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子注《论语》，在卷首《序说》中，引有《史记》与何氏语，最后复引程子语四条。日前有数位同学手持我著《新解》来，求我题字。我多录程子此四条语中一条：

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此条之前一条为：

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最后一条为：

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

程子四条中以上引三条为更重要。

在本所最近一次月会中，我很欣赏马同学之报告，可知他已能读《论语》。或许他现尚未能领略到《论语》中之意味深长处，然其用心则颇可取。

马君提出问题，如：“圣人是否可学而致？”换言之，圣人学到与学不到，也即是我们有志学圣人，能力足不足的问题。如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 舜，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依孟子意，似乎我们学圣人，力非不足。但孟子所言有无问题，实值研究。现在大家读《论语》，多不在此等处用心。通常只讲孔子如何说“仁”、说“天”、孔子哲学思想如何，或赞成，或反对。然此非读《论语》之主要所在。究应如何去读《论语》？我主张当依程伊川语去读。

马同学另一问题：“依《论语》中所讲，似乎孔子《论语》是一种理想主义。”当时有人反对，说读《论语》应重实践。但实践仍必应有理想。如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究要学一些什么？此中便是一理想。马君又说：“依孔子讲法，似乎无人能达到理想之顶颠。”我很欣赏他提出此问题，我甚喜他能如此去读《论语》。诸位不可随便加批评。我现即就这些问题来略作讲述。

二

孔子是一圣人，试看他究达到了顶点没有？孔子弟子认为虽尧 舜亦难与孔子相比。但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在他自己，似乎并未认为自己已到最高顶点。他只说：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又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如此一路学上去，但并没有说七十时便是一最高境界。孔子又说：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此是孔子自说境界，但并未说到此境界后便不能再往前。后人推尊孔子，谓孔子已至圣人之最高境界。后来也无第二人敢以孔子自许。朱《注》在“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下引程子语：“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学而至，所以勉进后人也。”朱子自注则云：“愚谓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倘诸位心中并无马君所提此一问题，此处必然会忽略过。当知此与说孔子之政治哲学、人生哲学、宇宙论、经济思想、社会主张等种种说法皆不相干。若以这些问题去读《论语》，势必把一部《论语》零散分割，亦遂不致有程子所谓“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之语。

三

现试看《学而篇》：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此若与任何学问上大题目无关，但若讲个人做人，必有人会喜欢此三句。朱《注》：“因，犹依也。”诸位在社会上依靠或接近师友，这即是“因”。“因”则必“亲”。但有人是可接近与应接近者，有人则是不可及不应接近者，此处必须有分别。朱《注》：

此言人之言行交际，皆当谨之于始，而虑其所终。不然，则因仍苟且之间，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者矣。

此处即是实践。如何去选择所应亲，自有一套义理或说理想在后面。读《论语》若懂得如此读，自会变为另一个人。

诸位莫问自己所研究者为何？皆应一读《论语》，懂得“吃紧为人”。即是要在做人一事上扣紧。马君读书不多，却能提出甚多问题，所提出者正是属于“吃紧为人”方面。中国传统义理重要正在讲“人”。此则并非一项理论，成不成系统，合不合逻辑，或仅是一种知识。一部《论语》，重要教人并不在知识或理论上。如云：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若诸位要做君子，《论语》便会教你一番上达之道，但并非在教诸位去知道上古时之政治、社会、经济等情形。倘使诸位欲知古代之礼，可读《左传》；欲知古代文学，可读《诗经》。孔子只讲如何做人，但亦未讲到人性善恶等，亦未讲天是一个什么等，种种大理论。此后如孟 荀乃至如宋 明理学家，皆爱讲此等大理论，但皆敬佩孔子，认为不可及。其实孔子只是“吃紧为人”。诸位若能从此道路去读《论语》，所得必会不同。

四

诸位或许怀疑今日时代不同，社会背景皆已大变，孔子所说是否尚可作为我们做人之标准？关于此问题，我在《新解·学而篇》注中说：

孔子距今已逾二千五百年，今之为学，自不能尽同于孔子之时。然即在今日，仍有时习，仍有朋来，仍有人不能知之一境。在学者内心，仍亦有悦、有乐、有愠。即再逾两千五百年，亦复如是。故知孔子所开示者，乃属一种通义，不受时限，通于古今，而义无不然。故为可贵。读《论语》者不可不知。

又如《子罕篇》：

子曰：“勇者不惧。”

程子云：

明理自不惧。

我们可把近代心理学，如病态心理、精神分析或精神治疗等道理，来讲程子之学。当时有人问程子：为何总觉迎面有一狮子扑来？程子告之曰：再见其扑来，可急用手抓住。其人归依其语，一见即抓，后遂不复有见。又有人目畏尖物，程子告以：室中尽置尖物，自知尖不刺人，何畏之有？自程子此二故事中，可知程子实深通心理学。其他类此故事尚多，诸位可自去玩味。程子也隔现代一千年，何尝是他的话便都过时了。

又如《学而篇》：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宋人评曰：

若父行是道，子当终身守之毋改；若非道，则何待三年？

我在《新解》中注曰：

“其”，指子言。父在，子不主事，故惟当观其志。父没，子可亲事，则当观其行。道，犹事也。言道，尊父之辞。本章就父子言，则其道其事，皆家事也。如冠婚丧祭之经费，婚姻戚故之馈问，饮食衣服之丰俭，岁时伏腊之常式，子有孝心，不忍遽改其父生时之素风也。或曰：古制，父死，子不遽亲政，授政于冢宰，三年不言政事。此所谓三年之丧也。新君在丧礼中，悲戚方殷，无心问政；又因骤承大位，未有亲政之经验；故默尔不言，自不轻改父道。此亦一说。然本章通言父子，似不专指为君者言。

我自信如此讲法较近情理，情理自可通古今，没有说时代变了，人情事理皆该变。

又如：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或：

民可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

此两条，近人最喜援用来批评孔子。诸位试去读我《新解》，我只认定：孔子所开示者，乃属一种通义，不受时限，通于古今，而义无不然。若真能吃紧为人，则自见古今仍是无大分别。诸位试去读上举两例，看我讲法通也不通。我自认我著《新解》，也只从“吃紧为人”处讲。若真能吃紧为人，则自见古今仍是无大分别。

五

又如《为政篇》：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在《新解》中注曰：

此章乃孔子自述其一生学之所至，其与年俱进之阶程有如此。学者固当循此努力，日就月将，以希优入于圣域。然学者所能用力，亦在“志学”与“立”与“不惑”之三阶程。至于“知天命”以上，则非用力所及，不宜妄有希效。知有此一境，而悬以存诸心中则可；若妄以自己比仿模拟之，则是妄意希天，且流为乡愿，为无忌惮之小人，而不自知矣。学者试返玩《学而篇》之首章与末章，而循循自勉，庶可渐窥此章之深处。盖《学而篇》首、末两章，只从浅处实处启示，学者可以由此从入。此章虽孔子之自道，无语不实，其中却尽有深处玄处；无所凭依而妄冀其骤入，则转成谈空说玄，非孔子以平实教人之本意也。孔子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义与此章相发。自“志学”而“立”而“不惑”，皆下学也。自此以往，则上达矣。“知天命”故不怨天，“耳顺”故不尤人。此心直上达天德，故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而知我者惟天也。知命、耳顺，固非学者所易企；而不怨不尤，则为学者所当勉。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千里之行，起于足下。学者就所能为而勉为之，亦无患乎圣学之难窥矣。

此段可回到前所提出之问题，即圣人可学，但我们不一定能学到。倘使诸位能以“吃紧为人”之心情读此二段话，则自可有大兴趣，亦可有大裨益。理想可说无止境，圣人亦无一最后顶点。王阳明曾云：“人皆可以为尧 舜，譬诸黄金，成色可以十足，但分量各有不同。”人固不易到达最高顶点，然亦不致永居最低下处。此最高与最低处是谓两端，是非善恶皆比较而见。“天堂”仅是一理想，从无一人能到了天堂再返回世间，将其经历告知人们。佛家讲“真”“俗”亦是两端。人通常是去恶从善，永居于中段。学圣人只应也如圣人般“下学上达”。人若落至最低处，纵使十恶不赦，如杀人偿命，此是“世间法”；但其人临刑时内心若知忏悔，此即是“下学上达”。正如佛家所说：“临终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即可往生。”儒家亦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此皆是“下学上达。”下学人人可能，只要下学，便已在上达路上了。“学而时习之”并不是定要学到最高境界，而是要不停地学，自然日有进步，此即人生大道。

若本此观点言，“人皆可以为尧 舜”，人与人之间终是平等。但诸位若意欲做一史学家或哲学家等，把此心情去读《论语》，将会见得《论语》并无甚大意义，保不得你真成一史学家或哲学家。但若要做一个“人”，要做人有长进，把如此心情去读《论语》，则自见《论语》中每一句皆有意义。

当知我们每一人之脾气、感情与性格，乃是与我们最亲近者。如知识、学问等，则比较和我们要远些。“吃紧为人”，便要懂得从和我们亲近处下手，莫要只注意在疏远处。故我劝诸位，莫要看轻朱《注·论语序》中，所引程夫子几段话。应能“学而时习”，应能“下学上达”，先要能“志于学”，只往上不向下，一言一行皆应日求上进。我今日所讲，亦是一种通义，修己之余，还可进以教人，诸位宜各勉之。

（一九六三年六月在香港 新亚研究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