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孟子》、《学》、《庸》）[1]

国初之儒，治《论语》者咸宗朱注空言义理，及刘台拱（作《论语骈枝》）、方观旭（作《论语偶记》）、钱坫（作《论语后录》）、包慎言（作《论语温故录》），始宗汉注治《论语》。而刘宝楠《论语正义》，以何晏《集解》为主，集众说之大成。后刘逢禄（作《论语述何》）、宋翔凤（作《论语发微》）、戴望（作《论语注》），咸以《公羊》述《论语》，别成一家言，而焦循《论语通释》，析理尤精，江永《乡党图考》，亦究心名物、制度。继起之书有黄式三《论语后案》，力持汉、宋之平，时有善言。近儒治《孟子》者，亦空言性、理，惟黄宗羲《孟子师说》为稍优，若焦循《孟子正义》，折衷赵注，广博精深，而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解析义理，黜宋崇汉，亦近代之奇书也。

国初治《学》、《庸》者，亦从朱子定本，自毛奇龄（作《大学证文》）、李塨（《大学辨业》），始排斥朱注，而李光地治《大学》，亦主复古本，惟所作《中庸章段》，仍空言义理。乾、嘉以后，治汉学者则反《学》、《庸》于《礼记》，而汪中《大学评议》，尤为正本清源之论。若惠栋（《易大义》）、魏源（《易庸通义》），则以《周易》述《中庸》，宋翔凤、包慎言则以《公羊》述《中庸》，别为一派。

近儒虽多宗汉学，然以《学》、《庸》、《论》、《孟》为四书，仍多沿宋儒之号。毛奇龄作《四书改错》，排斥朱注不遗余力，而阎若璩《四书释地》、翟灏《四书考异》、凌曙《四书典故》，考证亦精，皆宗汉注而排斥宋注者也。

[1] 录自《刘申叔先生遗书·经学教科书》，第一册第三十五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