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虽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王莽于西历纪元9年建国，那年他就下诏曰：

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此等处皆可以补史传的不足。百年前，董仲舒也有“去奴婢，除专杀之威”的主张）。……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晋灼曰，虽老病者，皆复出口算），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贫者不厌糟糠。……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

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此莽诏须看《王莽传》）

《莽传》说，

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食货志》同）

此政策即“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当日施行时自然有大困难。到了西历12年，中郎区博谏莽曰：

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并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传》）

莽知民怨，乃下书日：

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同）

西历10年，莽即位之二年，初设“六筦之令”。“筦”字《食货志》作“斡”，即是“归国家管理”之意。六筦是：

（1）盐，（2）酒，（3）铁，（4）名山大泽，（5）钱布铜冶，（一今本钱作铁，今依钱大昭校，据闽本。）（6）五均赊贷。

《食货志》记诸筦，有两次诏令的原文。《莽传》亦有两次，一在西10年，一在西17年。《食货志》第一诏当是10年的：

夫《周礼》有赊贷（此指“泉府”之职），《乐语》有“五均”。（邓展曰，《乐语》，《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臣瓒曰，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沈钦韩曰，《乐语》，《白虎通》引之。）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

[两市及五都]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即泉府）丞一人。此时似尚未明定“六筦”之数，诸“斡”次第举行。凡属于国有富源的，办法如下：

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铅）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于]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

这不是国家自办，乃是归国家管理；凡做此项事业的，须呈报（“占”）于司市钱府。营业所得，国家要抽“所得税”。故《食货志》说：

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在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于]县官一岁。

抽所得税竟抽到女工方技，似乎不确。况且科罚条文内说“尽没入所采取”，似乎原令的所得税只限于“诸取众物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或至多“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者”。《莽传》也只说“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可以互证。

《食货志》说酤酒的办法最详细：

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卢以卖，雠五十酿为准。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曲三斛并计其贾而参分之，以其一为酒一斛之平。除米曲本贾，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醩酨（酢浆也）灰炭给工器薪樵之费。

五均之制，《食货志》也说的详细：

（1）市平（平均的物价）“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他所。”

（2）收滞货“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

（3）平市“万物卬贵，过平一钱，则以[所收不雠之物以]平贾卖与民。其贾低贱减[于]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

（4）赊“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师古曰，但，空也，徒也，言不取息利也。）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

（5）贷本“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而]受息，毋过岁什一”。《莽传》作“赊贷与民，收息百月三”。

这些政策，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他们的目的都是“均众庶，抑并兼”。但当那个时代，国家的组织还不完备，这种大计划的干涉政策，当然不能一时收效。政府里的书生又不能不依靠有经验的商人，故《食货志》又说：

羲和（官名）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菑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俞病。

到了西17年，王莽又下诏曰：

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仰以给赡；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

我们看这一诏，可以知道当日的政治家确能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精意。六筦都是民间的“公共用具”，私人自做，势必不能；若让少数富贾豪民去做，贫民必致受他们的剥削。社会主义者所以主张把这种“公共用具”一切收归社会（或国家）办理。这个意思，即是王莽的政策的用意，那是无可疑的了。

西21年，南郡秦丰，平原女子迟昭平各聚兵作乱。莽召群臣问擒贼方略。故左将军公孙禄征来与议，他说：

……国师嘉信公（刘歆）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羲和鲁匡设六筦，以穷工商。……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

这几个重要人物，除了刘歆之外，几乎全不可考。若不是公孙禄明白提出，我们竟无从知道这些主名了。作井田的孙阳，已不可考。张邯见于《汉书·儒林传》（八十八）之《后苍传》下。后苍通诗礼，传匡衡翼奉萧望之，匡衡的传经表如下：

按《莽传》，满昌为莽太子讲诗。又按《后苍传》，张邯与皮容“皆至大官，徒众尤盛”。鲁匡见于《后汉书·鲁恭传》（五十五），“恭，扶风平陵人也。……哀平间，自鲁而徙。祖父匡，王莽时为羲和，有权数，号曰智囊。”《食货志》说：

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即十年之诏）……

羲和鲁匡言：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均赊贷，斡在县官。唯酒酤独未斡。……《诗》日，“无酒酤我。”而《论语》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诗》据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论语》孔子当周衰乱，酒酤在民，薄恶不诚，是以疑而弗食。今绝天下之酒，则无以行礼相养，放而亡限，则费财伤民。请法古令官作酒。（余见上）

这种穿凿附会，绝像王莽时代的经学家。《莽传》又说，公孙禄请诛数子之后，

莽怒，使虎贲扶禄出，然颇采其言，左迁鲁匡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筦非匡所独造，莽厌众意而出之。

大概酒筦是鲁匡的计划，其余则刘歆等人的合作，未必是鲁匡一人“所独造”了。

西22年，四方盗贼并起，太师王匡等战数不利。莽“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待见未发”。此事竞无下文，似乎终莽之世，这些政策不曾废除。再过一年，他就死了。

《食货志》说：

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

《莽传》说：

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莽自见前颛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

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渐台上，他的头被一个商人杜吴斫去，尸首被军人分裂，“支节肌骨脔分”！而二千年来，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

十一，九，三

（原载于1922年9月3日《读书杂志》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