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顾颉刚书中的一节）

这篇文章我非常的爱读，当时即连着看了好几遍。我信这篇文章实在很有刺激性，就是说，很刺激我们从些在欧洲虽已是经常，而在中国却尚未尝有人去切实的弄过的新观点，新方术，去研究中国历史。又很提醒我们些地方。但这篇文章的功绩，在此时却只是限于这个胎形，看来像是有后文，我们却不能承认其中证求得的事实为成立。而且这种方法也不是可以全不待讨论的。丁先生的文章我只看见过《中国与哲嗣学》的下半篇和这篇和“科玄之战”的文章。从科玄之战的文章看来（特别是后一篇），可以知道作者思想的坚实分析力，在中国现在实在希有，决非对手方面的人物所能当，而他这一些文章，都给我一个显然的印观，就是丁君在求学问的线路上，很受了sir francis galton、prof. karlpearson一派的影响，而去试着用统计方法于各种事物上，包括着人文科学。这实在是件好事。我们且于丁先生的施用上，仔仔细细看一下子。

（点一）拿现在的省为单位去分割一部“二十四朝之史”（从曾毅先生的名词）中的人物，不能说没有毛病。把现在省拿来作单位，去分割元明清三朝的人物是大略可以的；拿省作单位去分割前此而上的人，反而把当时人物在当时地理上的分配之真正perspective零乱啦。略举一两个例，汉时三辅三河七郡合来成一个司隶校尉部区，三辅是京畿，而三河每可说是京畿文物之别府，文物最高的地方。这实在是一个单位。而若拿现在省划分，使得三辅与当年的边塞为一单位，三河大部分与汝汉为一单位，小部分与雁门代郡为一单位，便把当时人物照当时地理（就是说郡国）分配的样子失啦。丁先生的表是个英语文法在汉语中分配的表，而从此推论到“即如前汉的都城在陕西，而陕西所出的人物，还抵不上江苏，更不必说山东河南了”。仿佛像是几百或千年后北京划得与东蒙车臣汗沙漠同区，统名蓟北部，有历史家曰，“蓟北是千年建都之地，而所出人物，反不及今一中部，更不必说大部了”。这话可以行吗？假如我们不拿现在的省为单位，而拿当年的郡国为单位，恐怕这话就不这样了。东汉于郡上有了州，说起来容易些。东汉的陕西所以人物少者，因为当时的陕西（司隶校尉）的大部分精华在省外，而省内有些与当时的陕西毫无相干的地方（朔方迤南，当时边塞，不属畿辅）。江苏的人物所以多者，也正以当时的江北老把江南的分数带着提高。不然，吴郡自身在西汉恐怕也不过和东汉样的。况且今之省域，不即合于当时的国界。所以这表中直隶、甘肃之在北宋（燕云十六州已属契丹，甘肃已属夏），河南、安徽、江苏之在南宋（交界区）……都是困难的物事。又如把南宋的中国和现在列省中的中国为一般的排对比，自然事实上出入很多。

但既不用一贯的百分单位，比起来，又怎么办？我回答说，我根本上不赞成这个表。如果制一个表，必须比这个详细的多。不在当年“中国”的境内的即不应一般待遇去百分，而当年国界、省界也要注明。或者把省分为数部（如今道区），比起来可以不太妨碍；当时区划也不妨碍一统一体的比较。余详下文。

（点二）丁君从他所造的表中推比了许多事实和现象，但这些事实和现象和这个表中的数目字，严格说起，多毫无有直接的关系，这些推比也但是些预期anticipations而已。换句话说，这些推比的事件多是我们时常所想及，如建都的关系，都城外更有文化中心一种事实，地方与“龙兴”的关系，物质与文物，殖民同避乱的影响等等，都是我们读起历史来便引想到的题目。但我们对于这些题目，有意思而有的意思无界略，总而言之，都是些多多少少模糊着待考的意思。现在丁先生这表中的数目字，也并不能给我们这些待考的意思一判然的决定。这些意思与这些间的关系，只是联想，不相决定的“因数”。这类，看起来像很科学的，而实在是“预期”之件，颇有危险。

（点三）第一表所以不见得能得好成就者，因为包罗太宽大，立意上太普遍，而强从一个无从分析的表中去分析事实。至于第二表，却是一件极好的作品，这一表之所以成功，正因为题目是有限而一定，不如上一表一样。这个表中的意思，也或者可以有斟酌的地方。鼎甲数虽然不受省分的制限，但恐怕也不能说是完全自由竞争的结果，尤其不见得鼎甲是能代表文化。我很疑心有下列二种分数在其中有贡献。（一）考试官与投考者乡族的关系。如考官中多是昔年的鼎甲，恐即有偏于其同乡的趋势（典试不密书）。（二）考殿试竟成了一种专门的技术，如某一地方最便宜于殿试所需要的各种质素，则这一地方所出之科甲为多，然我们却不能竟拿它出科甲的数目为文化最高的数目。此两点均可于我们贵县在清朝多出状元一件事实中证明。但如果明朝不如清朝在考试上之腐败，则此层即不成问题了。不过我们看来，明朝晚年士林中，那种讲师生门第交游等等一切的净恶习惯，恐怕好不到那里去。言归正传，这一个表却是把他所要证明的东西之一件证明了，就是下一个消极证，官定的各省科举额，不足代表各省的程度，不过分数上尚有斟酌呵！

（点四）丁先生谓在两汉的时代，中国文化分布的不平均，后渐平均，到了明朝至平均，这恐怕也是因为拿着现在的单位去比量才有这个现象。浙江之在西汉，犹之乎今之吉林，恐尚不及福建等省，则等于黑龙江阿山道之间。所以在后汉，广东、贵州、云南、奉天“都是零”。与其说是文化不平均，毋宁谓为这些地方之为中国，意义上尚不尽完全。如果我们做一个中华民国时代的表，势必至于外蒙、西藏（康省除外）、青海下面加零，吉黑三特别区，新疆、阿山、贵州下面加一个很小的分数，其相貌或与汉朝差不多。至于在各种意义上，完全为中国之地方，如关、洛、汝、汉、淮、泗及沿着黄河的郡国，细比起来，其平均或不平均，恐与今之各省之平均相等。是则丁君所谓古不平均今平均，又一幻境也。总而言之，这事实与其谓为当年文化之不平均，毋宁谓是现在的中国大得多了。

把上列几点约起来，我对于这篇文章的一个一般的印象，是觉着把统计方法应用在历史一类的研究上尤其要仔细。普通说起，凡是分布上凌迟出入的事实，都可应用统计方法，而这样分布上凌迟出入的事实，几乎是可研究的事实之大部分。但统计方法的收效，也以它所施用的材料之性质为断。统计方法最收效的地方，是天文。岂特如此，我们竟可说天文是统计学的产生地。因为统计方法之理论，几乎都是从天文学中造端，而近代统计学方法之立基柱者quetelet，自身是比利时的钦天监。这正因为天文学上的数目，我们用来做统计学的比较的，总是单元（homogeneous），而所用数目，多半是由我们所限定的标准造出的。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数目有管辖之可能。几乎到了生物学的事实上，就不这样便宜。虽然这些数目还是由我们定的标准产出，然而事实的性质已远不如天文事实之单元，实在是些复元的（heterogeneous）。至于历史现象，我们不能使它再回来，去量一下子，又是极复元的物事，故如不从小地方细细推求比论，而以一个样子定好如当代欧美都市统计表一般的形状，加上，恐怕有点疏误。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我不赞成这个以现在省为二千年历史的总单位，去百分国土大小很不相等的各时的人，正是因为这表太整齐，这表里面的事实却是太不整齐。

研究历史要时时存着统计的观念，因为历史事实都是聚象事实（mass-facts）。然而直接用起统计方法来，可须小心着，因为历史上所存的数目多是不大适用的。

假如丁君把这一个大表变散为小点去研究，恐怕收效比现在多得多。现在略举几个提议：——

（一）以当年的州郡为单位，去求方里数目、户口数目、财赋数目三件之互相比例。假如能画成地图，以比例率之轻重为颜色上之浅深，或者其分配上更可提醒些事。（二）把世族（姑假定有二人同出一家同有传者即为世族，更于其中以年代分类）按州郡列一个表，再把非世族之人物照州郡之分配者和它一比，恐怕使我们显然见得文化低的地方多非世族，文化高的地方多世族（母系有可考者即列，如杨恽为司马子长外孙之类）。（三）把历代的世族比较一下，比较他们在人物中的百分数目，在各类职业文官、武将、文学等的分配比较，或者更有些事实可得到。此时没有根据，但人们免不了泛着去想由东汉至唐，世家之渐重，实在是当时社会组织上很大的一个象征。宋后世族衰，是一个社会组织上很大的变化，这三件正是偶然想起，其实中国历史上可用数目表图研究的题目很多。richter拿字数统计去定plato语之先后，何况历史上的实事呢。但总以从有界画的题目做去，似乎才妥当。

我可以把上文总结起来，说：丁君这一种方法，将来仔细设施起来，定收很好的效果，不过他这文（特别是第一表）却但是一个大辂的椎轮，我们不取这篇文章所得的结果，因为它们不是结果；但取这篇文章的提议，因为它有将来。

至于他论唐朝与外族的一段，完全和我的意思一样。汉唐决不能合作一个直线去论，我曾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研究》详细说过。这篇文章大约是民国七年春天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错字连篇。原稿我仿佛交给你了。是么？我在这篇文章用所谓“元经”的话。谓陈亡是“晋宋齐梁陈亡，中国亡”。永嘉南渡前为“第一中国”。南渡后失其故地，而尚有第一中国之半，犹一线也。隋唐两代实是以五胡拓拔为原始，合着有踏践的剩余再造的。所以唐朝文物习惯从南朝，而生活的精神反截然和南朝两样。这个第二中国，固然在文化上仍是因袭第一中国，然一要部分亦以苻秦拓拔为根据（苻秦拓拔都有中国以外的领土，又恰恰这个时候是西域文化最高的时候，故即无人种变化，亦甚能使文化历史入一新期）。大野三百年一统后（这个一统之为一统，也和我们五族共和之为共和一样），大乱上一回，生出了一个文化最细密的宋朝。在许多地方上，宋朝是中国文化最高点。这第二中国与第一中国之为一线，不是甚深的现象。其内容上所谓南北朝之纷乱，决不等于三国唐季，而实是一个民族再造的局面，恐怕这个时期是历史上最大的关节了。汉朝盛时只是中国的，唐朝盛时颇有点世界的意味。这固然也由于汉朝接触的外国除西域很小的一部分外都蛮夷，而唐朝所接触恰在西域和亚剌伯文化最盛期，但要不是自身民族上起了变化，就是说等于社会组织和生活的趋向上起了变化，这外来的影响究竟不容易济事。梁陈的“冢中枯骨”局面是不能使民族的生命继续下的。或者殷周之际，中国的大启文化，也有点种族关系正未可知。要之中国历史与中国人种之关系是很可研究的。

（按，此书写于一九二四年正月二月间，丁氏原文载在《努力周刊》。颉刚记。）

（原载1928年1月3日《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十期）

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

历史同地理的关系，是近代科学上最有兴味的问题，也是最没有解决的问题。布克儿（t·ruckl）是19世纪用科学知识研究历史的第一个人。照他的学说：凡人类的历史，都是气候、土壤、交通的关系。这种物理派的历史观，在他的《文化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出版的时候很有势力。到了19世纪末纪，遗传性的研究，渐渐进步，于是注重种族的比注重环境的学者要多。美国的格兰特（grant）就是极端主张种族论的人，但是他的研究方法是不科学的，不足以做遗传性历史论的代表。最近美国学者如伍治（f. a. woods）用遗传性研究欧洲历史上的人物，贡献很多。他的主张是一国的历史，是种族的根性同偶然发生的首领所造成的。他所著的书，如《皇族与遗传性》（heredity in royalty）是近代历史学上的名著。同时研究地理学的人，还是主张文化是气候的产物，不过他们不复如布克儿那么极端，那么简单。汉亭顿（e. huntington）就是这一派人中最有成绩的。但是无论我们对于种族、环境同偶然产生的首领，这三种势力，偏重在哪一种，总应该承认地理同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广义的地理，包括生在地上的人种。

中国人是最注重籍贯的，所以遇见了一个生人，问了他的尊姓大名，就要问他是哪一省哪一县的人，因为我们脑筋里头觉得“湖北人”、“广东人”、“江苏人”、“山西人”……这种名词，是代表这几省人的特性；知道一个人的籍贯，就知道了他是我们心里头的哪一类。这不但中国人如此，就是欧美的人也是如此。说到了新下台的英相乔治，不知不觉就想起他是维尔司的人。美国选举总统，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还是生在南几省或是北几省。所以若是我们把中国历史上的有名的人物，照他们的籍贯，做一个统计，看看一个时代之中，哪一个地方的人，在政治上、社会上最有势力、最有影响，岂不是很有兴味的？

这一种研究，最困难的是定历史人物的标准。一个人有怎么样的资格，才配做历史人物呢？伍治研究欧洲人物的时候，完全用一种客观的方法。譬如他研究一个时代皇室的人物，就把所有那时代的书籍，细细的读过。凡有提起皇室人物的地方，都抄了出来，做一个详细的统计：看看哪一个最受人称赞或是批评；称赞、批评，又到如何程度；然后决定当时人的总判断，拿来做标准。又如他研究近代有名的科学家，就把他所晓得的名字开了出来，请现代的科学家投票，这两种方法，都是极其费工夫，而且对于中国的历史，不很适用。我为简便起见，暂时用了一个武断的标准：把《二十四史》来做我的下手地方，凡有二十四史上有列传的，都假定他是“历史人物”，假定是我研究的一种单位，然后拿他们的籍贯来计算一时代中哪一个地方，历史人物的数目最多。

用这一种方法，有两个大缺点：第一是行业不同的人，混在一块计算。文艺家同将帅，性质虽不相同；照我这种方法，都算是一个单位。第二是程度不同的人，没有区别。绝大的人物，如张江陵、王守仁只算一个人；极小的人物，仅仅够得上有列传的，也要算一个人。所以进一步的研究第一是要分类，第二是要分等。但是分类、分等，都有主观的毛病，而且很费时间的。这一次的研究，只能算一种粗浅的统计。好的统计的人数较多，两种毛病都可以减少。因为无论一个人是甚么事业，二十四史上有了列传，总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人物；对于社会政治，总有一种影响，不妨视为一类，与没有列传的人区别。至于有分等的毛病，只要地方的单位大，也就可以减除，譬如湖北出了一个大人物张江陵，当然同时明史上有传的湖北人，就有许多小人物。以此类推，无论哪一省都是如此。假如拿省替省比，大小人物混在一齐，各省同时吃亏，同时占便宜，虽然不能全公道，也并非全不公道。

第二种困难，是地方单位问题。我们这种研究，是要知道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但是地理包括地文、人文两种。若是以地文为标准，浙江的温处台应该归入福建，不能同浙西在一个单位之内。但是就文化而论，温处台同福建的关系浅，同浙西的关系深。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以要求一个地文、人文相合，而且区域较大的地方来做单位，是不可能的。我再四斟酌，还是拿省来做单位，较为妥当。一来这种单位，不用说明；二来省是一种政治的地理单位，与政治有多少关系；三来现在的省份，虽不能合于科学的地文、人文标准，然而可以算折中于二者之间。

我所谓历史人物，是指历史上有势力的人物而言，所以不论善恶邪正，只要当日他的言行，曾有影响于政治社会的，都一概收入。

这种统计，系各地方人物贡献的比较，所以只能就统一的时代研究，因为分裂的时代，各省自然有各省的首领，无从混合计算。秦以前是封建政治；就是秦代，时间太短，也当然不在研究范围之内。秦以后共分六期：一前汉，二后汉，三唐，四北宋，五南宋，六明。元朝不但是蒙古人的世界，而且时间不长，政治上有特别的组织，暂时可以置之不论。至于前清，一则清史未成，没有同二十四史一样官书可以做根据，而且私家著述很多，材料较为丰富，应该提出另行研究。这一次的讨论，只限于上边所举的六代。这六代有列传的人，有六千多人；有簿贯可考的，也有五千七百多人。因为古今地名不同，逐一的考证起来，颇费时日；仅仅对过一遍，错误恐不能免，不过这种错误，对于各省的百分率数目，不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大胆先把现在研究的结果，做成一个表，一张图，发表了出来，希望引起历史学者的兴味，多几个人来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历史。

我们把上边表（见□页—编者）上的数目，详细分析起来，第一件可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一时代以内，各省人物的贡献，数目至不平均。即如后汉一代，最多的是河南，百分率在三十七以上，其余广东、贵州、云南、奉天，都是零；江西、湖南、福建、广西，四省都在一以下；山西、江苏、浙江、湖北，都在五以下。然而同一个省份，在六个时代之内一时代的贡献，又与其他时代相距的很远；即如河南在后汉是百分之三十七，到了明不过百分之七，江西在前后汉都在千分之五以下，到了明就有百分之十一以上。这种人物分数的变化，实足以代表文化中心的转移。这又是甚么原因呢？

第一个最明显的原因，是建都的关系。即如后汉、北宋都在河南建都，所以河南的人物最盛，南宋都城在浙江，唐的都城在陕西，所以浙江在南宋，陕西在唐，人物最盛。况且二十四史上的人物，虽不全与政治有关，但是最大的部分是官吏。官吏是从考试得来的，重要的考试，都在都城：离都近的省份，考试先占了便宜，人物也自然容易出头，但是距都城远近，不是人物贡献的惟一原因，又有很明显的证据。即如前汉的都城在陕西，而陕西所出的人物，还抵不上江苏，更不必说山东、河南了。明的都城在直隶，然而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的人物，都比它多。无论哪一代，四川比湖北远，而四川六代的平均分数是四，湖北是二；云南、广西都比贵州远，然而有明一代，贵州的人物，不如云南、广西。足见得都城的地位，虽是很有关系，然而绝不是人物变迁的惟一原因。大概文化的中心比都城的地位重要。若是都城也是那时代的文化中心，建都的省份，人物自然比他省要多。不然，还是文化中心要紧。

续　表

皇室的籍贯，也是很有关系。“从龙”的固然大半是丰沛子弟，而且他们的子孙，袭了祖宗的余荫，变成功一种世家；故乡的亲戚朋友，又要攀龙附凤；皇帝的同乡，自然是很占便宜。江苏在前汉时代，百分率是十一，安徽在明也是十一，都是占了汉高帝、明太祖的光。

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无论甚么时代，没有几分的经济独立，就无从讲起教育。孔子若是要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哪里还有功夫去敦诗说礼？到了后世，教育的中心，在重要的书院。书院里的发达，又是靠地方上担负的能力。地方上越富庶，教育越振兴，人物也自然越增多。江苏、浙江两省在南宋以后，变成功中国的文化的中心，与两省的经济史，总有关系。在唐以前，钱塘江同扬子江之间，沿海都是盐塘，同现在江北开盐垦的地方差不多。直等到钱镠筑了海塘，沿海的田地，渐渐的成熟，南北运河一通，丝米都可以出口，江、浙两省才成了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同时这两省所出的人物，也就驾于各省之上。影响于国民经济最大的是战争。元以后北方的退化，明以后四川、江西、福建的衰落，多少都受了兵灾的影响。北方不但遭了兵灾的残破，而且因为水利不兴，旱地的收入，一年少似一年，恐怕也就可以使得经济不振。但是我目前没有精确的研究，可以证明北方农业的退化。

还有一个原因，是“生存优点”的变迁。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但是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在人类方面，全是看社会的习尚为准。假如社会崇尚忠实、诚恳，把社会上最高的位置，给忠实、诚恳的人，这种人自然是优胜，若是社会推重文学、美术，有文学、美术天才的人，就可以得势。中国北方人，是忠实、诚恳的一路，扬子江下游的人，是比较的长于文学、美术。看上列的表，宋以前北方人占优势，宋以后扬子江下游的人占优势。或者是宋以后同宋以前社会的崇尚不同，生存的优点变迁，所以如此。但是细细研究：宋、明两代长江下游的人物，忠实、诚恳的也是很多，宋以前的北方人也很多，长于文学，恐怕这还不是人物贡献南北变迁的重要原因。

据我的研究，最重要的原因，是殖民同避乱。秦以前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山东、河南。就是两汉，除去了四川、江、浙、长江以南的省份，可算同中国历史没有什么关系。湖南、广东、江西、福建，都是唐末宋初因为殖民的结果，方才归入中国文化范围之内。贵州、云南、广西到了明，才可以算是中国的领土。东三省一大部分，始终在东胡族手里，在中国历史上，当然不能有甚么重要的人物。避乱同殖民的性质，本是相同。但是殖民的人，不必一定是中国社会里优秀分子，而东晋同南宋两次渡江，随从南行的，都是当日的士大夫，不肯受外国人统治的；声明文物，自然是在这班人手里。宋以后江苏、浙江的勃兴，大概很受这种避乱人的影响。至于北方受了外族统治，文化一定不能如前。五胡的时代，倡乱的外族，都还是受过中国文化的人居多，所以为害不大。金元两代，北方全是野蛮人的天下，经他们蹂躏以后，一时不容易复原，也是意中的情事。

综论起来，前汉时代，中国的文化，本来在山东、河南，所以这两省出人最多。陕西是建都的关系，江苏是皇室籍贯的关系，所以也比较的发达。其余如湖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同东三省，都完全没有开化。浙江、安徽、四川占的分数，也是极微，惟有湖北是因为是楚国的旧境，人材较多，可算是南方各省的例外了。后汉情形，同前汉相差不远，不过河南是皇室籍贯同建都两重的关系，特别人多，南方几省，也渐有进步。唐代文化的中心在陕西，北方各省的程度，比两汉较为平均。南几省除去江苏以外，仍旧不大发达。四川、安徽反为退化。北宋时虽因为建都的关系，河南特别出人，然而江、浙、四川、江西、福建，或是因为经济发展，或是因为殖民移民，文化进化，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渐渐要同北几省争衡。南宋北方不在版图以内，自然没有许多人物；文化中心，从此就到了长江下游。江西、福建都表现有史以来未有的盛况。明朝北方因为受了外族的统治，农业又复退化，仍然一蹶不振，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远出其他各省之上（安徽因为皇室同从龙功臣的籍贯关系，与其他省不同），西南也慢慢的露了头角，与宋以前的中国，然是两个世界了。

细细研究上列的表，还有一个要点。在宋以前，不但文化的重心，是在北方，而且文化的分布，很不平均。在两汉的时代，山东、河南两省所产生的人物，总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后汉时河南一省就有百分之三十七。汉以后各省的程度，渐渐平均，出人物的省份渐多，每省占的成分也渐多。在后汉的时代，最多的省份百分率是三十七，最少的省份是零；在明朝最高的是百分之十四，最低的是千分之十五；可见得从前中国人的文化，本来全在黄河下游，以后因为殖民避乱的关系，逐渐把这种文化普及全国。这是我们民族对于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把远东的许多野蛮人，变成功受中国文化的国民。这种事业，比罗马人在西欧洲的功劳还大。但是普及同提高，往往不能同时并进；普及的成绩好，提高的程度就差了。

各省文化逐渐平均，虽然是事实，然而表上所列的百分数，都不完全与事实相符。本篇所说的历史人物，大部分与政治有关系的。自从科举取士以后，要出身于政治界，首先要列名于科举。明朝科举不但举人是各省有各省的定额，就是进士也是南北分界，所以各省出人物的机会，受了科举定额的影响，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当时定科举额子的人，要使得各省人都有出身，虽然文化较盛的省份，额子较多，文化较低的省份，免不了滥竽。我曾拿明代进士题名录来做了两个表：一个是有明一代各省所出的进士的数目，一个是同一时代各省所出鼎甲的数目。进士是有额子限制，鼎甲是完全自由竞争的。所以前者是当日政府对于各省文化所定的一种标准，后者是各省自由竞争所得的成绩。

明代科甲表

续　表

拿这两个表来一比较，就知道官定的各省科举额，不足以代表各省的程度。浙江、江西、江苏、福建四省的进士，占百分之四十六；这四省的鼎甲，占百分之七十。可见得若是当时进士没有限制，边远的省份，还要吃亏。又各省进士的数目，同各省人物的数目，竟大致相同。科举额子的影响，可以想见。

第二件可以注意的是，是新殖民地的勃兴。四川是秦时才入中国版图，在前汉时已占有将近百分之二，在浙江、安徽之上，而且其中有司马相如、扬雄一代的文学家。到了后汉更是发达，竟占有百分之五，六八，为扬子江流域各省之冠。江西、福建，都是唐末才有中国人去殖民。北宋时代，江西的人物，如欧阳修、王安石都是当时的人杰，百分率在百分之五以上。较之唐代恰好增加十倍。福建在北宋的地位，同江西相仿，而且渐渐的变化文化中心。闽刻的宋版书，同浙刻一样的重要。政治理学，福建人都是重要分子。这几省勃兴的理由，当然是很复杂的，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一种旧民族忽然迁移到一个新世界里面，就能发展许多新事业起来。譬如关内的豆子，种在东三省，收成就比从前加一倍，一样的道理。近五十年来湖南、广东同最近的东三省人，也都是新殖民地勃兴的好例。

唐朝社会风尚，自成一代，同汉朝迥不相同。如文学美术的发达，宗教的自由，男女的交际，都是唐人的优点，汉人所不及的。唐人的弱点，是政治没有轨道，组织没有能力，习尚过于放荡，这又都不及汉人。所以我早就疑惑唐代的人种，受了外族的混杂，已经不是汉族原有的文化。即如唐代皇室自称为李广之后，久居陇西，究竟同李陵之后的龙居李氏，甚么关系。唐书的世系表是否可信，本来是个疑问。唐高祖的皇后是拓拔，更是无疑义的。现在看此次所列的表，新旧唐书上外国人有传的有五十人之多，几占总数百分之四，其中如高丽的李师古占据山东三代之久，真可令人惊骇。这还是专指真正的外族，唐书所不认为中国人的，若是把南北朝遗留下来已经同化的外族计算起来，至少也应该有总数百分之十以上。

唐史外族列传表

续　表

《唐书》的宰相世系表，最可研究。统计唐代宰相，为裴、刘、萧、窦、陈、封、杨、高、房、宇文、长孙、杜、李、王、魏、温、戴、侯、岑、张、马、褚、崔、于、柳、韩、来、许、辛、任、卢、上官、乐、孙、姜、陆、赵、阎、郝、郭、武、骞、沈、苏、薛、韦、汪、邢、傅、史、宗、格、欧阳、狄、袁、姚、娄、豆卢、周、吉、顾、朱、唐、敬、桓、祝、郑、钟、宋、源、牛、苗、吕、第五、常、乔、关、浑、齐、董、贾、权、皇甫、令狐、段、元、路、舒、白、夏侯、蒋、毕、曹、徐、孔、独孤、乌，同龙居李氏，共为九十八姓。其中竟有十一族，不是汉人！

此外尚有格氏、狄氏两姓，似乎也不是汉族，足见当时经过南北朝人种混杂之后，北方的民族，绝不是纯粹的汉人，而且宰相的民族，有百分之十一不是汉人，无怪当时种族的观念很浅，将帅藩镇，往往要用纯粹的外国人了。

是篇之作，动机在三年以前。去岁移居天津，得借用梁任公先生藏书，始着手统计。今夏科学社开会于南通，曾讲演一次，然其时仅有总表，文字未脱稿也。11月复以英文讲演于北京协和医学校，乃发愤竭两日之力成之。讨论切磋，得益于任公及胡君适之者甚多。抄写核算，则雷君英广贯任其劳。余弟文浩间亦襄助，爰书数语道谢，且以志服官经商者读书作文之不易也。

（原载1923年3月11日《努力周报》第43、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