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论序

三代以后，设科取士之法，莫善于汉之贤良方正，莫不善于唐之诗赋取士。宋初稍沿唐制，及安石变法，始专用经义，而诗赋之科，终宋世数起数废。要其所谓经义者，特安石之新说而已。虽绍兴以后王学稍衰，而河南、荆舒对立为两，则学者犹多蹖驳也。至我明高皇帝，厘正经术，宗濂洛之义理，存先汉之注疏，使士子有所据依，于是释老庄列影响依附之言廓然尽矣。且其制有论，有诏诰表判，有时务策，三场并重。而科举之外有辟举，有岁贡，三途并用。故我国初得人之盛，雄视西京，士子之应科目者，无上书觅举之弊，无群聚京师之扰，无请谒举主之隙，规制之善，汉唐宋皆不及也。自宪皇帝以后，所谓三途者遂废其二，而科举始独重矣。近则三场之所重者，止于七义。七义之所重者，止于三义。而科举之法弊矣。或者议欲废之，或又以为国家三百年来，文武忠孝之士皆出是科，但当遵行无变。余窃以为，二者之论皆非也。废科举者，其意一出于荐辟，而不得其法，其弊更有甚于科举也。

然科举之法则诚弊矣。《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今诚少变科举之法，参用辟举、岁贡之法，何为不可？夫天之有象纬一定者也，然治历者非随时修改，则数十年而一差。况人才气运之相推，如江河而未有极乎？使吾变之而畔违乎祖制，无变可也。其大者适与我祖制同，而其小者质之立法之意而无谬，何为不可？愚不自揆，作为《科举论》三篇，以俟知言者折衷焉。

科举论上

国家之以经义取士也，将以明经乎？抑以晦经乎？其出于明经也必矣。然吾观今之经义，则其弊适足以晦经。夫晦经非设科意也，盖宋人之有帖书墨义也，离其前后之文，以验其记诵，其事至陋，才士耻为之。至一变而为经义，则剖析义理，不徒记诵矣，故当时名之曰大义。而我国朝因之，盖其着为功令者，不过以观士之能通经术与否，而初非以此困之，使出于不可知之途也。今取洪、永间经义读之，言约理明，浑厚朴直，亦何尝剽剥割裂而为无根之辞乎？起昔人于今日，而为其剽剥割裂者，将或有所不能。进今人于洪、永，而为其浑厚朴直者，岁月之间可至矣。惟昔之为经义也易，而上下之好尚出于一，故士子气完力余，得以究心于天下之实学。惟今之为经义也难，故士子劳精神、穷日夜以求工于无益之空言，而不可施于用。且为之者益多，则其趋益乱。趋益乱，则上之人无所据以定其取舍，而其途益惑。趋乱而途惑，则士子益咎其文之不工，而无暇于实学。实学荒，则其不遇者文质无所底，而其遇者以贪冒为得计，以廉耻为迂疏，且尽举其所以徼幸于科名者而推之于政事之间，而科举之法遂大敝。夫科举之法敝，则郡县无循吏，疆场无能臣，欲寇盗平而四裔服，不可得也。

然而科举之敝所以至此者，无他，上之人不知驱士子以出于实学，而听其所趋，反相率而从之故也。嗟夫！如是而犹以科举之设为明经者，其亦不思而已矣。

吾故以为，将驱天下之士而使之出于实学，则必宜复祖制五篇之法，于七义中减其二道，而阅卷必三场通较，不以一场为去取。经义取辨析义理而已，浮华者务在必黜，则士子亦安肯故为其难，以出于必不利之途哉？论则求其驰骋经史，表则求其骈丽四六，判则求其明习法令，策则求其晓畅治道。此虽与经义等为空言，然工拙易辨也。宋人既立经义，尚为宏词科，以收词赋之士，以继古者之制科。今独不可推其意于二三场哉？

昔黄庭坚在贡院四十六日，九人半取一人。今主司鉴裁之明或不如古，而以数十人取一人，又程之于数日之中，日力无余，故所弃之卷，有不及阅二三场者，有不及阅经义者，有并不及阅书义者。所弃如此，则其所取可知也。吾又以为，当宽其较阅之期，使得研核再四，以定其去取。至于士子平日所习之书，若经若史，一以颁诸学宫者课之，而尽焚其私刻，使耳目不淆。此数者行，则天下之实学可以渐而复矣。

科举论中

驱天下之士而出于实学，则制科之弊可革。虽然，所谓实学者，亦止于言词之间而已矣，吾他日之所取而用者，非即用其言词也。夫宋世伟人如富弼，而犹以科举文字为难。如司马光，而犹不长于四六。近世如陈真晟、胡居仁之流，则又不屑为科举之文矣。使吾无以收之，则天下笃实之士皆格于科举而不进，而吾之法又敝。将救其敝，非严荐举之法、重岁贡之科不可。

夫荐举近固行之矣，然而未睹其效者，是不得其方也。汉世之举贤良方正也，天子临轩亲策，至于再，至于三。其所言，上自君身，中至贵戚大臣，下及宦竖，皆直言极论，无所忌讳。不称者罪坐举主，有保任之罚。夫人情畏罚，则不敢妄举，而知上之重己也，则不惮于直言，故两汉得才为多。然犹曰此往事也。我明高皇帝行荐辟法，亲自较阅，不称职者辄坐举主，往往至于谪戍。故当时文武忠孝之士，布满在位，内自卿宰，外至藩臬，皆是也。今则不然，名为保举，不复严重其事，士之被荐诣阙下者，吏部试以策论而已，天下不知其所谓策论者何等也。故其愿仕者，得一官以去，而其不愿仕者亦不至，彼岂真不愿仕哉？知荐举之重不及科举故尔。而荐人者则仍取诸有声场屋而不第，与其平日所亲幸之人，荐墨未干，而责任已塞矣。夫荐至而不知其称否，姑试之而姑爵之，而荐人者又不尸其罚，则又安能拒不肖之幸滥，而致奇伟非常之人哉！且不几以汉世贤良方正之名而居魏晋九品中正之实哉！

今如吾说，不过两言而已，曰：其求直言也必重，其罚不称也必严。此所谓明荐举之法者也。按国初岁贡之科，在荐辟之下、科举之上，儒生之居学校者，先德行而后文艺，岁课月考，其法甚严。成材者循序而进之于国学，与察举之贤并擢为给事中、参政、主事等官，故南北之二雍与郡国之学校表里称盛。今自岁贡之科轻，而士之廪于学而历年多者，无贤不肖，皆得贡。既贡，则使之为学官。历一二迁至县令，或郡佐，辄注下考罢去之。故士之为岁贡者，齿暮气衰，荣路有限，其自待甚轻，在学校则坏学校，在州郡则坏州郡。上之人知其如此，复姑宽之，曰：是龊龊者，为可矜怜而已。夫举朝廷之士民，姑寄此龊龊可怜之人以塞其无聊，岂理也哉！

窃以为学校所急，在选学官。学官得人，则士子之贤不肖可辨，而岁贡之旧可复。然所谓学官者，不复可求之于今日之贡举也。或取诸荐辟之中，或择诸甲科之内，务求其德醇而文高者俾居其职，以行先之，以学课之。其廪于学者，不可专取文词。苟孝友忠信发闻于乡者，学官言于督学，核实而廪之，然后教以文学。而择其士之尤异者，不待年而贡之阙下，而天子即用荐辟之法亲试之。试可，则不待选举，即为录用。其次则俟其材成，循次贡之国学，以待甄叙，一如祖宗朝授官之法。有文无行者勿贡，误贡有罚。此所谓重岁贡之科者也。

荐举之法明，岁贡之科重，则士之实胜者出此两科，文胜者出于科举，不出于此，必出于彼矣。

科举论下

呜呼！人才之生于今，其能自立也难矣。上所以成之者未尝有法，而所以坏之者又不一端。吾每见大比之岁，礼臣申明学制，非严限字数，即禁用子书，以为文体士习盖在是矣。而弊有积之甚久而其实不可以一日安者，则概未之及，然则人材何由而成耶？盖今有汉唐宋以来所无之弊而不幸有之者，有数十年以来名为革弊而其弊弥甚者，此皆积于学校而病于科举。吾故尽言之。

今夫太学者，天子所以教化天下之始，而礼义之宗也。虞周宏远，吾不暇论，论后世之尤敝者。桓帝以鸿都学生入太学，士类耻之。夫鸿都者，天子之私学，其人本以经术相招，后为尺牍及玉书鸟篆，其在今日，则亦材艺过人之士也。太学之士以其微蔑小道，为天子私人，则耻之矣。宋世立三舍之法，朱子、吕东莱皆非之。夫三舍之法，考较艺文，参以行实，而降升其间，其在今日，则亦奖诱人才之方也。先儒以其试之以浮靡之文，诱之以利禄之途，则非之矣。然则太学之重可知也。太学之人才，宜有以长养成就之，可知也。非国子及四方之成材者，不宜入太学，可知也。今自援纳例行，百余年来，遂为功令。士以廪、增、附之额分其入粟之等差，而其余则学校之废弃者入焉，纨绔之不学者入焉，商贾之多金者入焉。此何为乎？入粟之后，挂名其间，有终身未尝踧胄监之席者。问其人，则国子生也。此何为乎？然而士之贡于学、举于乡者，犹施施然与之并列，则使东汉之士复兴，南宋之儒可作，吾不知其叹息又当何如也！此吾所谓唐宋以来所无之弊而不幸有之者也。

古者较士，有中年、比年之法，盖掌教之官视有司不同。吕氏谓《周礼》六官，惟学校之官不在官联官属，其意所当深思者是也。今者师儒之说既为具文，而督学使者之官，其体尊严，与生徒相去辽绝，其所掌有岁试，有科试。其稽考行义也，不过俯听于学官，而其殿最文义也，虽试有前后，而一人之目，无大相远。今使督学官于三年之中，科、岁各一试，士方试归，席未及暖，而继试者又至矣。是一岁之中常得一再试也。然科试则郡县之官必先去取之，而后进于督学，是受试无已时也。以不甚相异之殿最与不甚稽考之行义，而受试无已时，乃欲望其敬业乐群、知类通达，则亦难矣。此吾所谓数十年来名为革弊而其弊弥甚者也。

吾以为，援纳之例必当禁绝，而一以勋戚命官子弟及士之贡于学、举于乡者实之，妙简儒臣，以为祭酒、司业。其立教，则当以胡瑗之教湖学及朱子分年立课之法为准。督学则简其考较，即以科试为岁试，合格者使之试于乡，否则黜之，而不必又为岁试。使士子得休其力，以从事于学。此二说行，然后荐举岁贡之法可渐施也。

抑吾又得一说焉。可暂罢而徐议之者，骑射是也。夫射者，学宫之古法，我明高皇帝尝用之以试士矣。然前此不习既久，一旦举而责之缀文之士，则不便者十九。夫将复古制，固不论其便否也。然吾以为可暂罢者，以其本之未立，则不可齐其末也。

或曰：“考较之简，其法则诚善矣。今天下兵寇交讧，泥沙用财，取之援例入赀，足以赡军。且骑射所以习兵也，在平世犹不可废，况多难乎？”曰：子以东晋之南渡为盛于今乎？东晋犹能立太学，征生徒，而谓今世不能者，谬也。谓藉此以资财用者，无术也。且学校兴，人材盛，则其所得有过于骑射者矣。今虽不罢骑射，骑射其有益乎？

科举论后语

余既作《科举论》，向难余者又曰：“天之生斯人也，如置器然。苟生金玉，必不置之于泥途。苟生贤才，必不使之阨穷于牖下也。科名特寄径耳，子何患焉？”曰：“金玉之生于山川也，制之而后生焉，范之而后成焉。不遇良工，则没于丹矸朽石之下而已矣，子何从知之？由今之道而不变，吾虑人材之日没也。”难者又曰：“今朝廷之所求者奇士耳，非中人也。经义能困中人，岂能困奇士乎？”曰：“南宫三岁一试士，士之释褐者必三百人，不知此三百人者皆奇士乎？抑中人杂出其间乎？如中人杂出其间，则其败天下士多矣。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又曰：“贤良方正之科，固将器人于文辞之外也。信如子说，不过严责保任而已，而取士之法终不能有异于汉世之对策，是以行求之而以言取之也。”曰：“岂独汉世哉？敷奏以言，虽尧舜不外是也。今天子赫然震动，引见阙廷而亲策之，假以言色，通以问难，则人之贤不肖出矣。夫人才之赴人主，如百鸟之追鸑鷟也。”又曰：“学校之官，吾何以识其贤而用之乎？”曰：“如东汉之先试博士可也。如虞集所云，令长各自礼聘亦可也。其任必久，其擢必优，所以广教化、隆儒术也。”又曰：“凡学之掌教者三人焉，试且聘之，则不胜其扰矣。”曰：“固也。吾以为三人者，可省其二也。无已，则虚其二焉以待。教谕之择贤者而聘之，亦我国初之制也。”又曰：“胄监入赀，不自今日始也。罗圭峰玘尝以赀入矣，已而为文人，为名臣。近则学校之有文者入焉，何必禁也？”曰：“玘不足法也。为入赀滥觞者，未必非玘罪也。我国家近有珰祸，献谄颂功者多出太学诸生，何无一人如范滂、陈东者乎？史推东汉之乱而不亡，归功于太学数君子。靖康、建炎之间，三学生义声震天下，彼皆养士之效也。今则非止失养而已，其溷淆而挫辱之，抑亦甚矣。有文之士入焉者，倦于场屋、厌于考较，不得已而入焉也，非宜入也。”又曰：“子之论则美矣，然子之论骑射也，犹谓待学校兴乃可徐议。今一旦欲于二三场责经史时务之实学，于荐举责贤良方正之全材，于太学、乡学责有道之师儒、率教之生徒，不已亟乎？吾将以子之矛入子之盾也。”曰：“宋臣叶适有言：今宜暂息天下之多言，进举无亲策，制举无记诵，无论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旦天子自举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骤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长无取也。我明高皇帝已行科举法，仍停至十余年，其时人材益出。今能远采叶适之言，上师我高皇帝通变宜民之意，何为不成？何求不得？余之前论，特平平者尔。虽然，使以余之论告当路，则骇笑而目以为狂者不知凡几矣。时势之变，日新月异，而天下大事独曰守常，痛乎成俗之难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