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二年（1910）七月，我到北京考留美官费。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时，天已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因为我自信我考的很不好），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了！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姓名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心里却想着，“那个胡达不知是推，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

那个胡达便是胡明复。后来我和他和宪生都到康南耳大学，中国同学见了我们的姓名，总以为胡达胡适是兄弟，却不知道宪生和他是堂兄弟，我和他却全无亲属的关系。

那年我们同时放洋的共有七十一人，此外还有胡敦复先生，唐孟伦先生，严约冲先生。船上十多天，大家都熟了。但是那时已可看出许多人的性情嗜好。我是一个爱玩的人，也吸纸烟，也爱喝柠檬水，也爱学打“五百”及“高低，杰克”等等纸牌。在吸烟室里，我认得了宪生，常同他打“shuffle board”；我又常同严约冲、张彭春、王鸿卓打纸牌。明复从不同我们玩。他和赵元任、周仁总是同胡敦复在一块谈天；我们偶然听见他们谈话，知道他们谈的是算学问题，我们或是听不懂，或是感觉没有趣味，只好走开，心里都恭敬这一小群的学者。

到了绮色佳（ithaca）之后，明复与元任所学相同，最亲热；我在农科，同他们见面时很少。到了一九一二年以后，我改入文科，方才和明复、元任同在克雷登（prot.j.e.creighton）先生的哲学班上。我们三个人同坐一排，从此我们便很相熟了。明复与元任的成绩相差最近，竞争最烈。他们每学期的总平均总都在九十分以上；大概总是元任多着一分或半分，有一年他们差只有几厘。他们在康南耳四年，每年的总成绩都是全校最高的。一九一三年，我们三人同时被举为phi beta kappa会员；因为我们同在克雷登先生班上，又同在一排，故同班的人都很欣羡；其实我的成绩远不如他们两位。一九一四年，他们二人又同时被举为sigma xi会员，这是理科的名誉学会，得之很难；他们两人间时已得phi beta kappa的“会钥”，又得sigma xi“会钥”，更是全校稀有的荣誉。（敦复先生也是phi beta appa的会员。）

明复是科学社的发起人，这是大家知道的。这件事的记载，我在我的《藏晖室札记》里居然留和一点材料，现在摘已在此，也许可供将来科学社修史的人参考。

科学社发起的人是赵元任、胡达（明复）、周仁、秉志、过探先、杨铨、任鸿隽、金邦正、章元善。他们有一天（1914）聚在世界会（cosmopolitan club）的一个房间里，──似是过探先所住，──商量要办一个月报，名为“科学”。后来他们公推明复与杨铨、任鸿隽等起草，拟定“科学社”的招股章程。最初的章程是杨铨手写付印的，其全文如下：

科学社招股章程

（1）定名 本社定名科学社（science society）。

（2）宗旨 本社发起“科学”（science）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

（3）资本 本社暂时以美金四百元为资本。

（4）股份 本社发行股份票四十份，每份美金十元。其二十份由发起人担任，余二十份发售。

（5）交股法 购一股者，限三期交清，以一月为一期：第一期五元，第二期三元，第三期二元。购二股者，限五期交清：第一期六元，第二三期各四元，第四五期各三元。每股东以三股为限，购三股者其二股依上述二股例交付，余一股照单购法办理。凡股东入股，转股，均须先经本社认可。

（6）权利 股东有享受赢余及选举被选举权。

（7）总事务所在地 本社总事务所暂设美国以萨克（ithaca）城。

（8）期限 营业期限无定。

（9）通讯处 美国过探先。（住址从略）

当时的目的只想办一个“科学”月刊，资本只要美金四百元。后来才放手做去，变成今日的科学社，“科学”月刊的发行只成为社中的一件附属事业了。

当时大家决定，先须收齐三个月的稿子，然后赶送出付印。明复在编辑上的功劳最大：他不但自己撰译了不少稿子，还担任整理别人的稿件，统一行款，改换标点，故他最辛苦。他在社中后来的贡献与劳绩，是许多朋友都知道的，不用我说了。

明复学的是数学物理，但他颇注意于他所专习的科学以外的事情。我住在世界会，常见明复到会里来看杂志；别的科学学生很少来的。

有一件事可以作证。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里，明复和我发起一个政治研究会。那时在革命之后，大家都注意政治问题，故有这个会的组织。第一次组织会在我的房间里开会，会员共十人，议决：

（1）每两星期开会一次。

（2）每会讨论一个问题，由会员二人轮次预备论文宣读。论文完后，由会员讨论。

（3）每会由会员一人轮当主席。

（4）会期在星期六下午二时。

第一次论会的论题为“美国议会”，由过探先与我担任。第二次论题为，“租税制度”，由胡明复与尤怀皋担任。我的日记有这一条：

十二月念一日，中国学生政治研究会第二次会，论“租税”。胡明复尤怀皋二君任讲演，甚有兴味。

二君所预备演稿俱极精详，费时当不少，其热心可佩也。

明复与元任后来都到哈佛去了。那时杏佛（杨铨）编辑“科学”，常向他们催稿子。民国五年（1916）六月间，杏佛作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寄给明复：──

寄胡明复

自从老胡去，这城天气凉。

新屋有风阁，清福过帝王。

境闲心不闲，手忙脚更忙。

为我告“夫子”，“科学”要文章。元见此诗，也和了一首：──

寄杨杏佛

自从老胡来，此地暖如汤。

“科学”稿已去，“夫子”不敢当。

才完就要做，忙似阎罗王。

幸有“辟克匿”，那时波士顿肯里白奇的社友还可大大的乐一场！

这也可以表示当时的朋友之乐，与科学社编辑部工作的状况。

民国三年（1941）明复得盲肠炎，幸早去割了，才得无事。民国五年（1916），元任也得盲肠炎，也得割治。那时我在纽约，作了一首打油诗寄给元任，并寄给明复看：──

闻道先生病了，叫我吓了一跳。

“阿彭底赛梯斯！”这事有点不妙！

依我仔细看来，这病该怪胡达。

作和他两口儿，可算得亲热杀：

同学同住同事，今又同到哈佛，

同时“西葛玛鳃”，同时“斐贝卡拔”。

前年胡达破肚，今年“先生”该割。

莫怪胡适无礼，嘴里夹七夹八。

要“先生”开口笑，病中快活快活。

更望病早早好，阿弥陀佛菩萨！

那时候我正开始作白话诗，常同一班朋友讨论文学问题。明复有一天忽然寄了两首打油诗来，不但是白话的，竟是土白的。第一首是：

纽约城里，

有个胡适，

白话连篇，

成啥样式！

第二首是一首“宝塔诗”：——

痴！

适之！

勿读书！

香烟一支！

单做白话诗！

说时快，做时迟。

一做就是三小时！

我也答他一首“宝塔诗”：——

咦！

希奇！

胡格哩，

覅我做诗！

这话不须提。

我做诗快得希，

从来不用三小时。

提起笔何用费心思，

笔尖儿嗤嗤嗤嗤地飞，

也不管宝塔诗有几层儿！

这种朋友游戏的乐处，可怜如今都成永不回来的陈迹了！

去年五月底，我从外国回来，住在沧州旅馆。有一天，吴稚晖先生在我的房里大谈。门外有客来了，我开门看时，原来是明复同周子竞（仁）两位。我告诉他们，里面是稚晖先生。他们怕打断吴先生的谈话，不肯进来，说“过几天再来谈”，都走了。我以为，大家同在上海，相见很容易的。谁知不多时明复遂死了，那一回竟是我同他的永诀了。他永永不再来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