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许多人问我，我生平写许多小说，有没有背景？我对于这种问话，是很难答复的。因为照理论说，小说的取径有三种，一是幻想人生，一是叙述人生，一是两种兼而有之的。我的小说，大概都是叙述人生，换句话说，就是不超现实。但叙述人生，不一定就是把社会上某一件事情，整个写出。而且社会上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得像小说构造一样，那末有戏剧性。所以我写小说，只有像《虎贲万岁》那种为民族争光明的故事，我才尽量把握事实，当野史一般写。此外，我只是摄取人海里一种现象，构造出几个角色来扮演。你说书中人物指谁吧？也像张三，也像李四，仔细想来，也不像张三，也不像李四。可是若研究小说里的故事，却不少读者曾身历其境。因之我的小说，就很能让人疑问，这是指着谁？而我又绝对答复不出来是指着谁。

这部《傲霜花》，也就是上述的这种技术下产生的。当抗战年间，我住在重庆，我在报上，把教育界的困苦情形看多了。同时，我也和些教育界朋友来往。我自己靠一支笔为生，我已很苦，看看他们，比我更苦。我颇有意为他们的生活写一部小说。但究竟因为我自身不是教育界中人，没有深刻的体念，不能写得像样。而其间有些耳闻目见的事，实在值得描写，又不愿意放弃，于是我就仅以我所知道的，摄取了一部分现象，来构成这部小说。这部小说，原名《第二条路》，在重庆成都两处新民晚报刊同时发表。由三十二（1943）年夏季写起，写到三十四年胜利之后，我是随写随在报上发表。原意也许有点替教育界人士呼吁。但到书成之日，时变事迁，我这覆瓿之物，也就更失它的用意了。

这一年来，工作之余，我不断整理旧作，原因是上海出版家，需要我拿稿子出售。这部书原稿，在后方恶劣的印刷报纸上剪集下来，很难再交人排印。因此请人重新抄写一遍，再加标点，改正错字，竟费了半年的工夫，方才完事。我自己检阅一遍，那第二条路的命名，不怎样应合时代。就根据了书中主角的姓名，改为傲霜花。读完这书的人，也许感到这样取名，有点幽默性。但我自信，还是不失正义感的。

抗战时代的社会故事，实在太多了，这只是一角落里的一角落。若说现在给人看了，还会发生什么呼吁作用，那也等于大旱以后，再说防旱救灾的废话。不过拿去作为谈话资料，作一点抗战的小回忆，也许有千万分之一的存在价值。这就是这部书出版以前的经过。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 北平南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