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亡清之末，少异族，未尝应举，故得泛览典文，左右采获。中年以后，著渐成，虽兼综故籍，得诸精思者多，精要之言，不过四十万字，而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好与儒先立异，亦不欲为苟同。若《齐物论释》、《文始》诸书，可谓一字千金矣。晚更患难，自知命不久长，深思所窥，大畜犹众。既以中身而陨，不获于礼堂写定，传之其人，故略录学术次第，以告学者。顷世道术衰微，烦言则人厌倦，略言又惧后生莫述。昔休宁戴君，著书穷老，然多发凡起例，始立规摹，以待后人填采。其时墨守者有元和惠氏，尚奇者有长洲彭氏，皆非浮伪妄庸士也。人多博览，亦知门径，一身著述，既有不暇，则定凡例以俟后生，斯亦可矣。今者讲诵浸衰，徒效戴君无益，要令旧术之繁乱者，引以成理，所谓提要钩玄，妙达神，而非略举大纲，为钞疏之业也。敢告诸生，不已，识大识小，弘之在人。
余少年独治经史《通典》诸书，旁及当代政书而已，不好宋学，尤无意于释氏。三十岁顷，与宋平子交，平子劝读佛书，始观《涅》、《维摩诘》、《起信论》、《华严》、《法华》诸书，渐近玄门，而未有所专精也。遭祸系狱，始专读《瑜伽师地论》及《因明论》、《唯识论》，乃知《瑜伽》为不可加。既东游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辄读藏经，又取魏译《楞伽》及《密严》诵之，参以近代康德、萧宾诃尔之书，益信玄理无过《楞伽》、《瑜伽》者。少虽好周秦诸子，于老庄未得统要，最后终日读《齐物论》，知多与法相相涉，而郭象、成玄英诸家悉含胡虚冗之言也。既为《齐物论释》，使庄生五千言，字字可解，日本诸沙门亦多慕之。适会武昌倡义，束装欲归，东方沙门诸宗三十余人属讲佛学，一夕演其大义，与世论少有不同。东方人不信空宗，故于法相颇能听受，而天台、华严、净土诸巨子，论难不已，悉为疏通滞义，无不厌心。余治法相，以为理极不可改更，而应机说法，于今尤适。桂伯华初好华严，不法相，末乃谓余曰：“今世科学论理日益昌明，华严、天台，将恐听者藐藐，非法相不能引导矣。释迦之后，弥勒当生，今其弥勒主运之时乎？”又云：“近世三百年来，学风与宋明绝异，汉学考证，则科学之先驱，科学又法相之先驱也。盖其语必征实，说必尽理，性质相同尔。”斯言可谓知学术之流势者矣。余既解齐物，于老氏亦能推明，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然自此亦兼许宋儒，颇以二程为善，惟朱、陆无取焉。二程之于玄学，间隔甚多，要之未尝不下宜民物，参以戴氏，则在夷惠之间矣。至并世治佛典者，多以文饰膏粱，助长傲诞，上交则谄，下交则骄，余亦不欲与语。余以佛法不事天神，不当命为宗教，于密宗亦不能信。
余治经专尚古文，非独不主齐、鲁，虽景伯、康成亦不能阿好也。先师俞君，曩日谈论之暇，颇右《公羊》。余以为经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汉世齐学，杂以燕、齐方士怪迂之谈，乃阴阳家之变。鲁学犹近儒流，而成事不符已甚。康成所述，独《周礼》不能杂以今文，《毛诗笺》名为宗毛，实破毛耳。景伯谓《左氏》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故条例多为元凯所驳。余初治《左氏》，偏重汉师，亦颇傍采《公羊》，以为元凯拘滞，不如刘、贾闳通。数年以来，知释例必依杜氏，古字古言，则汉师尚焉。其文外微言，当取二刘以上，元年之义，采诸吴起，专明政纪，非可比傅乾元也。讥世卿之说，取之张敞，所指则季氏、田氏、赵氏，非如《公羊》谰言崔尹也。北平历谱、长沙训故之文，汉以后不遗只字，余独于《史记》得之。《十二诸侯年表》所载郑妾梦兰、卫鞭师曹、曹人弋雁诸事，《左氏》皆不志其年，而年表有之，斯必取诸历谱者矣。采用传文，时或改字，观《尚书》改字本于安国，则知《左氏》改字于长沙矣。所次《左传读》，不欲遽以问世者，以滞义犹未更正也。《毛诗》微言，所得尤众，藏之匈中，未及著录，今则亡矣。
余少读惠定宇、张皋文诸家易义，虽以为汉说固然，而心不能惬也。亦谓易道冥昧，可以存而不论。在东因究老庄，兼寻辅嗣旧说，观其明爻明彖，乃叹其超绝汉儒也。近遭忧患，益复会心。然辅嗣《易注》，简略过甚。康成爻辰之说，诚无足取，以礼说《易》，则可谓有所甄明。《易》者，藏往知来之学，开物成务之书，所叙古今事变，不专为周氏一家，则康成有未及也。近欲有所论著，烦忧未果，惟条记数事，亦足以明易道之大矣。“上经以乾坤列首，而序卦偏说屯蒙，屯者草昧，蒙者幼稚，此历史以前事状也。屯称即鹿无虞，斯非狩猎之世乎？其时人如鸟兽，妃匹皆以劫夺得之，故云匪寇婚媾也。然女子尚有贞而不字，君子尚有舍不从禽，廉耻智慧，民之天性，故可导以礼而厚其生。蒙始渐有人道，故言纳妇，婚姻聘币，初与买鬻等耳，故云，见金夫不有躬也。需为饮食宴乐，始有酒食，乃入农耕之世。观说神道设教，《易》明宗教之事唯此耳。而观我生、观其生者，展转追求，以至无尽，则知造物本无，此超出宗教以上者也。观之所受曰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大凡肉刑皆起宗教，蚩尤泯棼，九黎乱德，人为巫史，五虐之刑亦作焉。参及域外，则有以违教而受炮燔之刑者矣。噬嗑有灭鼻灭趾之象，斯所以继观也。受噬嗑者为贲，贲者文饰，今所谓文明也。而君子以庶明政，无敢折狱，故称贲其趾，舍车而徒，是为废刖足而代以髡钳役作也；又称贲其须，则并除刑也。其卦亦及妃匹之事，言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者，文明之世，婚礼大定，立轺骈马，于是行矣。然亲迎御轮，亦仿古者劫掠而为之，如系赤以仿蔽前耳，故亦称匪寇婚媾（睽亦称匪寇婚媾。王辅嗣说此爻，即以文明至秽为说。所谓君子以同而异也）。足知开物成务，其大体在兹矣。屯称利建侯，象曰：宜建侯而不宁。比称不宁方来，后夫凶，象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屯之侯，部落酋长，无所统属者也；比之侯，封建五等，有所统属者也。所谓不宁者，即《考工》所谓宁侯、不宁侯耳。酋长无统，不属于王所，故不宁为宜也；五等有统，来享来王，故不宁方来化为宁侯也。后夫凶者，若涂山之会，防风后至而戮矣。所谓屯者，亦不必远在上古，后世蛮夷犹尔。三代之五等，比之侯也；三代之荒服，汉之边郡属国，近世漠北漠南，屯之侯也，豫言利建侯行师者，周秦汉之侯王，大分圭土，以封功臣，其柄操之自上。晋言康侯，康训为空，则秦汉之关内侯，唐以来之虚封矣。罢侯置守，改土归流，《易》无明文，于晋乃隐示之意。下经始咸恒，亦主夫妇之道，其言变事又多矣。姤称女壮，而象云后以施命诰四方，以一阴承五阳，则乌孙、匈奴之妻后母，卫藏之兄弟同室也。然施命诰四方者，不得格以中华礼法，汉且以诏公主矣。归妹为人之终始，上经之泰，但言帝乙归妹耳，下经乃说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观夫东方之俗，帝女不下嫁异姓，而貉俗或制其夫妇同室，惟妾媵乃得进御，即其事也。且归妹常道耳，彖必言天地不交，而万物不生，归妹人之终始，其郑重至是者，亦豫为彼著戒矣。丰以折狱致刑，其义略同噬嗑，故有折其右肱，肉刑之事也。解以赦过宥罪，其义略同贲，故两言解而拇，废除肉刑之事也。余卦或言劓刖，或称天劓者，自主受者吉凶，不及法制。《易》以开物成务，故首屯为草昧，次蒙为幼稚，需以饮食宴乐，始为农耕之世。饮食必有讼者，则今人所谓生存竞争也。讼之事小者，但为两造对簿，大者则聚群攻夺，讼必有众起。指讼之大者也，是故受讼以师。夫必共甘苦听约束，然后群体固结，故有师然后相比。师比之上，宗主存焉，赋调所归，故比必有畜。有师有财，加以亲比，故履帝位而不疚。上下有辨，民志亦定矣。初设帝制，君民未有隔阂，是以泰也。自尔相沿，等威严峻，是以否也。其道古今人事之变，可谓深切箸明矣。夫生生之谓易，原始要终，知死生之说者，莫备乎蛊。随以向晦入宴息，以喜随人，受之以蛊。局言之，则医和所谓阳物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耳；广言之，释氏所谓惑业苦者，大略举之矣。沈溺惑蛊，斯非惑乎；蛊者事也，斯非业乎；虫食心腹，斯非苦乎。观之观我生，观其生，展转追寻，以至无尽，而知造物本无。合之乾元，赞以首出庶物，万物资始，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而用九乃言群龙无首。象曰：天德不可为首也，义又相及。盖强阳之气，群动冥生，非有为之元本者，其曰穷理尽性，岂虚言哉？”
余治小学，不欲为王菉友辈，滞于形体，将流为《字学举隅》之陋也。顾江、戴、段、王、孔音韵之学，好之甚深，终以戴、孔为主。明本字，辨双声，则取诸钱晓徵。既通其理，亦犹所歉然，在东闲暇，尝取二徐原本，读十余过，乃知戴、段而言转注，犹有泛滥，繇专取同训，不顾声音之异。于是类其音训，凡说解大同，而又同韵或双声得转者，则归之于转注。假借亦非同音通用，正小徐所谓引伸之义也（同音通用，治训故者所宜知，然不得以为六书之一）。转复审念，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自非域外之语（如伽僧塔等字，皆因域外语言声音而造），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伸者，由其近似之声，转成一语，转造一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于是始作《文始》，分部为编，则孳乳浸多之理自见，亦使人知中夏语言，不可贸然变革。又编次《新方言》，以见古今语言，虽递相嬗代，未有不归其宗，故今语犹古语也。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斯理易明，今人犹多惑乱，斯可怪矣。《新方言》不过七八百条，展转访求，字当逾倍。余成书以后，犹颇有所得者，今亦不能自续，弟子有沈坚者，实好斯事，其能继余之志乎。
余少已好文辞，本治小学，故慕退之造词之则，为文奥衍不驯。非为慕古，亦欲使雅言故训，复用于常文耳。犹凌次仲之填词，志在协和声律，非求燕语之工也。时乡先生有谭君者，颇从问业。谭君为文，宗法容甫、申耆，虽体势有殊，论则大同矣。三十四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然于汪、李两公，犹嫌其能作常文，至议礼论政则踬焉。仲长统、崔实之流，诚不可企。吴魏之文，仪容穆若，气自卷舒，未有辞不逮意，窘于步伐之内者也。而汪、李局促相斯，此与宋世欧阳、王、苏诸家务为曼衍者，适成两极，要皆非中道矣。匪独汪、李，秦汉之高文典册，至玄理则不能言。余既宗师法相，亦兼事魏晋玄文，观夫王弼、阮籍、嵇康、裴之辞，必非汪、李所能窥也。尝意百年以往，诸公多谓经史而外，非有学问，其于诸子佛典，独有采其雅驯，摭其逸事，于名理则深焉。平时浏览，宁窥短书杂事，不窥魏晋玄言也。其文如是，亦应于学术耳。余又寻世之作奏者，皆知宗法敬舆，然平彻闲雅之体，始自东汉，讫魏晋南朝皆然，非敬舆始为之也。中书奏议，文益加详，一奏或至五六千字，若在后代，则览者易生厌倦。故宋时已有贴黄，清初且制全疏不得过三百字，斯由繁而不杀，成此穷反也。曾涤生窥摹陆公，颇复简约，其辞乃如房行制义，若素窥魏晋南朝诸奏，则可以无是过矣。由此数事，中岁所作，既异少年之体，而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不欲纯与汪、李同流。然平生于文学一端，虽有所不为，未尝极意菲薄，下至归、方、姚、张诸子，但于文格无点，波澜意度，非有昌狂规者，则以为学识随其所至，辞气从其所好而已。今世文学已衰，妄者皆务为，亦何暇訾议桐城义法乎？余作诗独为五言，五言者，挚仲洽《文章流别》，本谓俳谐倡乐所施，然四言自风雅以后，菁华既竭，惟五言犹可仿为。余亦专写性情，略本钟嵘之论，不能为时俗所为也。
余于政治，不甚以代议为然，曩在日本，已作《代议然否论》矣。国体虽更为民主，而不欲改移社会习惯，亦不欲尽变时法制，此亦依于历史，无骤变之理也。清之失道，在乎偏任皇族，贿赂公行，本不以法制不善失之，旧制或有拘牵琐碎，纲纪犹自肃然。明世守法，虽专制之甚，乱在朝廷，郡县各守分职，犹有循良之吏。清世素不守法，专制之政虽衰，督抚乃同藩主，监司且为奴虏，郡县安得有良吏乎？逮乎晚世变法，惑乱弥深，既恶旧法之烦，务为佚荡，以长驾远驭为名，而腐蠹出于钧府，鱼烂及于下邑，夫焉能以旧法为罪也？尚新者知清政之衰，不知极意更其污染，欲举一切旧法尽废夷之；主经验者又以清政为是，踵其贪淫，而不肯循其法纪。斯犹两医同治一疾，甲断为热，乙断为寒，未知阴阳隔并，当分疏而治之也。余独以为旧法多可斟酌，惟省制当废耳。一省小者或为二三道，大者或为三四道，道不过六七十部，所部不过二三十县，犹大于汉之列郡，而司察可周矣。明世设分守道，即布政司参政、参议也，名曰分守，即与汉时太守相同。清时并去司衔，则布政司之权已分，使各道隶于督抚，曷若隶于中央，而以巡按监之为愈乎（督抚可以挠守道之权，巡按但主纠察，不能挠其政权也）？边方斗绝，兵民之政难分，户口之数寡少，自可别为区处，不当以是概内地也。省制不除，非独政纪不能清理，而地方自治之法，亦难以见诸实行（地方稍小则能自治，过大则未有不疏略诞慢者）。明时以布政使专主省事，晚设督抚，不能专有其地（明督抚甚多，一省或二三人），而政治已渐有牵掣矣，况军民同主乎？然自两汉以下，制度整齐，莫如明世，清世因循其法，虽稍汗漫，亦未至如唐宋甚也。明之亡国，在以常法议军事，知兵宿将，倚为干城者，失一要塞，陷一藩城，无不依律处戮，熊廷弼之传首，杨嗣昌之自杀，皆坐此也，终于为敌报仇，而为清所禽制矣。清之亡国，在以军法处民政，官常计典，视若具文，最后二三十年，以赃盗罢遣者，逾数岁亦还起复，钱粮侵挪之考成，风厉杀人之罪状，始则严于小吏，缓于大僚，其后小吏亦多不治。贿积于上，盗布于下，民怨沸腾，又安得不瓦解也。是故明政于应变，清政绌于守常。言政治者，本多论常道耳。且守法之弊，能令胥史把持，得因受贿，然所取本非甚巨，亦不敢破律败度为之，议既定矣，又不保长官之觉察否也。释法之弊，胥史无受赇之门，而大臣乃为奸府，其破律败度，得以破格应变为名，其所取又十倍于胥史，而复更无长官以觉察之也。三百年以来，言胥史蠹败者多矣，清平之世，长官寡过，其忿疾胥史自可也；及于末世，士大夫之行，乃较胥史愈下，而复昌言骂詈，其忸怩不已甚乎？明世长官，不敢恣意为非者，饬法循纪之效也，然犹设都察院以督百僚，自洪武讫于隆庆，台宪箸效，吏治甚清；万历中年以降，言官始有分曹树党，而杨、左诸公之风节，于国事终非无补也。清世虽循旧设官，内多惩忌，台宪之职已轻，然大吏奸私，尚颇因之发觉。未世乃有受财鬻奏，毛举细故者，则以风宪官吏犯赃，罪加二等之制，浸废不行也。向令清无察院，其昏乱又何所底止矣。余向与总统孙公，论政多所不合，其谓中国有都察院制度善于他方，适与鄙心相中。及南都建设，余以议员或难专任，亟怂恿设评政院，遂著之约法焉。虽然，此非可以虚名取效。余从政时所有条议，多未存稿。
余于法律非专，而颇尝评其利害。以为当今既废帝制，妖言左道诸律，固宜删刊，其旧律有过为操切，反令不行者，与自相缪戾者，删改亦宜也。而今律之缪亦多，略论如左：余以法律之要，莫如刑名。唐律五刑，各分等次，明世新增凌迟、充军重法，未载律条，清律则兼载之矣。凌迟固无人理，而流刑未足惩奸，故别增发遣充军之法，亦仿唐之加役流，而稍峻厉，此所以弥缝其阙也。今拟新刑律者，死刑以下，独有徒刑一名，虽无期五等，迭为衰次，其名曰徒刑则一也。旧律为名者五，为等十七（二死，三流，各作一等），清又加发遣及五等充军，并及准徒总徒之例，其名等已多矣。今者但有二名七等，名既阔略，则伸缩当在一等之中，而不可滥于同名之内。今之伸缩，遂有三等之差，同一罪状，而徒五年与徒六月，得以随意定之，阔绝亦泰甚矣。案清世死刑监候，分情实、缓决、矜疑三种，律不明箸，而随法吏意见以为重轻，固以情伪繁多，不可豫制。今之伸缩，亦其类也。然法官不皆平情审察，不当授权过重，刑名泰简，则伸缩相悬，名之不治，而苟且以定律，纵任法官，随其高下，此乃近于古之议事以制者，岂刑书之谓乎？然则杖笞虽废，徒刑而下，宁无他种惩罚之名，徒之五等。亦宜分剂五年耳。每一年限之中，或伸或缩，法官犹绰绰有余，而罪状不失于轩轾。自徒以上，流刑虽无所用，加役流与发遣当差，今犹可以惩创，此其大法当革者也。余观唐律虽宽，滞于阶级，故黎庶屈而绅伸，明目来渐革除矣。清制多设条例，遂有奇觚。今当变革刑名，于清时律例之破碎不完者，简练以归一剂，无取诡，更旧贯，而悉以新意易之也。且监临主守诸名，名之善者也。监守自盗本在贼盗科中，罪视强盗稍轻，而视常人窃盗为重，斯乃旧制相沿，法之至当者也。今拟新刑律者，一切以侵占目之，主守侵占官财，与常人侵占私有田宅器物，遂无所分，岂忘责任所在，与悠悠路人有殊乎？又放火决水坏历史、宗教之图书建筑物者，遂科死刑，而坏常人宅舍图书者，罪反减轻，岂焚一尼庵，烧一卷《金刚经》、《新旧约》者，其罪当重，而毁广夏藏书者，其罪转轻耶？是则律为保护鬼神，不为保护生人也（清例发名臣大儒冢墓见尸者，罪至斩枭，盗大祀神御物者斩立决，过亦同此。古人已往，宜所尊敬然法不应加重，鬼神则更当置之矣）。又谋杀、故杀、斗殴杀，情罪自殊。二人以上为谋，本诸晋律，而唐律所同也，清律以谋诸心谋诸人皆称为谋，已失本原，然三者犹有分剂。今拟新刑律者，遂无殊别，此亦含胡之甚者矣。又明清诸律，亲属相奸，其罪至重。今常人和奸，但无夫者即无罪，与习贯所恶已殊矣。而亲属父子兄弟之间，聚无忌，彼则曰，他国法律固然，法律不与道德相谋也。法律固不与道德相谋，岂不与人情习俗相谋耶。彼干犯宗教神庙者，罪或加重，在彼亦谓人情习贯宜然，自中国视之，亦若为道德耳。夫人情习俗，方国相殊，他国之法，未尝尽从一概，独欲屈中国之人情习俗以就异方，此古所谓削趾适屦者矣。
余观明志，鞫问之制甚详。清亦拟议其法，其以人主亲临勾决，及有改变部议者，诚为出位，而定谳平允者亦多。若夫恭请王命即行正法，此又其泰简者也。凡事固有紧急寻常之分，不当以罪有重轻为量。彼响马江洋大盗之流，罪虽稍轻，而事关紧急，临时杀之亦可矣。杀父母祖父母及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者，罪虽至重，而非紧急之科，其事迹虚实，亦不如大盗之著明，则恭请王命非也。逮清末世，常罪且有就地正法者矣。今法官断罪以后，非上控者，虽至死刑，亦无再鞫之例，而上控又必延请律师，所费至巨，则是贫人常屈，而富人或有可伸耳，此其不如清初旧制彰彰明矣。旧制判狱之职，守土主之，今则别设法官，其间亦各有利害。守土主行政之事，于民多有爱憎，又事繁不暇专理，或有率尔判定者；法官于民事不关，无所恩怨，既有专职，则事稍精审，此其利也。守土奉禄有余，武断轻率者多。而受赇鬻狱者寡；法官贫乏，则受赇者自多，此其害也。宜大增法官之禄，使无他心，守土虽不能干预法事，法官有枉法受赃者，则宜付守土检举。而判决法官罪状者，当别选其人，不然则法官之朋党比周，非律所制能也。清时已得蒙古，习俗与中国异状，故刑部律与蒙古律有分。卫藏新疆，未有所制焉。近世名为五族共和，然蒙古律卒不可改，新疆虽建设行省，处置回人，亦宜有与内土异状者，卫藏等于羁縻，法由彼制，则新疆宜有治理回人条例，而蒙古律亦当更定刑名，凡法律条文，不必尽从域内，惟刑名则不可差池。蒙古律尚有凌迟之法（奴奸家长妻，本部人奸福晋，皆凌迟处死），亟宜废去，其九九赎刑，则以素少钱币存之可也。
余于晚明遗老之书，欲为整理而未逮也。古称读书论世，今观清世儒先遗学，必当心知其意。若全绍衣痛诋李光地佻淫不孝，实未足以为大过，台湾之役，光地主谋，使汉绪由兹而斩，欲明加罪状则不能，故托他过以讥之也。江子屏《宋学渊源记》，不录高位者一人，自汤斌、二魏、熊赐履、张伯行之徒，下至陆陇其辈，靡不见黜，而顾、黄二子为明代人物，又别为论叙以见端，诚谓媚于胡族得登仕者，不足与于理学之林也。其他微言难了者，尚复众多，而侈谈封建井田者为甚。是议起于宋儒，而明末遗民陈之，其意乃绝相反（除王而农别有所感，王昆绳辈意见，则纯同宋儒，其他皆有别旨）。宁人之主张封建，后世不明其故，戴子高犹肆口评之，甚无谓也。宋儒欲以封建井田致治，明遗民乃欲以封建井田致乱。盖目睹胡人难去，惟方镇独立以分其权，社会均财以滋其扰，然后天下土崩，而孤偾易除也。当时无独立及社会主义诸名，有之亦不可明示，托于儒家迂论，乃可引致其涂耳。自宁人以下者，斯类多矣。而清雍正、乾隆二朝，亦能窥其微旨，故有言封建井田者，多以生今反古蒙戮，又数为诏令以驳斥之。若以为沿袭宋儒迂论者，又何必忌之至是耶？然终无可奈何，及同治、光绪以还，行省拥兵于上，会党横行于下，武昌倡义，上下同谋，而清之亡忽焉。则先正之谋果效，而朽腐化为神奇之说亦不虚也。乌，前哲苦心，若斯者岂独一已，后之学者，其识之哉。
余昔在南皮张孝达所，张尝言国学渊微，三百年发明已备，后生但当蒙业，不须更事高深。张本好疏通，不暇精理，又见是时怪说流行，惧求深适以致妄，故有是语。时即答曰：经有古今文，自昔异路。近代诸贤，始则不别，继有专治今文者作，而古文未有专业，此亦其缺陷也。十余年中，思近世学术未备，犹不止此。诸治史学者，皆留心地理官制，其他已甚矣。姓氏之学，自《元和姓纂》以降，郑樵亦粗明其统绪，至邓氏《辩证》，渐凿矣。元明以降，转变增损，又益繁多，未见近代有治此者也（《元史·氏族志》别是一种）。刑法之学，旧籍惟《唐律》为完，汉晋南北朝之事，散在史传。如补兵以减死，督责以代杖，又皆律外方便之门，皆当校其异同，评其利病，又未见近代有治此者也。食货之学，非独关于租赋，而权度之大小，钱币之少多，垦田之盈诎，金银粟米之贵贱，皆与民生日用相系，此不可不论列者，又未见近代有治此者也。乐律之学，略有端倪，陈氏《通义》，发明荀勖之学，可谓精且博矣。然清康熙朝所审定者，丝声倍半相应，竹声倍半不相应。相应者乃八与一、九与四，其言人气折旋，必有度数，皆由证验所明，更谓丝器不可名以律吕，亦可谓得理者。而陈君犹取倍半相应之说，两者孰是，必听音而后知之，非衍算所能尽理，又未有商略是非者也。斯四术者，所包闳远，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此皆实事求是之学，不能以空言乱者，既尚考证，而置此弗道乎？其他学术，虽辨证已精，要未可谓达其玄极。夫学术不在大小，要能精审，则可以成天下之。自百工技艺之微，所诣固有高下殊绝者，大方之粗疏，或不如小物之精理矣。故近世小学，似若至精，然推其本则未究语言之原，明其用又未综方言之要。其余若此类者，盖亦多矣。若夫周秦九流，则眇尽事理之言，而中国所以守四千年之胙者也。玄理深微，或似佛法。先正以邹鲁为衡，其弃置不道，抑无足怪。乃如庄周《天运》，终举巫咸，此即明宗教惑人所自始；惠施去尊之义，与名家所守相反；子华子迫生不若死之说，又可谓管乎人情矣。此皆人事之纪，政教所关，亦未有一时垂意者。汪容甫略推墨学，晚有陈兰甫始略次诸子异言，而粗末亦已甚。此皆学术缺陷之大端，顽鄙所以发愤。古文经说，得孙仲容出，多所推明。余所撰著，若《文始》、《新方言》、《齐物论释》，及《国故论衡》中明见、原名、辨性诸篇，皆积年讨论以补前人所未举。其他欲作《检论》明之（旧著《书》，多未尽理，欲定名为《检论》，多所更张），而时不待人，日月亦将逝矣。昔人云：“百龄影徂，千载心在。”岂不痛哉。
余以人生行义，虽万有不同，要自有其中流成极。奇节至行，非可举以责人也，若所谓能当百姓者，则人人可以自尽。顾宁人多说行己有耻，必言学者宜先治生；钱晓徵亦谓求田问舍，可却非义之财。斯近儒至论也。追观晚清遗吏，非无二三可取者，至于林下之风，则泯然同丧矣。亡国以后，其余臭尚未涤荡，当其在位可知也。所取于林下风者，非为慕作清流，即百姓当家之事，小者乃生民常道，苟论其至，沮溺荷之隐，仲子之廉，武侯之德，未或不本于勤生。斯风既亡，所谓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者，宜其澌灭而不存矣。
[1] 录自《制言半月刊》，第二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