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幽默
one excellent test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 country i take to be the flourishing of the comic idea and comedy；and the test of true comedy is that it shall awaken thoughtful laughter.
——george meredith: essay on comedy
我想一国文化的极好的衡量，是看他喜剧及俳调之发达，而真正的喜剧的标准，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
——麦烈蒂斯《喜剧论》
上篇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倘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见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如波斯之天文学家诗人荷麦卡奄姆，便是这一类的。“三百篇”中唐风之无名作者，在他或她感觉人生之空泛而唱“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之时，也已露出幽默的态度了。因为幽默只是一种从容不迫达观态度，郑风“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的女子，也含有幽默的意味。到第一等头脑如庄生出现，遂有纵横议论捭阖人世之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所以庄生可称为中国之幽默始祖。太史公称庄生滑稽，便是此意，或索性追源于老子，也无不可。战国之纵横家如鬼谷子淳于髡之流，也具有滑稽雄辩之才。这时中国之文化及精神生活，确乎是精力饱满，放出异彩，九流百家，相继而起，如满庭春色，奇花异卉，各不相模，而能自出奇态以争妍。人之智慧，在这种自由空气之中，各抒性灵，发扬光大。人之思想也各走各的路，格物穷理，各逞其奇。奇则变，变则通，故毫无酸腐气象。在这种空气之中，自然有谨愿与超脱二派，杀身成仁，临危不惧，如墨翟之徒，或是儒冠儒服，一味做官，如孔丘之徒，这是谨愿派。拔一毛以救天下而不为，如杨朱之徒，或是敝屣仁义，绝圣弃智，看穿一切如老庄之徒，这是超脱派。有了超脱派，幽默自然出现了。超脱派的言论是放肆的，笔锋是犀利的，文章是远大渊放不顾细谨的。孜孜为利及孜孜为义的人，在超脱派看来，只觉得好笑而已。儒家斤斤拘执棺椁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当不起庄生的一声狂笑。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代表道学派与幽默派。后来因为儒家有“尊王”之说，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与君王互相利用，压迫思想，而造成一统局面，天下腐儒遂出。然而幽默到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不能因君王道统之压迫，遂归消灭。而且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庄文章气魄，足使其效力历世不能磨灭，所以中古以后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独尊儒家道统，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悠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廊庙文学，都是假文学。就是经世之学，狭义言之，也算不得文学。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
老子庄生，固然超脱，若庄生观鱼之乐，蝴蝶之梦，说剑之喻，蛙鳖之语，也就够幽默了。老子教训孔子的一顿话：“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夫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若是而已。”无论是否战国时人所伪托，司马迁所误传，其一股酸溜溜气味，令人难受。我们读老庄之文，想见其为人，总感其酸辣有余，温润不足。论其远大遥深，睥睨一世，确乎是真正comic spirit（说见下）的表现。然而老子多苦笑，庄生多狂笑，老子的笑声是尖锐的，庄生的笑声是豪放的。大概超脱派容易流于愤世嫉俗的厌世主义，到了愤与嫉，就失了幽默温厚之旨。屈原贾谊，很少幽默，就是此理。因谓幽默是温厚的，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谓幽默，机警犀利之讽刺，西文谓“郁剔”（wit）。反是孔子个人温而厉，恭而安，无适，无必，无可无不可，近于真正幽默态度。孔子之幽默及儒者之不幽默，乃一最明显的事实。我所取于孔子，倒不是他的踧踖如也，而是他燕居时之恂恂如也。腐儒所取的是他的踧踖如也，而不是他的恂恂如也。我所爱的是失败时幽默的孔子，是不愿做匏瓜系而不食的孔子，不是成功时年少气盛杀少正卯的孔子。腐儒所爱的是杀少正卯之孔子，而不是吾与点也幽默自适之孔子。孔子既殁，孟子犹能诙谐百出，逾东家墙而搂其女子，是今时士大夫所不屑出于口的。齐人一妻一妾之喻，亦大有讽刺气味。然孟子亦近于郁剔，不近于幽默。理智多而情感少故也。其后儒者日趋酸腐，不足谈了。韩非以命世之才，作论难之篇，亦只是大学教授之幽默，不甚轻快自然，而幽默非轻快自然不可。东方朔枚皋之流，是中国式之滑稽始祖，又非幽默本色。正始以后，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性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其结果，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幽默之大诗人陶潜。陶潜的责子，是纯熟的幽默。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他的《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
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我所以言此，非所以抑庄而扬陶，只见出幽默有各种不同。议论纵横之幽默，以庄为最，诗化自适之幽默，以陶为始。大概庄子是阳性的幽默，陶潜是阴性的幽默，此发源于气质之不同。不过中国人未明幽默之义，认为幽默必是讽刺，故特标明闲适的幽默，以示其范围而已。
庄子以后，议论纵横之幽默，是不会继续发现的。有骨气有高放的思想，一直为帝王及道统之团结势力所压迫。二千年间，人人议论合于圣道，执笔之士，只在孔庙中翻筋斗，理学场中检牛毛。所谓放逸，不过如此，所谓高超，亦不过如此。稍有新颖议论，超凡见解，即诬为悖经叛道，辩言诡说，为朝士大夫所不齿，甚至以亡国责任，加于其上。范宁以王弼何晏之罪，近于桀纣，认为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都应嫁罪于二子。王乐清谈，论者指为亡晋之兆。清谈尚不可，谁敢复说绝圣弃智的话？二千年间之朝士大夫，皆负经世大才，欲以佐王者，命诸侯，治万乘，聚税敛，即作文章抒悲愤，尚且不敢，何暇言讽刺？更何暇言幽默？朝士大夫，开口仁义，闭口忠孝，自欺欺人，相牵为伪，不许人揭穿。直到今日之武人通电，政客宣言，犹是一般道学面孔。祸国军阀，误国大夫，读其宣言，几乎人人要驾汤武而媲尧舜。暴敛官僚，贩毒武夫，闻其演说，亦几乎欲愧周孔而羞荀孟。至于妻妾泣中庭，施施从外来，孟子所讥何人，彼且不识，又何暇学孟子之幽默？
然幽默究竟为人生之一部分。人之哭笑，每不知其所以，非能因朝士大夫之排斥，而遂归灭亡。议论纵横之幽默，既不可见，而闲适怡情之幽默，却不绝的见于诗文，至于文人偶尔戏作的滑稽文章，如韩愈之送穷文，李渔之逐猫文，都不过游戏文字而已。真正的幽默，学士大夫，已经是写不来了。只有在性灵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时可发见很幽默的议论文，如定益之论私，中郎之论痴，子才之论色等。但是正统文学之外，学士大夫所目为齐东野语稗官小说的文学，却无时无刻不有幽默之成分。宋之平话，元之戏曲，明之传奇，清之小说，何处没有幽默？若《水浒》之李逵，鲁智深，写得使你时而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时而哭不得笑不得，远超乎讽谏褒贬之外，而达乎幽默同情境地。《西游记》之孙行者，猪八戒，确乎使我们于喜笑之外，感觉一种热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几乎篇篇是摹绘世故人情，幽默之外，杂以讽刺。《镜花缘》之写女子，写君子国，《老残游记》之写玙姑，也有不少启人智慧的议论文章，为正统文学中所不易得的。中国真正幽默文学，应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犹如中国最好的诗文，亦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
中篇
因为正统文学不容幽默，所以中国人对于幽默之本质及其作用没有了解。常人对于幽默滑稽，总是取鄙夷态度，道学先生甚至取嫉忌或恐惧态度，以为幽默之风一行，生活必失其严肃而道统必为诡辩所倾覆了。这正如道学先生视女子为危险品，而对于性在人生之用处没有了解，或是如彼辈视小说为稗官小说，而对于想象文学也没有了解。其实幽默为人生之一部分，我已屡言之，道学家能将幽默屏弃于他们的碑铭墓志奏表之外，却不能将幽默屏弃于人生之外。人生是永远充满幽默的，犹如人生是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的。即使是在儒者之生活中，做出文章尽管道学，与熟友闲谈时，何尝不是常有俳谑言笑？所差的，不过在文章上，少了幽默之滋润而已。试将朱熹所著《名臣言行录》一翻，便可见文人所不敢笔之于书，却时时出之于口而极富幽默味道。试举一二事为例：
（赵普条）太祖欲使符彦卿典兵，韩王屡谏，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上不听，宣已出。韩王复怀之请见。上曰，卿苦疑彦虚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能负朕耶？王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此是洞达人情之上乘幽默。
昭宪太后聪明有智度，尝与太祖参决大政。及疾笃，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皆祖考与太后之余庆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系柴氏使幼儿主天下耳。
太祖所言，全是道学话，粉饰话。太后却能将太祖建朝之功抹杀，而谓系柴氏主幼不幸所造成。这话及这种见解，正像萧伯纳令拿破仑自述某役之大捷，全系其马偶然寻到摆渡之功，岂非揭穿真相之上乘幽默？
关于幽默之解释，有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伯拉图、康德、哈勃斯（hobbes）、伯克森、弗劳特诸人之分析。伯克森所论，不得要领，弗劳特太专门。我所最喜爱的，还是英小说家麦烈蒂斯在剧论中的一篇讨论。他描写俳调之神一段，极难翻译，兹勉强粗略译出如下：
假使你相信文化是基于明理，你就在静观人类之时，窥见在上有一种神灵，耿耿的鉴察一切……他有圣贤的头额，嘴唇从容不紧不松的半开着，两个唇边，藏着林神的谐谑。那像弓形的称心享乐的微笑，在古时是林神响亮的狂笑，扑地叫眉毛倒竖起来。那个笑声会再来的，但是这回已属于莞尔微笑一类的，是和缓恰当的，所表示的是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而不是胡卢笑闹。常时的态度，是一种闲逸的观察，好像饱观一场，等着择肥而噬，而心里却不着急。人类之将来，不是他所注意的；他所注意的是人类目前之老实与形样之整齐。无论何时人类失了体态，夸张，矫揉，自大，放诞，虚伪，炫饰，纤弱过甚；无论何时何地他看见人类懵懂自欺。淫侈奢欲，崇拜偶像，作出荒谬事情，眼光如豆的经营，如痴如狂的计较，无论何时人类言行不符，或倨仿不逊，屈人扬己，或执迷不悟，强词夺理，或夜郎自大猩猩作态，无论是个人或是团体；这在上之神就出温柔的谑意，斜觑他们，跟着是一阵如明珠落玉盘的笑声。这就是俳调之神（the comic spirit）。
这种的笑声是和缓温柔的，是出于心灵的妙悟。讪笑嘲谑，是自私，而幽默却是同情的，所以幽默与谩骂不同。因为谩骂自身就欠理智的妙悟，对自身就没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境是深远超脱，所以不会怒，只会笑。而且幽默是基于明理，基于道理之渗透。麦烈蒂斯说得好，能见到这俳调之神，使人有同情共感之乐。谩骂者，其情急，其辞烈，惟恐旁观者之不与同情。幽默家知道世上明理的人自然会与之同感，所以用不着热烈的谩骂讽刺，多伤气力，所以也不急急打倒对方。因为你所笑的是对方的愚鲁，只消指出其愚鲁便罢。明理的人，总会站在你的一面。所以是不知幽默的人，才需要谩骂。
麦烈蒂斯还有很好的关于幽默嘲讽的分辨。
“假使你能够在你所爱的人身上见出荒唐可笑的地方而不因此减少你对他们的爱，就算是有俳调的鉴察力；假使你能够想象爱你的人也看出你可笑的地方而承受这项的矫正，这更显明你有这种鉴察力。”
“假使你看到这种可笑，而觉得有点冷酷，有伤忠厚，你便是落了嘲讽（satire）的圈套中。”
“但是设使你不拿起嘲讽的棍子，打得他翻滚叫喊出来，却只是话中带刺的一半褒扬他，使他自己苦得不知人家是否在伤毁他，你便是用揶揄（irony）的方法。”
“假使你只向他四方八面的奚落，把他推在地上翻滚，敲他一下，淌一点眼泪于他身上，而承认你就是同他一样，也就是同旁人一样，对他毫不客气的攻击，而于暴露之中，含有怜惜之意，你便是得了幽默（humour）之精神。”
麦烈蒂斯所论幽默之本质已经很透辟了。我尚有补充几句，就是关于中国人对于幽默的误会。中国道统之势力真大，使一般人认为幽默是俏皮讽刺，因为即使说笑话之时，亦必关心世道，讽刺时事，然后可成为文章。其实幽默与讽刺极近，却不定以讽刺为目的。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净中带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斗胜，亦不似郁剔之出于机警巧辩。幽默的文章在婉约豪放之间得其自然，不加矫饰，使你于一段之中，指不出那一句使你发笑，只是读下去心灵启悟，胸怀舒适而已。其缘由乃因幽默是出于自然，机警是出于人工。幽默是客观的，机警是主观的。幽默是冲淡的，郁剔讽刺是尖利的。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悦，用轻快笔调写出，无所挂碍，不作烂调，不忸怩作道学丑态，不求士大夫之喜誉，不博庸人之欢心，自然幽默。
（《论语》第33期，1934年1月16日）
下篇
幽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西文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连鄙俗的笑话在内（西文所谓幽默刊物，大都是偏于粗鄙笑话的，若《笨拙》《生活》，格调并不怎样高。若法文sourire英文ballyhoo之类，简直有许多“不堪入目”的文字）。在狭义上，幽默是与郁剔、讥讽、揶揄区别的。这三四种风调，都含有笑的成分。不过笑本有苦笑、狂笑、淡笑、傻笑各种的不同，又笑之立意态度，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酸辣，有的是和缓，有的是鄙薄，有的是同情，有的是片语解愿，有的是基于整个人生观，有思想的寄托。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如麦烈蒂斯氏所说，是属于“会心的微笑”一类的。各种风调之中，幽默最富于情感，但是幽默与其他风调同使人一笑，这笑的性质及幽默之技术是值得讨论的。
说幽默者每追源于亚里斯多德，以后伯拉图、康德之说皆与亚氏大体相符。这说就是周谷城先生（《论语》廿五期《论幽默》）所谓“预期的逆应”，就是在心情紧张之际，来一出人意外的下文，易其紧张为和缓，于是脑系得一快感，而发为笑，康德谓“笑是紧张的预期忽化归乌有时之情感”。无论郁剔及狭义的幽默，都是这样的。弗劳特在“郁剔与潜意识之关系”一书引一例甚好：
某穷人向其富友借二十五元。同日这位朋友遇见穷人在饭店吃一盘很贵的奶浆沙罗门鱼。朋友就上前责备他说：“你刚来跟我借钱，就跑来吃奶浆沙罗门鱼。这是你借钱的意思吗？”穷人回答说：“我不明白你的话。我没钱时不能吃奶浆沙罗门鱼，有钱时又不许吃奶浆沙罗门鱼。请问你，我何时才可以吃奶浆沙罗门鱼？”
那富友的发问是紧张之际，我们同那穷人同情，以为他必受窘了，到了听穷人的答语，这紧张的局面遂变为轻松了。这是笑在神经作用上之解说。同时另有一说，也是与此说相符的，就是说，我们发笑时，总是看见旁人受窘或遇见不幸，或做出粗笨的事来，使我们觉得高他一等，所以笑。看人跌倒，自己却立稳，于是笑了，看人栖栖皇皇热中名利，而自己却清闲超逸，于是也笑了。但是假如同作京官而看同级的人擢升高位，便只有眼红，而不会发笑；或者看他人被屋压倒而祸将及身，也只有惊惶，不会发笑。所以笑之发源，是看见生活上之某种失态而于己身无损，神经上得一种快感。常人每好读骂人的文章，就是这样道理。或是自述过去受窘的经过，旁人未有不发笑。然在被笑者，常是不快的，所以有所谓老羞成怒之变态。幽默愈泛指世人的，愈得各方之同情，因为在听者各以为未必是指他个人，或者果指他一阶级，他也未必就是这阶级中应被指摘之分子。例如《论语》骂京官，京官读了仍旧可以发笑，或者骂大学教授，“温故”讲义而四处“支薪”，大学教授也可以受之无愧，因不十分迫近本身也。所以两方争辩，愈涉及个人，如汪精卫与吴稚晖之对骂，愈不幽默，而易渗入酸辣成分；反之，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
在这由紧张达到和缓的转变，其中每有出人意外（即“逆应”）的成分。其陡转的工夫，或由于字义之双关（此系最皮毛之幽默，但也有双关得机警自然，实在佳妙的），有的是出于无赖态度（如上举穷人一例），有的是由于笑话中人的冥顽，有的是由于参透道理，看穿人情。大概此种陡转，出于慧心，如公孙大娘舞剑，如天外飞来峰，没有一定的套板。善诙谐者，自出机智。如（lloyd george）一次在演讲，有女权运动家起立说，“你若是我的丈夫，我必定给你服毒。”演讲者对口应曰：“我若是你的丈夫，我定把毒吃下。”这种地方，只在人随机应变。无盐见齐宣王愿备后宫，实在有点无赖，也是一种幽默。然无赖，或胡闹，易讨人厌。好的幽默，都是属于合情合理，其出人意外，在于言人所不敢言。世人好说合礼的假话，因循不以为怪，至一人阐发真理，将老实话说出，遂使全堂哗笑。这在弗劳特解释起来，是由于吾人神经每受压迫抑制（inhibition），一旦将此压迫取消，如马脱羁，自然心灵轻松美快，而发为笑声。因此幽默每易涉及猥亵，就是因为猥亵之谈有此放松抑制之作用。在相当环境，此种猥亵之谈是好的，宜于精神健康。据我经验，大学教授老成学者聚首谈心，未有不谈及性的经验的，所谓猥亵非礼，纯是社会上之风俗问题，在某处可谈，在某处不可谈。英国中等阶级社交上言辞之束缚，每比贵族阶级更甚。大概上等社会及下等社会都很自由的，只有读书的中等阶级最受限制。又法国所许的，在英国或者不许，英国所许的，中国人或者不许。时代也不同，英国十七世纪就有许多字面令人所不敢用的，莎士比亚时代也是如此，但现代人之心灵不定比莎士比亚时人清洁，性之运用反益加微妙了。在中国，如淳于髡答齐威王谓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问他既然一斗而醉，何以能饮一石，淳于髡谓在皇上侍侧一二斗便醉；若有男女杂坐，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可八斗而醉；及“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乐甚，可饮一石”。这段虽然不能算为猥亵，但可表示所谓取消神经抑制，及幽默滑稽每易流于猥亵之理。张敞为妻画眉，上诘之，答曰夫妇之间，岂但画眉而已，亦可表示幽默。使人发笑，常在撇开禁忌，说两句合情合理之话而已。
这种说近情话的滑稽，有数例为证。德国名人keyserling编著《婚姻书》邀请各国名家撰论，并请萧伯纳作一文关于婚姻的意见。萧伯纳回信说，“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时，没有能老实说他关于婚姻的意见的。”一语破的，比书中长篇大论精彩深长，keyserling即将该句列入序文中。相传有人问道家长生之术，道士谓节欲无为，餐风宿露，戒绝珍肴，不近女人，可享千寿。其人曰，如此则千寿复有何益，不如夭折，亦是一句近情的话。西洋有一相类故事，谓某塾师好饮，饮必醉，因此没有生徒，潦倒困顿。有人好意规劝他说：“你的学问很好，只要你肯戒饮，一定可以收到许多生徒。你想对不对？”那塾师回答道：“我所以收生徒教书者，就是为要饮酒。不饮酒，我又何必收生徒呢？”
以上所举的例，可以阐明发笑之性质与来源，是都属于机智的答辩，是归于郁剔滑稽一门的。在成篇的幽默文字，又不同了，虽然他使人发笑的原理相同。幽默小品，并非此种警句所合成的，不可强作，亦非能强作得来。现代西洋幽默小品极多，几乎每种普通杂志，要登一二篇幽默小品文。这种小品文，文字极清淡的，正如闲谈一样，有的专用土白俚语作评，求其淡入人心，如wiil rogers一派，有的与普通论文无别，或者专素描，如stephen leacock，或者是长议论，谈人生，如g.k.chesterton或者是专宣传主义如萧伯纳。太半笔调皆极轻快，以清新自然为主。其所以别于中国之游戏文字，就是幽默并非一味荒唐，既没有道学气味，也没有小丑气味。是庄谐并出，自自然然畅谈社会与人生，读之不觉其矫揉造作，故亦不厌。或且在正经处，比通常论文更正经，因其较少束缚，喜怒哀乐皆出之真情。总之西洋幽默文大体上就是小品文别出的一格。凡写此种幽默小品的人，于清淡之笔调之外，必先有独特之见解及人生之观察。因为幽默只是一种态度，一种人生观，在写惯幽默文的人，只成了一种格调，无论何种题目，有相当的心境，都可以落笔成趣了。这也是一句极平常的话，犹如说学诗，最要是登临山水，体会人情，培养性灵，而不是仅学押平仄，讲蜂腰鹤膝等末技的问题。
因此我们知道，是有相当的人生观，参透道理，说话近情的人，才会写出幽默作品。无论那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其结果必有天下相率而为伪的生活与文章，也必多表面上激昂慷慨，内心上老朽霉腐，五分热诚，半世麻木，喜怒无常，多愁善病，神经过敏，歇斯的利，夸大狂，忧郁狂等心理变态。《论语》若能叫武人政客少打欺伪的通电宣言，为功就不小了。
（《论语》第35期，1934年2月16日）
论中西画
文章无波澜，如女人无曲线。
天下生物都是曲的，死物都是直的。自然界好曲，如烟霞，如云锦，如透墙花枝，如大川回澜；人造物好直，如马路，如洋楼，如火车铁轨，如工厂房屋。物用惟求其直，美术则在善用其曲。中国美术建筑之优点，在懂得仿效自然界的曲线，如园林湖石，如通幽曲径，如画檐，如板桥，皆能尽曲折之妙，以近自然为止境。
中国艺术的冲动，发源于山水；西洋艺术的冲动，发源于女人。
西人知人体曲线之美，而不知自然曲线之美。中国人知自然曲线之美，而不知人体曲线之美。
中国人画春景，是画一只鹧鸪。西人画春景，是画一裸体女人被一个半羊半人之神追着。
西人想到“胜利”“自由”“和平”“公理”就想到一裸体女人的影子。为什么胜利、自由、和平、公理之神一定是女人，而不会是男人？中国人永远不懂。
中国人喜欢画一块奇石，挂在壁上，终日欣赏其所代表之山川自然的曲线。西人亦永远不懂。西人问中国人，你们画山，为什么专画皱纹，如画老婆的脸一样？
中国人在女人身上看出柳腰、莲瓣、秋波、娥眉。西人在四时野景中看出一个沐浴的女人。
为什么学画必画女人，画女人必须叫女人脱裤，我始终不懂。
裸体画皆淫画，其赏美之根据系性欲。西洋艺术家坦然承认之，中国之西洋画师却不敢承认，名之曰“审美”，曰“鉴赏标准美”。
现在社会系男子的社会，故好画裸体女人。女子的社会必好画裸体男子，亦必美其名曰“鉴赏标准美”。
雄狗会画，亦必认雌狗的大腿为标准美的极峰。雌狗画雄狗亦然。
西人女装所以表扬身体美，中国人女装所以表扬杨柳美。
女人西装表扬身体美者之美，同时亦暴露身体丑者之丑，使年老胖妇无所逃乎天地之间。
西人将花树剪裁，成三角圆锥子等形。或将花草植成字母，排成阵伍。这是中国人向来不会做出来的傻事，但今日愚园路寓公竟亦有效之者。
摩登式家具（电灯装饰等）及摩登洋灰房屋，主用直线，是代表工业时代之精神。上海大光明影戏院看来似欲效工厂之建筑。
上海大洋楼，皆忘记盖一屋顶。
西洋人好造灯塔，中国人亦有俗人仿造灯塔为西湖博览会纪念碑。常看之眼会生疔疮。
今日习西学的美术家建筑师皆俗人。
凡尔赛故宫为世界最难看之宫苑，因一切树木皆作对仗排阵伍故也。中山陵之树木，亦已皆作对仗排阵伍。
上海有几万个中国富翁，却只有一二座中国式的园宅。此上海所以为中国最丑陋最铜臭最俗不可耐之城。
中国美术系apollonian art与西欧美术系dionysian art之别，前者主幽静、婉约、清和、闲适，后者主刚毅、深邃、情感、淫放。中国美术，技术系主观的（如文人画，醉笔），目标却在神化，以人得天为止境；西洋美术，技术系客观的（如照相式之肖像），目标却系自我，以人制天为止境。
西洋近代画最受东方画影响，注意笔致、气韵，然除少数人，如cezanne外，尚未学得用笔。
仿画希腊罗马石膏像，在西方进步的美术学校此调久已不弹，然在吾国美术学校正在盛行。
德国学校有购买有正书局翻印古画为学生图画蓝本者。中国学校则不然。
中国人之西洋画，如中国人用猪油做的西洋点心，一样令人无法消受。
附 跋徐訏《中西艺术论》
徐君所言，自是一种看法、一种说法。然予诚不敢苟同。以中国艺术为分析的，西洋艺术为整合的，予以为不然。若一枝梅花，一句佳诗，小巧玲珑，意在疏朗，以一部攫住全部精英，使人神会，无所用于全部之描写也。况风水之学正系发源于全片景物的艺术鉴赏，或为五虎朝天，或为苍龙吸水，皆顾到全部之鉴赏处。若书法之重间架行列，画法之重经营位置，皆超乎骨法用笔应物类形局部问题。艺术之事，要在有中若无，无中若有，虚中见实，实中见虚，何所取乎全部之描写？故所谓分析的。恐只是注重潇洒空灵之意耳。至于所谓“中国艺术重要在于从自然中取来属于自己，把自己的能力与欲望放进去”，正是中国艺术强处。如予所谓中国美术，技术系主观的（如文人画，醉笔），目标却在神化，以人得天为止境；西洋美术，技术系客观的（如照相式的肖像），目标却系自我，以人制天为止境。艺术而不表现吾人之欲望，不以吾之欲望神化之，有何意味？良辰美景自是良辰景，若不加三字“奈何天”，则缺乏诗意。盖人不加以唏嘘惋叹则辰不良而景不美也。世上岂有辰自良而景自美乎？
谈言论自由
一 论人与兽之不同
今天所演讲的是言论自由，所以鄙人也想在此地自由言论。诸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凡一人声明要言论自由畅所欲言时，旁人必捏一把冷汗。假使那人果然将他心里的感想或是对亲友邻舍的意见和盘托出，必为社会所不容。社会之存在，都是靠多少言论的虚饰、扯谎。我们所求的不过是有随时虚饰及说老实话的自由而已。
语言向来是人的专长，鸟兽所知道的只有饥啼、痛吼等表示本能需要的号呼而已。如马鸣、牛嘶、虎啸都不出于这本能需要的范围。所以老虎吃人，只会狂吼。不会说：“我吃你，是因为你危害民国。”这是人与兽之不同。所以何芸樵主席反对现代小学课本“鹅姊姊说，狗弟弟说”这种文字，鄙人十分同情。《伊索寓言》一书，专门替鸟兽造错，谤毁兽类与人类一样的奸诈。假定鸟兽能读这种故事，他们也不会懂得。比方狐狸看见树上葡萄吃不着，只有走开，决不会无聊地骂酸葡萄。惟有人类才有这样的聪明。因为鸟兽没有语言，所以也没有名，遂也没有正名哲学。因此，假定狐狸要强迫农民种鸦片，也必不会正勒种鸦片捐之名为“懒捐”。
如果会，这狐狸便不老实了。
二 论喊痛的自由
我们须知，人类虽有其语言，却比禽兽不自由的多。萧伯纳过沪时说，唯一有价值的自由，是受压迫者喊痛之自然，及改造压迫环境之自由。我们所需要的，正是喊痛的自由，并非说话的自由。人类所说的话真不少，却很少能喊痛。因为人的语言已经过于纤巧曲折，所以少能直接了当表示我们本能的需要。这也是人与兽的一点不同。譬如猫叫春是非常自由，而很有魄力的。中国的百姓却不然。他痛时只会回家咒骂，而且怕人家听见。
有人以为做人只须说话，毋须喊痛，鄙意不然。又有人以为民生比民权重要，现在中国内地的百姓已经活不了，还谈到什么民权？其实不然，活不了时也得喊一声，才有鸟兽的身分，否则只有死之一路。这种喊痛的自由才是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比什么哲学理论都好。从前于右任先生等党国先进创办的《民吁》《民呼报》，意思就是为民喊痛。不过民吁民呼，总是悲痛不雅之音，不会悦耳，所以做官的人所愿听的不是民吁民呼，而是民赞民颂。
三 言论系讨厌的东西
中国向有名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又谓知人秘事者不祥，又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由此可以推知言论是讨厌的东西，岂容你自由？所以好言人是非者，人家必骂为狗：“狗嘴吐不出象牙。”只有称赞颂扬人的，人人喜欢，奉为象。政府所喜欢的，也是守口如瓶的顺民，并非好喊痛的百姓。比如此刻有侦探在坐，必认为林某人讨厌，而认守口如瓶之诸位是比我好的国民。不过天生人有口，就是要发言论。若大家守口如瓶，结果必变成一个闷葫芦。
我们须知，言论自由是舶来思想，非真正国产。因为言论自由与守口如瓶莫谈国事的实训是不两立的。在中国的经书中及传说中，个人找不到言论自由说。惟有一条，稍微准许言论自由。这就是一句我国格言，叫做“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不过这与言论自由说稍微不同。因为骂不痛时，你可尽管笑骂，骂得痛时，“好官”会把你枪毙。
四 民之自由与官之自由
因为，言论是讨厌的东西。所以自己要说话而防别人说话，是人的天性。结果在德谟克拉西未实现的国，谁的巴掌大，谁便有言论自由，可把别人封嘴。所以中国说话自由的，只有官，因为中国的官巴掌比民的巴掌大。如“敬告中国民众”，提倡孔孟班禅，做国歌，发通电都是官说话的自由。我们愿意听也得听，不愿意听也得听。然而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在法律范围之内，官民都有同等的自由，这就讨厌了。我们须明白，百姓自由，官便不自由，官自由，百姓便不自由。百姓言论可以自由，官僚便不能自由封闭报馆，百姓生命可以自由，官僚便不能自由逮捕扣留人民。所以民的自由与官的自由成正面的冲突。民权保障同盟提倡民权必为官僚所讨厌，而且民权保障愈认真，讨厌之程度愈大，这是大家必须彻底了悟的。诸位须彻底觉悟，爱自由是人类的通性，官民一律。假定我是官，我也必爱任意杀头的自由。从前吾乡张毅师长头痛或不乐时，就开一条子，由监狱中随便提出一二犯人枪毙，医他的头痛，这是多么痛快的事。现在张毅已死了，所以我报告此事，十分安全。
五 论魏忠贤所以胜利
话虽如此，百姓未免太苦了。所以我们必求民权保障。中国自来也有梗直敢言的书生，如东汉之清议及明末的东林党人。但是因为没有法律保障，所以不久便失败。东林党人虽然联名疏劾魏忠贤，魏忠贤只须在皇帝面前一哭，便可把东林党人罢免处置。中国的精神文明也只到此田地而已。忠直之士到底死于宦官之手，东汉如此，明末也如此，明末就有人比东林党人如宋朝宋江等一百〇八淮南盗贼。党人倒后，便有宦官党崔呈秀等起而代之，时人称为“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儿”。然而，党人终于灭亡，而虎、彪、狗，孝子顺孙终于胜利了。因为中国向来没有人权的保障。
我们须知笔端舌端虽然一样可以杀人（口诛笔伐），总没有枪端厉害。在笔端与枪端交锋之时，定然是枪端胜利，而笔端受宰割。所谓人权保障，言论自由，就是叫笔端舌端可以不受枪端的干涉，也就是文人与武人之争。论理文人应该联合战线，要求笔锋舌锋自由的保障。然而事实上文人政客未必拥护言论自由，因为文人已经投降武人的麾下，自己站在枪杆后面，对照的是枪头，并不是枪口，所以也不觉得争言论自由重要了。这是历史上数见不鲜的事实。
六 论商女所以必唱《后庭花》的理由
中国今日的最大弱点，谁也知道是国民漠视国事，如一盘散沙。须知这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并非国民的天性，乃因不得人权保障，法律不能卫人，所以人人不得不守口如瓶以自卫。中国青年谁没有一腔热血，注意政治时局。但是到了廿五，三十年纪，人人学乖了，就少发议论，少发感慨。四十者比三十者更乖。所以如此者，是从经验得来，并非其固有的本性。假定今日有人权保障，国民必另有一番气象。以历史为证，东汉太学生也都关心国事，尚气节，遇事直言，到了党锢的摧残，而直言之士杀戮几百剿家灭族以后，风气便大不同。由是而有魏晋清谈之风，读书人谈不得国事，只好走入乐天主义，以放肆狂悖相效率。有的佯狂，有的饮酒，如阮籍饮酒二斗，吐血三升，天下称贤。所谓贤，就是聪明，因为能在不许谈国事之时谈私事，纵欲以求人生之快。这是人权被剥夺时，社会必有的反应，古今同然。今日跳舞场生意之旺盛，就是人民被压迫，相戒莫谈国事，走入乐天主义的合理的现象。商女虽然也知亡国恨，但是既然不许开抗日会，总也有时感觉须唱唱后庭花解闷的需要。……
（《论语》第13期，1933年3月16日）
会心的微笑
看见本月九日侍桁先生在《自由谈》发表的《谈幽默》一文，有很好的幽默的界说。
这个名词的意义虽难于解释，但凡是真实理解这两个字的人，一看见它们，便会极自然地在嘴角上浮现出一种会心的微笑来，所以你若听见一个人的谈话或是看见一个人作的文章，其中有能使你自然地发出会心的微笑的地方，你便可断定那谈话中或文章中，是含有幽默的成分；或者，呼那谈话，是幽默的谈话，呼那文章，是幽默的文章，也未为不可。在西欧的文艺的分野上，幽默的作家和幽默的作品，已经显然成为一大流派了。
“幽默”二字，太幽默了，每每使人不懂。我觉得这“会心的微笑”的解释，是很确当，而且易解。侍桁君又谓“新文艺作品中的幽默，不是流为极端的滑稽，便是变成了冷嘲……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样使人傻笑，也不是像冷嘲那样使人在笑后而觉着辛辣。它是极适中的使人在理智上以后在情感上感到会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种东西”。这是就最高级的幽默而言。我们觉得幽默之种类繁多，微笑为上乘，傻笑也不错，含有思想的幽默如萧伯纳，固然有益学者，无所为的幽默如马克·颓恩，也是幽默的正宗。大概世事看得排脱的人，观览万象，总觉得人生太滑稽，不觉失声而笑。幽默不过这么一回事而已。在此不觉失声中，其笑是无可勉强的，也不管他是尖利，是洪亮，有无裨益于世道人心，听他便罢。因为这尖利，或宽洪，或浑朴，或机敏，是出于个人性灵，更加无可勉强的。
（《论语》第7期，1932年12月16日）
秋天的况味
秋天的黄昏，一人独坐在沙法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微微透露出暖气，心头的情绪便跟着那蓝烟缭绕而上，一样的轻松，一样的自由。不转眼缭烟变成缕缕的细丝，慢慢不见了，而那霎时，心上的情绪也跟着消沉于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讲那时的情绪，而只讲那时的情绪的况味。待要再划一根洋火，再点起那已点过三四次的雪茄，却因白灰已积得太多，点不着，乃轻轻的一弹，烟灰静悄悄的落在铜垆上，其静寂如同我此时用毛笔写在中纸上一样，一点的声息也没有。于是再点起来，一口一口的吞云吐雾，香气扑鼻，宛如偎红倚翠温香在抱情调。于是想到烟，想到这烟一股温煦的热气，想到室中缭绕暗淡的烟霞，想到秋天的意味。这时才忆起，向来诗文上秋的含义，并不是这样的，使人联想的是肃杀，是凄凉，是秋扇，是红叶，是荒林，是萋草。然而秋确有另一意味，没有春天的阳气勃勃，也没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枯槁凋零。我所爱的是秋林古气磅礴。有人以老气横秋骂人，可见是不懂得秋林古色之滋味。在四时中，我于秋是有偏爱的，所以不妨说说。秋是代表成熟，对于春天之明媚娇艳，夏日之茂密浓深，都是过来人，不足为奇了，所以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茏之慨，不单以葱翠争荣了。这是我所谓秋天的意味。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暄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烈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慕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温香罢了。或如文人已排脱下笔惊人的格调，而渐趋纯熟炼达，宏毅坚实，其文读来有深长意味。这就是庄子所谓“正得秋而万宝成”结实的意义。在人生上最享乐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比如酒以醇以老为佳。烟也有和烈之辨。雪茄之佳者，远胜于香烟，因其气味较和。倘是烧得得法，慢慢的吸完一枝，看那红光炙发，有无穷的意味。鸦片吾不知，然看见人在烟灯上烧，听那微微哔剥的声音，也觉得有一种诗意。大概凡是古老、纯熟、熏黄、熟炼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样的愉快。如一只熏黑的陶锅在烘炉上用慢火炖猪肉时所发出的锅中徐吟的声调，是使我感到同观人烧大烟一样的兴趣。或如一本用过二十年而尚未破烂的字典，或是一张用了半世的书桌，或如看见街上一块熏黑了老气横秋的招牌，或是看见书法大家苍劲雄深的笔迹，都令人有相同的快乐。人生世上如岁月之有四时，必须要经过这纯熟时期，如女人发育健全遭遇安顺的，亦必有一时徐娘半老的风韵，为二八佳人所绝不可及者。使我最佩服的是邓肯的佳句：“世人只会吟咏春天与恋爱，真无道理。须知秋天的景色，更华丽，更恢奇，而秋天的快乐有万倍的雄壮，惊奇，都丽。我真可怜那些妇女识见褊狭，使她们错过爱之秋天的宏大的赠赐。”若邓肯者，可谓识趣之人。
论躺在床上
《宇宙风》是为成年读者编的；若为小学生阅看，这种题目，不外“早起早睡，使身体康健”两语足以了之，躺在床上也就没有什么议论可发了。事实上，躺在床上偏偏是人生之一部，而且人生七十岁，躺床三十五，也就不得不谈，而且甚有可谈，不得以“早起早睡”四字了之，一若在床上经过时间，不足一谈也。我们总是喜欢蒙骗小孩，以“昼寝”为罪恶。实际上与我谈过的医生、银行家、校长多半认为每日下午昼寝半小时，甚为有裨卫生，且睡起作事精神饱满，较不昼寝者工作成绩加倍。但若以此话向青年言之，仍认为不合，是故中国部长、院长、校长人人实行昼寝，而人人戴上不昼寝之假面具，即使密友闲谈可以承认，而著之文章断断不许。于是文章与人生永远隔开，而失其改造人生使思想与人生调和之效用了。
躺在床上于世界文化之功大矣，世人不察耳。据我私见，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科学发明莫非得之于卧床上被窝中，惊动世界划分时代的哲学思想也莫非于三更半夜，身卧床上，手执一根香烟时，由哲学家之头脑胚胎出来。由是观之，躺在床上之艺术尚矣哉。
所谓躺在床上者何？不外两种意义，一为身体上的，一为精神上的。由身体上言之，躺在床上是我们摒弃外物，退居房中，而取最合于思省的一种姿势。若要思省得好，这姿势不可不讲求的。孔子就是很懂得“人生的艺术”的人，就是人生的艺术家——必有寝衣长一身又半，以防脚冷，此皆后世儒家所不屑谈的了，虽然在孔子，这已成为“必有”的条件。所以如此，也不过求其舒服而已。孔子的姿势是好的，对的，因为他是侧身而卧。所谓“寝不尸”，是不要强使本来曲折的脊梁拉成直线，以致筋肉长持紧张的态度，这是合乎近代科学的发明的。在我想，人生真正享福之事无多，而跷起足弯卧在床上居其一。全身躺直就无味了。手臂的位置，也须讲究。少读孔子所称“曲肱而枕”之乐，觉得难解，现在才知曲肱之趣。假如垫以大软枕头，我认为最好的姿势是弯着一腿或两腿，一手或两手放在头后，垫以枕头，使身体与床铺成三十角度之势。在这种姿势之下，诗人自然得了佳句，科学家自然发明新理，而哲学家也自然可以想出惊天动地的思想了。
世人平常都是无事忙，一天不知所忙何事，晨起夜睡，糊涂过去，少作曾子所谓三省，及君子慎思的工作。所谓卧床的艺术，不是单指身体上的休息而言。自然，躺在床上，身体得着休息，日间规劝你的哥哥姐姐，电话上无礼的陌生人，好意来探访你及一切使你身疲力乏的人，现在都也钻在被窝中，而你得自由解放了。但这些以外，还有精神上的意义。假定躺得好，这床上的时间，就是你深自检点，思前虑后继往开来的宝贵时间。许多商业中人，每以事业繁忙自豪，案上三架电话机拨个不停，才叫做成功。殊不知他们若肯每天晚点起来，多躺一个钟头，反可以想到远者大者，牟利可以加倍。就使躺到八点九点起来，有何妨？在未起床之前，他的头脑是清楚的，他卧在被窝中，床旁一盒香烟，颈上无狗领，腰上无皮带，足上无皮鞋，足趾仍然自由开放，他可以盘算一下，追思前日作事之成绩及错误，及拣定今日工作之要点，去其繁琐，取其精要——这样才徐徐起来漱口，十点上办公室，胸有成竹，比起那些无事忙先生，危危岌岌九点或八点三刻就到公事房呼喝下辈，监督职员，岂不高一筹吗？商家常骂文人“幻想幻想”，其实眼光远大的商人，才需要幻想。要学习幻想，就得床上多躺一会儿。
至于文人、发明家、思想家，躺在床上之重要更不必提了。文人清晨静卧床上一小时得来奇思妙想，比之早晚硬着屁股，坐冷板凳，推敲字句，苦索枯肠，其功奚啻数十倍？当他在床上心血来潮，静卧思摩玩味人生之一切时，他的幻想力既极强健，而他所观察的人世，也似脱去一层皮毛，现出真相。如中国画家所言，于物之形似之外，探其义理，再加以作家胸中之意，自然画出的山水人物，异乎日间所见的自然而更神似自然了。
所以如此者，是因为当我们躺在床上之时，一切肌肉在休息状态，血脉呼吸也归平稳了，五官神经也静止了，由了这身体上的静寂，使心灵更能聚精会神，不为外物所扰，所以无论是思想，是官觉，都比日间格外灵敏。即以耳官而论，也是此时最聪敏的。凡好的音乐，都应取躺卧的姿势，闭着眼去细细领略。李笠翁早已在论“柳”一篇说过，闻鸟宜于清晨静卧之时。假如我们能利用清晨，细听天中的音乐，福分真不小啊！
上海近郊的鸟声，很少听见人谈起，也许就很少人去领略。今天早晨，我五点半就醒，躺在床上听见最可喜的空中音乐。起初是听见各工厂的汽笛而醒，笛声高低大小长短不一。（在此应补一句“我马上想到厂工之苦及资本主义之压迫”为得体时文应有之义。）过一会儿，是远处传来愚园路上的马蹄声，大约是外国骑兵早操经过。在晨光熹微的静寂中，听马蹄滴笃，比听什么音乐合奏还有味道。再过一会，便有三五声的鸟唱。可惜我对于鸟声向来不曾研究，不辨其为何鸟，但仍不失闻鸟之乐。今年春天，我最享乐的，就是听见一种鸟声，与我幼时在南方山中所听相似，土名为kachui，大概就是鸠鸟。它的唱调有四音——do，mi，re-ti，头二音合一拍，第三音长二拍半，而在半拍之中转入一简短的低阶的ti（第四音）——第四音简短停顿的最妙。这样连环四音续唱，就成一极美的音调，又是宿在高树上，在空中传一绝响，尤为动人。最妙声，是近地一鸠鸟叫三五声，百步外树梢就传来另一鸠鸟的应声，这自然是雌雄的唱和，为一切诗歌的原始。这样唱和了一会，那边不和了，这边心里就着急，调就变了。拍节加快，而将尾音省去，只成do，mi，re三音，到了最后无聊，才归静止，过一会再来。
这鸠鸟的清唱，在各种鸟声中最美而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此外倒有不少，如鹊鸟，如黄鹂，如啄木，声皆近于剥啄粗野，独邻家鸽子的呜呜特别温柔，代表闺房之乐，属于《周南》一派。雀声来得较迟，就是因为醒得较迟，其理由不外如笠翁所指出。别的鸟最怕人，我们这最可恶的人类一醒，不是枪弹，就是扔石，一天不得清静，所以连唱都不能从容了之，尽其能事了。故日闻吟唱，其唱不佳。为此只好早点起来清唱。唯有雀，即不怕人，也就无妨从容多眠一会儿。
自然鸟声以外，还有别种声音。五点半就有邻家西崽叩后门声，大概是一夜眠花宿柳回来。隔弄有清道夫竹帚扫弄沙沙的声音。忽然间，两声“工——当”飞雁的声音由空中传过。六时二十五分，远地有沪杭甬火车到西站的机器隆隆的声音，加上一两声的鸣笛，隔壁小孩房中也有声响了。这时各家由梦乡相继回来，夜的静寂慢慢消逝，日间外头各种人类动作的混合声慢慢增高，慢慢宏亮起来。楼下佣人也起来了。有开窗声，钩钩声，一声咳嗽声，轻微脚步声，端放杯盘声。忽然间，隔房小孩叫“妈妈！”这是我清晨所听的音乐。
（《宇宙风》第9期，1936年1月16日）
吃粑有感
今日是阴历十二月廿三，向来俗例为“送灶君”之节期。大概这个俗节，全国皆守，独于闽南另有特别风俗，未知江浙及北方有没有。闽南人于这送灶君上天之日，必吃粑，盖含有深长的用意。因为俗传，灶君知人家里事，所谓不可外扬的家丑，他都知道了。在十二月廿三日灶君上天，照例须在玉皇上帝面前报告家中男妇老幼各人的善恶。这却于世人有许多不便了。于是吾闽南人想出一法，于祭灶君之时，请他吃粑，粑是用糯米做的，又白又软又粘嘴。祭者之用意是对灶君实行新闻检查，使灶君吃下去，口舌都糊住了，于是到了玉皇面前，虽欲开口而不得。这实在是吾闽南人的特别聪明。由此我们可以得以下几种结论：
（一）做中国人的灶君，也太难了，言论自由常有被剥夺之危险。中国古时铸金人，尚要三缄其口，何况是灶君，又何况是《生活》周刊主张与批评之编辑？所以当今《生活》周刊等被人请吃粑，也不必大惊小怪。
（二）中国人喜欢封他人之口，此癖由来已久。自己不发言论时，个个人可变为新闻检查员。再进一步，便是只许我封你的口，不许你封我的口。
（三）中国人相信封口之效力真大，灶君吃一口粑，便可以叫玉皇懵懂起来，翁姑虐杀媳妇者，将来逝世，玉皇还要派一队金童玉女，用一阵笙箫管弦，迎他上天。再进一步，便是既有粑，即使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虐杀一个媳妇也无妨。
（四）事实上，玉皇上帝若有一点聪明，看见闽南灶君回来，个个粑封口，必感觉闽南人个个是坏蛋。
（五）在中国好说话者，无论是神是人，都要遭人忌恶，因此“莫谈国事”乃为中国茶楼之国粹。
（六）猪嘴吐不出象牙之说不尽是。凡言人善恶者皆猪牙，只有隐恶扬善者，虽是猪，亦可奉为象。由是而得——
（七）嘴之作用，所以扬人之善。正作用是吃饭，副作用是颂“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文章，或是念念《大人赋》《羽猎赋》，唱唱剧文。
（八）中国人相信，“若要人不知除非封他嘴”是一句箴言。
（九）封嘴之方法真简单，且便宜。中国人相信粑真正可以糊口，一切都无须科学化。
（十）中国人以为请一人吃过粑，就使不能密封其嘴，到底可使其人舌头胶泥，发音不明。大概玉皇上帝也是中国人，所以听见灶君说话马马虎虎，也就马马虎虎了事，不甚追究。于是在这马马虎虎主义之下，中国民族得有四千年的光荣历史。
（《论语》第10期，1933年2月1日）
涵养
中国旧有教育，标举涵养二字，注重德性之薰陶，与现代所谓教育，趋重学分不同。有学分，未必有学问，有学问，未必有涵养。中国认学问与涵养为一事，此为中国传统教育之一大特点，与德国教育法重鸿博精研，法国教育重艺术陶养不同，而与英国教育之注重性格亦异。英国之所谓性格，原文为character，不但中文不可译，法德文皆不可译，因此字含义，特指坚毅、恒心、镇静、蕴藉、临危不惧、见义勇为、服从纪律、谨守礼俗等成份，而坚毅、恒心、服从纪律等尤由户外运动得来。故英人之视运动如生命，如宗教。此言英国民性者所不可不知。英人有此注重德性之“教育”，所以无论寄身南北，远涉重洋，只消七八人，或二三十人，在非洲，在澳洲，在印度，在埃及之一小城，便能成一种自治团体，而统驭他族。大英帝国之造成，实基于此。中国教育虽也以陶养德性为前提，然其所认为目标之涵养，却大不相同了，大概英国式的陶养，性格越养越刚，中国式的陶养，越养越柔，到了优柔寡断地步，已经德高望重了。虽然儒家学说，并非如此，然在历史上，却是如此的结果。因为“涵养”两字，含义注重忍辱负重，和平达观，不露锋芒，喜怒不形于色，不轻易得罪人，不吃眼前亏，聪明的计算等，所以中国没受教育的人如危崖，如峭壁，如苍松，如古柏，如饿狼，如鹰隼，如雄马，如箭猪，如荆棘，如锉刀，如李逵，如武松，如泼妇，如一切不应对付的东西。过于涵养的人如面条，如汤圆，如肥猪，如家禽，如驯羊，如蜗牛，如西湖风景，如雨花台石，如绣珠，如风轮，如柳絮，如棉花，如阳萎，如悬疣，如谭延闿，如黎元洪，如好好先生，如一切圆滑的东西。
（《论语》第3期，1932年10月16日）
国文讲话
国文是中国人的文章之省，自中国人言之，不必说中国二字，大家已可了解。这样讲，国文二字所以与他国蟹行文字别，与国医、国骂、国食义重在国字同。所以怎样才像中国人的文章，便就是国文，反是便不是国文。比如冯玉祥从前通电，骂吴稚晖为“苍髯老贼，皓首匹夫”，我们便觉得这不是国文，因为太不像中国人的说话，不合中国通电体裁。张学良下野通电，“有生之日即报国之年”，我们读来，很像中国人的话，便是得体国文。
尝谓中文之所谓“通”，便是西文之所谓idiomatic，通非通，乃合语言习惯问题，而非文法问题。凡合中国语法，或语言习惯者皆谓之通。例如《春秋》：“夏，享公。”虽无主语，然既合语言习惯，便可谓之通。又如魏国公太师秦桧割地通和时，作一篇赦河南州军文，末述大金功德，兀突认为国文不通，桧乃令程克俊为文曰：“上穹悔祸，副生灵愿治之心，大国行仁，遂子道事亲之孝，可谓非常之盛事，敢忘莫报之深恩……”于是兀突认为这是很通的国文，因为曰仁曰孝，曰盛事，曰深恩，都很合中国语言习惯。
一国文字，为一国文化精英所寄托，所以各能表现其不同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因为特别关系，读书成为特种阶级的专利，所以文章益趋巧妙，而所谓文章之含义，尤为特别，大概有黼黻文章之意，有条理，有文彩的，才称为文。故文章二字，惟中国有之，西文belles lettres去文章之义尚远。比如“不抵抗”，便有白话，“长期抵抗”，便有文彩，是文章；“不攘外”，便有白话，“先安内”便有文彩，是文章。这种国文，都是蟹行文字所无。至于武人忽然想起打仗，亦必“师出有名”，或吊民，或伐罪，当出师表做好时，如能文从字顺，辞达义安，文人便大家争相传诵道好。所不懂及受愚者，惟一些不知文章义法的平民而已。
兹举国文作法须知三点：
（一）曲达 孟子言“辞达而已”，自为文章正宗，千古不易。然此仅可为贤圣上智言之。因为达固妙，然吾辈既非贤圣，所欲达之言，也许平平而已，故必须加以文彩。于是荀子进一步，主张“曲得所谓”。《非相篇》说：“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庸俗。”如墨子之徒，所作之文，便是好其实不恤其文，不恤其文，所以是是非非明，是是非非明，便无曲得所谓之妙，所以终身为鄙夫。鄙夫是不能作“深文周纳”的文章的。
（二）吞吐 野蛮人打仗，擒一个，吃一个，向无所谓欲擒故纵，于是永远享不到七擒孟获的荣耀。在打仗之擒纵术，便是在文章上之吞吐术。上引冯玉祥含血喷人锋芒太露的话，论者以为欠涵养。冯氏至此吃其亏，乃不知吞吐所致。尽言招过，古有明训。故善行文者必不尽言，留个半截，为将来见面余地。故行文须多用“然而”“则亦”“假如”“亦可”等字样。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如此左宜右有，将来享用无穷，是为君子。
（三）轻松 行文忌急，忌露，忌冲口而出。上端已经言之。然欲勿急勿露，必先治心养性，读万卷书，胸怀豁达，是谓之涵养。言者心声而已，所以要做中国人文章，必先有中国人心地。故行文首须养生，饲鹅种菊，观云赏月，心地轻松，然后自我观之，世事如浮云，收回东北固好，奉送四省亦无妨。至此境地，然后轻舒皓腕，聊搦管城，于拇指与中指之间，不疾不迟，不重不轻，靠毛笔与白纸之接触，静悄悄的一字一字写出，如隔岸观火，评论是非，辩而不争，察而不激，不左不右，毋适，毋必，似战似和，亦晴亦雨，左派读之虽悲壮，右派读之亦温和，再引一两句王阳明“治心”做点缀，也就十分古雅。
三法：曲达又可称烘云托月法，吞吐又可称龙翻凤舞法，轻松又可称隔岸观火法。三法功夫炼到，便成中国文人。
（《申报·自由谈》，1933年4月14日）
论文
（上篇）
近日买到沈启无编《近代散文钞》下卷（北平人文书店出版），连同数月前购得的上卷，一气读完，对于公安竟陵派的文章稍微知其涯略了。此派文人的作品，虽然几乎篇篇读得，甚近西文之familiar essay（小品文），但是总括起来，不能说有很伟大的成就，其长处是，篇篇有骨气，有神彩，言之有物；其短处，是如放足妇人。集中最好莫如张岱之《岱志》《海志》，但是以此两篇与用白话写的《老残游记》的游大明湖听书及桃花山月下遇虎几段相比，便觉得如放足与天足之别。真正豪放自然，天马行空，如金圣叹之《水浒传序》，可谓绝无仅有，大概以古文作序、跋、游记、题词、素描，只能如此而已。“简炼”是中文的特色，也就是中国人的最大束缚。但是这派成就虽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书名为《近代散文钞》，确系高见。因为我们在这集中，于清新可喜的游记外，发现了最丰富、最精彩的文学理论，最能见到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又证之以西方表现派文评，真如异曲同工，不觉惊喜。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通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文学之个人主义。其中如三袁弟兄之排斥仿古文辞，与胡适之文学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辙。这真不能不使我们佩服了。
一 性灵
西洋近代文学，派别虽多，然自浪漫主义推翻古典主义以来，文人创作立言，自有一共通之点与前期大不同者，就是文学趋近于抒情的、个人的：各抒己见，不复以古人为绳墨典型。一念一见之微都是表示个人衷曲，不复言廓大笼统的天经地义。而喜怒哀乐、怨愤悱恻，也无非个人一时之思感，因此其文词也比较真挚亲切，而文体也随之自由解放，曲尽缠绵，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了。近代文学作品所表的是自己的意，所说的是自己的话，不复为圣人立言，不代天宣教了。所以近代文学之第一先声，便是卢骚的《忏悔录》，所言者是卢骚一己的事，所表的是卢骚一己的意，将床笫之事、衷曲之私，尽情暴露于天下，使古典主义忸怩作态之社会，读来如晴天霹雳，而掀起浪漫文学之大潮流。ludwig lewisohn在最近出版《美国之表现》（expression in america，这是一部最好的美国文学史）序言概论近代文学一段说：“literature，in other words，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lyrical and subjective in both origin and appeal.”“换言之，文学之来源与感力，愈来愈是抒情的与主观的。”就是说，近代文学由载道而转入言志。袁中郎《雪涛阁集序》说：“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晋唐以后，为诗者，有赠别，有叙事，为文者，有辨说，有论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与其人，是诗之体已不虚，而文之体已不能实矣。”也一半是指散文转入抒情的意思。所以说性灵派文学，是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而足以启近代散文的源流。
性灵就是自我。代表此派议论最畅快的，见于袁宗道《论文》上下二篇。下篇开始说：则“爇香者，沉则沉烟，檀则檀气，何也？其性异也。奏乐者，钟不藉鼓响，鼓不假钟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无意见则虚浮，虚浮则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绝倒，大哀者必号痛，大怒者必叫吼动地，发上指冠。惟戏场中人，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项学问，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丝意见，徒见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说，又见前辈有能诗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纸，入此行市，连篇累牍，图人称扬，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鸿钜之裁，自非行乞左马之侧，募缘残漏，盗窃遗矢，安能写满卷帙乎？试将诸公一论，抹去古语成句，几不免于曳白矣！其可愧如此！”这段话，比陈独秀的革命文学论更能抓住文学的中心问题而做新文学的南针。
二 排古
文章者，个人之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故言性灵之文人必排古，因为学古不但可不必，实亦不可能。言性灵之文人，亦必排斥格套，因已寻到文学之命脉，意之所之，自成佳境，绝不会为格套定律所拘束。所以文学解放论者，必与文章纪律论者冲突，中外皆然。后者在中文称之为笔法、句法、段法，在西洋称为文章纪律。这就是现代美国哈佛教授白璧德教授的“人文主义”与其反对者争论之焦点。白璧德教授的遗毒，已由哈佛生徒而输入中国。纪律主义，就是反对自我主义，两者冰炭不相容。其实，一七九五年，英人杨氏（edward young）在conjecture on original compos这篇奇文中，早已认清文学的命脉系出于个人思感，而非所可勉强仿效他人。杨氏说：“我们越不模拟古人，越与古人相似。”所以不肯模拟古人，一则因为无暇，二则因为古人为文也是凭其性灵而已。袁宗道的《雪涛阁集序》也说：“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
三 金圣叹代答白璧德
中国的白璧德信徒每袭白氏座中语，谓古文之所以足为典型，盖能攫住人类之通性，因攫住通性，故能万古常新；浪漫文学以个人为指归，趋于巧，趋于偏，支流蔓衍，必至一发不可收拾。殊不知文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凡出于个人之真知灼见，亲感至诚，皆可传不朽。因为人类情感，有所同然，诚于己者，自能引动他人。金圣叹尤能解释此理，与西方歌德所言吻合。《答沈匡来书》说：“作诗须说其心之所诚然者，须说其心之所同然者。说心中之所诚然，故能应笔滴泪，说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读我诗者应声滴泪也……若唐律诗亦只作得中之四句，则何故今日读之犹能应声滴泪乎？”
凡人作文，只怕表情不诚，叙物不忠，能忠能诚，自可使千古读者堕同情之泪。圣叹言“忠”一字甚好。《水浒传序三》说：“格物亦有法，汝应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为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不忠。吾既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古人为文，百世以后读之应声滴泪，就是因为耳忠眼忠而物亦忠，吾既忠，人亦忠。于己性灵耳目思感不忠的人，必不能使人亦忠。作者与读者关系，说来无过如此。
四 金圣叹之大过
圣叹看来，似西欧文艺复兴时期人物，对于人生万物，每有拍案惊奇之赞叹。观其论诗，谓：“诗如何可限字句？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之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与许青屿书》）真如已入室升堂，知道文章孕育所在了。所谓“吾书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变灭”，亦甚佳妙。又观其论唐诗句无雷同，实已窥到创造之心境。与许祈年书的全文甚好，抄录于下：“弟口诵唐人七言近体，随手间自钞出，多至六百余章，而其中间乃至并无一句相同。弟因坐而思之，手之所捻者笔，笔之所醮者墨，墨之所着于纸者，前之人与后之人，大都不出云山花木沙草虫鱼近是也。舍是则更无所假托焉。而今我已一再取而读之，是何前之人与后之人，云山花木沙草虫鱼之犹是，而我读之之入之心头眼底，反更一一有其无方者乎？此岂非一字未构以前，胸中先有浑成之一片，此时无论云山乃至虫鱼，凡所应用，彼皆早已尽在一片浑成之中乎？不然，而何同是一云一山一虫一鱼，而入此者不可借彼，在彼者，更不得安此乎？”这简直就是edward young的《文章孕育论》，也就是croce的《艺术单纯论》（the unity of a work of art），因为他表章文人之文是出于文人个性自然之发展，非可仿效他人，亦非他人所可仿效，非能剥夺他人，亦非他人所能剥夺。
但是不知如何，圣叹始终缠绵困倒于章法句法之中，与袁枚及公安诸子等所言文章无法大相悖谬。我于他处曾经指出圣叹之病，现在又䌷绎其言，知道并不冤枉他。我也坐思其故，圣叹实一极有理性之人，有科学头脑，无科学题材，故在文学上运用其理智，发明章法句法及为唐诗分解，这些尝试，都含有hegel穷探逻辑的意味。《答韩贯华书》中说：“弟比来……止是闲分唐人律诗前后二解，自言乐耳……弟因寻常见世间会说话人，先必有话头，既必有话尾。话头者，谓适开口，渠则必然如此说起，盖如此说起，便是说话，不如此说起，便都不是说话也。话尾者，既已说过正话，便又亟自转口云……今弟所分唐律诗之前后二解，正是会说话人之话头话尾也。”他虽然知道不可限诗字句，但他所感到趣味的，是这些语言逻辑上的承转的问题。
何以说不冤枉他？试读以下《水浒传序三》之论《史记》庄生与《水浒》之文。“吾旧闻有人言，庄生之文放浪，《史记》之文雄奇，始亦以之为然，至是忽咥然其笑。古今之人，以瞽语瞽，真可谓一无所知，徒令小儿肠痛耳。”读者至此觉得甚妙，以为圣叹将揭穿宇宙文章寄托性灵之大秘奥。又说下去：“夫庄生之文何尝放浪，《史记》之文何尝雄奇，彼殆不知庄生之所云，而徒见其忽言化鱼，忽言解牛，寻之不得其端，则以为放浪，徒见《史记》所记皆刘项争斗之事，其他又不出于我人报仇，捐金重义为多，则以为雄奇也。”读者似可见《史记》庄生行文之秘奥，而“得其端”了，及读接句下文，听圣叹发挥行文之“端”，乃大失望。接句下文是：“若诚以吾读《水浒》之法读之，正可谓庄生之文精严，《史记》之文亦精严……何谓之精严？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呜呼，子长庄生岂知字法句法章法之为何物乎？呜呼，吾虽不欲使圣叹下第，其可得欤？
庄生，文之最放者，取其最放，而诬以精严，裹其女足，授以尖鞋，使天下之士赖句法章法裹足尖鞋以效庄生，岂非滑天下之大稽乎？
（《论语》第15期，1933年4月16日）
（下篇）
数月前读沈启无编的《现代散文钞》二卷，得其中极多精彩的文学理论，爰著《论文》篇，登《论语》十五期，略阐性灵派的立论；意犹未尽，屡思续作，不图一期过一期，至今未果。“性灵”二字，不仅为近代散文之命脉，抑且足矫目前文人空疏浮泛雷同木陋之弊。吾知此二字将启现代散文之绪，得之则生，不得则死。盖现代散文之技巧，专在冶议论情感于一炉，而成个人的笔调。此议论情感，非自修辞章法学来，乃由解脱性灵参悟道理学来。桎梏性灵之修辞章法，钝根学之，将成哑吧，慧人学之，亦等钝根。盖其所言在肤革，不在骨子，在容貌，不在神髓。学者终日咿唔摹仿，写作出来，何尝有一分真意见，真情感流露出来？无意见无情感则千篇一律，枯燥乏味，读之昏昏欲睡，文字任何优美，名词任何新鲜，皆死文学也。性灵之启发，乃文人根器所在，关系至巨，故不惮辞费，再为下篇，以明文章之孕育取材及写作确不能逃出性灵论范围也。吾知士大夫将不直吾言，然吾说我心中要说的话，士大夫之论不足畏也。士大夫岂懂得性灵为何物乎？袁中郎叙陈正甫《会心集》曰：“……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此种不知趣之士大夫何足论文？知趣是学文之始。不相信士大夫，是学问之始。
一 性灵之摧残与文学之枯干
有意见始有学问，有学问始有文章，学文必先自解脱性灵参悟道理始。古文盛行时，文字成一问题，故修炼辞藻，可虚糜半世工夫。今则皆用质直文字，文章即说话，能说话便能做文章。巧话有巧文，陋话有陋文。故今文人所苦者，无话可说而已，无话可说，乃无病呻吟，萎靡纤弱，甚有盈篇累牍，读完仍不见说一句真知灼见的话。尝推其故：塾师教作文，不教说心中要说的话，心中不可不说的话，只教说得体的话，是摧残性灵之第一步。将来小学生成士大夫、委员、秘书，起草宣言，满篇皆得体文章，乃此种作文教学为厉之阶也。及至士大夫发宣言，作演讲，洋洋洒洒，无一句老实话，恬不知耻，报纸强迫刊载，学生引为楷模。于是朝野以应酬文章相欺相诓，是摧残性灵之第二步。然发宣言作演讲，犹系应酬文章，非文学也，宣誓必念总理，自述必言追随，犹可说也。若文学而说得体于话，违心之论，则何足以传？宣言演讲之刊载，非人好刊载也，强迫人刊载也，非人好读也，畏而疑之，不得不读也。若文学作品，汝有何官方势力迫人刊载，汝死后有何权力，迫人传诵乎？是汝下台而汝文与汝共下台，汝死而汝文与汝共死。
文章何由而来，因人要说话也。然世上究有几许文章，那里有这许多话？是问也，即未知文笔之命脉寄托于性灵。人称三才，与天地并列；天地造物，仪态万方。岂独人之性灵思感反千篇一律而不能变化乎？读生物学者知花瓣花萼之变化无穷，清新富丽，愈演愈奇，岂独人之性灵，处于万象之间，云霞呈幻，花鸟争妍，人情事理，变态万千，独无一句自我心中发出之话可说乎？风雨之夕，月明之夜，岂能无所感触，有感触便有话有文章。惜世人为塾师所误，文法所缚，不敢冲口而出，畅所欲言而已。拿起笔来，满脸道学。妞妮作丑态，是以不能文也。吾心所感所憎所嗔所喜所奇所叹何日何处无之。第因世人失性灵之旨，凡有写作，皆不从心，遂致天下文章虽多，由衷之言甚少，此文学界之所以空疏也。试取今日洋洋洒洒之社论，究有几句话，非说不可，究有几个文人，有话要向我说，便知此中之空乏。人称三才之一，而枯干至此，不及花鸟，岂非大奇？
二 性灵无涯
性灵派文学，主“真”字。发抒性灵，斯得其真，得其真，斯如源泉滚滚，不舍昼夜，莫能遏之，国事之大，喜怒之微，皆可著之纸墨，句句真切，句句可诵。不故作奇语，而语无不奇，不求其必传，而不得不传，盖“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谭友夏诗归序》）。不与众言伍，斯不能不传。袁中郎曰：“夫天下之物，孤行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小修诗叙》）学文无他，放其真而已。人能发真声，则其穷奇变化，亦如花鸟之色泽，云霞之变态，层出无穷，至死而后已。《小修中郎先生全集序》曰：“至于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即方圆黑白相反，纯疵错出，而皆各有所长以垂不朽。”知心灵无涯，则知文学创作亦无涯。今日中国几万个作者，人人意见雷同，议论皆合圣道，诚为咄咄怪事。
三 文章孕育
文章有卓大坚实者，有萎靡纤弱者，非关文字修词笔法也。卓大坚实，非一朝一夕可致，必经长期孕育。世事既通，道理既澈，见解愈深，则愈卓大坚实。性灵未加培养，事理不求甚解，人云亦云，及既舒纸濡墨，然后苦索饥肠以应付之，斯流为萎靡纤弱。《论语》收到稿件，每读几行，即知此人腹中无物，特以游戏笔墨作荒唐文字而已。《论语》提倡幽默，幽默亦非一朝一夕可致，非敢望马上成功也。所刊载亦有萎靡纤弱文字，而中仅有一二句可喜者，此一时不能免之现象也。故提倡幽默，必先提倡解脱性灵，盖欲由性灵之解脱，由道理之参透，而求得幽默也。今人言思想自由，儒道释传统皆已打倒，而思想之不自由如故也。思想真自由，则不苟同，不苟同，国中岂能无幽默家乎？思想真自由，文章必放异彩，放异彩，又岂能无幽默乎？
吾尝谓文人作文，如妇人育子，必先受精。怀胎十月，至肚中剧痛，忍无可忍，然后出之。多读有骨气文章有独见议论，是受精也。既受精矣，见月有感，或见怪有感，思想胚胎矣，乃出吾性灵以授之，出吾血液以育之，务使此儿之面目，为吾之面目，中途作官，名利缠心，则胎死。时机未熟，擅自写作，是泻痢腹痛误为分娩，投药打胎，胎亦死。多阅书籍，沉思好学，是胎教。及时动奇思妙想，胎活矣大矣，腹内物动矣，母心窃喜。倘有许多话，必欲迸发而后快，是创造之时期到矣。发表之后，又自诵自喜，如母牛舐犊。故文章自己的好。
四 会心之顷
一人思想既已成熟，斯可为文。然一人一日中之思想万千，其中有可作文者，有不可作文者，何以别之？曰，在会心二字。凡可引起会心之趣者，则可为作文材料，反是则决不可。凡人触景生情，每欲寄言，书之纸上，以达吾此刻心中之一感触，而觉湛然有味，是为会心之顷。他人读之，有同此感，亦觉湛然之味，亦系会心之顷。此种文章最为上乘。明末小品多如此。周作人先生小品之成功，即得力于明末小品，亦即得力于会心之趣也。其话冲口而出，貌似平凡，实则充满人生甘苦味。
会心之语，一平常语耳，然其魔力甚大。似俚俗而实深长，似平凡而实闲适，似索然而实冲淡。施耐庵所谓“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尝闻也”。（《水浒传序》）
会心之顷，时时有之。施耐庵曰：“盖薄暮篱落之下，五更被卧之中，垂首捻带，睇目观物之际，皆有所遇。”金圣叹曰：“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之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与许青屿书》）此语与上引袁中郎“妇人孺子真声”说正合。文人放弃此心声，剽窃他人烂语，遂感觉无话可说，其愚孰甚？
陶靖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何等平常话，亦是何等佳句。李太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亦是何等平常话，亦是何等佳句。吾人阅此景此情，何日无之，惜不敢见真。见真则俯仰之际，皆好文章，信手而出，皆东篱语也。
文章至此，乃一以性灵为主，不为格套所拘，不为章法所役。《谭友夏诗归序》曰：“法不前定，以笔所至为法。趣不强括，以诣所安为趣。词不准古，以情所迫为词。”是谓天地间之至文。
（《论语》第28期，1933年11月1日）
新旧文学
文学本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现在所谓新旧文学，不过谓白话与文言之不同而已。其实这都不是新旧文学之分野界线。文言白话只是表现思想情感之工具，其不同，犹如画家或用油彩，或用水墨，书法家或用羊毫，或用紫毫，还是毫末问题。凡能尽孟子所谓辞达之义，而能表现优美的情思的，都是文学。近日新旧文人好相轻，新文人看不起江湖奇侠旧小说，老学究看不起“鸳鸯蝴蝶”新文学（借用鲁迅先生语），都是内含问题。若张恨水之《啼笑姻缘》，虽用白话写来，只好归入旧文学；若《浮生六记》，虽用文言，不得不视为新文学。旧文学之病，在于所写不是忠孝节义的烂调，便是伤春悲秋的艳词，或是僧尼妖怪之谈屑。一则专学古人，少有清新气味，二则与我们情感相差太远，所以不得不旧。各家文集，翻来检去，无非些除腐之《贾生论》，懵懂的《治河策》，缠足式的诗词，应酬式的墓志，及半迷信的笔记，求一周秦诸子豁达豪放之文章乃不可得。所以最有见解的纪晓岚，在他感觉处处古人已先我而言之，立志不著书时，已代旧文学宣告死刑。
近读岂明先生《近代文学之源流》（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把现代散文溯源于明末之公安竟陵派（同书店有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抄》，专选此派文字，可供参考），而将郑板桥、李笠翁、金圣叹、金农、袁枚诸人归入一派系，认为现代散文之祖宗，不觉大喜。此数人作品之共通点，在于发挥“性灵”二字，与现代文学之注重个人之观感相同，其文字皆清新可喜，其思想皆超然独特，且类多主张不模仿古人，所说是自己的话，所表是自己的意，至此散文已是“言志的”“抒情的”，所以以现代散文为继性灵派之遗绪，是恰当不过的话。由于性灵之培养，乃有豪放之议论，独特之见解，流利之文笔，绮丽的文思，故能在纪晓岚宣告死刑之旧文学，觅出一条生路。
于此尤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我们一看这些人的作品，大半都含有幽默意味。如张谑庵、金圣叹、郑板桥、袁子才，都是很明显的例子。英文散文始祖乔索，散文大家绥夫特，小品文始祖爱迭生，或浑朴，或清新，或尖刻，也都含有幽默意味。其实这些人都不是有意幽默，乃因其有求其在我的思想，自然有不袭陈见的文章，袁伯修所谓“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人若拿定念头，不去模拟古人，时久月渐，自会有他的学问言语。
（《论语》第7期，1932年12月16日）
论语录体之用
有人问我，何为作文言，岂非开倒车？吾非好作文言，吾不得已也。有种题目，用白话写来甚好，便用白话。有种意思，却须用文言写来省便，有一句话，说一句话，话怎么说，便怎么说，听其自然相合可也。今人作白话文，恰似古人作四六，一句老实话，不肯老实说出，忧愁则曰心弦的颤动，欣喜则曰快乐的幸福，受劝则曰接收意见，快点则曰加上速度。吾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依语录体老实说去，一句是一句，两句是两句，胜于蹩扭白话多多矣。
文人学子，有一种恶习惯，好掉弄笔墨，无论文言白话皆如此。语录体之文，一句一句说去，皆有意思。无意思便写不出，任汝取巧无用也。《论语》曾引龚自珍语，谓“圣者语而不论，智而论而不辨”，便是此意。不能语者作论，不能论者作辨，故语者论之精英，辨者论之糟粕。圣人未尝搬弄辞藻，堆文砌字，而《论语》句句传至后世，此所以为圣。稚老虽非圣人，却系狂人，善作狂语，一语中的，隐合道玄。如最近骂政府为土地堂，少做坏事比做好事好，听来幽默隽永，灵人肺腑。此便是一句可传的狂语，胜过十百篇白话四六也。
夫语者何，心声也，心上忽然想起，笔下照样写出，故所写皆不失真意。龚子曰：“古之民莫或强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质不同，既皆毕所欲言而去矣。”语录皆心上笔下忽然之言也。金圣叹曰：“大君不要出头，要放普天下人出头”，此忽然之言也。又曰：“昆仑是河之源，只是昆仑有许大家私，出许多水”，亦忽然之言也。贯华堂古本《水浒传序》起句曰：“人生三十未娶，不应更娶，四十未仕，不应更仕”，亦忽然之言也。此三语皆语录体，作白话文者，肯如是说法乎？
文言不合写小说，实有此事。然在说理、论辩、作书信、开字条，语录体皆胜于白话。盖语录体简练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有白话之爽利，无白话之噜苏。若“盖”“使”“抑”“曰”“皆”“无”“何时”“何地”等语皆文言，胜于白话之“因为”“倘使”“还是”“说”“统统”“没有”“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汝若曰“盖”“抑”“皆”“无”“何时”“何地”白话亦可用，我便不与汝计较；所要者，汝赞成用“盖”比用“因为”省便，用“抑……乎”比用“还是……呢”简练，便是与我同意。汝若又曰：语录便是白话，我亦不与汝计较；所要者，汝肯写出老实语录体，不写蹩扭白话体也。
一人修书，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谢你”“非常惭愧”，便是噜哩噜苏，文章不经济。
语录体亦可为诗。寒山子诗便是语录体。我看寒山子诗比白话诗质直，故好寒山词，恶白话诗。且举几个例：
我在村中住，众推无比方；昨日到城下，却被狗形相；或嫌裤太窄，或说衫少长；挛却鹞子眼，雀儿舞堂堂。
我见世间人，个个争意气，一朝忽然死，只得一片地，阔四尺，长丈二。汝若会出来争意气，我与汝立碑记。
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相笑傥不止，东边复西边。
贫驴欠一尺，富狗剩三寸，若分贫不平，中半富与困。始取驴饱足，却令狗饥顿，为汝熟思量，令我也愁闷。
寒山之诗如说话，故好（东坡以词说理，亦复如此）。当今白话诗如作古文，故不好。寒山骂人不会读诗，亦不会作诗，有二首曰：
下愚读我诗，不解却嗤笑，中庸读我诗，思量云甚要，上贤读我诗，把著满面笑，杨修见幼妇，一览便知妙。
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
我读《时代日报》“毛厕文学”偶见到几首好诗，其寒山拾得之流欤？屙屎之作亦胜白话诗万万也。
语录体亦可用于政界。汪精卫之演讲中白话文之病，噜哩噜苏，不知说些什么。吴稚晖能说老实话，却中古文之病，思想无系统，糊里糊涂，不知想些什么。今者糊里糊涂已陪噜哩噜苏乘军舰赴庐山，解决吾国外交财政重要政策矣。白话四六与摩登八股开中政会议，解决下来，自然仍不免白话之噜苏与八股之糊涂。庐山电报，教人如何读得？呜呼，此亦吾提倡语录文之一动因乎？
语录体作书札最宜，请以袁中郎尺牍为例。中郎尺牍，好到如此，知者甚少。兹录二篇，以为学作语录体书札者倡：
（一）与李子髯
髯公近日作诗否？若不作诗，何以过活这寂寞日子也。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奕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更说甚么铁床铜柱刀山剑树也。可怜，可怜！大抵世上无难为的事，只胡乱做将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子髯之才，天下事何不可为，只怕慎重太过，不肯拼着便做。勉之哉，毋负知己相成之意也。（语堂案：书中所谓“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以色为寄”“以技为寄”等句，皆文言中最着实锻炼之语。若改用白话，又必噜哩噜苏。至若“天下事何不可为”“勉之哉”，文白转变之中极自然，正是语录体好处，不可错过。）
（二）与沈广乘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尊兄清声华问，灌满耳朝，来札何为过自抑损？若弟则终为不到岸之苦行头陀而已矣。王宁海过姑苏，弟适有润州之行，不及一面，惆怅曷胜。
《秋水轩尺牍》固应打倒，袁中郎尺牍，则应捧场。
吾非欲作文学反革命者。白话作文是天经地义，今人做得不好耳。今日白话文，或者做得比文言还周章还浮泛，还不切实（且看下篇《母性之光本事》），多作语录文，正可矫此弊。且白话亦有不适用者，书札是也，字条是也，电报、法章、公文部令是也。今人或有提倡用白话做部令者，太不像样，何不改用语录体？
吾向畜志编国文教科书，而中学文言白话过渡为最要关键，苦无良法。今知之矣，语录体乃白话文言过渡之津梁。
此后编书，文言文必先录此种文字，取中郎、宗子、圣叹、板桥冠之，笠翁任公学诚次之，自珍子才亭林又次之，然后使读庄子韩非之文，由白入文，循序渐进，学者不觉其苦，而易得门径。诸子皆长阐理议论，脚踏实地，无空疏浮泛之弊，读来易启人性灵。若骆宾王《讨武曌》、诸葛亮《出师表》、欧阳修《秋声赋》等文或如说鼓书，或如唱昆曲，正是玩物丧志，于思想上毫无裨益，读来脑子容易糊涂，正可慢慢的来也。
（《论语》第26期，1933年10月1日）
哀梁作友
梁作友就是阿q，即使不是阿q，也已备尝阿q的悲哀了。梁捐款之有无，计划之虚实姑勿论。然假定其虚其无，在要人赏菊，名流吃蟹之时，梁以一匹夫毅然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俨然世人皆醉我独醒，想出一条收回东北计划，急人之所缓，缓人之所急，其愚一。欲以三千万元之空言，“感化”沪上百万富翁，其愚二。遍访要人，游说他人所认为并不重要之事项，其愚三，因此梁乃不得不失败，及其失败，世人遂肆意讪笑、詈骂、奚落、驱逐，几至使无藏身之地。梁乃愕然在众手所指之下，抱头鼠窜，离京返里。我们不愿以成败论人，只有觉得梁作友固然热昏，然使中国多出几位发热昏的梁作友也不妨事吧？况且梁氏所发的是救国热昏，在理无妨让他发发。中国人向来吃聪明之亏，聪明达观，世事便无一可办。故若张学良之聪明，保全实力，放弃河山，国人可以谅解。若汤玉麟之镇静，保存日本银行存款，仰事异族，国人可以原谅。独梁作友之疯狂，乃不得报上一点“其愚诚可悯，其诚亦可哀”的批评。阿q固然不了解中国，中国又何尝了解阿q？我们不难想象，梁氏在归途中，是如何的惊愕，愤慨，失望，悲哀；到了家乡，踯躅街上，又要如何遭村妇的指摘，村童的投石，亲友的白眼，旁人的奚落。这是阿q一类人在聪明的中国同胞中的命运，无可挽回。但是我们究竟不能不问，谁在发昏？
（《论语》第5期，1932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