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端方与邓成拔、曾广大、董作泉，再加上一个资州知州朱岳宾，如何加紧防范，如何加紧蒙蔽耳目，但是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的消息，到底被他带在身边的湖北陆军知道得一清二楚。
后来有人说，知道是一回事，要是没有川东师范学堂两个学生把鄂军后队寄的三封密信带来资州，那枚响彻全川的炸弹，恐怕不会及时爆发。看来，这三封信是起了导火线的作用。
进进出出的人很多。穿军服的，比穿普通衣裳的尤其多。
进东门不远，就是查办大臣的行台。原来的考棚，门面相当堂皇。这时，业已灯火辉煌，大门挑枋上两只巴斗大的红纱灯笼，门扉两侧又一对比巴斗还大的、写有红黑宋体字的伞灯。
这是他们在重庆望江楼茶铺里打上交道的两个军士。这种意外的遭逢，不但当夜给他们解决了住宿问题——由两个军士把他们送到一个中等的、管伙食茶水的旅店，管账先生并没有清查他们的来历，就给写了号，叫幺师把铺盖送到上东厢一间双人床房间里安置。而且还告诉他们说，他们所问的十个人，有四个人是三十一标第三营第一队的头目，这一队已全部开往自流井去了，不在资州。在资州的六个人，有三个人是三十一标第三营各队里的军士，驻在北门外东岳庙。只有两个人是三十二标第一营的上士，其中一个随着端方的卫队驻在查办大臣的行台内，不是休假时候，不能外出；另一个叫邓兴国的，驻在禹王宫，只要不值日，行动很自由；还有一个叫陈正藩，是他们营的见习，同他们驻在天上宫。
若是放在裤裆里呢？倒对，从没听说叫脱了裤子搜查的。但是除非裤裆里特别缝个口袋才行。自己不是裁缝，请人动针线，漫说会引起旁人怀疑（张列五、朱叔痴乃至参与此事的谢慧生三位先生，都再三再四嘱咐，要秘密行动，不能让任何一个人察觉。引人怀疑，就是使人察觉的根源啊），时间也来不及，此刻便须赶一程，以便明天赶到永川县去找人。由重庆到永川是两个官站，并不短呀！
聊天的人中，有几个就是川东师范学堂学生。他们都是同盟会员，都是被派来做工作的。虽然刚刚入港，端方便率队西上，不过一条细线到底接上了。因此，在九月下旬的一天，同盟会在重庆负责人之一张培爵，遂将一个姓伊、一个姓刘的学生，招呼去说道：“有一件危险事情要你们去做，你们有没有这种胆量？”
精明干练的负责人，全神贯注地把两个穿一样的灰布棉袍，一样的青洋缎小袖短褂的学生打量了一下，仿佛有了信心似的说道：“好！晓得你们不怕冒险，所以我才与你们的监督朱叔痴先生商量，特别派遣你们去走这一趟。”
快近黄昏时候，转瞬入夜，如其找不到宿头，那真有不后退便前进的一法。
当端方尚暂驻在重庆江南馆期间，距离江南馆不远地方，有一间不大不小的茶铺。因为它在城墙上，从后面牛肋巴窗口望出去，恰见浩浩江流，驰于眼底，茶铺招牌因就题上了“望江楼”三个字。湖北陆军中一些下级军官和军士，在休假时候，都爱到这里来喝碗四川毛茶，看看江城风景，借此也同本地人聊聊天。
张列五满面是笑地说：“能这样，那便好极了！再而，沿途不要住站房。到永川县去找杜香樵先生。到荣昌县去找哪个，杜先生会介绍。这样，一县介绍一县，比较更为妥当。”停了停，他接着又说：“此间已有消息，说端方不一定去成都，或者有折而北上的可能。总之，不管他往哪里走，你们都得跟踪追去，设法把信交到。而且必须交到收信人的手上，不能交与其他的任何人。你们办得到吗？”
张列五从开了锁的抽屉中，取出三封信，在他们眼前一扬。
已经看清楚了，都是封了口的普通信封。信封不大。两封面上各写了三个收信人名，一个封面写了四个人名字。下面都只带一个君字，上面也无头衔。信封右上角写着“敬烦问交”四个字，左下角是“名内详”三个字。
就是不说，刘滋大、伊雨苍这两个学生也完全明白，无非是报道外面革命形势，盼望入川同志从速组织反正这些重要言语。
头一个困难，是找不到落脚地方。资州州正堂朱岳宾的煌煌告示，在距离资州十来里的腰店墙上就有张贴。说是奉查办大臣端的手谕：无论官商行馆，流差站房，一概不准停宿来历不明、底细不清的过往人等；倘不遵谕故违，查出定予严惩。设若资州也有同志或熟人，当然没有关系。但是重庆的这条线，一过内江就断了。怎么办呢？
在清泉茶楼接信的虽只几个人，可是不到三天，但凡鄂军中参加过革命组织的人，全都知道了湖北同志有信来，希望在四川的同志赶快组织反正。反正后，一面帮助四川独立，一面就结队回鄂，共襄北伐盛举。
刘滋大道：“管他妈的，格老子进城去试试！”
刘滋大连连摆头道：“也不好！听说关卡上检查，首先就要叫你解开衣裳，由他摸。”
刘滋大撑起一双小眼睛，哼了声道：“说我个卵！格老子眼前操心的，只有咋个找到宿头才好！”
刘滋大抢过话头道：“硬没想到在这里会找不到投宿的地方！”
刘滋大把胸脯一挺，很有把握地短住话头道：“张先生，你放心，不会出事的。我与伊雨苍并非不懂人情世故的浑小伙子。这信，包管送到收信人手上就是了。我们此刻就回学堂去请假，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启程。”
刘滋大把两手一拍道：“要得！为了走路方便，我们还可用两条裹脚布把裤脚也扎上。也不惹人注意，又格外牢靠。就这么办，妙哉！妙哉！”
刘滋大不等两个军士说完，便高兴得跳了起来道：“我们正想会会这几位。请你们就领我们去走一趟，好不好？”
其实并不如他们所想象。路上关卡只是盘问一下：哪来？哪去？带有什么应该上厘金的东西没有？并未搜身检查。而且每到一个县城，都有同志照料。所以他们两人只费了六天半的工夫，便一路平安行抵资州。倒是到了资州，他们才感到了一些困难。
伊雨苍用手肘把刘滋大捞了下，悄声说道：“老刘，张先生交代跟我们的事，恐怕不大好办啊！”
伊雨苍不由喊了声：“那不是……”
他的声音大了点，使得两个走在前头的军人回头向他们一望。
事实的确是这样的。
两个没有世故的学生，起初只在城外较为偏僻的街上，找那“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近于鸡毛店的下等站房去打交道。前后七八家，都被柜上回绝了，说是“满了号”。
两个年轻小伙子（都是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了）木讷讷的脸上，看不见一点动静。只两双炯炯有光的眼睛，表示出一种什么都不在乎的神气。
两个年轻人装作到成都去进学堂的样子。考虑了一下，三封紧要信到底收拾在什么地方，才不会被路上关卡搜出？背在背上的包袱里，当然不行。放在贴身的衣袋，或者肚兜，或者串袋里呢？
两个年轻人一齐应声：“包管办到！”而后接受三十枚川版龙洋，告辞而去。
两个学生越走近州城，心里越是忐忑。
两个学生想了又想，最后由伊雨苍想到了，把它放下鞋子里，鞋子不会叫脱了检查的。
两个学生一路东张西望地走去，走过了资州中学堂，走过了城隍庙，走过了禹王宫，走过了万寿宫，走过了天上宫，来到热闹的什字口，并未看见一家站房。只见那些大庙宇内全驻的军队，在街上走动的也是军队。那么多的军队，看来好似比他们驻在重庆江南馆时候人数还多。
两个军士都笑了笑道：“现在我们这里，不比在重庆那样随便了，营规严得很，不是时候，不能会人的。”
两个军人也欢然转身走来道：“你两位，怎么……”
“难道退回去找个乡场住下，或者多走一程，到前头去落脚？”
“那么，放在琢袜帮子里，外面拿鸡肠带一扎……嘿，嘿，对！鞋子不检查，袜子当然也不会叫脱了检查。”
“这不是普通信，”张列五把三封信递到刘滋大手上，还用指头慎重地把信封点了点，紧盯着两人眼睛说道，“这是武昌的鄂军同志，写给端方带来四川的鄂军同志的紧要信。信是封牢了，但是其中大意，我可以告诉你们……”
“要不得！走上几天，岂不把信踩绒了？”
“我们上省去读书的，”伊雨苍连忙说明来意，“路过这里。嘿，嘿，硬没想到……”
“咋个想到这上头？”
“咋个办呢？”
“你看，这么多人，晓得哪个是收信的？我们无缘无故，咋好去请问？唉！有个番号和职位，也好找哟！”
“你们真要会人的话，那只好在这里耽搁一两天。明天，我们准定给你们介绍。旅店里不好起坐，南街上清泉茶楼还清静。我们明天上午十点钟前后，在那里会吧。”
“不好。莫说离远了，不好找人，若是多勾留两天，也容易露马脚，倒是大地方，来往人众，还好遮掩一些。”
“……这信，是我们一个同志冒了天大危险，从下面带来。不想迟了几天，以致鄂军随同端方西上。又因那个同志与鄂军没有关系，收信的人他也不认识，不便叫他再去。你们到底比那个同志强些，认识了几个人，只要肯冒险，这信，无疑是可以送到收信人手上的。不过也得处处小心，刻刻留意，若是出了事……”
而且不两天，连那些未经参加革命组织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们，也都知道有这样的信从故乡带来。说到结队回鄂，几乎没一人不高兴赞成，只管对于北伐的见解还不一致。
但是怎么样来实现结队回鄂的愿望呢？大家在暗地里商量了几次，革命派的人主张联络四川的革命党，先在资州，或者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在水陆两便的内江县，宣布反正之后，再偕同四川革命军，直向重庆，帮助重庆革命党人独立（这是从送信人的口中，知道重庆已在酝酿独立，其所以未即独立，大约就因为没有武力为后盾的缘故），而后顺流东下。这样，既符合了湖北同志的希望，也壮大了革命的声势。算是不辜负来川一次的辛苦！非革命派的人不赞成这样做，说这样做法，好倒好，却不免稽延了时日。他们主张要走就走，马不停蹄地走；经过地方，只要不遭到阻碍，绝不和人家发生交涉。
两种意见还没有统一，风声传来了，说端方派人到威远县招抚的同志军周兴武一万多人，已向资州这面开来。
同志军？说起来是值得同情的一种带有革命性质的义军，若是与之联络一气，倒是一种力量。
但是从本地人那种张惶恐惧的样子看来，这般同志军似乎并不像传说中那样受欢迎，却是何故呢？
凡被问到的人——无论是住家人户，无论是行商坐贾，无论是地方绅粮，都众口同词说：“嗨！周兴武并不是真正同志军。他是威远一带出名的袍哥大爷，并且是浑水袍哥！平日就拖了许多棚子，派出弟兄四路抢劫。提起他来，个个害怕。七月十五以后，他忽然打出了同志军旗号。大家因为他有弟兄伙，有刀刀枪枪，无一个不希望他能够改邪归正，老老实实出来反对赵尔丰，拖起队伍到成都省去同赵屠户干一下。他要钱，大家就出钱；要米粮，大家就出米粮；要人，大家也出人。可是闹了几个月，他的队伍大了，钱多了，米粮吃不完，就只不肯到成都省去！就只不肯同巡防军打仗！还是吃屎狗断不了那条路，更其明目张胆干着他那打家劫舍、横不讲理的旧勾当。像这样的假同志军真棒老二168，端大人若是派队伍去把他除销了，那倒大快人心。我们不懂得，端大人为啥还给了他的官？把他招到资州来？我们资州是个富庶地方，多年承平，从蓝大顺造反以后，就未经过刀兵。平日地方清静，也未出过土匪。要是周兴武的滥队伍开来，那我们资州就算背了趸时！唉！唉！端大人与我们资州何仇何怨，为啥要这样害人啊！”
“若果周兴武真是这样的匪徒，等他来了，我们打死他，为民除害！”
“嗤！说得轻巧，吃根灯草！你们端大人招抚来的人，能让你们去自由处置吗？”
“不能那样讲法。也得看端大人做的事对不对？若是不对，我们为什么不能自由处置？”
可是说话的人却把眼睛几眨，脸上做出一种难看的怪相，说道：“莫把你们自己看得太厉害了！人家周兴武有一万多人，不少是打三个擒五个的歪人，如其进了资州城，你们搞得赢人家？只怕一个啊嗬，你们就下了台了！还说要打死人家，为民除害！”
有些人不光是说，而且还表现在行动上。那就是搬箱抬笼、拖儿带女朝乡镇上走，实行了小乱居城，大乱居乡的古训。
这当然会引起一些队伍的怀疑。怀疑他们端大人把周兴武招来资州，是不是为了对付他们？于是在革命派与非革命派的密谈当中，便提出了前此尚未提过的一件新命题，那便是组织反正之时，对于这个老帅，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军队是这样不安，人民也这样不安，自己说，如同踞坐在火炉之上的端方，和他那班幕僚与属下，到底有没有一些感觉？当然有的，而且还甚为有之！如其不然，他也不会忙着要与赵尔丰和解，要想急于把前此认为是他“干城”的湖北陆军摆脱，轻车简从，逃离他自行布下的罗网——资州城了。
端方在打发他的兄弟端锦、总文案夏寿田、营务处提调董作泉、译员管荡之，赍着他亲笔信札和几挑贵重礼品，作为和解代表，向成都去的翌晨，他蓦地想了一个计策，打算趁着大家无备时候，试一试，看能不能溜走？
他沉思了一下。这事不能与任何人商量，更不能人夫轿马地走。必须人不知、鬼不觉地只身独自用脚走出资州城，走到相当远处，再雇代步东西，远走高飞。不过像这样走法，有生以来尚未经历，到底是什么滋味？只能从京戏里的伍子胥身上着想：伍子胥为了逃出昭关，一夜之间，胡子头发都变白了，可见微服而逃，并不是易事。何况伍子胥尚得亏东皋公给他帮了大忙，要是没有东皋公，伍子胥能不能瞒过把关将士的耳目，仍在未定之天。而他端方，今天恰就缺少这样一个东皋公，这是极为不利之处。他摇了摇头，想到《三国演义》上诸葛亮在火烧藤甲兵时候，感叹过的两句话。不过他把上下句颠倒了一下，自言自语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不管结果如何，姑试为之！”
他把刻不离身的小跟班唤来，服侍他换穿了一身不很鲜丽的猞猁狲皮袍和小毛皮马褂，戴了顶没有帽花的普通瓜皮帽，蹬一双云头厚底夫子鞋。之后，叫小跟班到账房师爷处取来一百块龙洋。龙洋是用皮纸封作一包。用手接过。“哦！好沉啊！”本打算把这一封龙洋揣到怀里的，因而临时变计，把皮纸封打开，自己揣了一小半，约莫三十几元，其余，叫小跟班揣了。心里寻思，一个人走，到底不大方便，比如口渴了要买茶喝，腹饥了要买饭吃，尤其是脚走乏了要雇代步东西。举凡这些要紧勾当，自己从未经过手，漫道不知如何付钱，甚至不知如何开口。小跟班虽说在衙门里长大的，但是出身微贱，这些事情，他总比自己在行，“对！就叫福安跟着走吧！”
他并不向福安说什么。只和颜悦色地吩咐：“跟我出去走走！不要惊动众人，悄悄走就是了！”
青衣小帽、脱略形骸、到行台外去散步，已经有过两三回。不过往回大人出行台之前，总要传呼卫队伺候。董作泉照例要选派一二十彪形大汉，穿着便装短打，身边暗藏手枪利刃，随在他身后以资保护。今天——而且在清早，大人并不传呼伺候，仅只带着福安，飘然步出行台，大家好生惊异，却又不便请示。
端方步出行台，仍照前两回散步路线，是向东走去，不多远便到了东门。东门外，是他去过的一家资州富户的别墅，一幢形式古怪的假洋房，四周有些树木花坛，名字叫湘园。
他今天并不要去湘园。还未走拢东门，便急忙缘着城墙边一条偏僻小巷走去。脚步开得快，厚鞋底踏在硬泥地上，很像庙里和尚在敲木鱼。
巷子里没一个行人，只有几条长毛瘦狗在打闹。端方平生怕狗，恰恰手上又没拿东西，离狗还有两丈远便站住了，借此也缓口气。
福安搂着沉甸甸的肚子（说错了，并不是肚子，而是怀里的银圆往下坠，腰带系不住，银圆坠到肚子上；他搂的是银圆，并不是肚子），追到端方身边唤道：“大人！我们到底往哪儿去呀？”
“什么大人小人！”端方连忙向四周一瞥，低声吆喝道，“已经给你说过了，我姓陶！陶……陶渊明的陶……”
“嗻！嗻！陶老爷！我们到底往哪儿去呀？”福安莫名其妙地仰望着他，口里也出着粗气。
“这条胡同儿出去是什么地方？”
“不知道。”
“能不能走到城外去？”
“不知道。”
“唉！你们这些人，平常日子在干些什么！”端方很不高兴地这样说，比起平日开口就骂人“王八羔子”的态度，那便温和多了。
当下，叫福安走在前头，把狗吆开。转一个大弯出来，想不到还是东街，而且一群身着军服的人们恰恰迎面走来。
一个头目模样的汉子回头喊道：“大人在这里！赶快通知那几队，不要寻找了！”
端方不由把淡淡的两个眉头紧蹙在一处，轻轻地咳了一声道：“我不过出来散散步，你们便如此兴师动众地寻找，其实何必哩！”
使人忧虑的事接二连三地来。
赵尔丰拒绝让绅士们到资州来商量大事的电报先到。
“喏！我早就晓得赵老四会这样干的！”
虽然是意料中事，但是看了电报后，毕竟像喝了碗辣子水似的难过。这因为自从朱山、刘师培、弼良去成都运动绅士的结果，据三人的密电报称，绅士们由于处在赵尔丰恶劣势力之下，没有表白态度的自由。他们建议：“最好，由公电邀诸绅莅资面商，庶能如愿以偿。”
他当时便曾向他的僚属说道：“绅士们既没有言论自由，又怎能有行动自由呢？”
刘景沂说：“然则，电报就不必拍去了。”
“那又不然，电报仍应拍去。”他想了想，提出他的希冀，说道，“设若绅士们居心要推倒赵季和的压制，他们是可以设法潜来资州的。即使光明正大地走，赵季和在这个时节，也未必敢公然阻止。所虑的，只是这通电报，不见得便能送到绅士诸公手上耳！”
接着而来的是重庆独立。
也是令人心惊的大事，因为后退无路了。不过还不算十分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在原定计划中，就未把这条后退之路看得很重要。因此，到十月初五日夜里，端方再一次邀集所有僚属，商量最后办法——即是如何离开四川，回京复命？大家依然觉得取道川北，到底稳妥得多！
为什么端方他们还是决定了要离开四川，而不再与赵尔丰斗一斗呢？
首先是，初三初四两天之内，接到尹良、弼良弟兄好几通密电，向他报告，赵尔丰已听从吴钟镕、周善培的引诱，突然改变方针，要把政权移交给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并且官绅开会，条件业经商定，一两天内，四川便要宣布独立了，同时劝他不要打算再来成都。电文上虽然没有明说他去到成都如何不利，但是可以想象得到，成都对于他，并不是一个好去处了。
其次是，派往成都去做和解工作的代表，刚走了一百四十里路程到达资阳县，也因听说成都方面起了变化，感到去也无益，仍然返回资州。去时是四个人，初五日下午回到资州的才三个人。
不等端锦、夏寿田神气沮丧地把话说完，端方举眼向站在后面的管荡之的身后一望，道：“海南呢？”
端锦当下鼻子里哼了一声道：“别提这人啦！”
“何以呢？”端方吃了一惊，“出了什么事吗？”
夏寿田接着皱起两眉道：“没有出什么事。只是董提调不愿再回资州来与我们同患难，共生死——他回成都省亲去了……”
端锦恨声不绝地叫道：“我那么叫他一同转来，向哥把话说明了再走。可他一直不答应，硬说哥这里需要不着他那个人，倒是赶回成都去，找着刘文案、朱文案商量商量，看还有什么挽救办法没有？其实都是一派借口话，只不过如夏总文案所说，他不愿与咱们同生死，共患难罢咧！那时，要不是夏总文案拦住我，我真要赏他两个耳光，叫他回到他成都狗窝时节，还没脸见人哩！”
但是他哥并不欣赏他的愤慨，反而摇头叹道：“唉！董海南与我关系不深，何况有家可归。这时候，他不出卖我，而仅悄然以去，已为难得。怎么，你们还以义士仁人要求之？若是我与你们易地而处，我不特不想打他耳光，我还要把那一挑安排送赵季和的礼物，直截了当地送与他哩！”
端锦、夏寿田全懂他的意思。都不禁点头自责道：“我们真是浅薄！从未想到这样一来，倒把一个人的心买死了！”
端方把他那熊掌似的大手挥了挥道：“你们几天驰驱，都辛苦了，下去休息休息！夜里，把大家全邀约来，切实商量一下下一步该如何办？既然赵季和先我一着，把四川绅士抓到手上，而重庆、泸州又已独立。当此进退维谷之际，总得商量一个办法才行。难道永远坐困在这个资州不成？”
这次会商，只提出了留与走两个题目。
留，当然不可！只管就抚的周兴武那股同志军不日便可到达资州。他有一万多人，大多数是愍不畏死的亡命之徒，凭恃这股武力，似乎可以暂住观变。但是无论何人皆感到这是一种最靠不住，而且最危险的打算。首先，这股同志军之就抚，因为说明了有十万元现金的奖赏，有一个总统、四个统领、二十个管带的官职。发一些当官的执照和木戳记，倒无所谓，目前要筹措十万元现金，便困难了。资属几县的钱粮地丁，早已提尽了，若不向成都藩库提取，这十万元即无着落。再而，周兴武的队伍来到，不特引起百姓们的恐惧，还一定会引起鄂军的不安。主客军处在一城，难免没有磨擦，那时，不管在上者怎样调停处理，处在客军地位上的，一定以为在上者将以主制客，别有用意。军心已经不固，这一来，岂不更惹出了灾难？不若趁着周兴武尚未开到，及时走离资州，既免了履行条约之苦，也免了主客军冲突后患。所以对于留，差不多全体反对，那么，不用说，只有走了！
走是确定了。问题只在向哪条路走。前几天还有人反对走川北这条路。现在重庆已经独立，东下不可，除了向北朝陕西的汉中走外，难道还能翻越天险的大巴山，向湖北的房山、竹县那些荒僻地方走吗？因此，一致决定，取道小川北，再插大川北，据估计，中间只有剑门关险峻一些，其余路程并不难走。
走是确定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四营鄂军如何处置？按照道理说，这四营精锐鄂军是端大人带进四川来，当然该端大人带出四川去，断没有端大人独自走了，而将鄂军留在四川，听其自生自灭之理。即使有这种道理，但是就目前形势看来，鄂军也不会听任端大人这样做。很显然，前天端大人只带福安一人出行台散步，已经引起部队怀疑，虽然还未曾弄明端大人的意图（因为端方向福安讲的，只是散步。使人致疑的，只有一百元分揣在身上的一件事。的确奇怪，散步而要带上一百元，并且不走大街，而要去钻没人走的小巷），从此却加紧了防范。行台内外，除了原有的一队卫队，并未由端大人下手谕调遣，而第三十一标第一营第一队的队伍却自动由天上宫移驻过来。标统曾广大发现了情形，叫差遣去查问，回来说，别无他意，仅只为了加强保护。唉！天晓得是一回什么事！
走是确定了，唯一的问题，就是必须将不能不走的理由，以及不能不取道陕西省的理由，先向军队讲清楚，还须取得他们的同意才行。今天，已经不是只由老帅下个命令，叫东就东，叫西就西的时候！
邓成拔、曾广大将这种情形禀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沉默了。
夏寿田向端方请示道：“午帅以为如何？”
端锦悄悄咕噜了一句：“岂不成了太阿倒持？”
端方只是把眉头皱了皱。接着闻了一撮鼻烟，接过福安打来的热毛巾，在鼻孔上捂了半会，才问邓成拔：“难道要我亲自去向他们开口吗？”
“那倒不必劳动大人。只由曾标统召集排官以上的军官，开一个全军会议。会后，曾标统向大人禀报结果就是了。”
“你们揣度一下，他们该无异议吧？”
邓成拔想了想，方迟迟疑疑说道：“或许不至于有异议……这却要看曾标统的口才了。”
“那么，这个会明天就开……曾标统，我一切信赖你啦！”顺手把那只古月轩内画京料鼻烟壶递在曾广大的手上，微笑道，“我晓得你也喜欢此道，这东西送给你吧！”
十月初六日上午，在资州东门外湘园召集的鄂军军官会议，开得很不好。
不能怪曾广大的口才不好。他是竭尽了平生说话本事，反反复复地把什么话都说尽了。起初，说到端大人采纳了四川绅民的控诉，不特把劣迹素著、不得民心的官吏，如周善培、王棪、田征葵、饶凤藻等，都奏参了；并且还使身受诬枉、陷于缧绁的蒲殿俊、罗纶等一些四川正绅，得以释放回家。算来，端大人查办川事的使命，已经了结。原来安排到成都小住，而后回京复命。现在听说成都情形不好，端大人决计不再去成都，即此率队出川。他问大家赞成不赞成？
不但声震屋瓦地喊出了赞成，无数只手臂还像森林一样高高举了起来。
但是一说到要取道陕西省汉中府这一主要议题，会场上立即出现了分歧：四个管带和少数几个队官表示同意，绝大多数的队官、排官，都沉默着不发一言，更不要说举手。表示同意的少数人，于是也动摇了，自己说他们的表示不作数，请曾广大再付一次表决。
曾广大非常丧气地把两手一摊道：“还表决什么！大家的意思不是已经很明白了吗？不过诸君不赞成取道陕西，诸君总应指出一条可走的道路，总不能说诸君愿意留在四川吧！”
有一个排官出声回答道：“我们同全标弟兄比起来，我们还是少数。究竟取哪条路出川为宜？当然得先问问弟兄们的意见。光是我们表决，万一弟兄们不答应呢……”
“说得对！说得对！”嘈嘈杂杂的声音响应起来，“现在是共和时代，少数应该服从多数……”
曾广大心里又引起了一点希望，不由眉头一舒，问道：“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把士兵集合起来……”
不等他把话说完，又是那个排官抢着说道：“不用你去集合，我们自会分头进行。”
果然，就在初六日的夜里，下级军官与士兵们都忙碌起来：驻扎禹王宫的，朝万寿宫走；驻扎东岳庙的，朝天上宫走。只管你来我往，很是频繁，但他们到底议些什么，不但地位较高的曾广大、邓成拔等不得而知，便是地位较低的管带、督队官以及少数几个队官，都被隔绝得老远，没法探到半点消息。
平常日子，二更过后，全城都入了睡乡。只有一些没人管的野狗，在街上窜，有时还来一个打群架。城门当然都关闭了，非有紧急公事，不开城门，普通百姓是不能随便进出的。但是十月初六夜却不同了，城门一直没关闭，什么人都可随便进出。不过普通百姓也是在半夜以后，感觉城里气氛不好，狗吠得厉害，驻扎城内外的军队，一伙进来，一伙出去，虽然看不见灯笼火把，听不见嘈杂人声，可是凌乱的皮鞋在石板和硬泥地上的那种急遽奔驰，也够引起大家的恐怖；有些人怀疑是周兴武的滥队伍开拢了，鄂军真个要同他们干起来。一般早作了安排的人，才在半夜以后，并不问个清楚，便扶老携幼，像影子一样，在不很黑的夜色中，溜出东门，溜出北门，向不远的乡村中潜藏起来。当然还带去了一些恐慌，也带去了一些谣言。
行台里也一样，平常日子是三更梆敲响后，头门上锁，全院灭灯，只有当值的卫兵室有一盏点洋油的风雨灯，在沉沉的夜中，放出一派刺目亮光。初六这一夜，也是内内外外灯火辉煌。大厅以外驻扎队伍地方不说了，无论军官，无论士兵，全没有睡。并且如临大敌似的，到处都布了岗哨。只有认识的同标弟兄，可以进出，可以被招呼到房间里和某些角落，凑着耳朵说悄悄话。如其不是认识的弟兄，比如说，像福安这样小跟班，岂但不准进头门，甚至不准出头门。标统曾广大几次要到天上宫去问探他们商议的结果，都被部下劝阻说：“标统还是莫去的好！在商议没有定局之前，你去了，也枉然。说不定于你标统本身，还有不便地方！”
情形越来越不像样。曾广大先找着邓成拔说道：“看样子，军队就要哗变了。我们好不好禀请大人设法避一避？”
邓成拔搓着两手叹道：“只好如此了！”
大厅后面的正房两厢，也和大厅以外情形一样，上人没有安息，一些服侍上人的底下人也惊惊惶惶地睡不熟。
端方的面容，从灯光里看去，显然比前两天消瘦了好些，两边鬓角和面颊都下陷了。原来是一个圆盘大脸，现在好像变成一个长方脸形。当然，颜色也不红润，而是有点苍白。眼睑上，还隐隐带了些晦色。不过眼神尚足，比起在房间里坐立不安的端锦来，他的态度还安详如故。
邓成拔、曾广大掀开门帘进来时，端方精神一振，从太师椅上把胸膛一挺，先开口问道：“他们商议好了吗？”
两个人一时都不作声，并且勾下头，牢牢看着自己的皮鞋尖。
“哦！一定还在商议，”端方强勉笑了笑，“真所谓筑室道谋了！”
倒是夏寿田看出了端倪，把眉头一皱道：“恐怕有什么意外吧？”
邓成拔道：“曾标统可以禀报。”
曾广大举眼看着端方，说道：“部下的意思，趁这时候，大人最好避一避！”他因为太疲累，太紧张，声音已有点嘶哑。
全房间的人都震惊了，七嘴八舌地问：“怎么样？莫非发生了什么非常事故了？”
端方还是那样镇静地说，虽然脸色已由苍白而渐渐转成了青白：“诸君稍安勿躁，且静听曾标统的下文好啦！”
曾广大遂把他被兵士阻拦，不要他到天上宫去的经过讲了一遍，道：“兵士们目无官长到了这步田地，军纪是说不上的了，据部下推测，恐怕……”
端方接过话头道：“结果当然哗变！”
“……所以部下意思，趁他们密谋未定之时，大人最好避一避。”
众人正欲说话，端方已经开了口：“怎么避呢？你且说一说！”
邓成拔道：“出城去。”
端锦道：“不如到州衙门去。”
夏寿田道：“那不好，能够找个绅士家住一住，比较稳妥。”
好些人都在出主意。
端方猛地从太师椅上站起来，背负着双手，在房间的空地上踱了几步。然后站在当中，把众人环顾了一遍，徐徐说道：“诸公为我安全设想，要我在此刻避一避，用意甚善。但是诸公却未想到，别人可避，如邓协统、曾标统你们二位，因为是直接统率士兵的将领，平日难免没有一些恩怨，如果士兵真个发生异动，确乎有些危险。你二位及时避一避凶锋，倒很必要。其他朋友，避也可，免受无谓惊恐；不避也可，以与士兵无直接关系故也。至于我本人，则万不可避。首先，士兵是否即有异动？尚未确定。我先避之，是示士兵以弱，本来没有异动的，这样一来，倒引起了他们的念头，此其一。再哩，纵令他们果有异动，那也不过骚扰一番，哗然溃散而已，于我本人，不见得便有如何不利之处。我何故要如此说呢？诸公当然知道，湖北武备学堂是我在巡抚任内创办的。现在军中许多中下级军官，大抵都是我所招考训练而成就，不说师生关系，多少总有点香火因缘吧？何况第三十一、三十二标各营，还是在我手上扩充的……”
他越朝这方面说，越觉得对于他个人的危险，并不似众人所想象得那样大。同时自己的心也愈益安定。
“……或许诸公还将如此测度：武昌之事，由于鄂军革命所致，足见革命思想遍于鄂军，我们这里要是兵变，亦必出于革命手段。不错！他们准定会革命的。但是革命有政治革命，有种族革命。武昌之事，并非种族革命，而是政治革命。我们这里倘若只是政治革命，更不足虑。万一种族革命，我看，也不至于闹到流血。何以呢？我们这里都是汉人，而并无满人故也。”他看见大家都有些惊异之色，遂眯起眼睛笑道，“诸公怀疑我这句话吗？殊不知我的家谱载明，我家并非出自满洲，而实实在在是奉天省的汉人。因我上代祖宗被满人掳去为奴，不得已才改了籍贯。我的祖宗，本来姓陶，陶渊明的陶，出自大尧陶唐氏。因为在清朝恶势力压迫之下，我们不便复姓，为了不忘根本，所以我才以陶斋为号。这是一种秘密，平常不便说出，现在当然要宣布了。要是诸公不信，可以问我这个兄弟。”他掉头向端锦说道：“你可以给诸公证明一下，看我们是否姓陶的汉人？”
端锦连忙接口道：“是，是，我哥前几天就说过，我们是汉人，姓陶，陶渊明的陶！”
众人看见他说得这样稀松寡淡，当然不好再说什么。
端方把金壳怀表摸出一看，道：“哦！一点过钟了！还无消息，想来他们一定等到天明才有所表现的啦！管他们密谋结果如何，等他们表现出来，再应付之可也！”他又向大家环顾一遍，“大家安息了吧！养足精神，明天再谋应付之方好啰！”
邓成拔退出房间，就找着曾广大和几个平日比较亲密一些的朋友，悄悄说道：“据我揣测，部队十有八九要闹革命。革命，当然要流血。流什么人的血？当然流我们的血。午帅的打算对不对？我不敢保险。总之，留在他身边，凶多吉少，倒是听他的话，趁这时节，设法避一避。要是出了事，我们逃走也容易；不出事，再回来伺候他老人家。你们看如何？”
那还待说！差不多上上下下十几二十个人，都悄悄密密收收拾拾，改了装，拴上包袱，从花厅侧一道短墙上翻出，混在百姓堆中，走到城外，赌咒也不回头向资州多看一眼！
这一夜，在资州的鄂军，全部人都没有睡觉。他们很兴奋，很忙。他们做了不少事情，包括做旗子，包括剪发辫，包括罢免队官以上的全部军官、排官以上部分军官，包括推举见习陈正藩为司令，推举其他一些有能力的军士和小兵接任各级军官，也包括一些应该准备的杂七杂八的事情在内。
查办大臣行台内，除部队外，一些人跑了，一些人尽管和衣躺在床上，还是心惊胆战地不能阖眼。
端方睡得很熟。后来小跟班福安向人说，自他睡下之后，便未再唤他起来递夜壶，“往夜嘛，不管他睡得多晏，总要递几次夜壶的。”
到十月初七日（就是成都宣布独立的同一天），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色时候，几十个身强力大的徒手兵士气势汹汹地拥进查办大臣的卧室。端方才恍然一惊，从湖绉帐子内伸出头来，大声问道：“你们要做什么？”
有两个兵士上前，从从容容把帐门挂上铜钩，把盖在他身上的丝棉被掀开，把他扶了起来，带笑说道：“我们来请大人到天上宫营部去开会的。”
从微弱的灯光中，看不清房间里来了多少人，更看不清来人的面目和徽章。只感到是一些没规没矩的陌生人。端方一面穿衣裳，一面说道：“你们到外面去等候着。等我穿好衣服，洗了脸再走。”
于是一片吆喝声嚷了起来：“大家等着你在，别那样闹官派了！”
咦！不是好兆头！端方连忙弓身从床脚边拉出一口扁箱，喘吁吁地对众人说道：“我知道你们都很辛苦。这箱内，有一些值钱的东西，也有一些银圆。你们拿去分了吧，也表一表我姓陶的，并不似那些不懂革命道理的满洲人……”
“少卖些狗皮膏药，走啰！”一众兵士丝毫不理睬那口扁箱和他的话。几只有力的手，有的抓住膀膊，有的撑住胳肢窝，有的拊在背上，又推又拉，把端方攘出房门。
就这时，同样一群人，用一样办法，把端锦从对面房间里揪了出来。
端锦哭声哭气地喊了声：“哥……”
立刻啪啪两响。必然是手掌与脸巴在冲突！同时，几种愤怒声音在吼骂：“没骨气的东西……”
一大群兵士拖着两个半死不活的革命目的物到天上宫时，天色刚刚微明。走到大殿台阶下面，众人把端方、端锦扶来站定。陈正藩坐在大殿檐前一张木椅上，正待启齿问询，突然从人丛中跳出一条大汉，刺刀一举，只听端方大叫一声，胸膛上涌出鲜血。
“你们真要杀我吗？……”这是端方最后一句话。
大殿下面的院坝内，站满了撕去徽章的兵士。有几个人急忙拿过两只盛有石灰的大木匣，把鲜血淋淋的才从两张木凳上斫下的人头，分别放在木匣内，用钉子钉好。又有几个人拖过两具连夜赶工做好的长木匣，从染了血的木凳上，把两个体温犹存，只是没有头的尸体，塞在长木匣内，也用钉子钉好。
然后，陈正藩站起来，举起右手，领头大呼道：“我们大汉国民军万岁！革命成功万岁！在川鄂军万岁……”
上千人雄壮的呼声，像怒涛一样，从天上宫传遍全资州城。
天色大明。东方起了红霞，又是一个好天气。
天上宫里呼声方歇，资州马上宣布反正。州正堂朱岳宾就在端方被拖出行台时候，带起家眷僚友，不知逃向哪里而去。亏他有良心，没像安岳县知县那样把一颗无足轻重的铜印带走，而是连同点锡印泥盒一道，将其端端正正放在大堂的公案上，以便要使用它的人去接收。
绅士们立刻被陈正藩请出来，组织一个州政维持会，推举一个姓李的绅士做会长。
李会长与一众绅士会商之下，当天就做了两件要紧事。
第一件，叫衙门差役到每条街去，督令各住户、各铺店赶制一面三角白布旗，旗上一定要用朱红写“大汉国民”四个字。
第二件，因为鄂军翌日清晨便将整队出发回湖北。为了酬劳，不能不送一点盘费，不能不备办几百桌筵席（实在不能算正经筵席，只能称之为肉八碗，即是每桌八个大碗内，全是用猪肉或是猪身上的东西，做的各式各样的可口的菜而已）送行。虽然本州的正经税款已被端方提尽，但三费局和别几个理财地方，到底还有一些余款，搜罗搜罗，也有上千数的银两、银圆和制钱。
两件要紧事，居然在下午都弄得齐齐楚楚。全城悬出了白布写红字的三角旗，开夜饭时，三营多鄂军都吃上了丰盛的肉八碗，而且每桌还配备了几斤本地有名的用高粱烧的陈色酒。
恰好鄂军后队里那个革命党人田智亮也从重庆赶到。
田智亮在重庆参加独立典礼的当天，便由蜀军政府的帮助，起身向资州赶来。蜀军政府要求他来运动前队反正。为了加强力量，除了给以作运动使用的五千元外，还派了三百名新兵由他率领西上，因为枪支太少，发了自造的炸弹八十枚作为武器。这支人马却也厉害，八个官站的路程，他们仅费了四天半便赶到了。
陈正藩非常高兴地握住田智亮的双手，说道：“你来得恰好！我们正不知道重庆这条路，走得通，走不通？”
田智亮也说：“没有料到你们行动会这样迅速！可惜我来迟了半天，未曾亲眼看见端贼斩首时的快事！”
当天下午，他们便发了一个电报到重庆，报告鄂军在资州反正情形。所以距离资州较远的重庆，倒先得到端方、端锦授首的消息，而成都反而在三天以后，才晓得。军政府把这消息交报馆用二号铅字在报纸上一披露，那天报纸便多卖了几百份。全省城的人民，有一小半抚手称快；有一大半莫名其妙，只觉得不是一件小事。还有很小一部分人却吓着了：“我说革命不是好玩的，你们看啊，硬是流了血了！而且杀的还是那么大的一个人物！唉！唉！大人物都弄到如此下场，要是临到我们头上，那还能苟免吗？革命真可怕！革命真可怕！”
就是被端方奏参过的周孝怀、王寅伯等，也觉得其人固然可恶，但是这样杀了，总不对，总是革命的罪过。
赵尔丰向着老四、老九叹道：“端四爷聪明一世，何以一进四川，便糊涂到这步田地？他若是不勾留在资州，搞那些狡狯，而一直上省来与我商量，即令不如意，但也断断不会闹到这样的结果啊！”
十月初八日的清晨，在资州的全部湖北陆军，果然吹起洋号，打起洋鼓，整队向内江出发。队伍中间，有四名长夫抬了两只木匣。每个木匣上插有一面小白布旗，一面上，写着满贼端方首级；一面上，写着满贼端锦首级。
队伍最前头，有人擎着一面大的红绸旗，用浓墨写了一行大字：大汉国民军鄂军司令陈。
军队开拔之前，各城门和十字街口，都贴出了一张没有盖印，没有过朱的告示：
大汉国民军鄂军司令陈示：
满人酷待汉族，业已二百余龄，今日人心思汉，全国革命功成，满赋端方兄弟，俱予明正典刑，我军长驱回鄂，勿得骚扰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