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后世儒者，因此以言利为大戒。董仲舒更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于是一切行为，专问动机，不问结果，弄得道德标准和生活实际距离日远，真是儒家学说的莫大流弊。其实孔子也并不如此。一部《易经》，个个卦都讲“利”。孔子说“利者义之和”，说“以美利利天下”，说“乐其乐而利其利”，何尝说利是不好？不过不专拿“利”来做道德标准罢了。

墨子则不然。道德和实利不能相离，利不利就是善不善的标准。书中总是爱利两字并举。如“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下》）、“爱利万民”（《尚贤中》）、“兼而爱之从于利”（同上）、“众利之所生何自生，从爱人利人生”（《兼爱下》）、“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兼爱中》）、“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法仪》）、“若见爱利国者必以告，亦犹爱利国者也”（《尚同下》），诸如此类，不可枚举。以常识论，爱的目的在人，利的目的在己，两件事像很不相容，然而墨子却把他打成一片。第一件，可以见他所谓“利”，一定不是褊狭的利己主义。第二件，可以见他所谓“爱”，必以有利为前提。他说：“忠信相连，又示以利，是以终身不厌。”（《节用中》）。简单说，从经济新组织上建设兼爱的社会，这是墨学特色。

经济学的原字（economy），本来的训诂，就是节用。所以墨子的实利主义，拿“节用”做骨子。“节葬”不过是“节用”之一端，“非乐”也从“节用”演绎出来。今综合这几篇来研究“墨子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墨子的经济学，须先从消费方面起点。墨子讲消费，定出第一个公例是：

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

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节用中》）

墨子以为人类之欲望，当以维持生命所必需之最低限为标准。饮食是“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饭于土塯，啜于土铏。”（《节用中》）衣服是“冬以圉寒，夏以圉暑。”（《节用上》）宫室是“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霜雪雨露，墙高足以别男女”。（《辞过》）只要这样就够了，若超过这限度，就叫做奢侈。墨子以为凡奢侈的人，便是侵害别人的生存权，所以加他个罪名。说是：

暴夺人衣食之财。（《节用中》）

近代马克思一派，说：资本家的享用，都是从掠夺而来。这种立论根据，和二千年前的墨子正同。

论到生产方面，墨子立出第二个公例，是：

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节用中》）

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辞过》）

墨子以为：生产一种物事，是要费资本、费劳力。那么，就要问：费去的资本劳力能够增加多少效用？所费去的和所增得的比较，能否相抵而有余？试拿衣服来做个例，墨子说：“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锦绣文采靡曼之衣……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辞过》）他的意思以为穿衣服的目的，不过取其能暖，穿绸比穿布并不加暖，所以制绸事业，就是“加费不加利于民”。

墨子非乐的主张，就是从这个公例衍生出来。他说：

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圣王亦尝厚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反中民之利亦若此，既我弗敢非也。（《非乐上》）

这是说：音乐是“加费不加利于民”的事，所以要反对他。墨子以为总要严守这个公例，将生产力用到有用的地方，才合生产真意义。所以他说：“把那些阔人所嗜好的‘珠玉鸟兽犬马’去掉了，挪来添补‘衣裳宫室甲盾舟车之数’，立刻可以增加几倍。”（《节用上》）

墨子更把这种观念扩充出去，以中用不中用为应做不应做的标准，凡评论一种事业一种学问，都先问一句：“有什么用处？”，如：

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鲁问》）

这是墨学道德标准的根本义。若回答不出个“什么用处来”，那么，千千万万人说是好的事，墨子也要排斥的。

墨子这种经济思想，自然是以劳力为本位。所以“劳作神圣”，为墨子唯一的信条。他于是创出第三个公例，是：

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非乐上》）

墨子说：人和禽兽不同。禽兽是“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所以不必劳作，而“衣食之材已具”。人类不然，一定要“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命。所以各人都要有“分事”。什么叫做分事呢？就是各人自己分内的职业。墨子于是感觉有分劳的必要，又创出第四个公例，说道：

各从事其所能。（《节用中》）

各因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公孟》）

墨子设一个比喻，说道：“比如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可成也。”（《耕柱》）有些人“竭股肱之力”，有些人“禀其思虑之智”，无论是筋力劳作，或是脑力劳作，只要尽本分去做，都是可敬重的。只有那些“贪于饮食惰于从事”的人，墨子便加他一个恶名，叫做“罢而不肖”了。（《非命上》）

在这种劳动力本位的经济学说底下，自然是把时间看得很贵重。墨子于是又创造出第五个公例，说道：

以时生财，财不足则反之时。（《七患》）

“光阴即金钱”（time is money）这句格言，墨子是看得最认真的。他所以反对音乐，就因为这个原故。他说：“那些‘王公大人’们日日听音乐，还能‘早朝晏退听狱治政’吗？农人日日听音乐，还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吗？妇人日日听音乐，还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吗？所以断定音乐是‘废国家之从事’。”（《非乐上》）他反对久丧，也是因为这个原故。他说：“儒教的丧礼，君父母妻长子死了，都服丧三年。伯叔兄弟庶子死了，都服丧一年。其余族人亲戚，五月三月不等。这样，人生在世几十年，服丧的日子倒占了大半，还有什么时候去做工呢？而且服丧的时候，做成许多假面孔。‘相率强不食以为饥，薄衣而为寒’‘扶而能起，杖而能行’，闹到‘面目陷，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健强’，这不是于卫生大有妨碍吗？这不是减削全社会的劳力吗？所以断定‘久丧为久禁从事’。”（《节葬下》）

墨子又极注意人口问题，他有第六个公例，是：

欲民之众而恶其寡。（《辞过》）

墨子的人口论，和玛尔梭士的人口论正相反。玛尔梭士愁的是人多，墨子愁的是人少，人少确是当时的通患。所以梁惠王因“寡人之民不加多”，就对孟子发牢骚。（《孟子·梁惠王篇》）商鞅弄许多把戏，“徕三晋之民”。（《商君书·垦令篇》）墨子对于这个问题，第一是主张早婚。他的制度，“是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节用上》）第二是反对蓄妾，他说：“内无拘女，外无寡夫，则天下之民众，故蓄私不可不节。”（《辞过》）这些主张，都是以增加人口为增加劳力的手段，所以看得很郑重。反对久丧，也是为这个原故。因为儒家丧礼，禁男女同栖，服丧时候很多，于人口繁殖自有妨碍。墨子说：“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众，譬犹使人负剑而求寿也。”（《节葬下》）反对战争，也是为这个原故。他说：“战争除病死战死不计外，而且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节用上》）这都是注重人口问题的议论，虽然见解有些幼稚，但在当日也算救时良药了。

最后讲到分配方面，墨子定出第七个公例，是：

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尚同上》）

自己的劳力和光阴，做完了自己分内的事业，还有余剩，拿去帮别人做，这就是“余力相劳”。自己的资财，维持自己一身和家族的生活，还有余剩，拿去分给别人，这就是“余财相分”。这两句话墨子书中讲得最多。（《天志篇》《辞过篇》《兼爱篇》皆有）其实只是“交相利”三个字的解释。《节葬篇》说：“疾从事焉，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意义更为明了。余力相劳，就是孔子讲的“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余财相分，就是孔子讲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礼记·礼运篇》）两圣人的经济学说，同归宿到这一点。质而言之，都是梦想一种完全互助的社会。

我想，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经济组织，很有几分实行墨子的理想。内中最可注意的两件事：第一件，他们的衣食住，都由政府干涉。任凭你很多钱，要奢侈也奢侈不来。墨子的节用主义，真做到彻底了。第二件，强迫劳作，丝毫不肯放松，很合墨子“财不足则反诸时”的道理。虽然不必“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但比诸从前工党专想减少工作时刻，却是强多了。墨子说：“安在善而不可用者”，看劳农政府居然能够实现，益可信墨子不是个幻想家了。

墨子非攻，儒家亦非攻。儒家非攻，专是义不义问题；墨家非攻，义不义问题之外，还有个利不利问题。《非攻上》是说攻的不义，《非攻下》是说攻的不利。墨家的宋，想说秦楚罢兵，儒家的孟子问他：“说之将如何？”宋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说：“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这就是儒墨不同之点。墨子说非攻的不利，有个很妙的譬喻：

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今大国之攻小国，被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耕柱》）

这段话，简单说，就是“彼此不上算”。墨子无论说什么事理，都要从“上算不上算”上头比较一番，和董子“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学说恰好是个反面。

墨子把“利”字的道理，真是发挥尽致。孔子说：“利者义之和”已经精到极了。《墨子·经上篇》直说：“义，利也。”是说，利即是义，除了利别无义。因此他更替了这个“利”字下了两条重要的界说：

界说一，凡事利余于害者谓之利，害余于利者谓之不利。他说：

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者，非取害好，取利也。（《大取》）

有时明明看着是有害的事情，还要做他，如断指。表面看来，岂不是和实利主义相悖吗？其实不然，因为是利余于害才取他，取他毕竟是取利不是取害。反之，害余于利的事情，万不要取。墨子解释攻国之害余于利，说：“然而何为为之？曰：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子墨子曰：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其所丧。”（《非攻中》）

这是表面看着像有利，其实害比利大，所以不要取，这是计较利害到极精处。

界说二，凡事利于最大多数者谓之利，利于少数者谓之不利。墨子说：

饰攻战者言曰：南则荆吴之王，北则齐晋之君，始封于天下之时，其土之方，未至有数百里也，人徒之众，未至有数十万人也。以攻战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数千里也，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人，故当攻战而不可为也。子墨子曰：虽四五国则得利焉，犹谓之非行道也。譬若医之药人有病者然，今有医于此，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万人食之，若医四五人得利焉，犹谓之非行药也。（《非攻中》）

少数人格外占便宜得利益，从这少数人方面看，诚然是有利了，却是大多数人受了他的害。从墨子爱利天下的眼光看来，这决然是害，并不是利。反之，若是少数人吃亏，多数人得好处，墨子说他是利。所以他说：“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大取》）

“杀己”岂不是大不利的吗？因为杀了一个“己”能存得了天下，所以打起算盘来，依然有利。英人边沁主张乐利主义，拿“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做道德标准，墨子的实利主义，也是如此。

然则墨子这种学说，到底圆满不圆满呢？我曾说过，墨子是个小基督，从别方面说，墨子又是个大马克思。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在“唯物观”的基础上建设出来。墨子的“唯物观”，比马克思还要极端。他讲的有用无用、有利无利，专拿眼前现实生活做标准，拿人类生存必要之最低限度做标准，所以常常生出流弊。即如他所主张“男子二十处家，女子十五事人”，依我们看来，就不如孔子所主张“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墨子只知道早婚可以增加人口增加劳力，却不知道早婚所产的儿女，体力智力都薄弱，劳力的能率却减少了。墨子学说最大的缺点，莫如“非乐”。他总觉得娱乐是废时失事，却不晓得娱乐和休息，可以增加“物作的能率”。若使墨子办工厂，那“八点钟制度”他定然反对的。若使墨子办学堂，一定每天上课十二点钟，连新年也不放假。但这种办法对不对？真可以不烦言而决了。儒家有一位程繁，驳他的“非乐论”。说道：

昔者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息于瓴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所能至耶！（《三辩》）

墨子对于这段话的反驳，就很支离，不能自圆其说，这总算墨学的致命伤了。庄子批评墨子，说：

其道太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天下篇》）

庄子是极崇拜墨子的人，这段批评，就很替墨子可惜。墨子的实利主义，原是极好，可惜范围太窄了，只看见积极的实利，不看见消极的实利。所以弄到只有义务生活，没有趣味生活，墨学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