集事实，并将他所拥有的知识与当时的话题巧妙、贴切地联系起来的伟大天赋。无论他在什么场合起来讲话，他所讲述的总会是刚刚公开的事情，与听众熟知的其他事情一起，构成了极有意义、极快乐的巧合。大家注意到，他在演讲中举出如此多的事例，却很少出过差错。他拥有大量的专门知识，而他全部的学识都是为当时的论题而服务的。他掌握的都是全新的知识，强烈地吸引了年轻人的心并给他们以莫大的激励。他的学识借助威风凛凛的讲台冷淡而沉重地传达给听众，仿佛是对全部历史和全部学识的认识和思考——其中充盈着措辞的朴实与严谨之美，并包含有如此多优秀的题外话与重要的引述。因而，尽管对于那些来自于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和马萨诸塞，拉丁语和希腊语阅读能力欠佳的稚嫩的少年来说，没有什么会被提前认为比以富斯和沃尔弗以及伦肯风格，就奥菲士和荷马前时代文稿这些论题，所发表的评释性演讲更加缺乏吸引力或者确实更不适合的了——然而，在我们空荡荡的美国诗坛上，他的这一学识立即占据了我们想象力中的最高地位。他的所有听众都感觉到了这种风格的奇美与庄严；为了感受这种风格，甚至连最粗俗的人都愿意准时去听他演讲，而他们事先已经了解到，演讲的内容与他们毫无关系。在讲堂上，他拒绝使用任何辅助用品，借助一种完美的简洁方式讲解详细的学识，并从中得到快乐。在讲坛上（因为当时他是一位牧师），他因为自己不接受教授职位而向自己和听众致歉，并且，他依然用婴儿般的简朴风格，任凭他华丽、诱人、丰富的想象力自由驰骋。

……他的身上没有什么可以与粗俗和虚弱画上等号，他的言行举止与明星的一样孤高和不俗。人们热衷于捕捉并重述他的行为或言谈中的细小趣事，每个年轻的学者都能背诵他讲道中的绝妙章句，并且不管好坏，完全模仿他的嗓音。这种影响会继续下去——在明亮而又拥挤的教堂里，人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眼睛里闪烁着渴望的神情，聆听他的讲道，可当教堂活动结束后，他讲道的内容依然历历在目，那个雄辩风格的光辉形象会一直跟随着年轻的听众回到他们家中的卧室；没有一个句子出现在学校的练习题里，没有任何演说发表在学校的小教堂内，但是，他却向年轻人的头脑展示出他无处不在的天才想法。这使得每个年轻人都成了他的拥护者，而且，年轻人不断地通过辩论来证明，这位演说家拥有一颗伟大的心灵。这是辩才的胜利。它并不是他必须教导的知识和道德原则。它不是思想本身。当他在马萨诸塞声望日隆的时候，他并不满足于人们普遍接受了他的某些真理。他的影响力存在于形式的魔力中；存在于风格的优雅中；存在于对优美的希腊语重新认识的过程中，正是他为我们欣赏这一美丽的语言打开了眼界。有关此人最终的天赋，是关于女人的，凭借这一天赋，他从天才的作品中发现了每一个天才部分——这些结论性的部分根据花在它们身上的时间多少，在趋于完美的每一个阶段都显得或多或少成熟了，但是天才的作品在它们最初和最微不足道的形式上仍然是个完整的体系。在每一次公开演讲中，都不会出现请求听众耐心听讲的情况，听众也不会产生时间太晚、焦急不安、话题没完没了的印象，相反，优雅的女神为他的作品赋予了最后一缕馨香和最后一束光亮。

通过在波士顿两个冬天的一系列被广泛参与并大受欢迎的演讲，他创造了大众喜闻乐见的多才多艺的文学演讲的开端，至少在该地区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这类演讲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并逐渐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惯例。我十分确信，这种纯粹的文学影响对于美国思想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在小教堂，弗罗辛厄姆博士，杰出的古典派德国学者，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已经使我们了解到艾希霍恩神学批评的天赋。其后不久，在当时新创立的神学院里，诺顿教授为相似的研究内容提供了形式与方法。然而，我认为，宗教革命至高无上的源泉是现代科学……

二、超验主义者

我认为，钱宁博士的两篇文章极为重要，一篇是关于弥尔顿的，另一篇是关于拿破仑的；它们是这个国家大量文艺批评的最初范本。在英格兰，正是这类文艺批评才使得《爱丁堡导报》具备强大的影响力，并享有很高的声誉。人们争相传阅这两篇文章，当然也就立刻引起了广泛的行业竞争，并因此改善了新闻业的风格。钱宁博士当年活着的时候，是美国教堂的明星式人物；我们当时认为——假如我们现在没有了这样的想法—在小教堂他没有留下接班人。他永远不会被报道，因为他的眼睛和声音无法被印刷，失去了眼睛和声音，他的演讲也就失去了最佳的效果。他是为大众而生的；他冷漠的气质使他成了最无利可图的私人朋友；但是缺少了他，全美国将会变得赤贫。于是，我们不能省掉他在公共场合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就像在阅读《圣经》经文或者赞美诗一样不能漏掉一个字；奇特的是，他出版的文字几乎是一部那个年代的历史；因为在政治、文学或者甚至是经济方面（因为他写过税收方面的文章）没有巨大的公共利益，在这些方面他没有留下一些记录下他勇敢、有创见的观点的出版物。一生当中，他体弱多病，可他却是维护美国民族权利并创造丰功伟绩的伟人之一。

1840年，钱宁博士与乔治·里普利商议，是否有可能将有教养、有思想的人聚集在一起，创建名副其实的文化社团。早些时候，他曾与约翰·科林斯·沃伦就相似的话题交换过意见，后者认可了这个设想中所包含的智慧，并同意帮助他进行这一试验。在约定的一天晚上，钱宁博士来到沃伦博士的家中，心里装满了要倾谈的想法。他发现了一个精心挑选的绅士群体，他们都是各界名人；他们相互问候、介绍，就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惬意地闲聊，并慢慢接近他们伟大的愿望，当旁门打开时，所有人群鱼贯而入，牡蛎晚宴开始了，美酒佳酿使其达到了高潮；建立波士顿唯美社团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结束了。

之后的某个时间，钱宁博士将他的想法讲给了里普利夫妇，他们慎重地邀请了一些女士和先生参加一个小型聚会。我很荣幸得以出席。尽管我还能回忆起这件事情，可我想不起来这次努力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或者这次聚会与朋友们焕发的热情之间有什么任何联系，当时，由于共同的研究方向和志向，这些朋友开始走到了一起。玛格丽特·富勒、乔治·里普利、康弗斯·弗朗西斯博士、西奥多·帕克、赫吉博士、布朗森先生、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威廉·h.钱宁，以及许多其他人，逐渐地聚在一起，并且一次又一次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在彼此的家里进行严肃的会谈。这些活动总是由一位著名的人物组织，一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根本就不是文学界的人，也不具备任何实际的才能，更不是写书的作家；他是一个十分冷漠、为了友谊的联盟喜好思考的人，他具有难得的淳朴以及超常的领悟力，他用平等的态度去读柏拉图，并且用符合他的同伴知识分子身份的方式恰如其分地激励他们——当这些天才抱怨这位深奥与虔诚的思想家的观点缺乏要点与严谨性的时候。

当然，这些睿智的谈话，对这个圈子里的某些人来说是晦涩难懂的，他们会在他们所讲的小笑话里进行报复。一位声称“他似乎一纵身就上了天堂”；另一位转述说，演讲者在谈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时，一位颇有同感的英国人，尖声打断了他，说道：“阿尔科特先生，我身边的女士想要问一下全能的神是否不具备属性？”

我认为，当时在波士顿，流行着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即教条主义者们就以下问题达成了某种一致：在文学、哲学和宗教等领域建立某些主张，发起某种运动，在这一运动的策划中，假想中的同谋者是十分无辜的；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同谋，只是在这里那里两三个男人或女人在精神百倍地阅读和创作，他们并没有待在一起。也许，他们只是在怀着快乐与同情抨击柯尔律治、华兹华斯和歌德，然后是卡莱尔的时候才会意见一致。否则，他们的教育与阅读将会默默无闻，并会表现出美国人的浅薄，而且他们的研究将是孤独的。我觉得，他们所有人都会为学校或教派的这个谣言而感到吃惊，为超验主义这一名字感到吃惊，因为无人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第一次使用的这一名字。因为这些人是在共同的社交场合开始互相结识，这必然会导致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当然具有排他性，这与他们的心理需求保持一致：也许，那些互为挚友的人们是最私密的，他们没有出版他们的信件、日记或谈话的打算。

从那时起，聚会主要是为了交换意见，其规模非常小，召集地点就是从这家到那家，参与者包括从事研究、喜爱书籍的人，以及那些密切关注各个领域中闪烁着智慧之光的方方面面的人。没有什么比这类聚会更不正式的了，然而，这些人的智慧、个性以及各种才能使得这类社团声名远扬，也许因而唤醒了人们对聚会的目的和结果的好奇心。

有一本低调的季刊叫做《日晷》，它的严肃风格，没有其他刊物可以出其右。玛格丽特·富勒是首任编辑，后来由另外一人接替。这份刊物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了四年快乐时光。季刊上刊载的所有文章都是不付稿酬的，是狭窄的学者圈子里的友谊的结晶，而不是任何团体机构的作品。也许，刊物的作者正是它的主要读者；而其中还包括了玛格丽特·富勒撰写的一些杰出的文章，而且，因为有几期刊载了西奥多·帕克的文章，刊物一俟出版，立即售罄。

西奥多·帕克是我们的萨沃那洛拉52，一位出色的学者，他坦白而亲切地与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交流，他还是一位民众领袖，是推进与保卫一切人类事业的勇敢改革者，他与最底层的人民站在一起并为他们服务。他不是艺术家。极为高雅的人们可能会很容易地错过他身上美的元素。他说的都是纯粹的事实，这些事实几乎会冒犯你，而且是如此枯燥和冷淡；而他却一点都不在乎。他完全赞同实实在在的真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还是如此。他充分利用他短暂生命中的每一天和每一小时，而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像在精力旺盛的青年时代一样坚定地掌控着自己的个性。我习惯于将一位法国哲学家的话语应用到他的身上，这位哲学家评论道：“他是一个属于自然的人，憎恶蒸汽机和工厂。他巨大的肺独立地呼吸着山脉和树林的空气。”

三、社会主义者

这些改革者是一个新的阶级。他们不像清教徒那样，热情似火，一心一意要吊死贵格会员，烧死女巫，驱逐罗马天主教，相反，他们属于温和派，具有平和甚至是和蔼的性情，即使对傅立叶和他的天国之女也有着绵羊一般温驯的眼神。那是一个空气中充满改革气息的年代。1845年，罗伯特·欧文从英国拉纳克郡来到这里，只要有听众，他就会随时随地发表演讲或者进行交谈；他是最和蔼可亲、乐观坦率的一个人。他坚信，他已经找到了正确和完美的社会主义，全人类将会实行社会主义……

我真诚地尊重社会主义者高洁的思想，尊重他们理论的宏伟以及他们在推动他们的理论时所表现的热忱。他们似乎是那个时代具有灵感之人。欧文先生用圣徒般的忠诚与热情宣讲了他的有关劳动与报酬的学说，灌输进他的同辈人迟钝的耳鼓中。傅立叶几乎像拉普拉斯或者拿破仑一样是法国精准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将博大精深的算术知识应用到有关社会痛苦的问题之上，并使人们肩负起一种宽厚的心灵总会赋予的职责，即构想宏伟的希望，提出伟大的要求，诸如人的权利。他所履行的所有人都应该或是可能赞同的职责范围，并非来自社交聚会或者慈善音乐会，而是来自于宫殿的精妙、大学的财富，以及艺术家的胜利之中。他用高尚的方式思考问题。一个人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有权利享受纯净的空气，享受愉快交谈的气氛，而不是像我们或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得到的全是难闻的气味和霉臭的居室、恶女和莽汉。傅立叶的大脑里装着全部的法国革命，以及更多的其他事情。这是一道超大规模的算术题。他的计算进入了以前从未计算过的领域，即星辰、大气和动物，男人与女人，以及各种特性的阶层。它是最使人愉快的法国式浪漫，这表明不能只是用最冷漠、最痛苦的方式进行改革的巨大可能性。

我们有机会从纽约教派不屈不挠的信徒阿尔伯特·布里斯班那里学习到关于这些社会主义者和他们的理论的某些有益的东西。布里斯班先生用他全部的记忆力、才华、最大的信心和毅力推行他的信条。当我们聆听他的阐述时，他向我们展现了崇高的机械哲学；因为这一体系是完美的部署与发明。这一部署的完美程度达到了极致。这个计划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体系；它不具备大部分普通计划所有的片面、细微、琐碎的特性，相反，它所涉及的事实的一致性和综合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它没有被距离和数量以及任何形式的偏远所吓倒，而是用巨人的脚步跨越了自然，没有忽略任何细节，用值得称赞的一丝不苟的精神，编织了关于周期和本轮、关于方阵和空想的共产村庄的巨大的托勒密网络。机械论拓展的范围如此之广是为了公平地对抗唯心论。人们不能不对傅立叶和斯维登堡之间所达成的奇怪一致留下深刻印象。至此，天才被可耻地滥用在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上。现在，它必须开始提高人的社会环境并去纠正他居住的星球的无序状态。撒哈拉沙漠、罗马平原、封冻的极圈——引起瘟疫的、或热或冷的大气污染着温带地区——控制着人类。交流、一致、合作是即将到来的天堂的秘密。由于当今时代人与人之间隔离、疏远的缘故，所有的工作都是苦役。通过一致的行动并让每个劳动者选择他自己的工作，工作也就变得其乐融融。通过充满进取心和科学精神的坚持不懈的耕耘，“吸引力产业”将快速地制伏瘟疫地带；这一产业将会平衡温差，还地球以健康的环境，并促使地球向太阳系散发“不可估量的有益健康的分泌液”，而如今的地球却在大量产生有害分泌物。鬣狗、豺、蜢、臭虫、虱子，都是该系统中的有益组成部分；善良的傅立叶知道，假如霉菌没有消失，在恶劣的大气环境中，那些生物会变成什么模样；而这样的大气环境无疑是由同样不可估量的邪恶的分泌物所致。所有这些分泌物都将得到人类文化的纠正，有益的山羊和狗以及天真的诗意的飞蛾，或者消费腐朽木头的硬蜱，将会替代它们的位置。为了使一个人具备所有才能，成为完人，需要一千六百八十个人的共同努力；也就是说，毫无疑问，你已经得到了一位杰出的工匠、一位优秀的厨师、一位理发师、一位诗人、一名法官、一个制造雨伞的人、一位市长和一名市政委员会委员，等等。你的社区应该包括两千个人，以防漏掉什么人；每一个社区应当占用六千英亩的土地。现在，想象一下，地球上肩并肩安置了几十、几百个这样的方阵——那会是怎样的耕耘，怎样的建筑，怎样的食堂，怎样的宿舍，怎样的阅览室，怎样的音乐会，怎样的演讲，怎样的花园，怎样的浴室呀！……贫穷将会被消除；畸形、愚昧和罪恶将不再存在；天才、优雅、艺术将大量出现。毫无疑问，在“吸引力产业”的统治之下，所有的人都将吟唱无韵诗。

我们当然是怀着极大的快乐心情欣赏这令人愉悦的壮美图景。这一产业的倡导者及其朋友的能力和认真态度，他们理论的综合性，这一产业中朝着他们将要获得的目标进展的那种明显的坦率。他们在如此多的社会痛苦面前所感觉并表现出来的愤慨，博得了我们的重视和尊敬。这一产业包含如此多的真理，并在将要实现这些真理的各种努力中预示如此多有价值的教导，因而，我们承诺要遵守这一进程中的每一个步骤。然而，尽管它的倡导者保证，它是一项崭新的计划，与所有其他社会复兴计划有着广泛的区别，我们还是不能使它免于批评，而我们对于充满时代智慧的改革方案会提出诸多此类批评。我们的感觉是，傅立叶只漏过一个细节，即生命。他将人视为塑料的东西，可以根据领导者的意愿，被抬高或者贬低，被催熟或者被阻滞生长，被浇铸，被抛光，被做成固体、液体或气体的东西；或者，也许人被当做一种植物，尽管现在是一个糟糕的野苹果，但通过施肥和阳光暴晒它可以及时地长成一只很好的桃子——但是，他却忽略了生命的力量，它产生和蔑视制度及制度的缔造者；它逃避所有的条件；它随着每一次悸动，制造或者取代上千个方阵和新和谐体系。存在着这样一个秩序：各种能力总会出现在健全的头脑中，并且，依据个人的力量，这些能力想方设法在周围世界里实现这一秩序。傅立叶体系的价值在于，它是对这样一种秩序外化的阐述，或者是对将这一秩序带到外部世界并进入相应的事实中的阐述。它的错误是，这一特定的秩序和序列将通过强迫或者宣扬的手段以及投票的方式被强加在所有的人身上，并且被严格地执行。然而，尽管真实和正确的东西不一定只是通过生命开始，但必须通过生命被导入它的结果之中。难道这个设计的构想者不能也去相信，在每个人的思想中都存在有一个类似的模式，而且，除了百老汇大街200号他的特殊委员会和总部所用的方法外，每一个合作者的方法都可能被采纳？不仅如此。我们最好这样说，让我们成为公正的伴侣和仆人，并且每个人都直接成为神圣与仁慈的共和政体的核心，他确保把所有人都纳入类似于柏拉图法则和基督教教规的这一政体的法律范围之内。在这样的一个人面前，整个世界都傅立叶化，或者基督化，或者人性化，并且，在遵从他最私密的生命要求中，借助自己的预感——尽管这与所有的感官可能性相悖——他发现自己的行为方式与沿着自己特定方向发展的所有其他人保持完全的一致。

然而，在一个充满令人生厌、并不健全的小型计划的时代，我们因为受到具有如此友善目的和如此庞大规模的一项计划的训诫而感到振奋不已；这项计划体现了知识分子异乎寻常、左右一切的勇气和力量；它证实了这一理论中如此多真理的存在，并且到目前为止它注定会成为事实。

采纳傅立叶体系在一定的程度上证明了非凡的勇气，因为他的书平摊在世人的面前，只是受到法语这一薄薄面纱的保护。斯多葛派学者说，忍耐；傅立叶说，纵容。傅立叶的观点和圣-埃夫里蒙的一样；禁欲对他似乎是弥天大罪。傅立叶确实十分具有法国特质。他在对妇女本性的误解中埋头苦干。傅立叶的婚姻是一种计算的结果，即如何保证人类体质许可情况下的最大数量的亲吻。这是错误和淫秽的，其中充满了关于女人的荒唐的法国式迷信色彩。她们的本性永远是那么严肃、那么具有道德感，她们的组织是那么纯洁，这是多么合法的一个阶层，而傅立叶对此一无所知。

当然，每个理论都有走向极端、忘记局限性的倾向。在我们自由的制度里，每个人都有选择他的家园和职业的自由，所有可能的工作和收获方式对他都是开放的，因而，财富可以很容易地大量积累起来，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财产证明了人类的太多东西，科学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必然会退化为自私的家庭主妇，天天要面对酒、咖啡、壁炉的炉火、汽灯和精致的家具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于是，事情立即转换到另一个方向，我们突然发现，文明聚集得太快；我们夸耀为胜利的实际是背叛；我们错误地打开了一扇门，将敌人放进了城堡；文明是一个错误；没有什么比含有充斥着家具和杂物的许多房间的大仓库更庸俗的了；在这些情况下，最明智的事情是拍卖和火灾。既然狐狸和鸟们都拥有智慧的权利，它们会建造一个温暖的洞抵御恶劣的天气——屋顶房间可以抵御太阳和下雨，这不会浪费主人的时间，也不会让主人大伤脑筋，当天气暖和的时候，他可以走出房间，并且可以使抢劫者很难得手。这是梭罗的信条，他说傅立叶主义者们具有责任感，这使得他们将自己奉献给他们的次最好。梭罗将最纯洁的道德规范呈献给血与肉以及锲而不舍的撒克逊信仰。他比自己的任何同伴都更加真实，他实实在在地相信这些道德规范，并且一如既往用拒绝被忽视的积极乐观经验支持它们。梭罗本人就是一个实际的答案，几乎是对社会主义者理论的反驳证据。他不需要方阵，不需要政府，不需要社会，几乎也不需要记忆。他过一小时算一小时，生活没有任何计划，如同鸟儿和天使们；他给每天一个新的提议，和昨天的一样具有革命性，但却是完全不同的提议；他是城镇中唯一的闲散之人；并且，他的独立使所有其他人都好像奴隶一般。他是可敬的艾博特·桑普森似的人物，胸中装着一个忠告。

“一次又一次，我为我所谓的贫穷而祝贺自己，我无论如何夸大这个益处也不过分。”

“你们所说的一无所有与贫穷，对我来说是简朴。如果上帝想考验我的话，他不会对我不仁慈。我只是喜欢让每一件东西都只在适当的时候出现，而在其他时间丝毫见不到它的踪影。不期望任何享受益处是所有益处中最大的益处。我从来没有期望得到超出我意料之外的东西，比如，我本应该出生在一个全世界最值得尊敬的地方，还要在关键时刻出生。”这表达了一个乐观主义者的心声。我认为，这些慈善家本身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结果，和许多其他优秀的事实一样，属于这一期间盛开的花朵，预示着成熟的美好果实。他们相信自己不是造物主，然而，他们是社会真实状态中无意识的先知；这种社会状态是自然的趋势所致，它的建立总是为了健全的灵魂，尽管不是他们所描绘的那种风格；但他们是真正在诞生过程中的社会状态的描述者。

[《新英格兰生活与书信的历史性记录》]

接下来，爱默生继续运用驾轻就熟，有时带有幽默感的笔触描述1841年到1847年间存在的布鲁克农庄协作社团：“书信的传递不是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而是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这是永恒的野餐聚会，是法国革命的缩影，是面饼锅里的理智时代。”它令人振奋，不循常规。一个人全天都在辛勤劳动，而另一个人全天都在注视着窗外，认为自己在绘画。也许，这就如同今天的一所过分追求进步的中学，在那里，成人而并非孩子们勤勤恳恳地工作，以使教育价值不至于很快脱离每个孩子的个性。“女士们洗了一天衣服感冒了，男士守护神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帮她们把衣服拧干，晾起来；实际上他们一直如此。有时候，当他们晚上跳舞时，从衣兜里会掉出许多衣夹。”更重要的还有关于乌托邦的关键问题；谁将去干擦桌子、洗碟子这类脏活？这是一种充满刺激的无政府状态。爱默生对未来美国文化的广泛基础充满信心，于是他写了一段文字作为总结。这些文字不再粗俗不再古怪，语气开始平和起来，并产生一种持续的影响力：

“我回想起这几个事实。孤立地看待其中任一事实，都让人觉得了然无趣，但都具有时代和民族的印痕。我欣喜地注意到，美国思想不再古怪不再粗俗，在广泛、坚实的基础上开始显现平和的格调，这对于欧洲大陆人和有知识的人是非常适合的。如果说我已再三强调我所谈到的特殊影响的重要性，我会充分意识到一批优秀的文学家、歌唱家和科学家的队伍正在日益壮大。这些大师们使得如今我们城市和国家的知识分子们欢欣鼓舞——他们才智过人，并非偶然的运气，而是正常现象，具有广泛的文化基础，因而激发起依赖自身力量稳定发展的希望，让人看到了没有黑夜的白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