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孔子前，远自羲 农、黄帝、尧 舜、夏、商、周三代，中国早已绵历了两千五百年上下的历史传统。孔子把此一段长时期的历史传统，融会折衷，开创出他一番思想和理论，后人称之为集大成。孔子以后，孔子思想有如中道而立。凡属在思想上有建树、有创辟，必然会和孔子思想有交涉。不论是反孔抑尊孔，孔子思想俨然成为中国此下思想史上一会合的中心。

孔子以下，先秦 战国百家争鸣。反孔的不提，尊孔的主要有两大派：一孟子，一荀子。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两家意见正相反，长期不能获定论。两汉以下，儒学中衰，道、释两家，递兴迭盛，经历了魏 晋 南北朝、隋 唐、五代一段长时期。孔子思想与儒家学术虽未熸息，只与道、释如鼎足分峙。抑且孔子与儒术，仅以应世济俗；若论宇宙真理，人生原则，道、释两家转踞在上，儒术似未足相抗衡。

北宋理学崛起，儒术复兴。理学家长处，在能入虎穴，得虎子。兼采道、释两家有关宇宙真理、人生原则方面，还本儒学，加以吸收或扬弃。遂使孔子思想崭然以一新体貌、新精神，超然卓出于道、释两家之上，而又获一新综合。此事成于南宋之朱子。但即在朱子同时，理学家中即有与朱子持异议、唱对台戏者。厥为陆象山。朱子亦自说，他所讲在“道问学”方面多了些，象山所讲，在“尊德性”方面多了些。后人称之曰“朱、陆异同”。此一争辨，亦如战国 孟、荀性善恶之争，同样长期未获一解决。

明代王阳明继起，偏袒象山。理学中遂分程 朱、陆 王两壁垒。直至满清入关，明遗民讲学，此两壁垒依然存在。厥后乾 嘉学派，盛推两汉经学，与宋 明理学树异帜。自标其训诂考据工夫，以与宋明儒所主心性义理之学相抗衡。直至清末，西方学术思想东来，当为以下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又开出一新形势。

今姑不论以后，且综述以前。自孔子迄今，亦将两千五百年，孔子思想依然是此两千五百年一段长时期历史一中心。不论反孔、尊孔任何一方面，均不能抛弃孔子思想于不闻不问之列。专就尊孔一面论，有孟、荀异同，有朱、陆异同，有汉、宋异同种种争辨。若我们要研究孔子思想，即不啻该要研究自战国迄清末此一段两千五百年长时期的中国思想史。我们不能一刀切断，把战国 孟、荀以下全部割去，专就《论语》一书来研究孔子思想。只为初学入门言，要研究了解孔子思想，断当从《论语》一书入手。而以成学到家言，亦自当以《论语》一书作为此一研究之最后归宿。

本讲简之又简，运用单刀直入方法，想要在《论语》一书上、下编二十篇中，单举一章，试来扼要叙述孔子思想之纲宗所在；为此下孟、荀异同，朱、陆异同，汉、宋异同，经历两千五百年长时期的中国儒学史上这几项大争议，作一综合性的解答。并试拟为此下中国在学术思想上，在此前古未有之一种新形势之下，究可有何种新趋向？

走上何种新道路？来作一大胆探测性之提示。

二

《论语·公冶长篇》最后一章云：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此即为我所要单独提出的一章。在我认为，此一章正可奉为孔子思想之纲宗所在，亦可凭以判断此下孟 荀、朱 陆、汉 宋种种争辨之主要依据。

孔子不多言“性”，《论语》中仅有“性相近，习相远”一章。故子贡有“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之叹。但上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此即言人性相近，并其相近处是善非恶。是孔子亦言性善，惟与孟子不同。孟子曰：“圣人与我同类者。”凡同类者皆相似，因曰：“人皆可以为尧 舜。”此则成为全称肯定语，又悬格太高，遂启后人疑问争辨。《论语》本章，仅言人类大多数如是，不说尽人皆然，此则争辨较少。又仅说“忠信”，不言仁、义、礼、智四端，其间大有分寸。

孔子平日最重言“仁”，又常与“礼”与“智”并言。礼有轨迹可遵，而智则有上智、下愚之不移。孔子教人，一面守其易遵之礼，一面企其难及之智。双方配合，走上仁道。仁道人人可能，但亦少人能及。孔子似乎在人之最后成就上，并未明白主张人人有平等之可能。只是天生本质相近，如“忠信”。而别立人生至高标准，如“仁”与“智”。人能忠信，可称一善人。仁且智，才始是圣人。今若责人不忠不信，人不甘受，必怒于言色以报。但若说此人不是一圣人，则此人自俯首悦服，不觉愧怍。

孟子教人为尧 舜，乃曰：“非不能，是不为。”意存责备。孔子则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是孔子并不自居为圣与仁。孟子把教人标准提高了，不免说得容易。孔子把教人标准放低，“十室之邑，皆有忠信”，待其人做到高处去，则自见困难。孔子自己，只以“学不厌，教不倦”自负。颜渊最为孔子称赏，但亦称赏其“好学”而已。《论语》二十篇，即以“学而时习之”一章开始。《论语》一书中孔子论学语，屡见不一见。孔子自说，他忠信与人同，好学与人异。我们要学孔子，亦只有从我与孔子同处，学孔子与我异处；即是学孔子之“好学”，学孔子之“学而时习”，“学不厌”。此是惟一正办。

又《学而篇》第二章，即继之以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第四章，又继之以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传”即孔子之所传，即指上文“忠信”言。可知孔子教人为学，方其在家为子弟时，即教之以孝弟；及其成人处世，即教之以忠信。人不能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之人。孝弟、忠信乃为人基本，当终身以之。其实孝弟、忠信，亦属一事。未有在家不孝弟，而出门处世能忠能信者。亦未有处人能忠信，而在家不孝不弟者。孔子身后，有子、曾子，在门弟子中最受尊敬，故七十子后学编集《论语》，首以此两章承孔子论学、论仁之语。开宗明义，昭灼甚显。

今再要约言之。人当初生幼弱之年，即知孝知弟。逮其成人涉世，即知忠知信。人之有学，则必本此以为学。孔门之教，务使人皆为一孝弟、忠信之人。由此以学，及其所至，则尚有更高标准，不能限一格相期。故孔门弟子分四科，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曰文学，而要之必以孝弟、忠信为本。故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孝弟、忠信是在始学基层相近处；逮其学成行尊，乃成相远；不仅是流俗陷阱使人相远。

三

今再本《论语》本章进论孟 荀、朱 陆、汉 宋之异同。

孟子道“性善”，比较与孔子意为近。荀主“性恶”，谓善者是伪。“忠信”非不善，“十室之邑”之忠信，不能谓其皆出于伪。故后人阐扬孔教，多采孟子。然论为学之重要，则荀子若较胜。两汉经学传衍，荀子贡献，实居孟子上。宋儒始特提孟子，少及荀子。惟程朱唱为“格物穷理”之教，朱子于训诂考据，汉 唐经学传绪，亦所留心。掇拾兼通，博大周详。能于“尊德性”大前提之下，不忘“道问学”。又程 朱皆言孟子为学尚粗，不如颜子。而象山乃讥朱子为“支离”。自谓其学由读《孟子》书而自得之。阳明更特提孟子之说“良知”。流弊所及，乃谓“满街都是圣人”，端茶童子亦是圣人。使孔子来端茶，亦无以胜此童子，是不啻谓十室之邑之忠信，皆已是孔子。孔子纵博学，亦无以逾乎十室之邑之忠信。则岂不诚是“归而求之有余师”，更何待于“学不厌”与“教不倦”而终生以之，不知老之将至乎！然则“尊德性”之后，断断不能不继之以“道问学”。为学必先“博文”而后知“约礼”，不能谓仅“约礼”，不必从事于“博文”。惟颜子好学，能道出孔子“博文约礼”之教法。故孔子亦以“克己复礼”告颜子。“礼”易知，“己”不易知。苟非博文，则童子端茶，即已是彼之约礼，但更从何处懂得有“己”之当“克”？“尊德性”属行，是约礼。“道问学”属知，是博文。不博文，无以知性尽性，更从何处去约礼？

至于清儒义理、考据，汉 宋之争，更属粗疏。只知“道问学”，不知“尊德性”。纵谓宋儒考据有差，亦不能谓其所讲一切义理俱无当。象山有言：“纵不识一字，亦将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十室之邑之忠信，固不能如孔子之好学；然不得因其不学，即斥其不忠不信。童子端茶，仅凭一心，不烦更有训诂考据。戴东原讥当时人为学，尽是“抬轿子”，不是“坐轿子”。其实东原亦何尝真坐进轿子？从另一观点言，童子端茶，反而是一面抬轿，一面即已是自己坐进轿子了。清儒尽教人如何读书，却不教人如何做人。仅求博文，不知约礼。孟 荀、朱 陆，在读书方面，一字一句，考据训诂，或不如清儒精密。但他们都懂得“吃紧为人”，懂得着重在做人上用心。清儒只讨论读书问题，如何当得上汉儒之所谓“通经致用”？清儒最多是仅“通经”，而不能“致用”。亦幸值乾 嘉盛世，故能各自埋头做一读书人。道 咸以下，天下乱了。一部《孝经》，挡不住一群黄巾贼；一部《皇清经解正续编》，亦何尝于近代中国国运，尽了几分责任？

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清代乾 嘉以下诸儒，毕生孜孜矻矻，论其为学工夫，亦是既忠且信。除却其著书成学不论，即论其平常为人，亦不能说他们不忠无信。只是他们学非所学。人之天生本质，依孔子言，大家还是和孔子一般。乾 嘉以下诸儒亦如此。只清儒所群相从事之所谓汉学，应与孔子所好之学有不同，并亦与孟 荀、朱 陆所好之学有不同。同为学孔子，而其学之蕲向与途径则有别。因此乃有所谓先秦儒、汉儒、魏晋 南北朝 隋 唐儒、宋 元 明儒、清儒诸分歧。然而或多或少或远或近，要而论之，亦同为学孔子。故我们不能不说孔子思想之与儒家学术，乃为中国学术思想一主干。中国历史人物，亦可谓大致尽由孔子思想与儒家学术所陶铸。因此，中国文化传统，亦可谓尽由孔子思想为中心而演成。除却孔子思想，将无由有中国人与中国文化。

四

今试再要约言之。人之主要成分，大要不出两端：

一为其天生本质，此属“性”。孝弟、忠信，凡属人，大都相似。

一为其后天之“学”与“习”。则可以因地、因时、因于外面环境种种不同，而各有传统，各有需要，而互不相一，乃至于相远。

中国文化之重点，在其重视人性，尤在其重视人性之善良部分，而继之以后天之学，以求尽量发挥其先天之性之善良部分而求至乎其极；务求本于“性”以为“学”，即本于“学”以尽其“性”。故中国人传统论学问，论德性，尤重于“天人合一”。德性原于先天，然贵能致力于后天之学问，以期其畅遂发展。学问起于后天，然贵能一本之先天之德性，以求其圆满归宿。

继自今，世界棣通，人类文化当日趋于大同，始可有长治久安之和平。然人性之同同于天，世界各大宗教，上帝创世，由于原始罪恶而人类降生，以及灵魂回归天堂诸说，此等皆尚待科学证明。只有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人生本质“忠信”相似，此可以证之己，证之人，证之古今中外，而未易持异论。至于自然科学之日新月异，层出累进而不穷，亦未必尽属进步。苟若违于人性，则种种技能术艺，适足增人之不安，滋人之苦痛。今日世界种种问题，多由此而起。当知因于人生需要而创造科学，其事易。因于科学开新而求改进人类，其事难。故“道问学”之与“尊德性”，其事相因。一切自然科学，仍是一种明性、尽性之学。人类亦从自然生，仍在自然中，岂能违“性”以成“学”？

又近代社会种种演变，已逐渐激成两大潮流。一曰“个人主义”，一曰“集体主义”。而莫不从功利观点起步。所争各为财富，而所失则在人性。人性无不好群居共处，既不愿一味封闭自我，摆脱大群；亦不愿专为供奉大群，牺牲自我。孔子所主张之仁道，即为求人、我各得，群、己两遂。此始合于忠信、孝弟之天生本质。遥想全世界人类内心之所终极想望，亦并无以逾此。但为现世界种种束缚，种种纷扰：有民族之各别，有国家之各别，有历史传统之各别，有种种利害得失之复杂形势，与夫种种思想理论之交错纠结；而陷人于莫适所守、莫知所从之困恼。欲解决此等问题，则有赖于孔子之所谓“学”。“学不厌”，当永久向此学；“教不倦”，亦当永久向此教。惟此乃为大仁大智，可以导人于大道。故人必“忠信”以为质，必“仁智”以为极。人类一切问题，则必当从人类自身内心之忠信、仁智求解决。忠信本于先天，仁智成于后天。必两者合一，乃可为人类永久向前指点出一条唯一的出路。

人类今日种种现象，已非远在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所知。因此亦不复能即凭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当时之所学，解决当前人类之诸问题。然断不能谓当前人类，已非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当时之人类。“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孔子时如此，今日人类如此，更复两千五百年后，人类当亦如此。认定了“人性”，知加以尊重，乃始可以言“学”。由“尊德性”而继之以“道问学”，只此是一条唯一不变之大道。一切谋财害命之奇技淫巧，皆所当禁。一切背情伤义之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亦所当绝。一切大思想、大理论、大发明、大创造，莫要跑得过快过远，先要照顾着十室之邑、愚夫愚妇、人所同然之“忠信”本质。惟此乃是人之所以为人之基本。

所不幸者，乃是此辈十室之邑之忠信，乃有不克在此复杂世界中争存自立之权利与能力。一旦此基层垮了，上面建筑亦必随而垮。人类真正的学问要求乃在此：如何使人类相近的天生本质，孝弟、忠信，历世弥新，永不变坏，永不消失？尤其如何在当前世界权利争存愈演愈烈之形势下，如何能保存与发皇此“忠信”？此中乃有大技巧，大术数。中国古人言“不学无术”。此等救世救人之大技巧、大术数，乃必由一套大学问中来。有此一套大学问，乃为人类中之大智大仁，亦即是人类中之大圣。孔子教人“学不厌而教不倦”，即由此为学，亦由此为教。故孔子之所学所教，一面说，已是两千五百年前一番陈旧过去之事；一面说，还是现在我们面前一番崭新方兴之事。

孔子思想，实在太伟大了，要研究此，不仅在《论语》，并在先秦以下直至晚清两千五百年来的全部思想史上；并在我们当前现实，一切人、一切事之种种实际问题上。我在此单独提出《论语》里一章所言，请大家注意。只要大家由此生起一番好学心，则孔子即在我眼前，即在我心中。

有为者亦若是，请大家努力吧！

（原题《孔子思想与中国文化》，一九七三年台北 孔孟学会讲。载于一九七三年八月《孔孟月刊》十一卷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