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列強角逐的激化

一、日俄戰爭與日本的侵略東北

俄軍之侵入東北，係由拳亂而起，應屬於八國聯軍行動的一部分，理當由各國共與中國處理。但是俄國別有居心，謀單獨解決。一九○○年十一月九日，旅順俄海軍提督阿萊克息夫（alexieff）挾制毫無權力、無異俘虜的盛京將軍增祺私訂一暫時協定，置奉天於俄軍控制之下。清政府命駐俄公使楊儒交涉取消，願另立正約。代表俄國的威特所提條款反更為苛刻，不僅剝奪了中國在東三省的主權，且涉及華北、蒙古、新疆。消息傳出，英、日大為震動，警告李鴻章、奕劻，分說劉坤一、張之洞不可接受，一切應與各國公商，否則他國必將效尤。俄對李聲言如不立約，即不再相助，將永據東北。李望俄國助成北京公約談判，主張俄約早定，劉、張極力反對。慈禧既畏俄國，又不敢開罪其他各國，一面懇請俄國將條約放寬，一面允許開放東北，請英、日、美向俄說項。俄對李與楊儒一再威脅。英、日勸李斷然拒絕，鼓勵劉、張阻止。一九○一年三月十二日，威特將原提約稿略事修改，限楊儒於十五天內畫押。李與劉、張的爭論，俄與英、日的外交戰，均達到高潮。俄使雷薩爾（pm lessar）對李說：“願與俄好，則畫押，若願決裂，聽便。”英、日領事對劉、張說：“俄約萬不可允，當全力相助。”李請畫押“以保危局”，劉、張謂不畫押不過緩交東北，一畫押即成瓜分之局。慈禧再求俄國展限改商，謂暫時不敢遽定。

威特對楊儒百般誘迫無效，續向李鴻章恫嚇，責“中國信英、日讒言，不信俄廷忠告，……從此應絕交，任俄所為。……以後再議公約，只可兇剛”。李惶恐萬狀，電告西安，說是“禍患即在目前，乞速定大計”。劉坤一則說“英、日力助，不可鬆勁”。其實俄國因英、日、美抗議，已是色厲內荏。四月初，宣布東北問題，俟中國事定再提。八月，各國北京公約即將簽訂，李續請俄撤兵，威特表示如將東北建築鐵路、開採礦產及工商業優先權讓與道勝銀行，即可撤兵。表面上由道勝銀行出面，將經濟要求與撤兵問題分開，實際上是朝三暮四。十月，李願先訂撤兵協定，惟拒絕經濟要求。雷薩爾“笑罵不止，謂聽他國讒言，橫生意見”，“此時再不定約，俄決不續商，再佔二十年亦不著急”。威特曾許李以重賄，如不簽約，即不付款【註：此項賄賂仍為中俄密約談判時所允而未付者】。在李去世的一天，雷薩爾尚來逼迫。李卒，奕劻及新任全權大臣王文韶續與談判。

三國干涉還遼以來，俄國在東亞的勢焰不可一世，日本以為不能抗，欲與妥協。俄為先行建築西伯利亞鐵路，經營東北，因於一八九六及一八九八年與日本兩次成立協定，對朝鮮暫作讓步，惟仍不真正放手。日本則希望朝鮮成為自己的保護國。英國以對俄妥協失敗，謀與他國聯合。及俄軍佔有東北，英、德一度成立協定，以保中國完整，事後德謂該協定不適用於東北。日本恐東北倘為俄有，朝鮮勢必為所囊括，願與英採一致行動。英早認為在東方有實力助其對俄的、而且可望助其對俄的，惟有日本。英如不聯日，萬一日被迫向俄屈服，或與俄一戰而敗，對英俱屬不利。一九○一年夏秋之間，中俄交涉緊急，英、日聯合的具體條件大致商就。翌年（一九○二）一月三十日，同盟條約簽字，強調係為了維持中國與朝鮮的獨立及領土完整，共保日在中、韓的利益，如英、日兩國中有一國因此而與他國開戰，另一國應守中立，如另有他國協助敵人，英、日即共同對付。有了這個條約，日本可不畏懼俄國，國際地位提高，儼然成了東亞的領導國家，對中、韓問題有權過問。美國認為英日同盟符合門戶開放主義，德國認為可使俄在東亞受到牽制。俄國當然震驚，不啻迫使他退出東北。至於中國，盟約雖有侵犯主權之嫌，由於俄國的暴戾，內心不無欣喜之感。

英日同盟既成，俄國以國際情勢不利，不得不重行考慮對華態度。一九○二年四月八日，“中俄交收東北條約”簽字，俄允恢復中國在東北的權力，如不再有變亂，他國亦無牽制，俄軍將於十八個月內分三期撤離。其實這是緩兵之計，不僅無履行之意，且準備兼有朝鮮。德國為了歐洲問題，是年八月，威廉二世與尼古拉二世會晤，縱論所謂黃禍，及共同對付英、日問題，力勸俄國東進，願為鞏固後方，對於俄國是有力的鼓勵。第一期撤兵之時，僅將奉天遼河以西俄軍退集南滿鐵路附近。第二期根本不理，反於一九○三年四月對中國提出新的要求。日、英勸中國勿允，同時向俄抗議。美國為使東北開放，繼之而起。美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尤惡俄人，寧願中、韓依附日本，決不許俄人得逞。戚廉二世再勸沙皇，不可後退。七月，日本桂太郎組閣，逕行與俄談判，謂朝鮮為日本防護線的緊要前哨，俄國須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優越利益，日本亦承認俄國在滿洲的特殊利益，但不得妨礙日本及他國的權利，並不得干涉朝鮮之事。俄國態度強硬，設置遠東總督府，主張緩進的財政大臣威特去職。威廉二世致書尼古拉二世，謂朝鮮、滿洲應均屬於俄國。日、俄交涉四個月，一無所成。

日本久擬與俄一決勝負。英日同盟成立，自認已有把握。日、俄交涉破裂在即之時，羅斯福總統對俄猛烈抨擊，並知照德、法，倘再助俄對日，美即以一切方法助日。日本遂決定於西伯利亞鐵路完成以前，對俄一擊。一九○四年二月十日實行宣戰。中俄同盟本為對日，但七年來中國的怨憤所集，已非日本而為俄國。雖為時勢所限，不能公開有所表示，且明知日本非為中國而戰，而同情則在日本。二月十二日，宣布劃遼河以東為戰區，這是無可奈何之事。日、俄之戰既不在日本，亦不在俄國，而係以中國領土供廝殺。

日本的戰略仍為戰而後宣。二月八日，日海軍突襲旅順，翌日又捷於仁川，然後控制朝鮮，封鎖旅順港口。五月，日陸軍一支西渡鴨綠江，一支登陸遼東半島。至十月，兩敗俄軍於遼陽及其以北的沙河。一九○五年一月，攻下旅順，三月，佔領瀋陽，陸戰結束。五月，日海軍名將東鄉平八郎殲滅歐洲東來的俄國艦隊於對馬海峽，結束了全部戰爭。

日本的勝利，固由於存亡所關，舉國一致，不惜任何犧牲，而英國海軍對東來俄艦的牽制，美國財力對日的援助，與兩國在外交上對日的支持，所關最巨。東北民間的“正義軍”（鄉團與鬍匪）之襲擊俄軍後方，破壞交通，亦有影響。俄國戰敗，日亦力竭，經羅斯福總統調停，兩國在美國朴茨茅斯（portsmouth）談判。一九○五年九月五日，和約簽字，俄國承認朝鮮歸日本保護，旅順、大連、南滿鐵路及庫頁島南部，讓予日本，兩國於滿洲各自留兵保護鐵路。

朴茨茅斯條約，並未能使日本滿足，然無法使俄多作讓步，因有“日本戰勝之報酬，不必逕取之於俄”的決策。朝鮮雖歸日有，日本得隴望蜀，又想重溫馬關條約的舊夢，伸足東北。一九○五年十一月中、日在北京會議東三省善後，日本除要求追認其繼承俄國讓與的有關東北權利外，並將範圍大加擴大。經過一個多月的爭論，十二月二十二日訂立一“東三省善後事宜條約”。正約為旅順、大連及南滿鐵路的所有權利，悉歸日本，附約所含事項包括東北增開商埠十六處，日本援俄國之例留兵護路，繼續經營所築安東至奉天（瀋陽）鐵路，並予改良。另有存記於會議節錄的事項，包括中國未收回東省鐵路前，不於南滿鐵路附近，修築並行幹路及支路，中國如建造吉林至長春鐵路，應向日本貸款半數，護路日軍不得越出鐵路界限。翌年，日本置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主管鐵路業務及煤礦、製鐵、電氣、航運、港灣、教育、學術等業務，為侵略東北的經濟機關；又設關東都督府，統治旅順、大連，警護鐵路，監督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為侵略東北的軍政機關。

日本戰勝不久，即多方部署，首與英國續盟，英承認日本對朝鮮有權採必要措施，美國亦同意其在朝鮮的宗主權。一九○七年的日法協定，訂明確保兩國所統治、保護或佔領土地接壤之中國地域內之秩序和平，維持兩國在亞洲大陸之地位，則直接涉及東北。同年，日、俄化敵為友，訂立第一次協定及密約，劃分南滿北滿為兩國勢力範圍，日承認俄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俄承認日與朝鮮的政治關係。從此日、俄攜手，擯絕第三者於東北之外。

二、日美對抗與東北開放的失敗

清初定東北為封禁區，不許人民出關。然久已虛有其名，不惟常有遣戍人犯，商販、工匠、冀魯流民前往謀生者尤眾，市街村鎮，相繼而興，墾戶散佈各地。十九世紀中期，以俄患日急，黃河下游多災，移民實邊與就食已成要圖，因訂吉林、黑龍江兩省放荒章程，招來墾民，開設郡縣。中、日及日、俄戰後，經營益力，對內封禁完全解除，鐵路的興起與關內的饑饉，加速促成流民的東去，人口由數百萬增至千餘萬；對外籌議開埠通商，舉辦實業。東三省官制與關內不同，置將軍管理，僅奉天有專理民政的府尹。一九○六年，為改進三省政治，應付新的時勢，派尚書載振、徐世昌前往考察，迭命三省將軍整飭吏治，廣開利源。一九○七年四月，改盛京將軍為東三省總督，三省分設巡撫，以徐世昌為總督，唐紹儀為奉天巡撫。徐、唐與袁世凱關係至深，以期關內外通力合作。

美國助日抗俄的動機之一為維持東北的開放，日本亦作過開放的承諾。日俄和議後，美國鐵路企業家哈利曼（eh harriman）與日本訂立收購南滿鐵路合同。及中日東三省事宜條約簽字，日本決心獨霸南滿，不願美國分享，將合同作廢。美國方知日本無信，謀與對抗，由瀋陽總領事司戴德（w. straight）與唐紹儀接洽。唐曾留學美國，又曾在朝鮮協助袁世凱，袁扶搖直上，唐步步高升。唐與袁的政策為使東北問題國際化，借英、美的力量，以遏制日、俄的侵略。一九○七年八月，唐與司戴德初步協議，由美國貸款發展東北實業，改革幣制，主要業務為興建自奉天新民經法庫門、洮南至黑龍江鐵路，北接中東鐵路，南接京奉鐵路，以營口、秦皇島為吞吐港，抵制南滿鐵路與大連。第一步完成新民至法庫門一段，即新法鐵路。日本以該路與南滿鐵路並行為口實，堅決反對，美國遲疑不決。十一月，唐與徐世昌改與英國簽訂草合同，日本繼續阻止。交涉年餘，新法鐵路計劃擱置，如將來興造，允與日本商洽。

是年（一九○七），日、美關係緊張，德國亦忌日與俄、法、英交密，意欲與中、美同盟，乘機在華取得經濟權益。袁世凱時任外務部尚書，甚為贊同。一九○八年，美國減收部分庚子賠款，作為中國教育用途，中國派唐紹儀為專使前往致謝，實為商議借款及中、美、德同盟問題。日本搶先一步，在唐抵華盛頓之日，日使高平小五郎與美國務卿羅德（e. root）換文，維持在華商工業機會均等及中國領土完整，因為羅斯福仍思以日對俄，唐的使命失敗。

一九○九年十月，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繼續徐、唐的政策，與司戴德訂奉天錦州至黑龍江璦琿鐵路草合同，路線距南滿鐵路愈遠，避開所謂並行線，日俄同起反對。美國務卿諾克斯（pc knox）另提滿洲鐵路中立計劃，由列強貸款中國，收購滿洲現有鐵路，並投資建築錦璦線及日後其他各路。英國反應冷淡，法、德持保留態度，日、俄仍堅決反對，美國孤掌難鳴，又成泡影，反促成日、俄的進一步勾結，而有一九一○年的第二次協定與密約，相約不在滿洲競爭，維持滿洲現狀，保護日、俄特殊利益，制止他國（中國在內）的任何政治活動，性質有如軍事同盟。

一九○七年以來，日本在東北一再生事，攘奪了不少權利。比較重要者，一為吉長鐵路問題。俄國讓與日本的南滿鐵路，北起長春，日本欲自長春向東延至吉林省城，再至朝鮮，與安奉鐵路呼應，使朝鮮滿洲成為一片，強迫中國借款，先建吉、長一段，如再展修，仍須向日借款。二為安奉鐵路問題。日本事前未得中國許可，擅自改築，變更路線，修建兵營。三為間島問題。間島為圖們江中的灘地，韓人違禁越界墾種，強指江北岸地區為間島，日本公然設官駐警管理，搗毀中國衙署。以上三案，一九○九年，在日本威脅之下解決，吉長路展至朝鮮會寧，安奉路由日本改造，開吉林東南四處為商埠，韓人照舊墾居。

三、英國與西藏

俄國與西藏的接觸，是假手信奉喇嘛教的布里雅特人（buriat）多治夫（dorjieff）。多治夫久居拉薩，甚得達賴十三親信。達賴十三深惡英人，亦不滿清廷，多治夫說以聯俄。九十年代，西藏與俄信使往還。一九○二年盛傳中國以西藏權益許俄。時英、藏爭執再起，英遂進軍藏邊。俄對英質問，英答以英、藏關係密切，惟望西藏遵守條約。一九○三年，印度總督派榮赫鵬（younghusband）上校率兵入藏。一九○四年三月至五月，連敗藏兵，達賴對英宣戰。七月，英軍大破藏兵於江孜，直趨拉薩，達賴北走青海，輾轉去庫倫。八月三日，英軍入拉薩。九月七日，西藏攝政大臣（協擺）與榮赫鵬訂立和約，開江孜、噶大克、亞東為商埠，英軍留駐春丕，削平藏印間的砲台，賠款五十萬鎊，非經英許可，不得將土地、路、電、礦產讓與外國，亦不得將稅收或貨物金銀向外國抵押。

中國不承認“拉薩條約”，決負起西藏外交之責，期挽回損失。一九○五年三月，唐紹儀與英代表會議於加爾各達無成，返國後，與英使薩道義（em satow）再淡。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訂“藏印續約”，拉薩條約作為附約，英允不佔藏地，不干藏政，中國亦不准他國佔領藏地或干涉藏政。此約對中國雖仍有不利之處，但中國在西藏的宗主權已得英國的承認。一九○七年，查辦藏事大臣張蔭棠抵拉薩，重建中國威權，說藏人以天演公理，勿蹈印度、哲孟雄（錫金）滅亡覆轍，西藏當局大為感動。關於西藏的對英賠款，由張具名交付，對於英人的違約行為，嚴行取締。是年八月，英俄協議，互認中國在藏的宗主權。一九○八年四月二十日，中英再訂“藏印通商章程”，又挽回若干權利。並以趙爾豐為川滇邊務大臣，負責經營西康。兩年之間（一九○六至一九○八），規劃頗力，以操之過急，致藏人生怨。

達賴逃至庫倫，因俄為日本所敗，無力為助。一九○八年九月，清廷召其來京覲見，予以加封，再度確定對西藏的宗主權。達賴見於俄不足恃，中國在西藏的聲勢增高，轉而親英，面晤英使朱爾典（john n. jordan），朱爾典自樂於相就。一九○九年十二月，達賴返回西藏。一九一○年二月，川軍抵拉薩，達賴二次出奔，南走大吉嶺，請印度總督保護，清廷革去了他的名號。朱爾典抗議，指摘中國擾亂西藏和平，如對藏政策改變，須先與英國相商。外務部答稱入藏軍隊的任務同於警察，達賴無故出走，中國並不以其個人去留，變更西藏現存制度。朱爾典爭論不休，並警告不得妨害尼泊爾、不丹、錫金（哲孟雄）。外務部申明尼泊爾、不丹均中國屬邦，不能與錫金視同一律，其實英國早已將不丹收為保護國，認尼泊爾為獨立部落。

四、各國權益的擴張

根據辛丑條約，須修改中外商約。首與英國談判，英代表馬凱（james l. mackay），主廢除釐金，中國代表呂海寰、盛宣懷及參與其事的劉坤一、張之洞要求以關稅加至百分之十五為條件。歷時十月，始於一九○二年九月五日成立“續訂通商行船條約”（通稱馬凱條約）。一為進口稅提高至百分之十二，出口稅為百分之七，俟各國同意後徵收（即裁釐加稅）。一九○三年十月八日，復分與美、日訂約，美約所定稅率相同，日約未有明文。二為內河航行及商業便利的擴大，外國輪船可於西江十餘處停泊搭客，開放廣東之惠州，長江之安慶、長沙、萬縣，東北之瀋陽、安東、大東溝及北京為商埠，往來於各口岸之中國帆船應徵貨稅不得低於輪船。三為給外人以投資便利，准華、洋合股經商，妥訂礦務章程，製定國幣，統一度量衡。新商約最重要的為加稅，但是口惠而實不至，仍為值百抽五。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益增，十年之間，多至三倍，外人投資亦增加一倍以上。

鴉片戰後的五十七年（一八四二至一八九九），中國共開條約口岸四十五處，拳亂後的九年（一九○一至一九一○）加開三十八處。前此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天津、鎮江、漢口、九江、煙台、蕪湖、重慶、杭州、蘇州及沙市設有英、法、美、德、俄、日租界。是後自一九○一至一九○二年，天津添設俄、比、義、奧租界，鼓浪嶼添設公共租界。一九○四年長沙添設日本租界，原有的英國天津租界，日本的天津、漢口租界，以及澳門的界址，皆予擴展。租界有如殖民地，為各國商店、銀行、工廠的集中地。

外國在華直接經營的鐵路，舊有的，如俄國的東清（東省中東）路及南滿支路於一九○三年完成，日俄戰後，日本於一九○八年將南滿路改建，德國的膠濟路於一九○四年完成。新取得的有英國的道清路（河南道口至清化）於一九○七年完成，法國的滇越路（越南至昆明）於一九一○年完成，日本的安奉路於一九一○年改造完成。借款修建而由外人控制的鐵路，舊有的，如美國之於粵漢路的廣三線（廣州至三水），於一九○四年完成，比國之於蘆漢路，於一九○六年完成（一九○○年已自蘆溝橋展至北京，改成京漢路），英國之於關內外路（京奉路），於一九○七年完成（一九一一年東段自新民展至瀋陽一段係日款）。新取得的有法國的正太路於一九○七年完成，英國的滬寧路於一九○八年完成，滬杭甬路（上海至杭州、寧波）的滬杭線於一九○九年完成。廣九路（廣州至九龍）於一九一一年完成。比國的汴洛路（開封至洛陽）於一九○九年完成，日本的南潯路（南昌至九江）北段於一九一一年完成，吉長路於一九一二年完成，英、德的津浦路（天津至浦口）於一九一二年完成，英、法、德、美的粵漢路於一九一一年部分完成。清季的中國鐵路，幾無一不在外人手中。

十九世紀後期，往來中國與外洋之間及中國沿海、內河的外國輪船，為英、美、德、法、俄諸國所有。一八九八年起，加入四家日本輪船公司，一九○六年復有美國大來洋行（robert dollar and co.）的輪船。一九○七年日本各輪船公司合組為“日清輪船公司”，主要航線為長江及沿海，與英國的怡和、太古兩公司最為巨擘。總計外國輪船約佔中國全部航業百分之四十。

中國驛傳屬於兵部，分鋪遞、驛遞。鋪遞以人力，驛遞用馬匹，擇地分立驛站，除傳送軍報公牘外，兼辦官物與官員乘傳。別有民營之民信局，傳送私人書信，以沿海各省為多。五口通商以來，英國郵務由領事兼理，稍後上海租界工部局設有書信館。駐京各國使館文書由總署交驛代寄（俄國自行辦理）。海關總稅務司文書初亦歸總署代寄，不久自行僱人遞送，一八六六年起，使館郵件一併歸其辦理，於各海關置書信局。一八七六年赫德建議官辦，一八七八年命天津稅務司德璀琳於天津、北京、上海、牛莊、登州試行，兼收民信，一八八一年設“海關撥駟達（post）書信館”。一八八五年浙江寧紹台道薛福成從李圭及寧波稅務司葛顯禮（henry ct kopsch）議，請加推廣，總署與李鴻章雖均贊同，然仍多顧慮。一八九二年，上海租界書信館擬加入萬國郵會，赫德再勸總署設官郵政，收回外人書信館。中日戰後，續以為請，獲得翁同龢、張之洞支持，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日上諭照准，派赫德管理，葛顯禮為總辦，中國新郵政正式成立。

郵政為交通的重要部門之一，成立不久，即成為列強覬覦的對象。一八九八年，法使一再要求任用法人襄辦，一九○二年以帛黎（t. piry）任之，郵政行政權入於法人掌握。客郵（外人私設的郵局）為另一侵害中國郵權之事，始作俑者為英國，各國相繼效尤，拳亂之後如雨後春筍，遍及於各口岸。一九○三年外務部要求撤銷，各國托詞推諉。截至一九○七年，日本共有郵局二十一所，法國十五所，德國十三所，英國十二所，美國一所，共六十二所。此後十年續有增設，有郵局郵務處、郵寄代辦所、信箱、代售郵票所諸種名稱，約計八百餘，屬於日本者六百餘。

中日戰前，外人在華私設的各種工廠已近百數，馬關及辛丑條約後，兼及礦產。工廠以棉紡織業為主，礦產以煉炭為要，大都為英、日所有，共八十六廠、礦。棉紡織業有一八九七年英商在上海所設的“老公茂紡織局”（laokungmow cotton spining and weaving co.）、“怡和紡織局”（ewo cotton mill）。一九○二及一九○六年日商收購上海中國兩紗廠，一九○八年合為“上海紡織株式會社”，另創“日信紗廠”。總計英、日在華紗布產量佔中國總額三分之一以上。造船工業，有一九○五年英商在上海設立的“耶松船塢”（shanghai dock and engineering co.），一九一○年日商的“東華造船株式會社”。

攫奪中國礦權的國家，以德、英、俄、日為主。一八九八年，德國取得山東境內鐵路線三十里內的挖煤權，英國“福公司”繼之，取得山西東南境及河南北部的挖煤權。一九○○年德國擴大要求，將山東鐵路附近三十里內華人所開各礦，作為合辦。一九○八年又取得直隸井陘礦權。最大的開平煤礦則為英人所奪。聯軍佔領天津及關內鐵路後，開平礦務局總辦張翼為保礦產，委德璀琳添招洋股。德璀琳與工程師美人胡華（herbert hoover，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美總統）擅行作為中、英合辦，大權歸英人獨攬。中國雖不承認，卒未能收回。東北礦產初為俄國所佔，日俄戰後，南滿撫順及煙台煤礦為日本所有，一九一○年復將本溪湖的煤鐵礦定為中、日合辦，建立製鐵所，成了日本最大的煉鐵業。總計清季外人的礦業投資佔全國總額的十分之八。

在華外國銀行的開辦，始於一八四五年英國在香港設立的東方銀行（oriental bank，一作麗如銀行）分行，一八四八及一八五○年續設分行於廣州、上海（一八九二年停業）。一八五七及一八五八年英國有利銀行（merch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and china），及麥加利銀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australia and china，即渣打銀行）各設分行於上海，尤重要的為一八六五年在香港、上海開業的匯豐銀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二十餘年間，分行遍設於各口岸以及北京。由法國資本支持的俄國道勝銀行成立於一八九五年。分行遍設於滿、蒙、京、津、上海、漢口、香港。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banque de l'indo-chine），德國的德華銀行（deutsche-asiatische bank），均於一八九八年在上海設立分行。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上海分行於同時設置，續及於天津、東北，朝鮮銀行、台灣銀行於東北、廈門各有分行。花旗銀行（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的上海分行成立於一九○二年。此外尚有荷蘭、華比等銀行。外國銀行的主要業務為進出口貿易、國際匯兌、吸收存款、發行鈔票。十九世紀末年，鄭觀應已論到外國銀行對於華商的不利，“西商所用銀票，並不由中外官吏驗看虛實，不論多少，惟所欲為。聞英商匯豐銀行在粵通用之票百餘萬，該行獲利二百餘萬之譜。雖有華商股份，不與華商往來，即有殷實華商公司股票，亦不能抵押，惟外國公司貨物股票，均可抵押。西商操其權，華商失其利，華商助其資，而西商受其益”。匯豐銀行吸收的存款，十九世紀末年已達一萬四千餘萬元，不僅用供西商資金的周轉，並供清政府貸款，鐵路工礦同受控制。海關所入而待分配的庚子賠款亦由匯豐銀行保管。

第二節　反動後的新政

一、強顏變法

慈禧扼殺了戊戌變法，造成了一場幾乎使國家毀滅的滔天大禍。等到洋兵進入北京，倉皇出奔，有同喪家之犬，知道今後她的命運繫於外人的喜怒，迭下罪己詔、保薦人才詔，最後竟亦宣布變法，動機實為對外獻媚。擁護慈禧政權的張之洞曾說：“變法則事事開通，各國商務必然日加旺盛。”“非變西法不能化中國仇視外國之見，不能化各國仇視朝廷之見。”新授軍機大臣鹿傳霖與張為郎舅，當權的榮祿亦想藉變法表示開明，慈禧終覺由她來宣布變法不好啟齒。有人說：“變法自變法，康有為謀逆自謀逆。”她認為頗可解嘲，於是有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命內外大臣督撫條陳改革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兵政的上諭。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再以光緒的名義，正式頒布變法詔，首謂：世無一成不變的治法，“近數十年積習相仍，因循粉飾，以致成此大釁。現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懲前事之失，乃可作後事之師”。這是表示振作，取法洋人。次謂：“康逆（有為）之談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皇太后何嘗不想更新，朕何嘗概行除舊？……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興，嚴禁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這是為慈禧洗刷戊戌政變罪名，表示她亦非頑固者。又云：“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誤國家者在一私字，禍天下者在一例字。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居上寬，臨下簡，言必行，行必果，我往聖之遺訓，即西人富強之始基。”這是檢討中法之弊與為政之原則。最後是徵詢各方的具體意見。

上諭提示的變法的主旨，與張之洞的《勸學篇》如出一轍。戊戌變法是康有為與光緒的合作，康為推動人，這次是張之洞與慈禧的合作，張為推動人。七月間，張與劉坤一連上變法三摺，稿出張手。第一摺重在興學育才，包括設文武學堂，改文科，停武科，獎遊學。第二摺論整頓中法，列舉治、富、強三原則，及辦法十二端。第三摺論採行西法，凡十三端，如派遊歷，練外國操，廣軍實，修農政，勸工藝，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銀元，行印花稅，推行郵政，官收洋藥，譯書。

一九○一年四月，添置督辦政務處，主持者為榮祿，輔佐者有鹿傳霖及稍後加入的瞿鴻璣，列名的有奕劻、李鴻章、崑岡、王文韶、劉坤一、張之洞及袁世凱。李卒於一九○一年十一月，劉卒於一九○二年十月，榮祿卒於一九○三年四月。繼榮祿的奕劻，根本不知變法為何事。督撫中的柱石為袁、張，張年將七旬，而袁四十餘，春秋方盛，取代了甲午前李鴻章的地位。

見於文字的變法上諭大抵與戊戌年相似，不過非集中頒布，而係於數年內為之。涉及的事項，也與戊戌年無大出入，僅新機構的添置較多。四十年來，總署統司一切洋務新政，職位淆雜而少專官，一九○一年七月，因各國要求，改為外務部。主動設立的為一九○三年九月的商部，一九○五年十月的巡警部，十二月的學部及練兵處。其他部、處，以後隨時說明。裁撤的衙署，中央有詹事府、通政司，地方有河東河道總督、湖北、雲南巡撫、廣東漕運總督。

督辦政務處設置之初，頒布了一些支離的紙上興革。如一九○二年准滿、漢通婚，勸漢人婦女除纏足積習。過了兩年，規定陸軍官制得兼用漢人，旗民一律用新刑章，滿籍御史一體考試。一九○五年命議訂劃除滿漢成見辦法，這是有鑑於革命排滿空氣瀰漫，準備立憲時所採取的撫綏政策，但均無實際。張之洞失望地說：“京朝門戶已成，廢弛如故，蒙蔽如故，秀才派如故，窮益加窮，弱益加弱，……餉竭債重，民愈怒。”

比較可觀的新政，一為北洋警察。聯軍佔領北京期間，多於所管區置“安民所”，日本招華人為巡捕，以維持治安，修繕街道。日後清延襲用其法，設京師工巡總局。袁世凱亦於天津、保定舉辦警察，主其事者為趙秉鈞。一九○二年詔命各省仿行，結果是為善不足，擾民有餘。

二為禁煙，光緒年間，每年進口鴉片多達十餘萬擔，內地所產倍之，最多時為四十萬擔。鄉村嗜食者十之六，城市十之九，吏役兵丁幾乎無人不吸。一九○六年九月，詔定十年禁絕。繼與英國協議，自一九○八年起，英國允將印度輸入鴉片，每年遞減十之一，但必須中國禁絕自種。一九○九年二月，由美總統塔夫脫（wh taft）建議，在上海舉行萬國禁煙會議，對於中國禁煙成就，頗致讚許。至民國初年，除僻遺地區外，幾無種者。其後軍閥橫行，視鴉片為利藪，私種及洋商偷運進口之風又起。

領事裁判權，因各國藉口中國司法不良，不肯放棄。一九○二年三月，命出使大臣查取各國律例，責成袁世凱、張之洞，保薦專家，以備開館編纂。五月，派沈家本、伍廷芳主持，開始修訂。沈諳於中律，伍曾習西律。是年中英及次年中美、中日商約均訂明各國允協助中國整頓律例，俟一切臻於妥善，願將領事裁判權取消。一九○五年四月，宣布刪除凌遲、梟首、戮屍，死刑至斬決止，並禁止刑訊拖累，變通笞杖辦法，清查監獄、羈所。新式審判廳於一九○七年初設於東三省，並先於直隸、江蘇、湖北試行，司法與行政逐步分離。

二、袁世凱與北洋新軍

中國陸軍之用洋槍、練洋操約已三十年，然徒有其表，舊習不改。甲午戰起，一敗塗地。於是有趕練新軍之議。一八九五年一月，首命長蘆鹽政胡燏棻督練五千人，號曰“定武軍”，復將以能戰知名的聶士成部改為“武毅軍”，均駐天津附近。同年，張之洞創“自強軍”及陸師學堂於江蘇，次年立“護軍營”及武備學堂於湖北，均以德人為教習。袁世凱深痛舊有各軍之腐窳，上書當道，縱論整頓軍伍的必要，主亟檢名將，優以事權，按中西營制律令，參酌改革。定武軍成軍將一年，效果不著，政府即將此項任務付諸袁世凱，定武軍及新募的二千餘人，悉歸督練，名日“新建陸軍”，諸事模仿德國、日本規制，以翰林徐世昌任督練處參謀，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生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分任步兵、砲兵、工程兵學堂總辦兼統帶，曹錕、李純等任隊官，此外有來自防勇的張勳、倪嗣衝等，洋教習以德人為多。李鴻章時代，武備學堂畢業生平時只任訓練，戰時則官弁調度，袁將訓練與指揮的權責合一，統兵者與練兵者為一人，此為新軍與淮軍最大不同處。袁本人亦無間寒暑，躬親考校。戊戌政變後，全軍增至一萬人，英國議員貝思福參觀後，印象至佳，於袁稱道不置。不久改編為“武衛右軍”。拳亂時期，武衛軍悉歸消滅，右軍以調往山東，不僅獨獲保全，並增編二十營，兵力擴大至二萬人，自強軍亦歸袁訓練節制。

辛丑和約定後，詔命擴充北洋、湖北武備學堂與袁的隨營學堂，裁汰綠營（練軍）、防勇（湘淮勇營），精選若干營分編為常備、後備軍及巡警營（憲兵）。常備軍每鎮萬餘人，因尚未施行徵兵，仍為招募而成。一九○二年，袁創設軍政司，所部改稱常備軍，置兵備、參謀、教練三處，由王世珍、段祺瑞、馮國璋主持，先編練兩鎮。詔命北方的河南、山東、山西，及南方的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選派將弁分赴北洋、湖北學習，學成後回本省管帶新軍，每年由北洋、湖北派員校閱。張之洞為書生，興居無節，不諳軍旅，但能紙上空談。袁世凱久歷戎行，深知他之能有今日，由於他擁有一支精練的部隊。北洋為國防要衝，中樞復以大力支持，結果張無所成，袁一枝獨秀。

一九○三年，袁兼辦京旗練兵事宜，鐵良為會辦。中央設練兵處，各省設督練公所。奕劻任練兵處總理，袁為會辦，鐵良為襄辦，徐世昌任提調，劉永慶、段祺瑞、王世珍長軍政、軍令、軍學三司。一九○四年北洋三鎮成軍，其中一鎮為京旗。每鎮步兵兩協（每協兩標，即團），騎兵、砲兵各一標，工程兵、輜重兵各一營，計官兵共約一萬二千五百人。一九○五年，定各省新軍均名陸軍。九月，北洋陸軍於直隸河間秋操，一九○六年又於河南彰德舉行。北洋陸軍外，尚有湖北陸軍參加，兩次均由袁與鐵良任閱操大臣。此時北洋已有六鎮，湖北一鎮，江蘇一鎮。十一月，陸軍部成立，鐵良任尚書，北洋六鎮中的四鎮改歸陸軍部統轄。一九○七年，設軍諮處，馮國璋為正使，八月陸軍部定分省限年編練全國陸軍計劃，近畿四鎮，四川三鎮，直隸、江蘇、湖北、廣東、雲南、甘肅各二鎮，其餘諸省及江北、熱河各一鎮，大抵係依各地區在軍事上的重要性與財力為準。截至一九一一年，全國新軍計十六鎮，十六混成協（旅），訓練裝備以北洋六鎮為精，分駐直隸、山東、東北。袁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雖不及李鴻章之久，而實力過之。

關於軍事教育，除隨營學堂外，一九○二年，袁又開辦保定行營將弁學堂，一九○三年開辦武備小學、陸軍速成學堂。一九○六年，改陸軍速成學堂為保定軍官學堂，為最高教育機構。各省亦分設武備學堂、講武堂、陸軍速成學堂、預備學堂及小學，北京清河、江蘇南京、湖北武昌、陝西西安設有陸軍中學。前往日本學習軍事者亦復不少，一八九八年已有二十八名，為湖北、浙江所派，次年南北洋各派二十名，浙江八名。一九○二年，北洋派五十五名，練兵處派一百二十餘名。自費生以湖南、浙江為多。所有學生，大都先入東京成城或振武學校，再進士官學校。截至一九一○年，畢業於士官學校者，共六百七十餘名，清末及民國初年的重要將領，除北洋武備學堂、保定軍官學堂出身者外，餘多受過日本軍事教育，參加革命者，頗不乏人。

三、張之洞與新教育

以往政府設置的學堂為數無多，性質亦隘，僅限於外國語文、技藝、軍事。近年大員中最熱心興學的為張之洞，特別是在湖廣總督任內，設立兩湖書院，分經學、史學、理學、文學、算學、經濟六門。又立自強學堂（一八九三），分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門。中日戰後，奏請廣開學堂，創儲才學堂於南京，分交涉、農政、工藝、商務四門。繼立農務、工藝學堂於湖北，各府均設學堂。盛宣懷亦於一八九五年設天津中西學堂分頭、二等，頭等相當於大學，二等相當於中學。次年設南洋公學於上海，分上、中、外三院，相當於大、中、小學。

劉坤一、張之洞的變法奏摺中的第一摺，即論興學育才，分設學堂、改科舉、停武科、獎遊學四事。一九○一年八月，詔命自次年起，鄉試、會試等均試策論，不用八股程式，並停武科。九月，改各省書院為學堂，省城及府、州、縣分設大學、中學、小學及蒙養學堂。凡由學堂畢業考試合格者，給予貢生、舉人、進士。張之洞首設湖北學務處，次年袁世凱設直隸學校司，以前貴州學政嚴修為北洋學務總辦。小學、中學、師範、法政、工業學堂先後具備。湖北自強學堂改為普通中學堂，兩湖書院改為大學堂（後改為高等學堂），另有師範學堂，及為生員、官員及官員子弟而設的學堂。一九○二年詔頒行學堂章程。翌年張之洞、袁世凱以科舉為發展學堂的障礙，奏請遞減科舉。即派張之洞與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將學堂章程釐定，大致取法於日本。一九○四年一月頒布，置學務大臣，各省置學務處，兩年後，將鄉試中額及各省學額逐科遞減，俟學堂辦齊，有了成效，再將科舉學額停止。

日俄戰後，革命立憲風潮猛漲，袁世凱、張之洞及兩江、兩廣總督周馥、岑春煊等以情形危迫更甚，請立停科舉推廣學堂，群將刮目相看，既可收有用才俊，亦可戢不虞詭謀。一九○五年九月二日，上諭宣布自明年始，鄉試、會試、科考一律停止，較康有為的主張更為徹底。而其所以斷然出此，最大動機仍在假利祿以籠絡知識分子。又三月，學部成立，定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為教育宗旨。忠君、尊孔是為衛護治統、道統，即中學為體；尚公、尚武、尚實是為救私、救弱、救虛，即西學為用。高等教育歸學部直轄，中等以下的學堂歸各省新設的提學使。各縣設勸學所，大都為侍郎嚴修的規劃。官辦、公辦之外，私人興學先已蔚為風氣，以江蘇、湖南為盛。一八九八年，嚴修已在天津設立私學，延北洋水師學堂出身的張伯苓（壽春）主持。一九○四年改為中學，一九一一年定名南開中學；後為南開大學，此為一九一九年之事。

戊戌政變後，京師大學堂幸獲保存，拳亂時閉，一九○二年恢復，設預備科及速成科。預備科分政科、藝科，速成科分仕學館、師範館，另有由同文館改組的譯學館。學生來自各省高等學堂及保送的生員、監生、貢生、舉人。天津中西學堂於一九○三年改名北洋大學，美人丁立（chores d. tenneg）任校長。上海南洋公學上院（大學），由美人福開森（john d. ferguson）任監院。山西大學成立於一九○二年，將李提摩太所辦的中西學堂併入，名曰西學齋，英人敦崇禮（mair duncan）任總教習。各省城設立的高等學堂，相當於大學預備科。又有專門學堂，以法政優級師範為多，一因預備立憲，一因興辦中學，需要法政人才及師資。法政學堂對於立憲運動有其影響，優級師範以一九○三年張之洞所創的南京兩江師範為著。一九○九年左右，京師大學堂學生約七、八百人，預備科速成科畢業生約一百餘人，其他各大學本科畢業生亦約一百餘人。就西學造詣論，不及教會大學，如上海聖約翰大學（成立於一八七九）。全國高等學堂學生約四千餘，專門學堂學生約二萬餘人，普通中學堂學生約四萬餘人，實業師範學堂學生亦約四萬餘人，小學生約一百五十餘萬人。四川、直隸居首，次為江蘇、湖北、湖南。

四年之前全國各級學生約僅十萬人，就增加的比例而論，不謂不大。但師資、設備均極缺乏，合格的學生亦為問題，而以大學、高等、專門及中等學堂為甚。一九○八年學部曾謂各省城大都注重高等學堂，而中學或猶未備；府城注重中學，而小學僅有數區；州縣設高等小學堂，而初等小學未設。學生但冀進入名稱較崇學堂，越級躐升。今後凡學堂之屬於高等教育者，不得招收未經中學畢業的學生。大學及高等、專門學堂的教師，出身科舉的佔百分之二十五，留學日本的佔百分之三十，日本人佔百分之十。中等學堂出身科舉的教師佔百分之三十三，小學堂佔百分之四十五。所謂合格的教師，亦僅受過短期師範訓練。至於女子學堂，初為傳教士所設，中國人自辦的以一九○二年蔡元培等在上海創立愛國女學為早。一九○四年慈禧設毓坤會，係為王公及高級京官的女眷學習外國語文而設。張之洞的敬節學堂、育嬰學堂係為已婚婦女而設，講習家庭教育。一九○六年定女子學堂章程，限於師範及小學。袁世凱於天津設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為當時首屈一指的女學。

留學教育隨著變法興學而大盛，尤其是留學日本。留日學生始於一八九六年，僅十餘人。張之洞極口誇說留學外國的神效，謂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十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留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以路近費省，文字易曉，西書多已刪繁存要。中、日情勢風俗相似，不難仿行。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勸總署派學生二百名前往，日本願予便利。一八九九年鄂、浙及南、北洋共派學生六十四人赴日。一九○一年張又謂為加速培養師資，以多派士人出洋留學為第一義。重定學生章程中，訂明辦理學堂的員紳，須先出洋考察，即使不能往西洋，日本則不可不到。於是各省選派及自備資斧前往者日眾。一九○三年，東京有特為中國學生而設的學校。一九○五年學生達數千人，並有女生。翌年約近一萬人【註：一說為一萬七千八百人】，未能入學者三千餘人，均自費生。已入學者半數為各省公費生，習師範、政治速成科者百分之六十，習普通科者百分之三十，入高等、專門學堂者百分之三、四，入大學者百分之一。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中國學生規則，駐日公使亦以學生參加革命，屢次滋事，請嚴定選派學生章程，學部遂停派速成學生。是後數目銳減。

留學西洋的遠不及日本之眾。自一八八○年留美學生撤回，除赴英、法的海軍官生及少數自費或教會資送者外，至一八九六年，總署始於英、法、德、俄各派四名。一九○三年京師大學堂與江南各派十六名赴美、德，湖北派四十名赴美、比、德、俄。比國學費較廉，一九○四年起，準每省派十至四十名前往。美國減收庚子賠款後，一九○九年開始用以選派留美學生，平均每年六十名【註：美國早有退還多收庚子賠款之議，一九○七年正式決定，計本息二千九百萬美元。鑑於留日學生眾多，因將該款用於選派留學生，期增進中美關係。一九二四年續行減收一千二百餘萬美元，亦用於文化教育事業】。設遊學肄業館於北京西郊清華園，一九一一年改名清華學堂。自費及教會資送者亦增，其中間有女生，一九一○年，約數十名。

教育的改革，短期間雖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但仍有其劃時代的意義。二千餘年的私家教育與一千餘年的科舉制度，從此告終，五百餘年的八股考試，從此取消。自今以後，教育成為國家要政之一，學科種類與內容大為擴張，啟發了更多的時代觀念，增進了更多人的愛國思想，認為現狀必須改造，因之嚮往於革命或立憲運動。這自非提倡新教育的當局之所希望，亦為他們始料之所不及。

四、實業發展的困難

練新軍所以救弱，興新教育所以救愚，救貧則賴實業。以往的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政策，絕不足以適應。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有識者已呼籲民營。郭嵩燾曾上書當道，謂求富與強，當導民以從，因民之利，而為之制。中國製器、造船均為官辦，應仿西洋之法，歸商人經營，則民得其利，國受其益。進而有人倡議以官廠租給商人，聽其為民製造機器、輪船及一切開礦、挖河、磨麥、紡紗、織布各機器。馬關條約後，張之洞預料蘇、杭、川、楚的絲綢紗布工匠生計將大受不利，奏請派人經理商務局，主持設廠，一八九七年命官紳附股。一八九八年定振興工藝給獎章程。計五年之間，新興民營廠礦約八十家，為過去二十年的八倍，以紡織業為多，張謇的南通大生紗廠為其一。麵粉廠以孫多松、孫多森兄弟的上海阜豐麵粉公司，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的無錫茂新麵粉公司為著。

張之洞、劉坤一力言，西國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國之富以工。一九○一年命各省設農務、工藝學堂，興辦農工諸務，定礦務章程。一九○三年制訂商律，籌劃工藝、路礦、農務公司。商部為最早設立的新機構，職掌商務、工、路、電、農、桑、畜牧、銀行、貨幣。一九○四年，頒布獎勵公司章程、公司律、公司註冊章程、商標註冊章程、保護獎勵工商辦法，保證投資利益，給以專利免釐。一九○二及一九○三年，設北洋工藝總局及四川勸工局。一九○五年，商部設勸工陳列所、商標註冊局、礦政調查局。一九○六年商部改組為農工商部及郵傳部。一九○七年，制訂“華商辦理實業爵賞章程”，集股自二十萬至百萬元以上者，授該部各等議員，集股在二百萬元以上者，授各等顧問官，集股在一千萬元以上者，分別授予子孫三代世襲顧問官或議員。個人所辦實業資本在一千萬至一千四百萬元以上者賞男爵，一千六百萬至二千萬元以上者賞子爵，實業與軍功等視。中國鐵路礦產多為外人所有，是年郵傳部設鐵路總局，袁世凱設灤州礦務局【註：關於鐵路礦務經營，以收回主權運動為中心，見後】。一九○八年，雲南設箇舊錫務公司，復以紗布進口增多，定獎勵植棉章程。一九○九年，武昌舉行武漢勸業改進會，一九一○年南京舉行南洋勸業會，一時稱為盛事。

各種民營企業的展開，為一九○五年以後的事，此與抵制美貨，及日、俄戰爭的刺激有關。以棉紡織業來說，一九○○至一九○五年並無新廠，是後五年之內，增加十一廠，四在上海，一在寧波，一在河南安陽，餘五廠分設於江南無錫等地，生產量增加二分之一。南通大生紗廠發展最速，紗綻由二萬增至六萬五千餘枚，資金由五十萬兩增至二百萬兩。一九○六至一九○八年，北京、湖北均設有新廠，大都為官辦或官商合辦。繅絲工業以長江流域及廣東為盛。一九○五至一九一○年，由二十二廠增至四十六廠。麵粉工業亦以長江流域為發達，大小約十餘廠。水泥工業首推周學熙的天津啟新洋灰公司（一九○六），廣州的士敏土廠，湖北的水泥廠（一九○七）。煙草工業有簡照南等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一九○六），陶器有景德鎮瓷器公司（一九○七），此外有造紙、製茶、玻璃、火柴各種輕工業。

重工業方面，有一九○六年自江南製造局分出的江南船塢，專造商船，四千噸的“江華”輪即其所造。華商所設的造船廠，有上海求新製造廠、漢口揚子江機器公司。官辦的漢陽鐵廠成績欠佳，一八九六年委之於盛宣懷，改為官督商辦。為了開採江西萍鄉煤礦，修築運輸鐵路及添置設備，向日本借款，一九○三年獲得預付鐵砂價三百萬元。一九○八年改組為漢冶萍煤鐵礦公司，作為商辦，資金內仍有日本預付的購鐵砂款及借款，因之受到日本的控制。

中國自造鐵路以京張線（北京至張家口）為著，工程師為詹天佑，一九○八年竣工。華商自設輪船公司，始於一八九六至一九○○年，僅有數家，多為航行內河的小輪。一九○三年張謇創辦大達內河小輪公司，一九○四年煙台有小清河輪船公司。是後二年，陸續設立的十餘家，資金超過百萬元者僅數家，統計船隻噸位較前增多一倍。

自一九○二至一九一一年，中國自行設置的廠、礦約三百三十餘，資金七千餘萬兩（軍事工業除外）。如與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至一九○一年的二十餘年相比，廠、礦數約增二倍餘，資金約增一倍餘。就比例言，進步可謂迅速。一九○五至一九○八年為最高峰，資金多集中於輕工業，約佔百分之廿五，次為礦產，約佔百分之十八。工廠多在長江下游，次為直隸、山東，然絕不足與外人競爭。以棉紡織工業為例，除大生紗廠外，無一不困難重重。一由於中國關稅不能自主，無法採取保護政策，新與英、美、日訂立的商約又准許華洋合股經商。二由於外人有權在中國口岸設廠製造，中國工資既低，又可減少原料及成品的運費，中國的技術設備均不能與之相抗。三由於資金不足，缺少銀行以吸收內地資金，用於工業投資，民間對新式工業既少投資信心與習慣，政府又無有效的保證制度。虛名獎賞，空口倡導，效力畢竟不大。資金在百萬兩以上的工廠，只有十餘家，大半數在五萬至二十萬兩之間，且有少於五萬兩者。政府自顧不暇，當然談不到協助。

農業的生產，毫無改進，洋貨的侵入有加無已。自耕農與地主縱有餘糧以交換所需，又須經過商人的盤剝。對外貿易一九○○至一九一一年，每年入超平均為一萬萬餘兩，最多時超過二萬萬兩。新的雜稅、捐派，益加速農村的破產。自一九○二年起，每年應付的外債（包括賠款）即須四千餘萬兩左右。舉辦各項新政，事事需款，而以練兵為尤巨。是年命各省竭力籌措，是為了支付賠款。一九○三年又命各省將浮收、優缺、優差款目歸公，切實整頓房田稅契，歲增之款，按省派定額數，菸酒稅額亦按省派定，是為了練兵。一九○四年優獎捐輸，清查各省陋規與錢糧，亦是為了練兵。戶部訂籌餉辦法，並派侍郎鐵良往長江各省，查明進出款項及財稅機構利弊，不外竭力搜括，竭澤而漁。

清代幣制為銀兩、制錢兼行。銀圓流入後，民間樂於使用，每元成分為七錢二分，竟換純銀八錢。一八八七年張之洞始在廣州鑄造，冪為龍紋，號曰“龍洋”。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武昌、上海、濟南、成都繼之，規格不一，幣制反趨雜亂。庚子賠款是按金幣折算，以銀價下跌，金銀比價時變，中國損失不貲。復以便利交易，穩定對外匯率，幣制必須統一。一九○二年中英商約有立定國幣的條文，遂專設北洋鑄造銀元局。一九○三年赫德建議確立金本位，以期劃一，規定銀與金鎊比價。一九○五年設造幣總廠於天津【註：原由天津機器局附鑄】，北洋、南洋、廣東、湖北，各設一局作為分廠。定一兩銀幣為國幣本位，並鑄五錢、二錢、一錢銀幣，同銅圓制錢相輔而行【註：銅圓始於廣東，一九○一年起各省仿行】。但一兩銀幣與龍洋重量不同，頗為不便，終作罷論。一九○七年頒布新幣成色章程，銀幣一圓合銀七錢二分，每圓十角，仍然爭議紛紜。一九一○年四月，再頒布幣制則例，以圓為國幣單位，仍以銀七錢二分為準，另有五角、二角五分、一角銀幣及其他各種輔幣。每銅圓一枚當制錢十文，百枚兌銀圓一枚，後以鑄造日濫，百十枚以至百三四十枚方可兌銀圓一枚，制錢逐漸減少。

舊時金融機構為銀鋪、當舖、錢莊（錢鋪）、銀號、票號。銀鋪以打造飾器、鎔鑄銀錠為業，兼營金銀買賣。當舖從事放款，以實物作抵押。錢莊銀號以兌換為業，以北京為中心，漸及於長江流域。一九○○年北京最大的四家錢鋪（四大恒）為八國聯軍搶掠一空，此後金觸中心集中上海，入於江浙人之手。銀鋪、錢莊、銀號皆經營放款、存款、匯兌、發行銀票，具有銀行性質。商營之外，有官錢鋪、官銀號、官錢局、官錢號、官銀錢局。票號為山西人所經營，以匯兌放款為主，各地設有聯號，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獨盛，與官方交往最密。

舊式的金融機構，難與新式的銀行競爭，中外通商後，外國銀行已喧賓奪主。一八九六年盛宣懷創立中國通商銀行於上海，設分行於各大口岸，但官款仍多存入銀號、票號、錢莊，商款仍多存入外國銀行。一九○四年，定試辦銀行章程，官商合資。一九○五年，成立戶部銀行，一九○八年改稱大清銀行，資金增為一千萬兩。繼之而起者，以一九○七年郵傳部交通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為著。截至一九一一年，中國自辦銀行共十二家，以發行紙幣、存放款為主，不重視工業貸款，民間亦不願將款存入中國自辦銀行。

第三節　革命與立憲的對峙

一、愛國排滿潮的高漲

甲午戰敗，中國的變政運動正式揭開，孫中山的反滿革命起義自是開始，康有為的變法維新活動自是轉急。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刊《清議報》，醜詆慈禧，頌揚光緒。稍後讀日人編譯西書，又時與孫中山往還。孫與暢談革命，始知“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轉而大聲疾呼“破壞主義之不可以已”。所謂破壞，就是排滿革命，伸張民權自由，尤強調民族主義，斥滿清“逆黨”，呼清廷為“偽政府”，言論與前判若兩人，激烈不下於革命黨。

《清議報》停刊後，一九○二年二月，梁再創《新民叢報》，於民族、民權主義宣揚愈力，謂中國之亡於異族，在乏國家思想。要救中國必須徹底摧毀專制政體，革命為今日救中國獨一無二之法門。同年又創辦《新小說報》，專鼓吹革命，自言“感情之昂，以彼時為最”。

《清議報》每期銷行數千冊，《新民叢報》至萬餘冊，在清廷嚴禁之下，仍風行海內外，雖由於梁的筆端富於感情，最大的原因是他能言人之所欲言，適合人心的需要。黃遵憲謂其論說“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矣。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梁）之舌戰，拾公之牙慧者。”嚴復亦稱“為亞洲二十世紀運會之先聲”。

一九○○年前後，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約為一百餘人，大都志趣不凡，組織“勵志會”，發行《譯書彙編》，介紹西方革命思想與歷史。一九○一年，倡言革命排滿的《國民報》及“廣東獨立協會”，均得孫中山的支持。以後學生人數激增，一九○二年又創刊《遊學譯編》，宣揚民族主義與軍國民教育，成立留學生會館，參加者以各省獨立代表自命。四月，章炳麟（一八六九至一九三六）在東京舉行“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紀念明朝之亡，到者百人。七月，舉人吳敬恆（一八六五至一九五三）憤駐日公使蔡鈞拒不保送自費生入日本陸軍學校，至使館抗爭，被日警押解出境，不少學生自行退學返國。一九○三年，東京留學生千餘人新年團拜，演說反滿復漢，全場激動。各省學生同鄉會分別創刊《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新湖南》等。湘籍學生陳天華（一八七五至一九○五）著《猛回頭》、《警世鐘》（一九○四），明言惟有革命獨立，推翻滿清，中國方能得救。

國內的革命潮以上海為洶湧，中心人物亦多為留日學生。一九○一年，曾參與唐才常召開的“國會”之戢翼翬發行《大陸月刊》，宣傳排滿。一九○二年，翰林出身的蔡元培（一八六八至一九四○）及章炳麟、黃宗仰組織“中國教育會”，助南洋公學學生成立“愛國學社”，發行《學生世界》，高談革命。一九○三年自日本歸來的四川青年鄒容（一八八五至一九○五），刊行《革命軍》，與陳天華的《猛回頭》同為激烈而淺直的宣傳小冊。《蘇報》為一同情革命的刊物，五六月間，屢載《革命軍序》、《讀革命軍》、《介紹革命軍》及章炳麟的排滿文章，斥光緒為無知小丑。租界工部局應清方要求，拘捕章、鄒，封禁《蘇報》，此即轟動一時的“蘇報案”【註：章被判監三年，鄒二年。一九○五年四月，鄒死於獄】。人心愈憤，排滿的書報愈多，如《國民日報》、《蕩虜叢書》、《自由血》、《女界鐘》、《女子世界》等。

一九○三年，黃興（一八七四至一九一六）、陳天華、宋教仁在湖南成立“華興會”，蔡元培、徐錫麟、龔寶銓、陶成章成立“光復會”，加入者多為青年及會黨。一九○四年湖北學生及青年軍人劉貞一（敬庵）等成立“科學補習所”，與“華興會”相通。是年華興會計劃在湖南舉事，屬於科學補習所、光復會的湖北、浙江學生五百餘人，哥老會數萬人，準備響應，以事泄失敗。一九○五年湖北青年王漢謀刺在長江各省搜括的欽差鐵良於彰德，安徽青年吳樾謀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於北京，均不成身殉。

革命的目的，不只是對內要推翻清朝的統治，對外亦要抵抗侵略。後者可說是前者之因。清朝腐敗，無力衛護國家主權、人民利益，列強暴戾，欺凌有加無已，惟有奮起自救。知識分子固有此覺悟，不少人民亦具同感。辛丑條約甫經簽訂。一九○一年十一月，直隸南部即有抗拒攤派教案賠款之事，聲言“掃清滅洋”，延及山東、河南，歷時半載。繼之為四川、湖南的暴動，張揭“滅清、剿洋、興漢”及“大漢滅洋軍”旗幟。一九○二至一九○五年，廣西會黨大起，勢力幾遍全省，謀與興中會聯絡。兩廣總督岑春煊兩度督師，徵調及於五省，其嚴重可知。

近數年來，俄軍最為不義，東北俄軍不撤，愈增國人敵愾。一九○二年，上海愛國之士發刊《俄事警聞》，以警惕國人【註：一九○四年改名《警鐘日報》】。陳天華呼籲各界合力殺退侵犯中國洋兵、改條約、復政權，使中國完全獨立。黃興領導留日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派代表回國請願，北京、湖北學生紛起以應。同年，廣西旅滬紳商憤前廣西巡撫王之春主借越南法兵平亂，聯合各省人士舉行拒法大會。翌年，安徽青年萬福華槍擊王之春於上海，被捕後自言“求仁得仁。我得其所矣”。同年，雲南周雲祥組織“保滇會”，反對法人修造鐵路，眾至萬餘。一九○五年，上海商民因租界巡捕擅拘華婦，會審公堂審理不公，一度罷市。陳天華憤日本取締中國留學生，投海而死，留下悲壯的絕命書，中國留學生全體罷課。至於為華工被歧視而引起反美運動。更是轟動一時。

華工大批赴美，始於一八四九年。六十年代，美國為開發中西部，修築鐵路需要勤勞而工廉的華人甚切，不久增至十餘萬，竟招致美人的敵視，迫害事件達二百六十餘次。一八八二年美國制定限制華工案。一八八五年懷俄明（wyoming）州、加州對華工肆行搶掠燒殺，死者數十人。一八九四年中美訂立“限禁華工條約”，以十年為期。期滿（一九○四年十二月），中國宣布禁約終止，美國不理。一九○五年五月，上海紳商反對與美再訂禁工新約，要求美國於兩個月內改良排華案，公平待遇華僑，否則抵制報復，不用美貨，不用美船，不任美商買辦、通事，不為美人工作，不入美國學堂讀書。首起響應的為利害關係特深的廣東、福建商人，上海各幫業、各社團、各學校及婦女代表一千四百餘人，一再集會，認為華僑遭受苛待為奇恥大辱，應效法日本的抗俄精神。自七月十八日起，各地實行對美抵制，南至杭州、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西至蘇州、鎮江、東京、安慶、漢口、長沙、重慶，北至濟南、青島、煙台、牛莊、開封、鄭州、天津、北京，包括全國各大都市的商、工、學生、婦女以及海外華僑。美國屢次抗議，加派軍艦，歐洲國家誣為類似庚子前夕的排外。經清廷及地方官開導禁止，一年餘後，方告止息。美國的對華貿易因此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中國的工業生產量為之提高，廠、礦投資均增加二倍，證明了中國人民的愛國心。此後抵制外貨成了和平反抗外力壓迫的一種工具。

收回主權運動是愛國心的另一表現。一八九八年以來，中國的鐵路、礦產，幾盡入外人掌握，尤其是鐵路；不論已成未成，均應收回。一九○○年，中國與合興公司所訂粵漢鐵路條約，言明借款不得轉讓。第二年合興公司股票大半售與比國，實為法國所得。法與俄為一體，中國南北交通將受法、俄宰制。一九○四年，張之洞以美方違約，要求原約作廢。湖南、廣東、湖北紳民爭之最力，海內外輿論一致聲援，留日學生組織湘粵鄂三省鐵路聯合會，留美的學生王寵惠等復引證法理，指出美政府無權干預。美政府鑑於三省民氣激昂，為緩和當時的排抵美貨運動，原約終於一九○五年作廢，從此不僅展開了全國收回路權運動，並要收回礦權。

各國在華所營礦產，遍及於黃河、長江各省及西南、東北。一九○三年起，各省漸行自辦。一九○四年開始要求收回礦權，謂礦為民命所繫，如採礦之柄非中國所操，資本非中國所出，一有意外，各國必實行其保護政策。中國人民必須自奮，而且可以自奮，日本對俄即為其例。一九○五年，浙江、福建等省已有收回之事，山西收回英國福公司的礦權運動同時轉烈，士紳與山西大學及其他文武學堂學生一致表示此事為“身家性命之關鍵，種族存亡之樞機”。留日山西、河南、陝西學生之激昂亦不稍讓。一九○六年，李培仁為此蹈海而死。

在排滿愛國情緒高漲而普遍，青年不惜犧牲性命的情況下，革命的總領導機構乃應運而生。

二、革命力量的團結︱︱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

一九○○年前後，保皇會的聲勢頗壯，梁啟超不只奪去了興中會發祥地的檀香山，且稱雄論壇，大有不可一世之勢，原因是他亦高唱革命。在日本及上海的青年，他們的愛國熱情固受到梁的影響，但對於首倡革命的孫中山更為欽佩。孫自云，一八九五年初次革命失敗，“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漫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迷夢已有漸醒之兆”，不少留日學生自動和他接觸。檀香山早有他組織的兵學會，一九○三年又於東京設軍事學校，誓詞中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增入“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俱涵在內。在此一立場之下，興中會加緊宣傳，劃清革命、保皇的觀念，以免魚目混珠。是年秋，孫再蒞檀香山，為文演說，駁斥梁啟超“名為保皇實即革命”之說，謂革命、保皇為絕對兩途，漢、滿決不相容，洪門（天地會）更應大倡革命，漢族方有前途。他爭取的主要對象為華僑中的會黨，所以特別強調反清，他自己亦加入洪門致公堂。一九○四年春，抵舊金山，為華僑重訂致公堂章程，使符合革命宗旨。復發表《中國問題之真解決》，以告歐、美人士，說明滿清政府不能代表中國，中國人民從不仇外，中國能革新進步，世界將共享和平。

一九○三年有一批排滿的鄂、湘學生被派往歐洲。一九○五年春，孫中山應他們的邀請，先後到北京、柏林、巴黎，其中七十餘人願參加革命。東京留學生雖“思想無系統，行動無組織”，而排滿的情緒，則如火如荼，曾在國內起義不成的黃興、宋教仁、張繼等尤殷望孫中山領導。是年七月，孫返東京，受到盛大歡迎。他說中國不必怕各國瓜分，但怕自己不團結，如各省自號召起義，演成紛爭之局，各國將乘而干涉，中國必亡，所以總以互相聯絡為第一義。於是商組“中國同盟會”，八月二十日舉行成立會，推孫為總理，加盟者三百餘人，包括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及稍後的日知會的會員。興中會時期，會員以粵籍為主，同盟會則兼有全國人士，以粵、湘、鄂、川籍為多，次為皖、晉、魯、桂、蘇、閩、冀、滇諸省。一九○六年同盟會訂定革命方略、軍政府組織，及中華民國國號。在軍政府宣言中，申明今日革命與前代不同，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外，尚須改變國體為民主，“其一貫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將來治國的大本（政綱），一為傾覆滿洲政府，寬容滿洲、漢軍人等；二為恢復中華，光復“民族的國家”，歸還漢人的政權；三為建立民國，由平民革命建立國民政府，國民享有參政權，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四為平均地權，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地價，歸於國家，由國民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使家給人足，無一人不獲其所。措施程序分為三期：第一期三年為軍法之治，破敵之後，軍政府總攝地方行政，掃除一切政治社會積弊。第二期六年為約法之治，將地方自治權歸之人民，軍政府及人民之權利義務，由約法規定。第三期為憲法之治，軍政府解除軍事行政權，組織國會，政事依憲法行之。

同盟會的成立是革命的新紀元，各不相屬的革命團體由此統一，青年的力量意志由此集中，為同一目標而奮鬥。政綱中的排滿及建立民族的國家，為共同要求；推翻專制，國民平等及建立“社會的國家”，尤具鼓舞之力。孫中山成了愛國革命者公認領袖，不及一年，會員達一萬餘人，“學界、工界、商界、軍人、會黨無不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各致其力”，“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孫“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

興中會時代，革命黨在香港、檀香山、舊金山，各有報刊，但影響力不算太大。同盟會成立之後，以《民報》（月刊）為機關報。第一期於一九○五年十一月出版，孫自撰發刊詞，正式揭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作今後建國的基本原則。他先就西方的歷史，闡明三者遞嬗演進的必然性，始為民族主義，繼為民權主義，二十世紀則為民生主義擅場的時代。中國遭異族的摧殘，外國的侵逼，及千年專制之毒，所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應立即實行。這時的民族主義已非單純的排滿，已兼及對外，不過尚帶有妥協性，如承認已有條約，意在減少阻力。經濟問題亦須及早解決，所以同時又須實行民生主義。歐美人民已困，社會革命為時不遠，中國為弭其禍害於未萌，須將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一次完成。留日學生新創刊的雜誌，有《雲南》、《四川》、《洞庭波》、《河南》、《夏聲》、《晉聲》等十餘種，專書一百餘種；國內出版的書報亦不在少數，抨擊滿清，鼓吹愛國革命，反抗列強侵略。

三、革命思想戰的勝利

一八九九年以後的四年，為梁啟超執言論界牛耳的時代，影響之巨，莫可與京。一九○三年，梁的思想又起轉變。是年二月，梁遊美洲，仍深信“中國之萬不能不革命”，“舍革命外無別法”。不數月，忽然說“不敢復倡革義”。十一月，刊登啟事，謂不僅不談排滿、革命，共和亦要排斥。據他事後解釋，是見於學生因革命思想傳播而常鬧風潮，不欲青年為破壞之說所誤；二是自由平等之說流弊無窮，秩序一破，苦於收拾；三是國家人民艱窘皆達極點，事機一發，為人劫持，或至亡國。在美國的見聞，對他亦有影響，選舉競爭不擇手段，當選者多屬庸材，深嘆共和政體之不如君主立憲。他的富於感情的“流質”性格可能關係最大，“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矛盾”。因為“隨感情而發”，遂與革命黨徹底破裂。

保皇會與革命黨爭取的主要對象，均為留日學生及海外華僑。一九○三年前，保皇會較居優勢，康在南洋的活動亦頗得手。是年起情勢一變，海內外傾心革命者日眾，如果革命得成，梁將失去重要性。他去美洲的目的在募款，原望“轟轟烈烈再做一場”，以轉移視聽。但是光緒復辟已無可能，他知道要勸捐，就須談革命，否則“有何名目耶？”此時上海《蘇報》已對保皇會抨擊，孫中山旋亦追踪赴美，揭發梁的虛偽，此可能為梁不便再談革命的又一原因。其次，初倡破壞之時，已說破壞有“無血”與“有血”之分，“無血之破壞者，如日本之類是也；有血之破壞者，如法國之類是也。中國如能為無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為有血之破壞乎？吾衰絰而哀之！”可見他所希望的為無血破壞，即立憲，現在不過是返回他向所馨香以祝之途。

革命黨與保皇會的思想戰，始於一九○三年的上海與檀香山，漸及於舊金山、香港、新加坡。一九○五年後，《民報》和《新民叢報》的對壘，則為雙方的主力戰。《民報》創刊時，梁的論調已轉變兩年，急待加以廓清。第一期除了孫中山的發刊詞外，有四篇論民族、民權革命的專文，集中攻擊《新民叢報》，爭論從此展開。先後參加者，《民報》方面有汪兆銘（精衛）、胡漢民（衍鴻）、陳天華、朱執信（大符）、劉師培、章炳麟等，汪、胡的文章最為犀利有力。《新民叢報》由梁一人應戰。爭論的中心，一為革命問題。《新民叢報》謂革命必致內亂，內亂必致列強干涉，召來瓜分，應設法改良現在的政府，實行立憲。《民報》謂革命為內政問題，並非排外，國際情勢不許瓜分中國，縱令引起干涉，亦不足懼，反促起國民敵愾。現政府無改良可能，惟有將其推翻。二為排滿問題。《新民叢報》謂漢人尚乏立國能力，而且在政治法律方面已與滿人平等，應融合國內各族，成一民族，以抗國外諸族；如堅持排滿，是復仇主義、是暴動。《民報》謂排滿為排滿族的惡劣政府，滿族既倒，國內其他各族自可融合，排滿為政治革命的先決條件，希望滿洲立憲為不可能之事。三為民權問題。《新民叢報》謂，中國尚不能行共和，即君主立憲亦不能行，因為國民資格不夠，條件未備，勉強行之必然亡國，只宜採行十年的開明專制。《民報》引天賦人權學說，說明人民具有共和國民資格，國民的能力，終遠勝於政府的能力；自由平等精神為人類所共具，中國人亦不例外；一旦革命實現，在民主政府下，國民實行民主政治的能力自能養成。四為土地國有問題。《新民叢報》謂中國經濟社會組織較西方為優，土地兼併不劇，土地國有如行於革命軍興之時，遊蕩無賴將乘機盡奪富人財產，以致天下大亂，如行於革命之後，弊害亦多，須先解決資本問題，方可談土地問題，“以獎勵資本為第一義，而以保護勞動者為第二義”；否則，他國資本將充斥於中國，中國人永為牛馬。《民報》謂革命係為多數貧民福利，以美國論，土地為少數人所有，資本亦為所有，貧富懸殊。“欲解決社會問題，必先解決土地問題；解決土地問題，則不外土地國有，使其不得入於少數人之手。”全國土地歸於國有，則全國資本亦歸於國有，以國家為大資本家，從事生產。

兩報的論戰，實為革命、保皇兩派的思想鬥爭。約半年後，梁已感不易招架，乞助於上海的徐佛蘇。一九○六年七月，《新民叢報》刊出徐的《勸告停止駁論意見書》，《民報》不允，再言革命之必行。梁勸革命黨何妨一面由保皇會實行要求，一面由革命黨預備後援武力，要求不遂，再以武力一舉而顛覆之。“吾黨（保皇會）做勸告開明工夫，未必不為彼黨（革命黨）間接發生助力。彼黨做預備革命軍工夫，亦未必不為吾黨間接生助力，此所謂相反而實相成。”“信如是也，則彼報與我報可以相提攜而共向針鋒於政府，……而效果可以增數倍蓰焉，不賢於今日嘵嘵論辯而勢力相消者也？”《民報》終不之許。梁說他可以為革命黨發生間接的助力，其實三年前他已是革命黨的直接助力，這次論戰才是間接助力，使革命黨有了發抒革命理論的機會，充分說明排滿革命的絕對必要，逼得保皇立憲者無以自圓其說，暴露了他們的弱點。一九○六年底，梁不得不承認“革命黨現在東京佔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者過半，”的事實【註：《民報》週年紀念會，到者近萬人。一九○七年七月，梁對康有為說，革命黨在東京銷聲匿跡，為《新民叢報》血戰之功。但事實全不如此，是年正為革命黨積極的行動年】。接著說“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矣”。又說“東京各省皆有，彼（革命黨）播種於此間，而蔓延於內地，真腹心之大患，萬不可輕視”。所謂“播種”即革命黨的宣傳，因而他又不得不承認革命黨在此次論戰中的勝利，謂：“數年以來，革命論盛行於中國，今則得法理論、政治論以為羽翼，其旗幟益鮮明，其壁壘益森嚴，其勢益磅礴而鬱積，下至販夫走卒，莫不口談革命，而身行破壞。”

論辯為時兩年餘，一九○七年八月，《新民叢報》停刊，《民報》仍繼續進攻，直至一九○八年十月，被日本警察封閉。《新民叢報》之處於劣勢，《民報》之常佔上風，前者始終由梁孤軍奮抗，後者人才濟濟，學識不讓於梁，固為原因之一，最重要的為革命黨主張一貫，梁則持論兩歧，既主張保皇，向滿清政府要求改革，同時復加痛詆，曾發出“如是之政府，非底於亡國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萬一不亡”的哀聲。既已絕望，何必再事要求？不如一舉而顛覆之。一九○六年十月，梁於《現政府與革命黨》文中，明斥現政府為製造革命黨的大工場。梁的同志楊度說：“排滿革命四字，……幾成為無理由之宗教。”他對梁說，此文“贊成者頗多，以其罵政府故也。乃兄忽又批評留學界事，以傷多數感情，……議者又目為御用新聞矣。謂《新民︹叢︺報》於二年前監督政府，二年以來純然監督國民”。他勸梁多批評滿清政府，勿專駁革命黨、批評國民。梁要與革命黨“爭輿論之動力”，結果適得其反。孫中山云：同盟會成立“革命風潮一日千里，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雖是時代人心使然，《民報》之功實不可沒，而《新民叢報》則有如為叢驅雀。革命黨不僅能坐而言，並能起而行，拋頭顱灑熱血，在所不惜，既足取信，相形之下，有關彼此的信譽至大。

四、預備立憲

君主立憲論的倡導，八十年代以後，漸趨熱烈，開議院以行君民合治的日本制度，是康有為變法的藍圖。一九○三年，維新派張謇曾遊日本，一九○四年，說張之洞奏請立憲，以自刻《日本憲法》送之內廷。並印行所著《日本憲法義解》、《議會史》。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亦請定憲法，津、滬報刊紛起以應。有的舉日本對俄戰爭為證，說是俄為西方大國，“竟為日本所大困，種族強弱之說，因之以破，凡我黃人，其亦可以自奮矣”。日本君民一心，是由於立憲。立憲之足以致強，已不容置疑。甚至慈禧看到張謇所進《日本憲法》亦說：“日本有憲法，於國家亦甚好。”

迫使滿清內外當局不得不走向立憲道路的最大原因，為繼長增高的排滿空氣。滿、漢的不睦，至維新運動而愈彰著。主張維新的盡為漢人，反對的多為旗人。政變後遭誅戮懲處的全為漢人，以滿排漢之說，一時極盛。一八九八年十月的上諭，表明並無內滿外漢之意。又頒行端方所編《勸善歌》，頌揚清朝的種種德政，但未收絲毫效果。為緩和空氣，一九○四年六月，以慈禧七旬生辰為名，宣布除康有為、梁啟超、孫文外，“其餘戊戌案內各員，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據說是由於端方的密奏，幕後向端方進言的為梁啟超，但梁並不在赦免之列。

及日、俄的勝負已決，排滿革命的空氣仍在瀰漫。梁啟超認為定君主立憲，為救國強國的特效藥。俄國亦因革命而準備立憲，中國“稍有人氣者，其必瞠然返視而有所鑑”。張謇亦以革命之說甚盛，懼致成大亂，召來外國干涉，立憲“可以安上全下”，於是再向袁世凱陳說立憲之不可緩。謂“不變政體，枝枝節節之補救無益也。……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今全球完全專制之國誰乎？一專制當眾立憲，尚可倖乎？”他希望袁作中國的伊藤博文，完成一部憲法。

一九○五年七月二日，袁與張之洞及兩江總督周馥奏請於十二年後正式立憲。慈禧認為不妨採搪塞手法。她已年逾七十，十二年後大概已不是她的問題，否則自身亦或難保【註：年來康有為屢謀暗殺慈禧】。七月十六日，遂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詔，鎮國公載澤等三人赴日本、英、法、比，湖南巡撫端方等二人赴美、德、義、奧，臨行，革命青年吳樾對他們行刺，雖然未成，益證立憲確不利於革命，有利於滿清。十一月，慈禧為進一步表示立憲姿態，命督辦政務處籌定大綱，設置考察政治館，纂訂合乎中國體制的專書。

十二月，考察政治五大臣再度起程，先到東京。端方的隨員熊希齡與梁啟超頻頻接觸，由梁與楊度為他們草就了所謂考察報告及奏摺，建議以五年為期，改為立憲政體。然後去美國、歐洲，一九○六年八月回國。袁世凱首請實行，先由京官及州縣紳商分別參與地方政務。載澤說是立憲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憲法仿日本，實業仿日本及德國。九月一日，上諭命先議定官制，釐定法律，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以預備立憲基礎，俟數年後，再察看情形，以定實行期限。此即所謂預備立憲詔，除了以望梅止渴之技，期收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之效外，尚別具作用。

五大臣載澤等在日本所上奏摺，說是立憲政體利君、利民，獨不便於官。回京後，又陳述改革官制的必要，否則唐代的藩鎮，日本的藩閥，將復出現於今日。數十年來，清廷深忌地方權重，準備借立憲的名義，於改定官制時，排擠漢人督撫，集權中央，袁世凱為第一目標。排袁最力的為與袁一同參加編訂官制會議的載澤及軍機大臣鐵良、榮慶等滿人。袁不必有滿、漢之見，但載澤輩則以為可能有如梁啟超所說，在立憲政體之下，漢人在政治上將益居優勢。預定改官制的原則為將督撫的軍權、財權收歸朝廷。會議之時，袁與鐵良衝突，言官亦說官制不可一切更張，宜逐漸變革。總司核定的奕劻等採延宕辦法，主先議中央官制。十一月六日頒布，內閣、軍機處、外務部、吏部、學部照舊，巡警部改為民政部，戶部改為度支部，太常、光祿、鴻臚寺併入禮部，兵部改為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併入，海軍部、軍諮府未設之前暫歸陸軍部辦理，刑部改為法部，大理寺改為大理院，理藩院改為理藩部。除外務部外，各部置尚書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滿漢。新任各部主管，計七滿、四漢、一蒙古、一漢軍。各省官制則尚待編訂。終以阻力太大，除學政已於一九○六年改名提學外，僅將按察使改為提法使，增設巡警道、勸業道、審判廳。

五、革命及立憲的行動

革命黨無時不在準備行動。同盟會成立後，更為積極。吳樾之炸考察政治大臣，海內外為之震動。孫中山赴南洋策劃，派人赴長江、兩廣、川、滇、天津調查，聯絡學生、會黨，尤注意新軍。一九○五年，長江各省騷動，或為反教，或為抗捐，或為搶糧。同盟會的劉道一、蔡紹南及長沙學生，運動江西萍鄉、萬載、湖南醴陵、瀏陽的會黨、礦工，於一九○六年十二月四日起事，眾至數萬人，東京同盟會會員爭先回國從軍。江蘇新軍第九鎮的趙聲、倪映典等，有意響應而未果。起事的領袖龔春台稱“中華民國軍，南軍革命先鋒隊都督”，揭示同盟會的政綱，謂奉中華民國政府命，“建立共和民國”，“使地權與民平等”，亦有稱“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復軍”的，眾至三萬。雖名號有別，而排滿則一，奮戰月餘失敗，劉道一等在長沙遇害，武昌日知會被封，南京趙聲等革職。革命黨在長江各省的基礎遭到摧毀，但同盟會的聲望則因此大振。

一九○七年二月以後，江蘇、浙江、安徽民變屢起，情勢對革命黨自屬有利，所以這一年是革命黨舉事最多的一年。六月，同盟會連在潮州發動，均告失敗。光復會的徐錫麟與同盟會的秋瑾分在安徽安慶及浙江紹興活動，訓練學生，聯合會黨，組織光復軍【註：秋瑾浙江紹興人，曾在北京身經庚子、辛丑之變。一九○四年赴日本，兩年後返國】。七月，徐錫麟在安慶舉事，殺巡撫滿人恩銘，被捕而死。秋瑾亦以事泄被殺，她是為革命犧牲的第一位中國女子。徐案發，兩江總督端方恐懼地說：“自是而後，我輩將無安枕日矣。”浙江巡撫及紹興知府亦以秋瑾之死備受輿論指責。革命黨的行事，震懾了滿清官吏，激動了人心公憤。

一九○五年孫中山與法人已有聯絡，一九○七年三月，孫自日本赴越南河內，接近越南的欽州鄉民，組織“萬人會”，號召抗捐。粵督周馥派新軍進剿，孫一面命黃興遊說新軍結合欽州團紳，一面向日本購械，延法國軍官在越南練兵，謀一舉而收有兩廣。九月，欽州革命軍發難，以新軍躊躇瞻顧，未曾響應而失敗。孫又糾合桂邊團勇，十一月，奪據廣西鎮南關砲台，孫偕黃興、胡漢民親來督師，力戰七晝夜。一九○八年初，孫以河內不便再居，轉往新加坡，命黃興再圖欽、廉，黃明堂經營雲南。三月，黃興入欽州，四月擊敗清軍，轉戰粵、桂邊境，威名大著，五月初退回越南。黃明堂於四月底佔領滇、越交界的河口新街二十餘日。十一月，安慶新軍隊官熊成基在安慶城外起事，死者二百餘人【註：一九一○年，熊成基在哈爾濱遇害，年三十四歲】。

年餘之間，革命軍屢仆屢起，為對滿清立憲的有力反擊。保皇黨大異其趣，預備立憲詔下，梁啟超十分樂觀，認為“從此政治革命可告一段落”。改官制後，梁的同志雖為沮喪，梁說對滿清改革不必望之太奢，仍須自為。保皇會的名稱太狹，須組織政黨，期促成政府的再度改革。預聞其事的有楊度、蔣智由、熊希齡、徐佛蘇，並暗中聯好袁世凱、端方、趙爾巽（盛京將軍），康有為暫不列名。康搶先一步，已於一九○六年十月宣布將保皇會改名“國民憲政會”。梁擬別立一會，取名“政聞社”，網羅國中豪傑，統一力量，似乎是有意仿照同盟會的行事。梁之不欲康有為參加，是因為康的反動力太大，清政府與革命黨將藉以摧殘新政黨。上海的鄭孝胥、張謇、湯壽潛對於清廷之預備立憲，頗為欣喜，十二月，成立預備立憲公會。梁啟超殷望有湖南才子之稱的楊度參加政聞社，但是楊的雄心萬丈，不甘居人下，一九○七年五月，在東京自組憲政公會。

清廷大概是震於安徽巡撫的被刺，七月，詔詢各方以預備立憲之方、施行之序。袁世凱奏請昭示大信，採內閣制，設資政院，各省設諮議局，府、州、縣設議事會。九月，宣佈設資政院，十月，設諮議局，預籌議事會。立憲派又以為有了機會。十月十七日，“政聞社”在東京成立，宣言要救國惟有改造政府，要改造政府惟有求立憲政治的成立，“以有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於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其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他們謀與皇室的肅親王善耆提攜，並上書訪問日本的資政院總裁溥倫，既欲聯絡袁世凱，又拉攏袁及慶親王奕劻的政敵岑春煊。慈禧決不會忘懷對康、梁的舊恨新怨。是年湖南、浙江士紳請設民選議院，學生開會演說，下詔嚴禁。立憲派的活動招來了相反的結果。

政聞社初成立，人事已有弱點，康、梁不能出面，不得已而擁戴一七十老翁馬良（相伯）為領袖。一九○八年總社在上海公開活動，與預備立憲公會一唱一和，由各省及華僑代表分別上書，要求於二、三年內召開國會。清廷給他們的初步打擊是懲處政聞社的一位社員。

與政聞社爭寵的楊度宣揚政聞社目的專在排袁世凱，亦不利於張之洞。袁向慈禧指該社為康、梁所發起，圖謀不軌，復以華僑請願書中有請慈禧歸政，遷都江南，改國號為“中華國”等事，愈招慈禧之恨。八月十三日，政聞社遂被查禁。以各省代表多為地方負有重望之士，不能不略示安撫，八月二十七日，刊發憲法綱要、議員選舉法綱要，定議院未開前逐年應行籌備事宜，於九年內辦齊，屆時即頒布憲法，召集議會。九年依然是個漫長的時間。憲法綱要訂明永遠尊戴大清皇帝，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有制定法律權，有召集關閉解散議院權，有設官、黜陟權，有統率海陸軍及編定軍制權，有宣戰、戒嚴權，有總攬司法權；臣民在法律範圍內，得為官吏、議員，有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有納稅、當兵義務。一言以蔽之，不外永保君主地位，極度提高君主的權力。

第四節　滿清的最後掙扎

一、排漢與集權

經過戊戌變法，加深了自慈禧以下的滿人對漢人的仇恨，庚子拳亂又加深了他們對漢人的猜忌。仇恨的是保皇會、革命黨，猜忌的是有權勢的疆吏。劉坤一公然反對廢立，竟敢與朝廷立異，南省的中立雖然為滿清保存了半壁江山，同時亦證明督撫確是不聽朝廷號令，以致與敵人聯通。但時勢所迫，對於地位已固的劉坤一、張之洞不得不曲意籠牢，對於名噪一時、實力已具的袁世凱，不得不授以畿輔重任。袁任直督二年，連遭彈劾，初指他派餉練兵，恣意無厭，有“帝制自為”之嫌。繼說他權勢過重，為禍亂之源。袁請辭各項兼差未准，維護他的為慶親王奕劻。跟著又有御史直接彈劾奕劻貪黷。在中央與奕劻對抗的為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加上兵部尚書鐵良，在地方與袁對抗的為兩廣總督岑春煊。

奕劻、袁世凱認為他們之一再被劾，與瞿鴻禨、岑春煊有關。一九○六年，岑被調職，但袁所轄北洋新軍六鎮中的四鎮亦收歸陸軍部，雙方的傾軋正式揭開。第二年，瞿、岑失敗【註※】，袁與張之洞均內調為軍機大臣，袁主外務部，張管學部，奕劻的權位如故。慈禧顯係利用政爭奪漢人之權。是後奕劻與袁仍不斷被參，並指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直隸總督楊士驤、四川總督陳夔龍為袁的黨羽，獨不及兩江總督端方，大概因為他是旗人。

※註：庚子慈禧出亡，岑春煊扈駕有功，歷官巡撫、總督，為袁世凱、奕劻所忌。一九○六年九月，岑左遷雲貴總督，不肯赴任。一九○七年五月，改授郵傳部尚書，面劾奕劻，排去奕劻的親屬郵傳部侍郎朱寶奎。接著袁的私人黑龍江巡撫段芝貴及奕劻之子農工商部尚書載振亦因瞿鴻禨系御史之劾撤革。時廣東多亂，奕劻謂非岑春煊不足鎮懾，再出岑為兩廣總督。慈禧以奕劻不理於眾口，意欲去之，密商於瞿鴻禨，事為外人所聞。瞿曾請赦免康有為、梁啟超，奕劻乘機誣以謀翻戊戌舊案，正中慈禧之忌。六月，奕劻、袁世凱使人參瞿暗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當日瞿被開缺。奕劻辭軍機大臣，袁稱病乞假，均不許，瞿系言官續劾袁權重勢高。岑出都南下，逗留上海，負氣不赴廣州，袁系言官劾其驕蹇不臣。兩江總督端方承袁之命，謂岑與康有為、梁啟超交結。八月，岑罷職，九月，袁內召。朋黨之爭，告一段落。

光緒一生受制於慈禧，潦倒困頓，戊戌後，有如囚犯，愁病交集。一九○八年八月，虛損益甚。時慈禧亦病。“有譖上者，謂帝聞太后病，有喜色。太后大怒曰：我不能先爾死。”十一月初，光緒、慈禧病劇，十三日，慈禧命將醇親王載灃之子，年甫三歲的溥儀在宮中教養，授載灃為攝政王。十四日下午酉刻，光緒卒，年三十八歲，由溥儀繼統，載灃監國。第二天下午未刻，慈禧卒，年七十四歲，距光緒之死不過二十小時，有謂光緒為慈禧謀害，有謂為袁世凱毒死。

溥儀的年號為宣統，尊光緒皇后為隆裕皇太后，大政由載灃裁決。十二月，立禁衛軍，載灃自行統轄，派貝勒載濤、毓朗為訓練大臣。兩週後，即一九○九年一月二日，袁世凱開缺，踉蹌出京，返歸河南彰德。載灃原擬置袁於死，賴張之洞反覆開陳，始獲倖免，怕的是北洋新軍不穩。據說光緒恨袁入骨，及病將不起，自言“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凱致之”。隆裕太后與光緒有夫婦之誼，與載灃有手足之情，親貴載澤（妻與隆裕為姊妹）、載濤、載洵、毓朗、善耆、鐵良輩久欲去袁，保皇黨又暗事運用。慈禧死後，梁啟超致書載灃，並與康有為通電，謂：“兩宮禍變，袁世凱實為罪魁，乞誅賊臣。”謠傳袁已被處死。經過四十多天的醞釀，袁終遭放逐。不久徐世昌、唐紹儀內召，袁的心腹民政部侍郎趙秉鈞休致。

康、梁派對於袁的罷斥自然大快，深佩“監國英斷”。梁函善耆，請再明正袁的罪狀，宣布朝廷勵精圖治與民更始之意，革命黨人亦將歸心。他所殷期的為赦免政治犯與開放黨禁。載澤竭力阻撓，隆裕亦云光緒晚年的不幸為康、梁造成。皇族親貴所不忘的是如何集權於滿人，尤要掌握軍權。設立禁衛軍後，一九○九年七月，宣布皇帝自為海陸軍大元帥，由攝政王代理，派毓朗、載濤管理軍諮處【註：即參謀本部，一九一一年改名軍諮府，仍以載濤、毓朗為大臣】，載洵、薩鎮冰充籌辦海軍大臣，擢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排漢最力的良弼為禁衛軍第一協統領官。一九○九年九月，命陸軍部尚書蔭昌兼近畿陸軍六鎮訓練大臣，十二月，設海軍部，以載洵為大臣。於是陸海軍悉歸載濤、載洵兄弟主管。

軍機處仍是行政中樞，過去的大臣大都六人，滿、漢各半。袁世凱罷，接替的為那桐。一九○九年九月，張之洞卒，漢大臣的地位愈輕。一九一○年七月，鹿傳霖卒，軍機大臣僅有奕劻、那桐、毓朗、徐世昌四人。徐為唯一的漢人。一九一○年，奕劻又為御史所劾，上諭謂“親貴重臣，不得任意詆誣”，原參的御史落職，激起都察院全體公憤，聯名抗爭無效。

二、立憲派的請願

預備立憲公會、憲政公會成立不久，湖北憲政籌備會、廣東自治會、貴州憲政預備會，相繼出現，其他類似的社團，不下數十，雖然被禁，仍暗中活動。一九○九年十月，各省諮議局成立，議員多為科第或留日學生出身，及曾任官吏的士紳，立憲派聲勢大增，上海、北京及各大都市均有他們的宣傳機關。在張謇策動之下遂有諮議局的三次請願。張謇頗有時譽，重要督撫多和他相識。他任江蘇諮議局議長後，邀請十六省諮議局代表會於上海，組織諮議局請願聯合會，要求速開國會，由直隸孫洪伊領銜。請願團於一九一○年一月到京，上書之外，遍謁王公大臣，請於一年內召開國會。所得的答覆是國民知識不齊，俟九年預備完全，國民教育普及，再定期召開。代表不滿，準備擴大組織，再度請願，先後成立“請願即開國會同志會”、“國會速開期成會”。六月，第二次請願，除了諮議局外，有各省商會、教育會、政治會社、旗籍紳民及華僑代表，表示速開國會是國民的公意。清廷的答覆如舊。請願代表定於明年二月，作第三次請願。時日、俄第二次協定及密約成立，英國抗議中國派兵入藏，日、韓訂立合邦條約，大局愈為危急，請願代表決提前於一九一○年八月在北京集會。

第三次請願，不僅要求速開國會，並要求組織責任內閣，參與的代表較第二次更為廣泛，各省督、撫亦預通聲氣，北京、天津、保定及奉天、四川等省學生罷課響應。十月，十六省督、撫聯名電請組織內閣，明年開設國會。同月，資政院開幕，議員二百名，欽選、民選各一半，不僅民選議員支持請願代表的主張，欽選議員亦多贊同。“各省督撫連翩電奏，力爭於外，資政院全體之通過，主持於中，王大臣為之震悚，始翻然改圖。”十一月四日宣布將九年預備立憲之期，縮短為六年，一九一三年，實行開設議院，先將官制重加釐訂，預行組織內閣，編訂憲法，各省代表應即日散歸。除江、浙的代表外均甚失望，湖南譚延闓、湖北湯化龍、四川蒲殿俊及孫洪伊等，最稱激昂，輿論指斥朝廷“蔑視代表，直為蔑視四萬萬人”，“革命黨益得利用時機，相為鼓煽，……顛覆政府”。請願代表留京不去，誹議朝政，抨詆親貴。十二月十八日，資政院彈劾軍機大臣奉職無狀，應迅行組織內閣。攝政王援據欽定憲法大綱不許。資政院二次彈劾，攝政王置之不理，遷怨於請願代表。二十四日命先將東三省代表押送回籍，他省由督撫彈壓，如有違抗，查拿嚴辦。一九一一年一月，將號召各省罷學，要求速開國會的全國學界同志會會長溫世霖遣戍新疆。

請願不准，立憲派已無可再忍。高壓政策，有如火上加油，密議相機反抗，遇有可以發難之事，竭力響應援助，起義獨立。他們的公開報告亦說國勢危殆，外有列強環伺，內則昏耄老臣把持（指奕劻），將有亡國之禍，今後“非一請願書可以力爭，又非復少數人奔走呼籲可以得請求也，惟諸父老實利圖之”，暗示和平要求絕望，惟有別採有效途徑。梁啟超在三次請願之前，已說“現今之政治組織不改，不及三年，國必大亂，以至於亡，而宣統八年（一九一六）召集國會為將來歷史上必無之事”。現在更為憤懣，謂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宣統五年（一九一三）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誠能並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一切可迎刃而解。”

一九一一年初，外有日、俄對錦璦鐵路的抗議，俄又藉口陸路通商問題提出無理要求，緬甸英軍強佔滇邊片馬，漢口英租界巡捕槍殺華人；內有廣州將軍被刺。四月，廣州革命黨的起義，更使滿清當局膽悸。五月八日，頒佈內閣官制，設立責任內閣，裁撤舊內閣、軍機處，以示履行上年十一月四日的諾言。新內閣總理大臣一人，協理二人，各部大臣十人，計漢人四名，滿人八名，蒙古一名，滿人中皇族又佔五名，人稱為皇族內閣【註※】。奕劻聲名狼藉，餘或昏庸無知，或為紈絝少年，攝政王優柔而寡器識，不到半年清的政權即告瓦解。

※註：漢人為協理徐世昌、外務部梁敦彥、學部唐景崇、郵傳部盛宣懷，蒙古為理藩部壽耆，滿人為總理奕劻、協理那桐、民政部善耆、度支部載澤、陸軍部蔭昌、海軍部載洵、司法部紹昌、農工商部溥倫，皇族為奕劻、善耆、載澤、載洵、溥倫。

三、愈挫愈堅的革命軍

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革命黨至少八次起兵，雖均告失敗，然“前仆後繼，意氣彌厲”，“經一次失敗，多一次進步”。檢討過去的得失，不再作無把握而不足制滿清死命的零星軍事行動。加之官方搜捕益嚴，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人生活艱難，一部為立憲運動所迷惑，日本、香港、越南不准孫中山居留。光復會的章炳麟、陶成章復對他不諒，力事詆毀，引起同盟會的內訌，所以一九○九年革命氣氛至為消沉。梁啟超曾欣喜地說：“數年前革命之說遍天下，自預備立憲之詔既頒，乃如湯沃雪。夫一詔安能有此奇效？希望心有所寄，則民氣不期靖而自靖。”汪兆銘於憤激之餘，認為非再有激烈之舉，不足以毀敗偽立憲，昭雪對黨人的誣詬，振起消沉的人心，決從事暗殺，選擇的對象為足以轟動內外的監國攝政王載灃，使國人知道立憲，絕不能弭革命風潮。一九一○年四月，汪以事泄被捕，清廷恐與革命黨結不解之仇，處以永久監禁，心理上已為革命黨所懾伏。

一九○九年春，孫中山以不為暹羅、新加坡所容，前赴美國籌款。黃興、胡漢民留香港，主持國內計劃。清季之派遣留學生和廣興學堂是為改進軍事、政治、教育，鞏固權力；編練新軍是為“防家賊，非為禦侮”，結果不少學生與新軍同情革命，參加革命。同盟會與新軍早有關係，新軍第一次採取行動為熊成基在安慶的舉事。趙聲、倪映典在江南被撤差後，南來廣州，與黃興積極聯絡新軍，一九一○年二月十二日發動，當天失敗，倪映典以下死者百餘人。經年的經營，又付東流。

孫中山在美得敗耗，趕往檳榔嶼，約黃、趙、胡來會，決再向華僑募款，捲土重來【註：一八九五年之役，除檀香山及香港華僑捐助萬餘元外，餘為孫所自籌。一九○七及一九○八年各役共費約二十萬元，多為南洋華僑及浙江張人傑所出，此次約募得十九萬元】。全盤計劃仍為攻奪廣州，得手後，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武漢，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因為黃在湘、鄂，趙在江南各有潛在力量【註※】。

※註：武漢、長沙方面的主持人為宋教仁、居正、孫武、譚人鳳、焦達峰，上海方面為陳其美。此外，一九○六至一九一○年有不少與同盟會有關的地方性革命團體出現，如陝西的“同盟堂”，貴州的“科學會”、“自治學社”，安徽的“信義會”，湘、鄂尤多。廣西、四川、雲南、直隸、江蘇、浙江、福建、東北的革命黨人均在聯絡新軍、學生、會黨。一九一○年，長江各省民變及兩廣、川、黔、滇、閩叛亂蜂起，形勢確有可為。

孫中山以南洋各地不能久留，再赴歐、美，由黃興等於香港設統籌部，廣州亦分置機關，青年婦女參加者不少。擔任發難的“選鋒”數百，大都為來自各省及海外青年，以廣東、福建籍居多，四川、廣西、安徽、江蘇次之，有學生、教員、新聞記者、軍人、工人、農人、商人，均抱必死決心。林覺民、方聲洞的遺書，尤為悲壯悱惻，一字一淚。

準備已近完成之時，一九一一年四月八日，忽有華僑青年溫生才單獨刺殺廣州將軍孚琦，廣州加緊戒嚴，起義計劃改變。最後定於四月二十七日（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四路發動。黃興親率一百七十餘人進攻兩廣總督衙門，總督張鳴岐雖逃，水師提督李準的大隊已至。黃興苦戰一晝夜，所部大半捐軀，第二天趙聲、胡漢民統二百餘人趕到，然已無及。是役革命黨殉國遇害者八十六人，皆為成仁取義的民族英秀，其中七十二烈士的遺體葬於黃花岡。黃興痛不欲生，趙聲不久病卒。但久蟄的人心則因此次的壯烈犧牲而大為興奮。

四、求生與抗捐搶糧

清季財用入不敷出，辛丑之後愈甚，惟有多方羅掘，加稅派捐，復三令五申，嚴飭籌解。在政府威信掃地，民不聊生，反感日熾之時，自易激起事變。一九○二年為了反對分派賠款，各省屢有聚眾抗拒之事。一九○三至一九○五年為了反對舉辦新政的苛細雜捐，復有搗毀官署及罷市之事。一九○六及一九○七年為了饑饉無食，搶米之事特多，最富庶的江、浙兩省，約達三百數十次，至一九○八年不息。同時學堂及警察、釐金、郵政、鐵路等局，常被搗毀，內河輪船連遭截劫。

尤值得重視的為一九○九至一九一○年全國性的民變，此與清廷的財政措施大有關係。此時歲出超過歲入約八千萬兩上下，其中六千萬兩是由於對外賠款。一九○九年一月至四月，陸續頒行“清理財政章程”、“清查財政處章程”，派置備省財政監理官，正遇到米穀歉收，以華東為甚。一九一○年夏秋之交，上海正元、兆康、謙餘三大錢莊及最大的源豐銀號的倒閉，亦有影響。兩年之內，江蘇、浙江、安徽的暴動，遍於各地，不下二百餘起。

一九○九年以江西為烈，一九一○年以湖北、湖南為烈，長沙事件，更是震動內外。湖南災情特重，米價飛揚。四月，長沙饑民請願減價平糶，鬧哄巡撫衙門，搶劫米店，警察武力彈壓。饑民縱火燒巡撫衙門、稅局、官錢局、大清銀行，波及洋行、教堂、領事住宅，軍警開槍，死傷者數十人。詔將巡撫岑春煊革職查辦，其他文武官員及囤集居奇、挾私釀亂的士紳，均遭懲處。但動亂仍然不止，湘潭的“神拳黨”公然與官兵接仗。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闓等以鄂督為岑春煊及士紳曲脫，要求復查。上諭責其不安本分，如再藉名抗阻地方公事，從嚴參撤，民氣愈為不平。同年江北安徽饑民一再滋事。

一九○九及一九一○年，直隸以不堪苛捐，時有暴動，有眾至數萬者。一九一○年河南不少縣署被人民搗毀，有眾至二萬人者。山西人民因抗拒官兵，死傷動輒逾百。山東萊陽事件最為慘重：五月，萊陽四鄉“聯莊會”要求清查備荒積穀，停止苛斂不遂，領導人被拘。六月，憤而焚燒鄉董房屋，包圍縣署。七月，官兵恣意燒殺，鄉民數萬圍困縣城，官兵開砲轟擊，傷亡一千餘人。一九一一年豫東各地荒歉，餓死十餘萬口，豫南饑民擾及鄂北。

一九一○年廣東人民因反對調查戶口，聚眾滋鬧，經月不止，連州城池被佔。廣西全州不靖。四川、雲南縣城失陷或被圍。貴州抗拒官兵案件達七十餘起。奉天及新疆亦有類似之事。

總之一九○九至一九一○年的民變成了普遍性，或為抗捐，或為搶糧，總不外為求生存，雖非有組織的政治行動，其不滿現狀，仇視政府則一，而以長江各省為最。為了維護權利，引起對外運動，至是亦高潮再起，對革命黨而言，均屬有利情勢。

五、護權與爭礦、爭路

庚子之後，中國人的愛國心及民族意識與日俱張，對內是要改造或改良政治，對外是收回喪失的利權。一九○七年以來，日、俄步步侵略，各國分贓勾結，尤為強烈的刺激。一九○八年日本輪船“第二辰丸”因偷運軍械，在廣東領海被扣，清廷反答應道歉、賠款、懲官。上年廣東已有“國權挽救會”的組織，至是上海、廣州實行抵制日貨，為時將近一年，並舉行國恥紀念會。一九○九年葡萄牙要求澳門擴界，粵人開會反對，上海亦有反對英人推廣租界之事。

收回路權運動，一九○五年已稍有所成。此後在礦權方面，對於各國的要求，不只民間反對，政府亦不肯輕讓。山西自設礦務公司，紳商堅持撤廢英國福公司的辦礦合同，於一九○八年實現。是年法國承辦的福建礦務合同期滿，亦收回自辦。一九○九年，河南紳商組織中原公司，以抵制福公司，結果改為雙方合營。安徽各界要求取消英人開採皖南銅官山礦合同，召開抵制大會，於一九一○年贖回。一九○九年山東保礦會收回德人的五處礦權，一九一一年又收回膠濟線、膠沂（沂州）線、津浦線礦權。英人承辦的四川江北廳煤礦於一九○九年收回，法人在雲南的礦權於一九一一年收回。被英人侵佔的開平煤礦，未能全部收回，一九一二年議定與灤州礦務公司聯合辦理。收回礦權已蔚為一種國民自覺運動。

爭路運動更是如火如荼，由對外變為對內，成了民間與政府之爭。自粵漢路收回商辦，各省紛紛自設公司，自辦本省鐵路。一九○七年十月，蘇浙鐵路公司請廢除與英人所訂的蘇、杭、甬鐵路借款合同，組織“國民拒款會”，東京留學生及上海、杭州、蘇州士紳分開蘇浙鐵路拒款會。英公使抗議，上諭命“嚴防亂黨從中煽惑”。商辦鐵路頗難籌集巨款，政府當局又思於借款中漁利，限令各省將已准各路，如期完成，否則由郵傳部另籌辦理，最重視的為粵漢、川漢鐵路。一九○八年派張之洞督辦粵漢及川漢鐵路，次年，與英、法、德三國銀行訂立湖廣鐵路（湘、鄂境內之粵漢、川漢鐵路）借款草合同，美國跟著亦請參加。廣東鐵路公司股東堅持自辦，張之洞責其阻撓，命予看管，此為政府採取強制政策的初次表現。張去世後，兩路歸郵傳部接辦，湖南鐵路公司及諮議局繼起反對借款，湖北成立商辦鐵路協會。一九一○年湖北獲准商辦，英、法、德抗議，並與美國組織四國銀行團，一致要求履行原訂合同，湘、鄂力持不可。同時河南亦反對借款修築開封至徐州鐵路，蘇、浙的拒款運動再起，攻詆盛宣懷尤力。

盛宣懷早年受知於李鴻章，歷辦輪船招商局、電報局、織布局，後因張之洞之力，經理漢冶萍公司，督辦鐵路總公司。一九○三年後，盛的權力大部為袁世凱所奪。一九○六年，鐵路總公司復為唐紹儀所取代，改置鐵路總局，由梁士詒主之，盛大為失意。江、浙爭路之時，盛謀再起，力主借款。一九○八年，清政府與英訂立滬、杭、甬鐵路借款合同，授盛為郵傳部侍郎，以輿論不容，未克到任。載灃監國，親貴用事，極欲假借款以斂殖私財，並用盛以抗袁世凱系。盛得度支部尚書載澤之助，一九一○年八月，還郵傳部本官（侍郎），兼幫辦度支部幣制事宜，準備與四國銀行團談判。浙江鐵路公司總理湯壽潛斥盛為蘇浙鐵路罪魁禍首，不應回任。盛為固寵，益與親貴結納。一九一一年一月，繼唐紹儀為郵傳部尚書，三月，與日本正金銀行訂立鐵路公債借款一千萬日元，四月，載澤與四國銀行團訂立整頓幣制、興辦實業、推廣鐵路借款五千萬元。五月五日，給事中石長信疏陳商辦鐵路弊害，主幹路國有，支路民營。八日，奕劻的新內閣成立，盛仍長郵傳部，決定執行幹路國有政策。九日，上諭宣布，所有各省商辦幹路由國家收回，“如有不顧大局，故意擾亂路政，煽惑抵抗，即照違制論。”明知勢必引起反對，決心施以高壓，既不考慮各方民情久已洶洶，又不知政府的威信喪失殆盡，大動亂隨時可以爆發。

幹路分東西南北四線，川漢路為西幹，粵漢路為南幹的一段，實際要收歸國有的即此兩線，派端方為督辦大臣。五月二十日，盛與四國銀行團成立湖、廣鐵路借款，建築湘鄂境內的粵漢線、川鄂間的川漢線。截至此時，廣東所集股本約一千四百萬兩，相當於粵境粵漢鐵路需款的半數；湖南所集約五百萬兩，相當湘境粵漢鐵路需款的五分之一；四川所集約一千六百萬兩，相當於川漢鐵路西段（成都至宜昌）需款的六分之一；湖北所集之數尤少，約百萬兩。如要使粵漢、川漢兩路完成，不知待至何年。川、湘為了集股，有米捐、房捐，並抽收租股（按畝收租股）、鹽股、茶股、土藥（鴉片）股，貧農、小戶皆所不免，鐵路公司職員復侵蝕挪用，而以川路為最，更予政府以口實。鐵路國有政策未可厚非，但在當時則不得人民的諒解，一以列強投資鐵路為一種侵略行為，二以人民對滿清毫無信心，三以紳商的切身利益受到剝奪，四以革命黨及請願失敗的立憲派正在俟機而行，於是反對的呼聲隨之大起。

反對最力的當然是四川、湖南、湖北、廣東四省，盛宣懷為眾矢之的。立憲派控制的諮議局與鐵路公司，開始尚采和平方法，但請收回成命。湖南、四川當局，亦謂商民力能自辦，不甘借債，請暫緩接收。詔嚴行申飭，“如有匪徒煽惑，擾害治安，格殺勿論”。立憲派中的溫和派張謇面勸載灃、載澤、盛宣懷勿操之過急，不為採納，以為兵力可以鎮服。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五日，以粵人不用官發紙幣，紛兌現金，擬擠倒大清銀行，迫使政府讓步，載灃命粵督拿辦，重言“倘敢糾眾作亂，格殺勿論”。旅美廣東華僑，亦還以“有劫奪商路者，格殺勿論”。留日學生聲稱“路存亦存，路亡亦亡”。

四川立憲派的領袖蒲殿俊等一向主張川路自辦，該省鐵路董事會實際亦受他們控制。請願立憲被拒，他們已十分憤慨，對於鐵路國有，更認為是倒行逆施。郵傳部所定的收回四省鐵路公司股票辦法，尤令他們不平。湖北湯化龍請將民股作為路股，許商民以稽查財政權，為盛所拒，只准由國家鐵路股票換給。湘鄂路股照本發還，廣東路股發六成。川路獨異，實用工料之款四百餘萬兩發給國家股票，現存租股七百餘萬兩或入股、或興實業聽便。川路股東拒不同意，六月組成“保路同志會”，要求將股本照數發還，引光緒上諭中“庶政公諸輿論”，“川路准歸商辦”兩語為據，痛斥川路公司駐宜昌經理李稷勳擅允郵傳部接收。盛及端方聲言如將已用之款及虧損之數照數發還，必將再借外債，必以川省財產作抵，川人既怒且懼。盛與端方輕信川中密報，謂川人情緒已漸收縮，不必多慮。同時湘鄂兩省的態度亦趨緩和，廣東部分紳商被迫出走，清廷決心以威力對待川人，命新任川督趙爾豐拿辦首要。八月奏請將李稷勳撤職，以平眾怒，北京不許。

川人忍無可忍，八月二十四日，在成都舉行保路大會，議決罷市，罷課、停納稅捐，革命黨及哥老會領導各州縣響應。趙爾豐連電告急，謂群情疑憤，如不准所請，變生頃刻，全國將受牽動。九月一日，全省實行抗糧抗捐。二日，清廷命端方帶兵前往。五日，成都發現“川人自保商權書”，趙亦認為“勢必剿辦”。七日，誘拘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及保路會會長、股東會會長、鐵路公司董事十餘人。哥老會合組的“同志軍”數萬，包圍成都，新軍將校亦有人加入，於是川人由和平爭路，變為武裝反抗。詔命將首要正法，加派陸、海軍入川，命曾任川督的岑春煊會同端方辦理剿撫事宜。經過十餘日的攻擊焚殺，趙爾豐報稱局勢略定，意在阻止岑春煊、端方前來，實際上“成都府屬各縣無地不匪，各州縣紛紛告警”，官軍屢敗，防營譁變。十月初，嘉定府及距成都數十里的灌縣等城為同志軍佔領，不數日，武昌革命隨之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