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中的孔子

孔子说：“中庸其至矣夫，民鲜能久矣。”（《论语》）又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时中两个字，确是孔子学术的特色。

中是就空间言，不偏走于两极端，常常取折衷的态度；加上一个庸字，是归于适用的意思。孔子赞美大舜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这两句是中庸最好的注脚。又说：“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是说从两极端推寻出真理。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异端即两端，攻即《诗经》“可以攻玉”之攻，是修治的意思。已，止也。孔子的意思说：凡两极端所主张，都含有一面真理，但都各有各毛病。若像攻玉的样子来修治他一番，他的毛病就去掉了。孔子一切学说，都含有这种精神。

例如杨朱的“为我”，极端的主张自己本位说；墨子的“兼爱”，极端的主张牺牲自己，专务利他。孔子的人格说主张“相人偶”的“仁”，用“恕”的方格从两端推验出来，所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便是执杨、墨两端求得中庸。又如道家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极端的反对法治；法家说“以法治国国之福，不以法治国国之贼”，极端的崇拜法治。孔子却从中间寻出个礼治主义来。又说：“出于礼者入于刑。”他的《春秋》，便一半含有礼制的性质，一半含有法律的性质。这便是执道、法两端求得中庸。又如老子说“其鬼不神”，墨子说“明鬼”。孔子却说个“体物不遗”“如在其左右”的“鬼神之德”，说鬼神有主观的存在，没有客观的存在。这又是执老、墨两端求得的中庸。又如老子极端的主张“绝欲”，慎到闹到“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陈仲子闹到“必蚓而后可”；杨朱和他相反，极端的主张“乐生逸身”。孔子讲的礼，却是“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饮食男女的情欲，是应该尊重的，但须加以品节。所以他自己一面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面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中”。这又是执老、杨的两端求得的中庸。又如棘子成反对当时文胜的流弊，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本也含一面真理。孔子嫌他太偏了，说出个“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或人问：“以德报怨何如？”要矫正人类谿刻计较的恶性，本也甚好。孔子因为如此便行不通，说出个“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都是折衷适用的意思；所以叫做中庸。以上所说，不过随手举几个例，其实孔子学说的全部，都是如此。

孔子主张这种中庸主义，有什么根据呢？《中庸》说：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易·系辞传》说：

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

孔子是最崇信自然法的人。他以为自然法的好处，因为自然界本身有自然的调和力，所以能“至赜而不可恶”，“至动而不可乱”。因为有调和力，所以不妨“并育”“并行”，而且非并育并行显不出调和力来；因为有调和力，所以能“同归”“一致”，却是非“殊涂”“百虑”，那调和力便无所依据。孔子学说的主脚点，在效法自然。中庸是效法他调和的结果，并育并行，是供给调和的资料。

孔子主张调和，不主张排斥。因为他立在中间，看见那两极端所说，都含有一面真理，所以不肯排斥他。墨子便不然，他立在这一个极端，认为真理，觉得那一个极端是真理的反面，非排斥不可。所以他的书中，非什么非什么的篇名，有许多出来。孔子是最尊重思想自由的人，他的书里头，从没有一句排除异己的话。（有人说孔子杀少正卯，岂不是压制思想自由？我说这件事决不是事实。《史记·孔子世家》虽然有“诛乱政大夫少正卯”八个字，但《史记》有许多后人窜入的话，本来不可尽信，就是太史公选择材料，也非字字精审。再让一步说，《史记》这八个字靠得住，也许是杀了一个凶虐不奉职的人。至于说他的罪名是“其居处足以聚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荧罪，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这是出晋王肃伪撰的《孔子家语》，断断信不得的。我想孔子是主张礼治主义的人，像法家的杀人立威，他是根本反对的。后来伪书最喜欢讲齐太公诛华士、子产杀邓析、孔子杀少正卯三事，三个被杀的人罪名都是一样，太公、子产、孔子异时异地不谋而合，做了三篇印板文章，天下那有这情理？所以我要替他三位辨冤。）后来儒家两位大师，孟子距杨墨，荀于非十二子，虽说是不得已，已经失却孔子精神了。至于李斯教秦始皇“别黑白而定一尊”，董仲舒教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更是和孔子精神相反。因为这种做法，便是极端，不是中庸了。

中国为什么能产生这种大规模的中庸学说呢？我想：地势气候人种，都有关系。因为我们的文明，是发育在大平原上头。平原是没有什么险峻恢诡的形状，没有极端的深刻，也没有极端的疏宕，没有极端的忧郁，也没有极端的畅放。这块大平原，位置在温带，气候四时具备，常常变迁，却变迁得不甚激烈，所以对于自然界的调和性看得最亲切，而且感觉他的善美。人类生在这种地方，调和性本已应该发达。再加以中华民族，是由许多民族醇化而成，若各执极端，醇化事业便要失败。所以多年以来，调和性久已孕育。孔子的中庸主义，可以说都是这种环境的产物。

和孔子相先后的哲学家恁么多，为什么二千年来的中国，几乎全被孔学占领呢？世主的特别提倡，固然是一种原因，但学说的兴废断不是有权势的人能够完全支配，一定和民族性的契合反拨，有一种针芥相投的关系。我们这平原民族温带民族，生来就富于调和性，凡极端的事物，多数人总不甚欢迎。所以极端的思想，虽或因一时有人提倡主持，像很兴盛，过些时候，稍为松劲，又反到中庸了。孔子学说，和这种民族特性最相契合，所以能多年做思想界的主脑，就是为此。

然则中庸主义是好呀，还是坏呢？我说：两面都有。好处在他的容量大，从没有绝对排斥的事物。若领略得他的真意义，真可以做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所以中国人争教流血的笑话，始终没有闹过。佛教基督教和各种学术从外国输入，我们都能容纳。中庸主义若从这方面发展出去，便是平等自由的素质了。坏处在容易却没个性。凡两种事物调和，一定各各把他原有的性质，绳削了一部分去，这就是把他个性损坏了。专重调和的结果，一定把社会事务轮廓，弄得囫囵不分明。流弊所极，可以把社会上千千万万人，都像一个模型里铸出来，社会变成死的不是活的了。我想孔子时代的中庸主义，还没有多大毛病，越久了毛病越显著。后来中庸主义和非中庸主义，却成了对峙的两极端，中庸这个名词，已经变质了。依着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的道理，甲与非甲两极端，生出个第三者的乙来，叫做中庸。此后怕是乙与非乙两极端，再生出个第三者的丙来，叫做新中庸罢。

孔子的中庸，还含有时间性，所以说“时中”。《易传》说：“随时之义大矣哉！”又说：“与时偕行。”全部《易经》，说“时”字的几于无卦不有。《春秋》的三世，也是把时的关系，看的最重。因为孔子所建设的是流动哲学，那基础是摆在社会的动相上头，自然是移步换形，刻刻不同了。“时中”，就是从前际后际的两端，求出个中来适用。孔子因把“逝者如斯”的现象看得真切，所以对于时的观念，最为明了。“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是他所反对的；“虽百世可知”，却是要有所损益。简单说，孔子许多话，都像演电影似的，截头截尾，就教你在白布上颤动的那一段落来注意。若不懂得时间的意味，便觉他有许多话奇怪了。孟子上他个徽号，说是“圣之时”。真是不错！孔子“中”的观念，容或还有流弊，这“时”的观念，却是好极了。我们能受他“与时偕行”的教训，总不要落在时代的后头，那么，非惟能顺应，而且能向上了。

二、孔子之人格

我屡说孔学专在养成人格。凡讲人格教育的人，最要紧是以身作则，然后感化力才大。所以我们要研究孔子的人格。

孔子的人格，在平淡无奇中现出他的伟大，其不可及处在此，其可学处亦在此。前节曾讲过，孔子出身甚微。《史记》说“孔子贫且贱”，他自己亦说“吾少也贱”。（孟子说孔子为委吏乘田，皆为贫而仕）。以一个异国流寓之人，而且少孤，幼年的穷苦可想，所以孔子的境遇，很像现今的苦学生，绝无倚靠，绝无师承，全恃自己锻炼自己，渐渐锻成这么伟大的人格。我们读释迦、基督、墨子诸圣哲的传记，固然敬仰他的为人，但总觉得有许多地方，是我们万万学不到的。惟有孔子，他一生所言所行，都是人类生活范围内极亲切有味的庸言庸行，只要努力学他，人人都学得到。孔子之所以伟大就在此。

近世心理学家说，人性分智（理智）、情（情感）、意（意志）三方面。伦理学家说，人类的良心，不外由这三方面发动。但各人各有所偏，三者调和极难。我说，孔子是把这三件调和得非常圆满，而且他的调和方法，确是可模可范。孔子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又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知，就是理智的作用；仁，就是情感的作用；勇，就是意志的作用。我们试从这三方面分头观察孔子。

（甲）孔子之知的生活。孔子是个理智极发达的人。无待喋喋，观前文所胪列的学说，便知梗概。但他的理智，全是从下学上达得来。试读《论语》“吾十有五”一章，逐渐进步的阶段，历历可见。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可见孔子并不是有高不可攀的聪明智慧。他的资质，原只是和我们一样；他的学问，却全由勤苦积累得来。他又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解释好学的意义，是不贪安逸，少讲闲话，多做实事；常常向先辈请教，这都是最结实的为学方法。他遇有可以增长学问的机会，从不肯放过：郯子来朝便向他问官制；在齐国遇见师襄，便向他学琴；入到太庙，便每事问。那一种遇事留心的精神，可以想见。他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又说：“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可见他真是以学问为性命，终身不肯抛弃。他见老子时，大约五十岁了，各书记他们许多问答的话，虽不可尽信，但他虚受的热忱，真是少有了。他晚年读《易》“韦编三绝”，还恨不得多活几年，好加功研究。他的《春秋》，就是临终那一两年才著成。这些事绩，随便举一两件，都可以鼓励后人向学的勇气。像我们在学堂毕业就说我学问完成，比起孔子来，真要愧死了。他自己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可见他从十五岁到七十三岁，无时无刻不在学问之中。他在理智方面，能发达到这般圆满，全是为此。

（乙）孔子之情的生活。凡理智发达的人，头脑总是冷静的，往往对于世事，作一种冷酷无情的待遇。而且这一类人，生活都会单调性，凡事缺乏趣味。孔子却不然。他是个最富于同情心的人，而且情感很易触动。“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见齐衰者，虽狎必变，凶服必式之”。可见他对于人之死亡，无论识与不识，皆起恻隐，有时还像神经过敏。朋友死，无所归，子曰“于我殡”。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一哀而出涕。颜渊死，子哭之恸。这些地方，都可证明孔子是一位多血多泪的人。孔子既如此一往情深，所以哀民生之多艰，日日尽心，欲图救济。当时厌世主义盛世，《论语》所载避地避世的人很不少。那长沮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孔子却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可见孔子栖栖皇皇，不但是为义务观念所驱，实从人类相互间情感发生出热力来。那晨门虽和孔子不同道，他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实能传出孔子心事。像《论语》所记那一班隐者，理智方面都很透亮，只是情感的发达，不及孔子。（像屈原一流情感又过度发达了）

孔子对于美的情感极旺盛，他论韶武两种乐，就拿尽美和尽善对举。一部《易传》，说美的地方甚多（如乾之以美利利天下，如坤之美在其中）。他是常常玩领自然之美，从这里头，得着人生的趣味。所以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前节讲的孔子赞《易》全是效法自然，就是这个意思。曾点言志，说“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为什么叹美曾点，因为他的美感，能唤起人趣味生活。孔子这种趣味生活，看他笃嗜音乐，最能证明。在齐闻韶，闹到三月不知肉味，他老先生不是成了戏迷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可见他除了有特别哀痛时，每日总是曲子不离口了。“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可见他最爱与人同乐。孔子因为认趣味为人生要件，所以说“不亦说乎”？“不亦乐乎”？说“乐以忘忧”，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个“乐”字，就是他老先生自得的学问。我们从前以为他是一位干燥无味方严可惮的道学先生，谁知不然。他最喜欢带着学生游泰山游舞雩，有时还和学生开玩笑呢（夫子莞尔而笑……前言戏之耳）。《论语》说“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正是表现他的情操恰到好处。

（丙）孔子之意的生活。凡情感发达的人，意志最易为情感所牵，不能强立。孔子却不然，他是个意志最坚定强毅的人。齐鲁夹谷之会，齐人想用兵力劫制鲁侯，说孔丘知礼而无勇，以为必可以得志。谁知孔子拿出他那不畏强御的本事，把许多伏兵都吓退了。又如他反对贵族政治，实行堕三都的政策，非天下之大勇，安能如此？他的言论中，说志说刚说勇说强的最多。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教人抵抗力要强，主意一定，总不为外界所摇夺。如“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此不变，强哉矫”，都是表示这种精神。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教人以献身的观念。为一种主义或一种义务，常须存以身殉之之心。所以他说“仁者必有勇”，又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可见讲仁讲义，都须有勇才成就了。孔子在短期的政治生活中，已经十分表示他的勇气，他晚年讲学著书，越发表现这种精神。他自己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两句语看似寻常，其实不厌不倦，是极难的事。意志力稍为薄弱一点的人，一时鼓起兴味做一件事，过些时便厌倦了。孔子既已认定学问教育是他的责任，一直到临死那一天，丝毫不肯松劲。不厌不倦这两句话，真当之无愧了。他赞《易》，在第一个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是表意志力，不息是表这力的继续性。

以上从知情意即知仁勇三方面分析综合，观察孔子。试把中外古人，别的伟人哲人来比较，觉得别人或者一方面发达的程度过于孔子，至于三方面同时发达到如此调和圆满，直是未有其比。尤为难得的，是他发达的径路，很平易近人，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学步。所以孔子的人格，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做人类的模范。我们和他同国，做他后学，若不能受他这点精神的感化，真是自己辜负自己了。

三、孔门弟子及后学

孔子虽如此伟大，他门弟子中却没有很出类拔萃的人物，或者为孔子所掩，也未可知。颜渊、子路两位，想是很了不得，但可惜都早死了。有若年齿最尊，算是孔门长老。子夏、子游、子张都佩服他，曾子却不敢苟同。大概孔子卒后，孔门或分有、曾两派。曾子注重内省之学，传授子思《大学》《中庸》两篇，就是这一派学说的精华，后来开出孟子。有子之学，像是重形式，言动都似圣人。子夏子游子张，和他同调，都注重外观的礼乐，一部《礼记》，多半是这一派的记述。后来荀子，和这一派的渊源，像有点接近。但这不过我个人的推测。据《荀子·非十二子篇》，骂子思孟轲那一段有两句话说，“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像思轲之学”，和子游有点渊源，或者《礼运》的大同由子游展转传到孟子，也未可定。《非十二子篇》又有“仲尼子弓是也”一句，荀子如此推尊子弓，把他和仲尼并称，或者荀学和仲弓有点渊源，也未可知。

据《非十二子篇》，知荀子时儒家派别，有子张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子游氏之儒，并子思孟轲，共为四派。荀子立于此四派之外，共为五派。据《韩非子·显学篇》说，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即荀卿）、有乐正氏之儒。想以上各家，都各有他的特色，终分出派别来。可惜内中有几派，学说全然失传。颜氏之儒，想是宗法颜回，如今一无可考了。漆雕氏之儒，是漆雕开传下来。《论语》记：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可见这人很有点倔强，不愿做官。《显学篇》说漆雕氏一派“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他纯从意志刚强方面效法孔子，成为孔门的武侠派。或者孟子书中的北宫黝孟施舍，都是这一派，也未可知。《汉书·艺文志》有《漆雕子》十三篇，可惜佚去了。子张在孔门中，气象最为阔大，曾子、子夏、子游都不甚以他为然（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所以他自成一派。子游南教于吴楚，或者南方儒学，多出其传。乐正氏即乐正子春，与子思同出曾子。子思广大精微，乐正却极其拘谨。“下堂而伤其足，三月不出，犹有忧色。”（《礼记·檀弓》）确是曾子战战兢兢临深履薄的意思，所以和思孟分驰。仲良氏不见他书。据《孟子》书楚国有位陈良，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不知是他不是。

要之，以上两书所举儒家十派（除去重复），除后起的孟子荀卿有专书可考外，其馀大半失传（《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今仅存《中庸》一篇），但揣想当时最有势力，且影响于后来最大的，莫如子夏一派。子夏最老寿，算起来当在百零六岁以上。门弟子自然众多，而且当时中原第一个强国的君主魏文侯，受业其门，极力提倡，自然更得势了。后来汉儒所传“六经”，大半溯源子夏，虽不可尽信，要当流传有绪。所以汉以后的儒学，简直可称为子夏氏之儒了。

子夏在孔门，算是规模最狭的人。孔子生时已曾警戒他道：“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他自己尚且器量很小，门弟子更不消说了。所以当时同学，就很不满意。子游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亡如之何？”他论交友，主张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他的门人述以问子张，子张就说孔子不如此说，是应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看这几段，子夏学问的价值，和教育的方法，可以推见了。荀子说：“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非十二子篇》），把子夏门下那班人迂阔拘谨专讲形式的毛病，可谓形容尽致。孔门各派都中绝，惟此派独盛，真算孔子大大的不幸。怪不得墨子看不上这些陋儒，要起革命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