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刘申受、宋于庭、魏默深、龚人辈诋斥古文，学者更相放效，而近世井研廖季平始有专书，以发挥其义。大抵采摭四人，参以心得。四人者，于《毛诗》、《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率攻击如仇雠，廖氏则于四知皆加驳斥，而独尊左氏，谓不传《春秋》，正群经之总传，斯其异也。其《群经凡例》、《经话》、《古学考》等书，虽所见多偏戾激诡，亦由意有不了，迫于愤悱之余，而以是为强解，非夫故为却偃以新奇者。余是以因通人之蔽而为剖释焉。

综廖氏诸说，一曰经皆完书无缺，以为有缺者刘歆也。一曰六经皆孔子所撰，非当时语，亦非当时事，孔子构造是事而加王心也。一曰四代皆乱世，尧、舜、汤、武之治皆无其事也。一曰《左氏》亦今学，其释经亦自造事迹，而借其语以加王心，故大旨与《公》、《》同，五十凡无一背《公》、《》也。一曰诸子九流皆宗孔子也。夫廖氏之意，特以宰予尝言夫子贤过尧、舜，苟六经制作，不过祖述宪章，知尧、舜固为作者之程，而孔子特为述者之明，恶得以加于尧、舜之上哉。于此思之不通，则尽谓尧、舜事为虚，而以归之孔子，然后孔子为生民所未有，而群疑皆析矣。及后又得一证，观春秋时公卿大夫报残虐，降至而秦、汉以后，斯风渐熄，则意三代以上，其渎乱无人理，必更甚于春秋，而尧、舜、汤、文，遂可一扫空之，至此则其守愈坚矣。古文逸经，多谓出于周公，是则六经为周、孔并制，孔子又不得为生民所未有也，于是谓逸经皆刘歆所伪撰，而孔子乃尊无二上矣。《左氏》述当时事，有极丑恶者，亦有极嘉美者，意春秋既为乱世，则必不得有此美谈，于是谓《左氏》亦自造事迹，而非征实之史。

九流自儒家而外，八家所说古事，虽与经典不无龃龉，而大致三代以上，圣帝明王名臣才士亦略不异于群经。且琐小事，亦有与群经合者。使其各为一术，则孔子以前，坟典具在，孔子不能焚去其籍也，彼诸子者，何为舍实事不言而同于孔子虚拟之事乎？于是词穷，则不得不曰庄、墨、申、韩皆宗孔子也。至此则欲摈古文于经义之外，而反引珍说于经义之中；欲摈尧、舜、周公不得为上圣，而反尊庄周、墨翟为大师，则亦仅可鹘突其词，敷衍其语，而于心终不能安，于理终不能晰矣。

综其弊端，不过欲特尊孔子，而彼此枨触，疑义丛生，故不得不自开一径耳。

余则解之曰：孔子贤于尧、舜，自在性分，非专在制作也。昔人言禹入圣域而未优，斯禹不如尧、舜也；颜渊言欲从末由，斯颜不如孔也。此其比较，皆在性分之内，岂在制作哉！惟然，故惟宰我、子贡、有若辈亲炙者知之，而孟氏则去圣已远，未尝亲睹其气象，故必引三子之言以为证。若制作六经，则孟时全帙具在，以此证其优于尧、舜，自可言从己出，何必远引三子哉？孟言伯夷、伊尹与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是则定太平、制礼乐，夷、尹与孔子同此能事矣，而又言二子不能与孔子相班，然则孔子之所以超越千古者，必不在制作可知也。尧、舜、周公适在前，而孔子适承其后，则不得不因其已成者以为学，其后亦不得不据此删刊以为群经，此犹姜桂因地而生也，而其圣自过三人，此犹姜桂不因地而辛也。夫青胜于蓝，冰寒于水，知过其师，亦何足怪。

然即以群经制作言之，《春秋》自为孔子笔削所成，其旨与先圣不同，即《诗》、《书》亦具录成、康后事，其意亦不必同于尧、舜、周公矣。惟《易》与《礼》、《乐》，多出文、周，然《易》在当时，为卜筮所用，《礼》、《乐》亦为祝史瞽蒙之守，其辞与事，夫人而能言之行之也。仲尼赞《易》为十翼，则意有出于爻象之外者。今七十子传微言于后学，而为之作《记》，则意有出于《礼》、《乐》本经之外者（注《礼运》、《礼器》、《仲尼燕居》、《三朝记》等篇，非《士礼》、《周官》所能尽也。《乐》亦可知。至于《记》中制度有异二礼，则自为孔子制作，兼用夏、殷，然不去二礼以存其异者，通三统也。夏、殷之礼不存者，文献不足征也）。是故经皆孔子之经，而非尧、舜、周公所得据，然彼所以圣过数子者，当不在是。自唐以后，太学遂罢旦而记尼，亦以孔子圣德，自可度越前哲耳。岂以为《士礼》不出周公，而《周礼》又当摈绝哉？然则孔子自有独至，不专在六经；六经自有高于前圣制作，而不得谓其中无前圣之成书，知此则诸疑冰释，以下无庸再解矣。

然犹必解之者，则以世儒或不明廖氏本，而反取其支流以为根据也。春秋时事，秽浊不忍闻，大半皆出君相，此事非秦、汉以后所无也。郡国守相，藩镇将帅，亦与古诸侯同。特封建之世，国皆有史，故秽事流传；郡县之世，非天子不得有史，故其事隐秘。不然，齐文宣、隋炀帝、唐太宗、玄宗、梁太祖及元世诸主之淫昏报，皆与春秋时事不殊，其君有之，而谓其将吏无之乎？封建变而为县，若弑君则秦、汉以后，只奉一共主，固宜其少。然郡则诸侯变而为守令，杀守令亦犹弑君也。明亡以来，与春秋年数相当，历数成案，戕官之事，何止弑君三十六乎？而骨肉相残，如两江总督噶礼之谋鸩其母者，更不足论也。要之，此在法令修明与否，而不专在教化，春秋时法令不如汉、唐、宋、明修明，故有此渎乱事耳。若教化则犹此教化也，有此教化，而上之人不能使昭明，斯法令不修之罪也。五帝四王在上，及幽、厉以前小康之世，固无此渎乱矣。而据此逆推，谓三代皆无教化之乱也。何其诬也。

且廖氏又曰：《山海经》，真禹制也，而《禹贡》为孔子之书；《穆天子传》，真周事也，而本纪多弟子所传。夫如是，则《山经》、《穆传》所载神仙妖鬼，乃真确有其事矣。是愿专此教，而反为神仙妖鬼诸事立一实证，虽孔子亦无说以斥其夸诞也，则其说适为淫词助攻之柄而已矣。《左氏》借古义美词以释经，余亦尝有是语。其言曰：陆元朗之叙《庄子》也，曰辞趣华深，正言若反；吕成公之论《史记》也，曰文见于此，起义于彼。以此读《左传》，则大通矣。然所谓古义美词者，皆当世自有其言，特左氏缀集以释经耳。且事本不为经发，而左氏则借之以申经义，故常有文在彼传，而实以申此经者。若使左氏自造，则不必为此隐见回曲之辞，而不妨于本条之下直造斯语矣。且苟其古义美词，皆非实有，则所谓报残虐者，亦安足据哉！

大抵《左氏》以事托义，故说经之处，鲜下己意，而多借他处之义以释之。故其义最为难知，而其功亦如集腋糓材，非二百四十年之遗语，不足以回旋其意也。即孔子作《春秋》，何独不然。苟曰拨乱世以成升平，由升平以成太平，则王者布政不过一世，而民已无不仁矣，何待二百四十年乎？惟《春秋》非二百四十年则行事不备，无以为法戒，亦犹《左氏》非二百四十年则嘉语不备，无以相证解耳。然则孔子著经，亦若兼为传人地者，故曰经之与传一体相成，共为表里也。若因服注季札观乐事，云传家据已定言之，遂谓《左氏》他事，亦皆取六经微言大义以裁成之，是则单文孤证也已矣（《左氏》非剿袭国史，其笔削去取之功勤矣，于此偶从已定言之，此《左氏》之文，非国史原文可知，要非于国史之外自撰事实也）。至三传大旨，自有相同，而其异者终若瓜畴芋区之不可念。廖氏见近世治《公羊》者，皆明斥《左氏》，而不明斥《梁》，然《梁》之异于《公羊》，不下《左氏》，而诸儒意见偏枯如此，则不如并《左氏》而进之。且均以为今学也。以廖氏识见卓绝处，亦正其差池处。

盖同为今学，十四博士，其异同犹不可更仆，如韩太傅说《诗》，《艺文志》谓其与齐、鲁间不同，此即其见端也。三传同者自同，异者自异，穿穴錾凿以相比附，亦何不可。要之，离则双美，合则两伤，调人刘兆，甚无谓也。至于诸子分流，自出畴人散乱之后，家各承其旧学，更相衍说，以成一派，与孔子何与？此不必辨者，廖氏亦不能求其安隐也。即如墨子专与仲尼立异，巧文丑诋，孟、荀皆欲放拒之，此必不能谓其宗孔也。其他虽褒贬互见，要亦如儒家之取老聃，非宗之也。宋世苏氏，学最疏陋，以其牧竖兔园之见，谓庄周尊崇儒术。明世陋者，复扬其波，如《庄子雪》等书是矣，斯何足效乎？谓经皆完书者，以秦焚《诗》、《书》，未及博士所藏耳，不知荀子言秦无儒矣。伏生适通《尚书》，其余博士，非书通经术，彼时固以博士备顾问，非如汉博士之为经师也。古者书无雕本，非儒生献书，其书无由入官。《周礼》之不传于汉初，《礼经》之有逸篇三十九，正以秦无其儒，故博士无其书耳。且侯所收，止丞相御史府图籍，此当时政书，与博士之《诗》、《书》何涉？其后咸阳焚于项羽，则博士所藏，亦庸能传布乎？以此末杀古文，未见其可也。

廖氏谓今文重师承，古文重训诂。惟重师承，故不能自为歧说；推重训诂，故可以由己衍解，是亦大误。大小夏侯，同出兒宽，而彼此相非。王式《鲁诗》，江公《梁》，皆近本申公，而丑诋狗曲。至《诗纬》本于《齐诗》，而言《诗》含六情五际，绝于申，申者，谓申公也，则齐、鲁《诗》亦如仇敌矣。其相忌克如此，安能恪守师说乎？苟专以师承为重，矩尺弗违，则五经只应有五师耳（《易》本商瞿，何以分为施、孟、梁丘；《诗》本子夏，何以分为齐、鲁、韩：此见其不守师承，故有争端也）。安得有十四博士乎？古文之训诂，如《周礼》杜及大郑等注，在今日视之为平常，不知当时凿山通道，正自不易。盖此诸家未言章句义理，惟求其字句之通，正如今日校勘家，彼此参稽以求通其所不可通。迨其左右采获，征结尽解，则豁然斯而不可变，非如今日专执小学以说经者，必欲皮傅形声，舍其已通者而为之别求新说也。此训诂之所以是重，而非穿求崖穴者所可拟矣（近代训诂家如惠、戴、段、王，皆得古人正脉；其后以小学说经者，则多穿求崖穴矣）。训诂既通，然后有求大义者，异义所载是也。然贾、马、许、郑皆古文，而说亦有异，此正与十四博士之异义相似。今古文皆然，何独谓古文不重师承乎？

今观廖氏所论，其于《公羊》，则不取劭公日月之说，即董生《繁露》，亦有不满，且并王鲁之说驳之，则大义亦与先师迥异，而犹谓今文重在师承，恐己于今文，已不能重师承矣。若曰吾所言者，与经悉合，经旨自如此，故不敢屈经以从先师也，则何责于古文家哉！

若曰：吾所言者，独合于经，而古文家独否，则深于古文者，亦正有辞以御之耳。至不守先师微言大义之师承，而独守经皆完书之师承，则仰梁自思，当亦觉其可哂矣。

总之，廖氏之见，欲极崇孔子，而不能批却导以有此弊。寻其自造六经之说，在彼固以为宗仰素王，无出是语，而不知踵其说者，并可曰孔子事亦后人所造也。噫嘻！槁骨不复起矣，欲出与今人驳难，自言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固不可得矣。则就廖氏之说以推之，安知孔子之言与事，非孟、荀、汉儒所造耶？孟、荀、汉儒书，非亦刘歆所造耶？邓析之杀求尸者，其谋如此；及教得尸者，其谋如彼。智计之士，一身而备输、墨攻守之具，若好奇爱博，则纵横错出，自为解驳可也。彼古文既为刘歆所造，安知今文非亦刘歆所造以自矜其多能如邓析之为耶？而《移让博士书》，安知非亦寓言耶？然则虽谓兰台历史，无一语可以征信，尽如蔚宗之传王乔者亦可矣。而刘歆之有无，亦尚不可知也，乌！廖氏不言，后之人必有言之者，其机盖已兆矣。若是，则欲以尊崇孔子而适为绝灭儒术之渐，可不惧与？

观廖氏书，自谓思而不学，又谓学问三年当一小变，十年当一大变，知其精勤虚受，非卤莽狂仞者比。今于尊崇孔子一案，既为解明如此，则诸论皆不必发。吾甚愿廖氏之大变也。若夫经术文奸之士，藉攻击廖士以攻击政党者，则井之鼋，吾弗敢知焉。

[1] 录自《亚东时报》第十八号，“杂录”，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署名“菿汉阁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