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自古即注重音乐。由音乐的变化，可看出文化的变化；由音乐的盛衰，可看出文化的盛衰。古代祭祀时有乐舞，外交酬酢时有赋诗，王公卿大夫的宫中都有瞽师组织的乐队，士族子弟大多能歌善舞，平民的婚姻也以田野中的唱和歌舞为背景。孔子以下儒家所提倡的礼乐之治，的确是对于前代传统的一种崇拜，并非无根的理想。但正如孔子所希望恢复的封建制度，当孔子在世时已发展到没落的阶段，孔子所推崇的音乐同时也已不甚时髦。孔子死后不久，封建全消，古乐也成为少数儒家一种抱残守缺的古董。对于一般的社会，古乐已不存在，连儒家所保守的音乐是否真正的或完备的古乐，也很成问题。一种音乐，不专是技术问题；整个的文化背景若已变化，旧的技术即或尚未失传，往往也无力继续维持一种旧的历史现象。在艺术史方面，此理尤为显著。以上一段变化，今日已无从详知，但大体的过程尚可探寻。

音乐当初并无新旧之分。但春秋晚期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于是旧乐从此就称“雅乐”，新兴的称为“新声”，又称“郑声”或“郑卫之音”或“濮上之音”，反对的人甚至称之为“淫声”或“亡国之音”或“靡靡之音”。新声发祥于郑、卫两国，在卫国的桑间濮上之地甚为发达。据《汉书·地理志》，“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濮水今已枯涸，故道在今河南延津县与滑县境内，属卫，近郑。《诗·鄘风》中有“桑中”之篇，乃男女相悦之诗，来源甚古，并非春秋末之新声。由“国风”中可知与“桑中”篇相类的情诗各国皆有，并不限于郑、卫，并且都是古代传下，而非春秋末年的产品。音乐史上的桑间濮上之音是另一回事，与郑、卫关系虽密，但不见得只是男女相悦之音，《汉书》中的解释不免有误会与附会之嫌。新声虽出于郑、卫，但要人中最悦新声的是孔子幼年时在位的晋平公（公元前557—前532年）。平公的乐师师旷，是春秋末期有名的大雅乐家，仍拥护古乐，据《国语·晋语八》的记载，他对平公的嗜好新声曾下断语：“公室其将卑乎！”后世关于平公与新乐，流传了一段美丽的故事，虽非实情，却含至理。据《韩非子·十过篇》，卫灵公朝晋，路过濮水，夜间奇声，出自水中，遂命师涓代为写谱。师涓连听两夜，将声谱完全写下。到晋后，两君相会，灵公命师涓献新声，师涓鼓琴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

平公曰：“此道奚出？”

师旷曰：“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及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至于濮水而自投。故闻此声者，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

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

师涓鼓动究之。平公问师旷曰：“此所谓何声也？”

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

公曰：“清商固最悲乎？”

师旷曰：“不如清徵。”

公曰：“清徵可得而闻乎？”

师旷曰：“不可！古之听清徵者，皆有德义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听！”

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愿试听。”

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道南方来，集于郎门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闻于天。平公大说，坐者皆喜。

平公提觞而起，为师旷寿。反坐而问曰：“音莫悲于清徵乎？”

师旷曰：“不如清角。”

平公曰：“清角可得而闻乎？”

师旷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面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螣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将恐有败！”

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

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

这一段生动的故事，当然不能作为历史看，但也不是好事者的妄言。很可能春秋末战国初新声中一个主题，就是前代的许多神话故事。这可代表封建文化将消末时的一种最后的怀想与追念，其中因怀古不可复得而生的悲哀怨诉的声调特别凄惨动人。即或不然，这段故事最少也是历史事实的一种艺术化的绝好描写。由故事中可见新声靡靡悦耳，感人的魔力非常之深，性质近乎西洋所谓浪漫的音乐。末流所趋，此种音乐甚至可发展到与今日的爵士音乐相类的地步。（今日西乐中的“爵士”一词，几乎可说是中国古代“靡靡”一词的译名！）传统的雅乐，比较深沉醇厚，近乎西洋所谓古典的音乐，不专以声调感人，较声调尤为重要的是声调背后的信仰与理想。历史上大的革命时代，变化不限一方，而是普及于各部门的。春秋末战国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革命时代，除政治社会的翻腾外，音乐也起了空前的变化：新声代替了雅乐，浪漫代替了古典。然而每逢革命，任何一种改变，一方面有人拥护，就是革命派，一方面又有人反对，就是保守派。春秋末最有名的保守派，无论讲到政治社会制度，或是讲到音乐，都是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卫灵公篇》中，孔子的表示尤为清楚：“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孔子个人也的确能赏识雅乐，所以在齐国闻韶之后，竟至三月不知肉味！但极端保守的理想，最后总是失败。到战国时代，雅乐已成了古董，流行的音乐几乎都是新声。《礼记·乐记篇》，魏文侯（公元前400年左右）问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这简短的几句问话，可说是音乐革命全部道理的一针见血之论，指明春秋与战国两个时代之间有一条不可强渡的鸿沟。好古的人尽管推崇雅乐，真能打动人心的只有新声。

雅乐是祭祀与朝会或宴享时的必需条件之一。祭祀时，以乐“降神”，以乐“媚神”。至于朝宴时，“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是当然的。这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种礼数，并不是为消遣或娱乐的。其中即或含有消遣娱乐的成分，也只是附带的，主要的作用是媚神与礼客。到战国时，古代的祭祀虽未全消，但祭礼大半已成了儒家的理想，各国实际多不注意。古代的宴享之礼，也不能继续维持。音乐已完全成了一种消遣，主要的目的是娱乐。至此“声”与“色”才结了不解之缘。子夏在《乐记篇》中批评新声的话绝非虚语：“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糅杂子女，不知父母。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新乐的主角是倡优、侏儒、歌男舞女，专供富贵之家的玩赏，古乐的郑重与庄严以及信仰理想的成分已经消灭净尽。

我们明白此点之后，对于墨子的极力反对音乐就不致感到难解了。《墨子》书中，除《非乐篇》外，《三辩篇》亦以排斥音乐为主题，可见“非乐”在墨子思想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墨子诚然是一个庄严过度的人，对于一切的艺术大概都无赏鉴的能力，也完全不明幽默为何物。《论语》中不只屡次提到孔子发笑，甚至开玩笑，并且由许多章句中都可看出孔子是一个富于幽默而和蔼可亲的大师。《墨子》一书，虽超过《论语》的篇幅许多倍，但由始至终没有一句笑语。全部《墨子》中所表现的墨子人格，是一个诚恳过度，庄重过度，终生未尝一笑的人物。《庄子·天下篇》中批评墨子，说他“为之太过”，又谓“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又“其生也勤，其死也薄……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又，“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由这种种评语可想见墨子的终日拉长面孔而孜孜不已的精神，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为心的精神。此种人一般都是不笑的，也是不知艺术为何物的。墨子的仇视音乐，几乎成了一种变态心理。据《淮南子·说山训》，“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城名有“歌”字，即不肯入，真是把音乐与洪水猛兽同样看待了！这即或是后人开玩笑的故事，也可证明墨子非乐论所给人的印象是如何之深了！

但墨子本人的个性，只能解释非乐的一部分。假定战国时代的音乐仍与春秋以上的音乐性质相同，仍为祭祀与朝宴时所必需，则信仰鬼神追求治平的墨子大概不致无条件的非乐。《荀子·乐论篇》，说了墨子一大篇不是，实际恐怕都是文不对题的门户之见。荀子所拥护的是雅乐，墨子所反对的是新声。正因为战国时代的音乐完全是娱乐品，并且往往是少数人的娱乐品，极端功利主义者的墨子当然要排斥攻击。同时，他本人又是一个不能赏鉴音乐的人，也就难怪他的非乐理论说得非常痛快淋漓了！

音乐一发展到纯娱乐的阶段，就离末日不远了。“亡国之音”的名称，甚为恰当；不只是国家将亡，新乐甚至可说是一种伟大文化将亡的先声。汉以下历代正史中虽都有讲到音乐的文字，但几乎全部是抽象的与机械的描写。秦汉以下，我们不再听到真正伟大的音乐，也不再见到伟大的音乐家。此后的所谓音乐家只是李延年一流的倡优人物，后世也日趋愈下。最近六七百年来的音乐，以戏曲中的声调为代表，可谓为音乐的极端末流。至于婚丧大事所用的音乐，使人听了真有哭不得笑不得之感！战国时代音乐虽已大变，但古代的雄厚之气尚未全消。高渐离与荆轲所共同奏唱的《易水歌》，虽然音调已完全失传，但寥寥十数字的歌词仍能使二千年后的人想见当时的悲壮气概。秦汉以下，文化的气息一代比一代微弱，以致到今日我们几乎成了一个没有音乐的民族。

近年以来，国人对古乐又渐注意，少数的有心人并且要在可能的范围内设法恢复古乐。真正的恢复，当然绝不可能。无论雅乐或新声，已都成为万古不复的过去。但这种运动却是中国又要产生新的伟大音乐的征兆，也是中国文化又要有新的发展的征兆。

（原载《中央日报》昆明版1940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