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阿尔伯特：幸亏沙博理1提醒我，使我补救一个不小的过失。我十分抱歉，因为忙和病，我竟至于忘记回答您在去年四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长信。

事情是这样的：您那封长信到我手上时，我正要到东北各省视察工作。因为信中并没有立即要答复的事情，那时我打算等视察完了再写回信，不料一个月后从东北回到北京，我就病了，接着又忙于别的工作，这样就把写回信这件事耽误下去，而且，实在万分抱歉，竟连有这封信需要回答这样一件事也忘记了。

现在我写回信，已经相隔一年，这一年内，世界有了重大的变化，中国也有了重大的变化；正因为变化多，我们都感觉到日子过的太快，虽然相隔一年，好象只有一个月。

您的长信，使我发生很大的兴趣。的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1沙博理外文局翻译家。

某些作品的评价，问题尤其复杂。有些作品当启发表时，获得相当高的评价，后来不久就被遗忘了，另外有些作品的命运则相反。如果结合着作启发表的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来看，这两者都是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的。我们不讳言，我们是功利主义者，我们首先是从作品对于当时当地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来评价一部作品的；但是，我们也反对只看到眼前的效果而忘记了长远的利益。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应当是在当时当地既产生了社会影响而且在数十年乃至百年以后也仍然能感动读者。不过，这样的作品，在短时期内不会大量产生。在一个变动得很快的社会内，短时期内能够大量产生的，是对于当时当地会发生影响但不一定能够长久受到注意的作品。这也许是新社会的新文学艺术在发展中不能避免的一个过程。

我们的责任在于创造条件使这过程缩短。我们既不应当满足于目前的情况，也不应当低估目前成就的价值；自满使我们不求进步，而低估成就也会打击新生力量的积极性。

我想，我和您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看法，基本上是相同的；您不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几条重要原则吧？我相信您是不反对的。但是，原则上的意见一致，并不要求我们对于创作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也要意见一致。创作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果强求一致，那就会束缚了作家们的活泼、自由的创造力，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不利。因此，我们反对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主义的解释，同时也反对修正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诬蔑。亲爱的阿尔伯特，您一定同意，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从事于这两条战线的斗争。

我感谢您对于《子夜》的细致而深刻的分析。您指出这部小说的结构上的缺点，完全正确。书中的几个共产党员的形象，不够鲜明清晰，这也是重大的缺点。这几个共产党员（做工人运动的中级干部），其中有教条主义者，也有托洛斯基分子。这是一九三○年中国上海的一种情况。因为写得隐晦（当时不得不如此），今天的中国青年也不会一看就明白，无怪乎一个外国读者会弄不清了。但主要还应当归咎于我没有足够丰富的生活经验，故而不能把这几个党员的形象写得真实而又生动。

我听说您已经获得出国护照，将于最近游历欧洲，我为您和您的夫人庆贺。我希望您和您夫人能够借此机会到中国来。您和您的夫人将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客人，到中国各处去看看。我希望您能够及时接到这封信，并且希望您在欧洲旅行的时候，随时和我联系。（妥当一点，请把信写给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而不写给我个人。因为四月后我也许要到外省去视察，不一定常在北京。）

我和我的朋友们都盼望在不久将来能在北京欢迎您和您的夫人。

您的忠诚的茅盾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北京

h附录i《关于茅盾与马尔兹的交往》美国进步作家、短篇小说和电影剧作家阿尔伯特。马尔兹是麦卡锡非美活动委员会迫害的好莱坞十人之一。他上了黑名单，失了业，被迫移居到墨西哥城。

一九五六年，马尔兹读了我译的茅盾的《春蚕》。他给我写信对茅盾的文学天才深表钦佩。我把他的话告诉茅盾。茅盾让我转达对马尔兹的问候和对他的著作的赞赏。

马尔兹通过我把他的一些新作送给茅盾。茅盾推荐了其中部分作品给某些同志译成中文。

我为两位作家传递信件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文化革命才被迫中断的。

沙博理一九八一年六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