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民族武功之盛，莫过于汉唐。然汉高祖困于平城，唐高祖亦尝称臣于突厥，汉世非此篇所论，独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后来史臣颇讳饰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夫唐高祖太宗迫于当时情势不得已而出此，仅逾十二三年，竟灭突厥而臣之，大耻已雪，奇功遂成，又何讳饰之必要乎？兹略取旧记之关于此事者，疏通证明之，考兴亡之陈迹，求学术之新知，特为拈出此一重公案，愿与当世好学深思读史之有心人共参究之也。

《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参《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贞观政要》卷二《任贤》篇、《大唐新语》卷七《容恕》篇）云：

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

寅恪按，太宗所谓国家草创，即指隋末高祖起兵太原之时，当此时，中国与突厥之关系为何如乎？试观《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条上（参《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唐会要》卷九四“北突厥”条）云：

及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凌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

则知隋末中国北方群雄几皆称臣于突厥，为其附庸，唐高祖起兵太原，亦为中国北方群雄之一，岂能于此独为例外？故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史谓“戎狄之盛，近代未有”，诚非虚语，请更引史传以证释之。

《旧唐书》卷五五《刘武周传》（参《新唐书》卷八六《刘武周传》）略云：

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因僭称皇帝，建元为天兴。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略云：

恭帝义宁元年（即炀帝大业十三年），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武周即皇帝位，改元天兴。

《通鉴考异》云：

新旧唐书武周皆无国号，惟创业起居注云，国号定杨。《通鉴》此条胡注云：

言将使之定杨州也。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云：

大业十三年二月己丑，马邑军人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据其郡而自称天子，国号定杨。武周窃知炀帝于楼烦筑宫厌当时之意，故称天子，规而应之。

寅恪按，胡氏释定杨为定杨州，杨扬虽古通用，然杨为隋之国姓，似以定杨隋为释较胡说之迂远为胜，至创业起居注以“国号定杨”为言者，盖突厥赐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温大雅于此颇有所讳，故以“国号定杨”为言，司马君实不解此意，而疑《两唐书》与创业起居注异，其实武周之所谓国号即其所受突厥之封号也。

《新唐书》卷八七《梁师都传》（参《旧唐书》卷五六《梁师都传》）略云：

自为梁国，僭皇帝位，建元永隆，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号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

寅恪按，突厥语“大度”为“事”，“毗伽”为“解”，突厥语大度毗伽可汗即汉语解事天子也。

《新唐书》卷九二《李子和传》云：

北事突厥，纳弟为质，始毕可汗册子和为平杨天子，不敢当，乃更署为屋利设。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略云：

恭帝义宁元年三月，始毕以刘武周为定杨天子，梁师都为解事天子，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固辞不敢当，乃更以为屋利设。胡注云：

平杨犹定杨也。

寅恪按，胡氏之意，平杨为平杨州，似不如以平杨隋为释较胜也。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略云：

武德三年七月骠骑大将军可朱浑定远告并州总管李仲文与突厥通谋，欲俟洛阳兵交，引胡骑直入长安，甲戌，命皇太子镇蒲反以备之。四年二月，并州安抚使唐俭密奏真乡公李仲文与妖僧志觉有谋反语，又娶陶氏之女，以应桃李之谣，谄事可汗，甚得其意，可汗许立为南面可汗，及在并州，赃贿狼藉。上命裴寂陈叔达萧瑀杂鞫之。乙巳，仲文伏诛。

寅恪按，综合前引史料观之，则受突厥之可汗封号者，亦受其狼头纛，其有记受突厥封号，而未及狼头纛者，盖史臣略而不载耳。故突厥之狼头纛犹中国之印绶，乃爵位之标帜，受封号者，必亦受此物，所以表示其属于突厥之系统，服从称臣之义也。据《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传·上》（参《隋书》卷八四《突厥传》、《北史》卷九九《突厥传》等）略云：

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

可知狼为突厥民族之图腾。隋末北方群雄，既受突厥之狼头纛，则突厥亦以属部视之矣，哀哉。记载唐高祖太宗起兵太原之事，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一书，为最重要之史料，世所共知。其述当时与突厥之关系，最为微妙，深堪玩味，如改旗帜一事，辞费文繁，或者以为史家铺陈开国祥瑞之惯例，则不达温氏曲为唐讳之苦心。又称臣突厥之主谋，实为太宗，实可据其述兴国寺兵胁迫高祖服从突厥一事得以推知。兹不避繁冗之嫌，颇详录温氏之书与此二事有关者推论之如下：

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于是遣使以众议驰报突厥，始毕依旨，即遣其柱国康鞘利级失热寒特勤达官等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仍许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康鞘利将至，军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谶尚白，请建武王所执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诛纣之旗牧野临时所仗，未入西郊，无容预执，宜兼以绛杂半续之。诸军槊旛皆放此，营壁城垒幡旗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园。开皇初太原童谣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东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拟于东海。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案李为国姓，桃当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园，宛转属旌幡。汾晋老幼讴歌在耳，忽睹灵验，不胜欢跃。

寅恪按，唐高祖之起兵太原，即叛隋自立，别树一不同之旗帜以表示独立，其事本不足怪，但太宗等必欲改白旗以示突厥，则殊有可疑。据《大唐创业起居注·下》载裴寂等所奏《神人太原慧化尼歌谣诗谶》有云：

童子木上悬白旛，胡兵纷纷满前后。

是胡兵即突厥兵，而其旗帜，为白色之明证。此歌谣之意，谓李唐树突厥之白旗，而突厥兵从之，盖李唐初起兵时之旗为绛白相杂，不得止言白旛也。所可笑者，开皇初太原童谣本作白衣天子出东海，太宗等乃强改白衣为白旗，可谓巧于傅会者矣。夫歌谣符谶，自可临时因事伪造，但不如因袭旧有之作稍事改换，更易取信于人，如后来玄宗时佞臣之改作得宝歌，即是显著之例（见《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岂所谓效法祖宗，师其故智者耶？唐高祖之不肯竟改白旗而用调停之法兼以绛杂半续之者，盖欲表示一部分之独立而不纯服从突厥之意。据《隋书》卷一《高祖纪》云：

六月癸未，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

是隋色为绛赤，即是当时中夏国旗之色，而《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义宁元年六月杂用绛白以示突厥”句下胡注云：

隋色尚赤，今用绛而杂之以白，示若不纯于隋。

胡氏知隋色尚赤，乃谓“示若不纯于隋”，夫唐高祖起兵叛立，其不纯于隋自不待言，但其初尚欲拥戴幼主不即革隋命，则旗色纯用绛赤本亦不妨，其所以“用绛而杂之以白”者，实表示维持中夏之地位而不纯臣服于突厥之意，胡氏之说，可谓适得其反者也。

总之，高祖起兵时，改易旗色，必与臣服于突厥有关。高祖所以迟疑不决，太宗等所以坚执固请，温氏所以详悉记述歌谣符谶累数百言者，其故正在于此。世之读史者，不可视为酿词而忽略之也。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云：

帝引康鞘利等礼见于晋阳宫东门之侧舍，受始毕所送书信，帝伪貌恭，厚加飨贿。鞘利等大悦，退相谓曰，唐公见我蕃人，尚能屈意，见诸华夏，情何可论，敬人者人皆敬爱，天下敬爱，必为人主，我等见之人，不觉自敬。

寅恪按，此温氏用委婉之笔叙述唐高祖受突厥封号称臣拜伏之事。“始毕所送书信”，即突厥敕封高祖为可汗之册书，“帝伪貌恭”，即称臣拜伏之义。唐高祖此时所受突厥封号究为何名，史家久已隐讳不传，但据上引李仲文事观之，则高祖与仲文俱为太原主将，突厥又同欲遣兵送之入长安，而仲文所受突厥之封号据称为“南面可汗”，由此推之，高祖所受封号亦当相与类似，可无疑也。

总而言之，太宗既明言高祖于太原起兵时曾称臣于突厥，则与称臣有关之狼头纛及可汗封号二事，必当于创业史料中得其经过迹象。惜旧记讳饰太甚，今只可以当时情势推论之耳。

高祖称臣于突厥，其事实由太宗主持于内，而刘文静执行于外，请略引史传，以证明之。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略云：

始毕得书大喜，其部达官等曰，天将以太原与唐公，必当平定天下，不如从之以求宝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觅大勋赏，不避时热，当日即以此意作书报帝。帝开书叹息久之曰，孤为人臣须尽节，本虑兵行已后，突厥南侵，屈节连和，以安居者，不谓今日所报，更相要逼，乍可绝好藩夷，无有从其所劝，突厥之报帝书也，谓使人曰，唐公若从我语，即宜急报我，遣大达官往取进止，官僚等以帝辞色懔然，莫敢咨谏。兴国寺兵知帝未从突厥所请，往往偶语曰：“公若更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裴寂刘文静等知此议，以状启闻。

寅恪按，突厥之欲高祖自为天子，即欲其受可汗封号，脱离杨隋而附属突厥之意，其事本不足怪，但兴国寺兵，何以亦同突厥，以此要迫，考《大唐创业起居注·上》云：

帝遣长孙顺德赵文恪等率兴国寺所集兵五百人总取秦王部分。

即《册府元龟》卷七《帝王部·创业门》云：

高祖乃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旬日之间，众且一万，文静顿于兴国寺，顺德顿于阿育王寺。

夫刘文静长孙顺德（顺德为太宗长孙后之族叔，避辽东之役逃匿于太原，见《旧唐书》卷五八及《新唐书》卷一〇五《长孙顺德传》等）等皆太宗之党，其兵又奉高祖之命归太宗统属，今居然与突厥通谋，迫胁高祖，叛杨隋而臣突厥，可知太宗实为当时主谋称臣于突厥之人，无复疑问也。

太宗为称臣于突厥之主谋，执行此计划之主要人物则是刘文静，据《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传》略云：

隋末为晋阳令，炀帝令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高祖开大将军府，以文静为军司马，文静劝改旗帜，以彰义举，又请连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并从之。因遣文静使于始毕可汗，始毕曰，唐公起事，今欲何为？文静曰，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裴寂又言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强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高祖竟听其言，遂杀文静。

及《大唐创业起居注·上》略云：

乃命司马刘文静报使，并取其兵，静辞，帝私诫之曰，胡兵相送，天所遣来，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所防之者，恐武周引为边患，取其声势，以怀远人，公宜体之，不须多也。

则与突厥始毕可汗议订称臣之约者，实为刘文静，其人与太宗关系密切，观太宗往视文静于狱中一事，即可推知，文静即为李唐与突厥联系之人，及高祖入关后渐与突厥疏远，而文静乃被杀矣，裴寂谓“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强敌”“天下未定”指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外有强敌”指突厥，而《新唐书》卷八八《刘文静传》及《通鉴》卷一八六《唐纪》“武德二年杀刘文静”条俱省略“外有强敌”之语，实由未解文静与突厥之关系所致也。李唐与突厥之连系人刘文静虽死，而太宗犹在，观高祖于遣刘文静使突厥时，以防刘武周为言，则唐与突厥关系亲密，武周自当受突厥之约束，不敢侵袭太原，若唐与突厥之关系疏远，则武周必倚突厥之助略取并州。据《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略云：

武德二年始毕授马邑贼帅刘武周兵五百余骑，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毕卒，立其弟俟利弗设，是为处罗可汗。

可知突厥始毕可汗初与刘文静定约，立唐高祖为可汗，约束刘武周，不得侵袭太原。迨唐入关后，渐变前此之恭逊，故始毕又改命武周夺取太原矣。

刘武周既得突厥之助，夺取太原，兵锋甚盛，将进逼关中，唐室不得不使刘文静外，其他唯一李唐与突厥之联系人即太宗出膺抗拒刘武周之命，此不仅以太宗之善于用兵，实亦由其与突厥有特别之关系也。观《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云：

太宗在藩，受诏讨刘武周，师次太原，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六月处罗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处罗卒。

则突厥昔之以兵助刘武周者，今反以兵助李世民，前后态度变异至此，其关键在太宗与突厥之特别关系，可推知也。

又据《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略云：

七年秋，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自原州入寇，侵扰关中。有说高祖云，只为府藏子女在京师，故突厥来，若烧却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高祖乃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萧瑀等皆以为非，然终不敢犯颜正谏。太宗独曰，幸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颉利。若一两年间不系其颈，徐建迁都之策，臣当不敢复言。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

及《新唐书》卷七九《隐太子传》云：

突厥入寇，帝议迁都，秦王苦谏止。建成见帝曰，秦王欲外御寇，沮迁都议，以久典兵，而谋篡夺。帝浸不悦。

可见太宗在当时被目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若非起兵太原之初，主谋称臣于突厥者，何得致此疑忌耶？斯亦太宗为当时主谋者之一旁证也。

又《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参《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略云：

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太宗乃亲率百骑驰诣虏阵，告之曰，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来一决。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人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唯百骑相御耳。颉利弗之测，笑而不对。太宗又前，令骑告突利曰，尔往与我盟，急难相救，尔今将兵来，何无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决胜负。突利亦不对。太宗前，将渡沟水，颉利见太宗轻出，又闻香火之言，乃阴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须渡，我无恶意，更欲共王自断当耳。于是稍引却，各敛军而退。太宗因纵反间于突利，突利悦而归心焉，遂不欲战。其叔侄内离，颉利欲战不可，因遣突利及夹毕特勒（勤）阿史那思摩奉见请和，许之。突利因自托于太宗，愿结为兄弟。

寅恪按，太宗在当时不仅李唐一方面目之为与突厥最有关系之人，即突厥一方面亦认太宗与之有特别关系。然则太宗当日国际地位之重要，亦可想见矣。至太宗与突利结为兄弟疑尚远在此时之前，据《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略云：

九年七月，颉利自率十万余骑进寇武功，颉利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朝为觇，因张形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太宗谓之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实无愧。又义军入京之初，尔父子（指颉利突利言，如昔人称汉疏广受父子之例，盖颉利突利为叔父及从子也）并亲从我。

然则所谓香火之盟，当即在唐兵入关之时也，《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武德七年胡注释香火之盟固是，但仍未尽，考《教坊记》（据说郛本）“坊中诸女”条云：

坊中诸女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娉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娉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儿郎有任宫僚者，宫参与内人对同日，垂到内门，车马相逢，或搴车帘呼阿嫂若新妇者，同党未达，殊为怪异，问被呼者，笑而不答。儿郎既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学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怜爱，欲得尝其妇也。主者知亦不妒，他香火即不通。

则太宗与突利结香火之盟，即用此突厥法也。故突厥可视太宗为其共一部落之人，是太宗虽为中国人，亦同时为突厥人矣！其与突厥之关系，密切至此，深可惊讶者也。

旧记中李唐起兵太原时称臣于突厥一事，可以推见者，略如上述，此事考史者所不得为之讳，亦自不必为之讳也。至后来唐室转弱为强，建功雪耻之本末，轶出本篇范围，故不涉及。呜呼！古今唯一之“天可汗”，岂意其初亦尝效刘武周辈之所为耶？初虽效之，终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杰之所为也。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

（原载一九五一年六月《岭南学报》第十一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