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铭同治十一年壬申四月六日日记云：
作书致砚樵，极言作诗甘苦，以砚樵题予诗，谓：“初学温李，继规沈宋。”予平生实未尝读此四家诗也。义山七律有逼似少陵者，七绝尤为晚唐以后第一人，五律亦工，古体则全无骨力。飞卿亦有佳处，七绝尤警秀，惟其大旨在揉弄金粉，取悦闺。荡子艳词，胡为相拟？至于沈宋，唐人罪人耳。倾邪侧媚，附体佥壬，心术既殊，语言何择？故其为诗，大率沿靡六朝，依托四杰，浮华襞积，略无真诣，间有一二雕琢巧语而已。飞卿尚有《卢家少妇》一律，粗成章法，“近乡情更怯”十字，微见性情；延清奸险尤甚，诗直一无可取。盖不肖之徒，虽或有才华，皆是小慧，必不能抒扬理奥。托兴风雅，其辞枝而不理，其气促而不举，纵有巧丽之句，必无完善之篇。砚樵溺志三唐，专务工语，故以此相品藻。予二十年前已薄视****丽制，惟谓此事当以魄力气体，补其性情，幽远清微，传其哀乐，又必本之以经籍，宓之以律法。不名一家，不专一代。疵其浮缛，二陆三潘亦所弃也；赏其情悟，梅村、樊榭亦所取也。至于感愤切挚之作，登临闲适之篇，集中所存，自谓虽苏李复生，陶谢可作，不能过也！砚樵之评，实深思之而不可解。以诗而论，世无仲尼，不当在弟于之列，而谓学温李规沈宋乎！
又云：
前日香涛言：近日称诗家，楚南王壬秋之幽奥与予之明秀，一时殆无伦比。然“明秀”二字足尽予诗乎？盖予近与诸君倡和之作，皆仅取达意，不求高深，而香涛又未尝见予集，故有是言也。若王君之诗，予见其数首，则粗有腔拍，古人糟粕尚未尽得者，其人予两晤之，喜妄言，盖一江湖唇吻之士，而以与予并论，则予之诗亦可知矣！香涛又尝言：“壬秋之学六朝，不及徐青藤，”夫六朝既非幽奥，青藤亦不学六朝，则其视予诗亦并不如青藤矣。以二君之相爱，京师之才亦无如二君者，香涛尤一时杰出，而尚为此言，真赏不逢，斯文将坠，予之碌碌，不可以休乎！逸山尝言：“以王壬秋拟李爱伯，予终不服。”都中知己。惟此君矣。此段议论，当持与晓湖语之。
又云：
学诗之道，必不能专一家，限一代，凡规规摹拟者，必其才力薄弱，中无真诣，循墙摸壁，不可尺寸离也。五古，自枚叔、苏李、子建、仲宣、嗣宗、太冲、景纯、渊明、康乐、延年、明远。元晖、仲言、休文、文通、子寿、襄阳、摩诘、嘉州、常尉、太祝、太白、子美、苏州、退之、子厚，以及宋之子瞻，元之雁门、道园，明之青田、君采、空同、大复，国朝之樊榭，皆独具精诣，卓绝千秋。作诗者当汰其繁芜，取其深蕴，随物赋形，悉为我有。七古，子美一人，足为正宗，退之、子瞻、山谷、务观、遗山、青丘、空同、大复，可称八俊。梅村别调，具足风流。此外无可学也。五律，自唐讫国朝，佳手林立，更仆难数，清奇浓淡，不名一家，而要以宓实沈着为主。七律，取骨于杜，所以导扬忠爱，结正风骚，而趣悟所昭，体会所及，上自东川摩诘，下至公安松圆，皆微妙可参，取材不废。其唐之文房、义山，元之遗山，明之大复、沧溟、洲、独漉，国朝之渔洋、樊榭，诣各不同，尤为绝出。七绝，则江宁、右丞、太白、君虞、义山、飞卿、致尧、东坡、放翁、雁门、沧溟、子相、松圆、渔洋、樊榭，十五家皆绝调也。而晚唐北宋，多堪取法，不能悉指。我朝之王厉，尤风雅{百}人，瓣香可奉。五绝，则王裴其最着已。平生师资学力，约略在兹，自以为施骤百家，变动万态，而可域之以一二人，赏之以一二字哉！
又云：
道光以后名士，动拟杜韩，槎牙率硬而诗日坏。咸丰以后名士，动拟汉魏，肤浮填砌而诗益坏。道光名士苦于不读书而鹜虚名，咸丰名士病在读杂书而喜妄言。
又云：
得砚樵复书，言所评非本意也。再索诗集云。又复一书，备言以人品定诗品之旨。
慈铭评骘诗家，自道所学，略见于斯，而自负之高，意态尤可睹。
王闿运与慈铭，并时噪誉文坛，而慈铭之于诗，深不然之，羞与为伍，盖途辙有异，真未免文人相轻之见也。闿运《诗法一首示黄生》（坊本《湘绮楼文集》未及收）有云：“今欲作诗，但有两派，一五言，一七言。五律则五言之别派。七律亦五律之加增。五绝七绝，乃真兴体。五言法门，皆从此出。既成五言一体，法门乃出，要之只苏李两派。苏诗宽和，枚乘、曹植、陆机宗之。李诗清劲，刘桢、左思、阮籍宗之。曹操、蔡琰则李之别派，潘岳、颜延之苏之支流。陶谢俱出自阮，陶诗真率，谢诗超艳。自是以外，皆小名家矣。山水雕绘，未若宫体，故自宋以后，散为有句无章之作，虽似极靡，而实兴体，是古之式也。李唐既兴，陈张复起，融合苏李，以为五言。李、杜继之，与王、孟竞爽。有唐名家，乃有储、高、岑、韦、孟效诸作，皆不失古法，自写性情，才气所溢，多在七言，歌行突过六朝，直接二曹，则宋之间、刘希夷道其法门，王维、王昌龄、高、岑开其堂奥，李颀兼乎众妙，李、杜极其变态。阎朝隐、顾况、卢仝、刘义，推宕排阖，韩愈之所羡也。二李（贺、商隐）、温岐、段成式雕章琢句，樊宗师之所羡也。元微之赋望云骓，纵横往来，神似子美，故非乐天之所及。张、王乐府，效法白、元，亦匹于新丰上阳诸篇乎。退之专尚诂诎，则近乎戏矣。宋人扬昌，其流弊也。诗法既穷，无可生新，物极必反，始兴明派，专事模拟，但能近体，若作五言，不能自达。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源）、邓（辅纶）乎。两君并出邵阳，殆地灵也。零陵作者，三百年来，前有船山，后有魏、邓。鄙人资之，殆兼其长。比之何李李王，譬如楚人学齐语，能为庄岳土谭耳……诗既分和劲两派，作者随其所近，自臻极诣。当其下笔，先在选词，斐然成章，然后可裁……乐必依声，诗必法古，自然之理也。欲已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制，手披口吟，非沉浸于中，必不能炳着于外，故余遇学诗人，从不劝进，以其功苦也。古人之诗，尽美尽善矣。典型不远，又何加焉？但有一戒，必不可元遗山及湘绮楼。遗山初无功力，而欲成大家，取古人之词意而杂糅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学之必乱。余则尽法古人之美，一一而放之，熔铸而出之；功成未至而谬拟之，必弱必杂，则不成章矣。故诗有家数，犹书有家样，不可不知也。”正可与慈铭所论合看。闿运之所自负，亦大有目无余子之概。若慈铭者殆非所愿齿及云。
范当世在诗家中，亦一时之隽。慈铭与言謇博手札，有云：“所携视诗，其姓名是否范当世？当世素不知其人，观其诗，甚有才气，然细按之，多未了语，此质美未学之病也。”亦不甚许可，特视论闿运者差胜耳。
文廷式《闻尘偶记》云：“李莼客以就天津书院故，官御史时，于合肥不敢置一词。观其日记，是非亦多颠倒，甚矣，文人托身不可不慎也！然莼客秉性狷狭，故终身要无大失，视舞文无行之王闿运，要远过之。”论王、李人品，二者交讥，于慈铭尚有恕词，闿运则不留余地矣。完人本难，廷式亦多遗议也。清流集矢李鸿章，为一时风气，慈铭在言路，不劾鸿章，故廷式病之。以“狷狭”评慈铭，盖确。其日记以意气之盛，时伤偏激，然论学书事，可供甄采，毕生致力，勤而有恒，闿运日记，未能与侔也。廷式尝摘钞慈铭日记，间加批识，并有小序云：“李莼客日记数十册，尚未刊。其中论时事，记掌故，考名物，皆有可采。匆匆阅过，未能甄录，颇觉可惜。兹就其《荀学斋》一种中，略采数条，以着梗概。其日记数年辄改一名，有《越缦堂》《孟学斋》《桃花圣解庵》诸目。其考据诗词等作，必将付刊，故余特略抄其记时事者。莼客以甲午秋卒。晚年多病，虽居言职，有所欲言，而精力每不逮矣，亦可惜也！（可参阅平步青所为《慈铭传》，言卒于十一月二十四日。）
廷式以“舞文无行”斥闿运，慈铭亦以“轻险”等语极诋之。其光绪五年己卯十二月初二日日记云：“阅《邹叔绩文集》……遗书前刻楚人王闿运所为传，意求奇崛，而事迹全不分明，支离芜亻塞，亦多费解。此人盛窃时誉，唇吻激扬，好持长短，虽较赵之谦稍知读书，诗文亦较通顺，而大言诡行，轻险自炫，亦近日江湖亻危客一辈中物也。日出久消，终归朽腐，姑记吾言，以验后来而已。”其嫉之更有如是者。之谦与慈铭同里，夙嫌，尤慈铭所恶，日记中每深致轻诋。（民国二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