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曆紀元前二四六年的時候，在東方世界上算已有一個世界政府出現了。以後的一段時期，主要的努力，在乎把此政府如何充實、改進，以達理想的境界，這是從秦始皇到漢武帝的時期。這段時期，是中國國家凝成民族融和開始走上大一統以後一段最光明燦爛的時期。那時的疆土，已和近代中國相差不遠。東方和南方直達海邊，東北包括朝鮮，西南包括安南。只西北秦代疆域並未越過今甘肅蘭州境，當時的長城即以此爲界，要到漢武帝開設河西四郡，疆域始展至今之安西與敦煌。在那時中國的文化勢力，可算已達到他儘可能的邊線了。

秦、漢北方的大敵有匈奴。匈奴與中國，在當時又成了耕稼與游牧兩種文化對峙的局勢。因地理的關係，中國一時無法叫匈奴耕稼化，便一時無法用中國的理想來强匈奴以從同。秦、漢政府對付匈奴，便只有兩條路。

一：是「隔絕」。秦始皇的萬里長城便爲此用。希望異文化的匈奴人暫時隔離在長城外，慢慢進行同化與融和的工作，這便成了漢初之「和親政策」。

二：是「招徠」。如漢武帝以下之對待南匈奴，把匈奴人移入内地或邊疆，與中國國民同一待遇，好把中國傳統文化教導灌輸給他們。武力撻伐，則是不得已。

在中國人觀念裏，匈奴不歸化，便是理想的世界政府不完成，這實在是一個大缺陷。中國歷史上傳統對外政策，主要常在和平與融洽，不在武力之擴張。求大同文化世界之實現，不在偏狹的帝國主義之發展。讓我們回頭來，看一看秦、漢政府之内面，便可知道。

秦、漢政府，雖經王朝更易，其實是一氣相承的。西周時代已可説有統一政府，只是「封建制的統一」。秦始皇帝代表著中國史上第一個「郡縣制的統一政府」之開始。漢高祖代表著中國史上第一個「平民爲天子的統一政府」之開始。漢武帝代表著中國史上第一個「文治的統一政府」即「士治」或「賢治」的統一政府之開始。這是當時中國人開始建設世界政府以後之三步大進程。下面慢慢加以説明。

二

古代的貴族階級和封建制度，雖在統一政府下，常不免趨向分割，必待平民社會逐漸覺醒，逐漸抬頭，始有進一步統一之需要。由春秋中葉，直到戰國末期，四百年間，平民社會各方面勢力，繼漲增高，進一步的統一要求，愈來愈盛，秦始皇帝的統一，即承應此種要求而產生。但秦王室依然是古代一個貴族階級之遺傳，在此平民勢力日漲，貴族勢力日消的歷史大潮流裏，秦國到底也須崩潰。秦國的統一事業，只是當時歷史進展中應有之一過程。秦王室終於繼續其他列國王室而趨於滅亡，古代貴族階級，到此全部消滅，而後這一個統一政府，開始完全掌握到平民社會的手裏。秦國統一，只是舊局面轉換到新局面之最後一步驟，必待漢高祖以純粹平民爲天子，始是正式的新時代之開始。

這一個古代貴族、平民兩社會的勢力消漲，並非僅是一個純粹經濟的或政治的鬥爭，在其後面尚有更深厚的哲學的或可説是宗教的人生理論與觀念爲指導。因此漢代的統一政府，開始雖爲一種素樸的農民政府，而到後終必轉化成一種文治的賢人政府。只要瞭解那時中國文化大流之趨向，便可知是一種勢所必至的自然形熊。

三

現在先檢討當時一般學術思想界的情形，再順次説到實際政治問題。普通一般的見解，頗認爲由秦始皇到漢武帝這一段，乃中國學術史上的空隙時期，似乎古代學術進展到此便落空或間歇了。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並非歷史真相。先秦時代，學術思想極度自由，極度發展，成了百家競鳴道術分裂的狀熊。繼此以來的新時代，學術界思想界與政治社會一樣需要統一。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這一段時期，正是當時一輩學者努力從事於調整與統一的時期。

上面説過，先秦思想，雖説百家競鳴，最偉大的不外儒、墨、道三家。墨家精義多半爲儒、道兩家所吸收，其形成正反對抗形勢的，只賸儒、道兩家。現在要做調和與統一工作的學者，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三條路。

一：是超然於儒、道、墨諸家之上而調和統一之。

二：則就道家爲宗主而調和統一儒、墨及其他各家。

三：就儒家爲宗主而調和統一道、墨及其他各家。

最先努力的便走了第一條路，稍後又分走了第二第三條路。若要走第一條路，非其氣魄聰明更超於諸家之上，即不足以超越諸家而另創一新的統一。孔子即曾如此。以下有志於這一工作的，便是秦相呂不韋，廣招賓客，寫成了一部呂氏春秋，亦想調和統一以前的諸家。但他們並没有更超於諸家之上的更偉大更高明的觀點與理論，因此他們便没有吸收融和諸家的力量，只在諸家思想裏左右採獲，彼此折衷，做成一種灰色的景象，這不算是成功。

代表第二路線的是漢武帝同時的淮南王書，由淮南王劉安和其賓客所撰成。在大體上説，道家思想是追隨在儒家之後而加以指摘與糾正的，他多半屬於批評性而非建設性，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根本便不是一種最高境界，而且當時歷史大流，正向正面積極方面洶湧直前，因此淮南王書也不好算有成功。

代表第三路線的，應該是最適時宜而又最有成功希望的一條路線了。事實上，他們亦確有極大的功績，只可惜這一工作不爲後代的歷史家們所注意。舉其代表人物，則自李斯到董仲舒，他們全都與當時的實際政治發生極大的關係。舉其代表著作，則應該以易經的十傳，與收在小戴禮記中許多篇重要的文字爲主。如大學、中庸、禮運、王制、樂記、儒行等，全在儒家思想裏有其很大的貢獻，他們都能吸收道、墨各家的重要思想與重要觀點，把來融化在儒家思想裏，成一新系統，留給此後中國思想界許多極重大的影響。只可惜這許多重要著作者的姓名，全不爲我們所知。而後來推尊這許多著作的學者，相率把他們的著作年代提前了，都認爲在孟子、荀子以前，或者是孔子與其及身弟子之作品，遂把儒家思想的發展程序弄糊塗了，而又把秦始皇到漢武帝這一段時期，誤認爲是學術思想史上一段黯澹無光的時期。

代表第三路線的，除卻上述，尚有鄒衍創始的陰陽學派，亦在此下中國思想上佔著極重要的地位。他們的思想，自然亦是包容各家而以儒爲宗的，尤其與易經學派走了比較接近的路子。不過易經派的學者是在哲學與人生方面的興味更濃些，而陰陽學家則在政治與歷史方面的興味更濃些而已。關於這一派的思想，以下尚有敍述，此不再詳。

以上指明了從秦始皇到漢武帝一段時期裏學術思想界的大概。我們可以説，在此時期，並非學術中歇，亦非先秦各家思想皆趨衰亡，而獨留儒家，存其傳統。在當時，實在有追隨於時代潮流而興起的一種綜合的新思想，此派思想，並能把握到指導政治的潛勢力。要明瞭此時期的政治演變，我們先需著眼於此派思想之精神。我們並不能僅看秦始皇與漢武帝爲專制暴力之代表者。

在此首先要説到的，是秦始皇和李斯的焚書事件。一般見解常以此爲秦始皇採用專制政策摧殘學術之罪狀，並謂學術中歇便由於此。其實此事在當時，純粹是一個政治思想上衝突的表現，而秦始皇和李斯，則比較站在較開明較合當時歷史大流的地位。要實現人類永久和平的寝兵理想，則就政治論，世界不應有兩個國家或兩個政府同時並存。就社會論，人類亦不應分兩個階級，貴賤或貧富，同時並存。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不再封建，便是這一個遠大理想之實施，而非出於政治上之陰謀與私心。他在當時，實在是追隨於戰國以來，政治上不許有兩個政府，社會上不許有兩個階級的「天下太平」與「世界大同」的時代思潮而努力求其實現的。若僅謀便於一姓一家私政權之統治與鎮壓，則分封子弟、宗室、姻戚、功臣，各帶一部分軍隊到各地去駐屯，模倣西周開國規模，實較穩妥。當時東方一部分守舊泥古的學者，多請秦始皇復行封建，正爲此。只有李斯力勸秦始皇弗從衆議，而同時深感到思想言論上的龐雜情形，有礙於理想政策之推進。恰巧李斯的老師荀卿，素來主張一種智識上的貴族主義，李斯又憧憬於學術政治同出一尊的古代狀熊，遂開始請求政府正式出來統制學術。這是荀卿思想之過激與褊狹，亦是當時要求思想統一的一種自然姿熊，並不能説是出於秦始皇個人之野心與私慾，亦並非他們存心摧殘學術。後代人用「焚書」兩字做題目，來概括這件政治大爭議，又和「坑儒」事件合并，遂容易使人迷失當時的真相，細讀太史公書，便知此事原委。

四

此下我們將約略把當時政治上的大體演變來證實上面的敍述。

古代政府，由春秋到戰國，全由貴族組織。直到戰國中晚，始有游士參加，這是平民學者參加政治之先聲。但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始終不過是一些客卿。政府基礎，依然仍築在貴族階級身上。秦始皇統一天下，當時人説他「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爲匹夫」。這始遵照當時學者理論，徹底打破了貴族政府之積習。待到漢初，全由一輩素樸農民爲君爲相的時代，轉反有些跡近反動。一面重新封建諸侯，而中央政府則幾乎成爲一個軍人政府的形熊。代表天子治理全國政務的是宰相，這是秦制。但宰相非封侯的貴族不得爲。依照當時慣例，非立軍功不得封侯。因此當時追隨漢高祖爭奪天下的一個軍人集團，在外則裂土封王，在内則封侯拜相。漢初政府實是一種「封建制度」與「軍人政府」之混合物，較之秦始皇時代，不得不説是一種逆退。但不久封建勢力再次削滅，重新恢復到秦代郡縣一統的局面，這正是漢武帝開始即位時的情勢。

繼此又有一個大轉變，便是平民學者公孫弘，純粹因學者資格而獲拜相，因拜相而再封侯，打破漢初舊制，從此以下，軍人政府漸變成士人政府，這是一個政治制度上極堪重視的轉變，因此轉變而軍人新貴族在政治上的特權取消，始可説到達了真符理想的「平民政治」的境界。要建立理想的世界政府，便決不是周代般的貴族政府，亦決不是漢初般的軍人政府，一定應該是一種平民政府，由一輩在平民中有知識有修養的賢人，即士人，組織與領導的政府。試問漢武帝當時如何完成這一個工作？我們便須繼此再講到當時對於學官的一番新整理，此即當時之所謂「五經博士」。

本來當時的政府，依然還是由王室親貴和親信軍人所組成，在其間僅有的代表學術意味的官職，只得附屬於宗廟下面，保留著古代學術依附宗教之舊型。秦、漢時代政府裏的學官，大概言之，可分兩類。一爲「史官」，一爲「博士官」。史官自西周以來便有之，追論原始，則與巫師、藥師、卜官、祝官等同爲古代半僧侶式的宗教官吏。這些史官大體上多是世襲的。博士官則戰國中晚以後始有，各國綱羅平民學者，厚給俸糈，並不使負實際行政責任，只備顧問諷議，表示著當時處士議政的新風氣。我們可以説史官是傳統的，博士官是新創的。一帶有宗教意味，而一則爲平民性質。

秦代的博士官，因孔子有七十弟子之故，額定七十員，時得參議國家政治，發表意見。動議復興封建制度的也是他們。因此一番爭論，博士官的人選便重新加以整理，但此番整理，經後代觀察，似乎是反而糟了。凡研究實際政治、歷史、教育、文化問題的學者，或許因其意見易與當局者不合，而逐漸罷斥了。一輩專講神仙、長生、文學、辭賦等等比較與現實政治不相干，而有時可以迎合皇帝消遣與迷信的需要者，轉而充斥了。把當時的話來説，是講經學的博士少了，而講百家言旁門雜技的博士則多了。直到漢初此風未改。

戰國以來的學者，雖説全是代表著平民身分，但他們的生活，大部分還需仰賴貴族階級之供養。即如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派儒家，亦是其證。漢初學者除卻集合中央，謀一博士官職外，又因封建制復活，多游仕諸侯，依然模仿戰國策士的舊風習，常想興風作浪，掀動内亂。否則講一些神仙長生之術，以及當時盛行的辭賦之類的消遣文學，導獎奢侈，做一個寄生的清客。其注意政治、歷史、教育、文化問題的，則必留心到較古代的典籍，即是當時所謂的經學方面去，在當時反而不易得志。那時在中央政府得志的學者，較恬憺的則爲黃老派的隱士，他們主張清淨無爲。較切實的則爲申韓派的法家，他們但知遵奉現行法律。這兩派對於改進現實，均不勝任。一到漢武帝時代，中央再度統一，社會重臻繁榮，要求學術與政治的密切合作，遂有建立五經博士之舉。

所謂「五經博士制」，並非博士制度之創始，只是博士制度之整理與澄清。將自秦以來的百家博士全取消了，而專設五經博士。專門物色研究古代典籍，注意政治、歷史、教育、文化問題的學者，讓他們做博士官，好對現政府切實貢獻意見。那輩講求神仙長生、詩辭歌賦，縱橫策士、以及隱士與法律師之類的地位，則降低了，全都從博士官中剔除澄清。此即所謂「排斥百家」，在當時的情形下，不可不説是一種有見識的整頓，也不可不説是一種進步。

更重要的，是規定五經博士教授弟子的新職，這是中國史上有正式的國立大學校之開始。以前封建時代，未嘗没有政府教育，但大體上這種教育，爲貴族子弟所專有，平民學者則另有一種自由教育，這是私家的，與政府無關。直到此時，才開始規定政府的學官五經博士，有教授弟子之兼職。其主要責任，還是出席政府會議，參預行政顧問等。此輩弟子，由郡縣地方政府選送。十八歲以上的優秀青年，不限資格，均可應選。起初額定只五十員，此後逐漸擴充，到東漢末年，太學生多至三萬人。相距不到三百年，學員增加至六百倍，那種驚人的發展，可以想到這一個制度在當時所發生的影響。

博士弟子最快的只一年便畢業，畢業後國家並爲指定出身。考試列甲等的，多數可充皇帝的侍衛郎官。乙等以下的，以該學生之原籍貫爲主，派充各地方政府的屬吏。這樣一來，漸漸全國地方政府裏的屬吏，全改成國立大學的青年學生了。將來此種屬吏，服務有成績，依舊得選送中央，充任侍衛，如此則皇帝近身的侍衛，也漸漸變成全是些大學青年了。依照當時慣例，中央與地方的各級官吏，多半由皇帝侍衛選充，因有這一制度，從前由皇室宗親與軍人貴族合組的政府，在現在不久以後，便完全變成由國家大學校教育及國家法定考選下的人才來充任。因此我們説，到漢武帝時代而始完成了中國史上「文治政府」之出現。這是中國人傳統觀念裏的「理想政府」之實現，這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大成功。我們現在稱他爲文治政府，以別於從前的貴族政府與軍人政府，這不能不説是一個大轉變。而這一個轉變的後面，顯見有一種思想的領導。由秦始皇到漢武帝，大體上多少跟著這歷史大潮流趨赴。此下的政府，便全依此種意義與規模而演進。

五

現在讓我們乘便把秦、漢時代的政府再約略加以申説。

（一）皇帝與王室　商代的王位是兄終弟及的，在理論上，一家兄弟全都有做王的資格，這時是「家屬觀念超於王統觀念」之上的。這是説他之所以得承王統，因其屬於這個家族。周代的王位是父子相承的，而且不久便進步到成立一個極精密的長子繼承法，那時則一個家族裏只有一個系統成爲王統，其餘則由王帝分封而各成貴族。這時是「王統觀念超於家屬觀念」了。這是説他之所以得爲貴族，因其接近這個王統。到秦、漢時代，則除卻王帝的一線系統外，王室在政治上絕無法定的特殊地位。此即所謂「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爲匹夫」，秦始皇時代已經是這樣的標準了。漢初仍行封建，似近反動，但漢武帝以下，皇帝子弟名雖封王封侯，實際全不預聞政事。「王」與「侯」僅爲爵位，表示一種社會地位之尊嚴，並非政治上的職權，絕無實際責任與實際勢力。那時則政治上僅存一個「王統」，而没有所謂「王家」。王家與士庶人家在政治制度上是不相懸異的，至少理論上如此。中國秦、漢以下的王統，本意只在象徵著中央政府之長治久安與一線相承，早已不是古代貴族觀念下面所有的王統了。

（二）丞相與政府　皇帝爲政府最高領袖，象徵國家之一統，而非某家某族的一個代表。如此則王統已與古代貴族觀念分離，只成爲政治上之一種需要。但我們切莫忘了，秦、漢以下的中國，在當時譬如是一個世界，全國疆域遼闊，以古代交通之不方便，而且當時已無特殊的貴族階級存在，民衆地位普遍平等，若説要民選皇帝，這是如何一件困難事，我們自可想像而知。皇帝不經選舉，只有世襲，可免紛爭。但世襲未必皆賢，於是政治實權則交之丞相。丞相始爲政府之實際領袖與實際負責人，丞相不世襲，可以任賢用能，而丞相更迭，亦無害於王統之一系相傳。皇帝只是虛位，政治上最尊的一位，不搖不動，而丞相則操握政治上的最高權。只求丞相無不賢，則王統自可萬世相傳。秦始皇帝本此意見，自稱始皇帝，希望二世三世永傳無窮，這亦是當時政治上一種新理想，刺戟著秦始皇帝之想像，而禁不住使他發出這樣高興的呼聲。因此秦、漢時代政府襄的實際政務官，皆歸丞相統率，而皇帝屬下則僅有侍奉官，而無政務官。秦、漢初年，皇帝私人祕書「尚書郎」只有四人，可見政事並不直屬皇帝，而丞相下面的曹據，則所分項目超過十幾門類以上。丞相的祕書處，其規模之大，較之皇帝的私人祕書室，不知要超過多少倍。我們只把當時這兩個祕書機關的内容相互對比，便知在當時理論上乃至事實上，政府大權與實際責任，全在丞相而不在皇帝。「丞相」二字的語義，便是副皇帝。所以遇有天變大災異，習慣上丞相要引咎自殺，而皇帝則不須作什麼負責的表示。

（三）兵隊　封建時代，貴族階級自己武裝，擁護他們自己的利益。秦、漢時代雖亦有封王封侯的貴族，但他們的權益，皆由中央政府規定給與，用不著他們自己保護。王室只成一個私家，亦没有私養的軍隊。那時全國軍隊，皆由國民普遍輸充。二十三歲服兵役，五十六而免。中央政府即由全國各地壮丁按年番上駐防，論其數亦不過三四萬人而已。據史書的統計，漢代疆域，東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總面積在一萬萬方里以上，全國人口六千萬，而中央常川駐軍只有四萬人，這可説是文治政府一個極顯明的成績與證據。

（四）地方政府　秦、漢是一個郡縣統一的國家。秦并天下，全國初分三十六郡，到漢代末年，添置到一百零三郡，連封國在内。封國的政事一樣由中央派官吏治理。縣邑一千四百餘。縣中尚有蠻夷的稱「道」，共三十二個，并計在内。這些郡縣，在政治上完全站在同等的地位。他們同等的納賦稅，同等的當兵役。各地除邊郡外，由地方兵自衛秩序。受同一法律的裁判，同樣可以選送優秀人才享受國家教育與服務政治，並按人口分配員額。在東漢時，各地方每二十萬人有選舉一員之權利。秦、漢時在理論上乃至事實上，是一個平等組合的，是和平與法治的，而絕非一個武力征服的國家。因此各個郡縣，都是參加國家組織之一單位，而非爲國家征服之一地域。各地方每年向中央有法定的政務報告，稱爲「上許簿」，簿中詳列每年戶口、生產、賦稅、兵役、刑獄、盜賊、學校、教育種種的統計。中央政府同時亦分區派監察調查專員，稱爲「部刺史」，共分十三部，按年在全國各地偵查。中央政府根據這些上計簿與部刺史之報告，來決定地方官吏之升降與賞罰。郡縣屬吏，盡由郡縣長官自己辟置。縣廷大者，其屬吏多至千人。縣令政績優異，可升郡守，郡守一轉便爲三公九卿。漢代的宰相，大多數皆由郡縣屬吏出身。因此兩漢時代的地方政治，成爲中國歷史上極有名極出色的。

六

我們再綜述那時政治上幾個重要點。

一：皇位世襲，象徵天下一統。

二：丞相輔助皇帝，爲政府領袖，擔負實際行政責任，避賢與能。

三：全國官吏皆由公開標準考選，最要條件是受過國家指定教育，與下級行政實際經驗。

四：入仕員額，依各地戶口數平均分配。

五：全國民衆，在國家法律下一律平等，納賦稅，服兵役，均由法令規定。

六：國内取消貴族特殊權利，國外同化蠻夷低級文化，期求全世界更平等更和平之結合。

這是當時秦、漢政府的幾個大目標，而且確實是朝向著這些目標而進行。在這裏，有一最困難的問題，便是由第一條皇位世襲而來的問題。當時政府所轄的面積，實在太大了。政治上了軌道，社會和平而安定，更無特權的貴族與軍人跋扈，又無侵邊的蠻夷，一切平流競進，只有一個王室，長時期的傳統，世世相承，安富尊榮。久而久之，王室自然要覺得高高在上，和一般社會隔絕分離。賢能的皇帝則專制弄權，庸懦的皇帝則荒淫害事。王室的不安，勢必牽動到整個政府。要避免那種王室長期世襲的弊病，當時遂有一番新理論出現。那種理論，當時稱爲「五德終始説」，或「三統循環論」。現在我們不妨稱之爲「王位禪讓論」。這種理論，大體根據於戰國以來的陰陽家。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因此天文學上的智識，發達很早。據説在唐、虞時代，已產生了相當精密的曆法。王室頒布曆朔，指揮全國農事進行，這是一件極重要而寓有神祕性的大政令。到春秋時代，東周王室頒朔的制度，漸漸荒廢，轉而使天文學知識更普遍地在列國間發展。春秋後半葉，那時似已採用一種以「冬至日」爲標準的曆法，已有近於七十六年法之痕跡。以一年爲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經七十六年而年、月、日一循環。此等曆法之推行，似較西方西元前三三四年楷立普司（collippos）法還早。那時又似已制定十九年七閏法，亦較西方西元前四三二年梅頓（meton）之發現爲先。中國史上的天文學知識，大體是早於印度或西洋的。

一到戰國時代，因於水、火、金、木、土五星的發現，「五行學説」隨之而起，漸漸由此產生鄒衍的「五德終始説」。這一個學説經過相當時期的演變，遂成爲漢代學者之「王位禪讓論」。大體謂天有青（木）、赤（火）、黃（土）、白（金）、黑（水）五帝，分配於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季，更迭用事。王者行政，便須相隨於此五行時令而各擇所宜。如此便配合上當時農事經濟的實際需要，而建設了一套政治訓條與政治日曆。他們又認爲歷史上的王朝起滅，亦由此五德循環之故。每一王朝，相應於天上之某帝，如周爲火德，上應赤帝；秦爲水德，上應黑帝之類。這依然是一種「天人相應論」之變相。天上五帝更迭用事，地上王朝亦須追隨更迭。

中國人根據歷史觀念，唐、虞、夏、商、周以來，已有不少的王朝興廢，因此認爲絕對不能有萬世一姓的王統。每一王朝，經相當時期，便應物色賢人，自動讓位，模倣古代的堯舜。否則勢必引起下面革命，如商湯與周武王用武力驅逐。這種意見，到漢武帝以後，在學術界更爲流行，因爲大家信爲漢代之全盛時期已過，準已到自動讓賢的時期了。那時有一位大臣蓋寬饒，一位學者睦弘，皆因公開勸漢帝讓位，得罪被毅，但那種禪讓論依然流行，最後便醖釀成西元八年王莽的受禪。不幸王莽只有十六年便國亂身死，以下又是劉秀爲天子，漢代中興，前漢諸儒的自動讓賢論，因此消沉下去。

及東漢末年，曹魏、司馬晉皆以篡竊陰謀而假借禪讓之美名，南朝宋、齊、梁、陳莫不如此，帝王讓位變成歷史上一件醜事。而且漢儒所提倡的禪讓論，其本身也有缺點。依附於天文星象，跡近迷信。但你若要直捷根據民意，則那時的中國，國民公共選舉制度又無法推行。若待政府大臣會議推選，則那時的中國已經不是貴族政府了，大臣皆出自民間，短時期内，常見更迭，不能形成一個凝定的中心力量。若叫他們來推選國家元首，勢必另起紛擾。於是只有仍讓王統世襲，成爲中國政治上一個懸案，一個一時不獲補償的缺陷。但我們到底不能説中國秦、漢以下的政府，是一個帝王專制的政府。這由中國民族的傳統觀念以及學者理論的指導下所產生的政府，雖不能全部符合當時的理想，但已是象徵著中國文化史上一種極大的成績了。

七

上面敍述了秦、漢時代之政府組織，我們再一論及當時的國家體制。大體人類組織國家，不外幾種類型。

第一種：如古代西方希臘之城市國家。

第二種：如古代西方羅馬帝國以及近代英、法帝國等。

第三種：則如近代美、德聯邦及蘇維埃聯邦。

但秦、漢時代中國人所創造的新國家，他的體制卻全與上述不同。他不是一個城市國家，或像封建時代的小王國，那是不用再説了。但他又並不是一大帝國，並非由一地域來征服其他地域而在一個國家之内有兩個以上不平等之界線與區劃。第三他又不是聯邦國，並非由秦代之三十六郡漢代之一百零三郡聯合起來組織了一個中央，他只是中央與郡縣之融成一體，成爲一個單一性的國家。他是「中國人之中國」，換言之，則在那時已是「世界人之世界」了。所以漢代人腦筋裏，只有「中國人管中國事」，或説是「中國人統治中國」，而在中國人與中國之大觀念以下，再没有各郡各縣小地域各自劃分獨立的觀念。這一種國家，即以現在眼光看來，還是有他非常獨特的價值。我無以名之，只可仍稱之爲「郡縣的國家」。

城市國家是小的單一體，郡縣國家是大的單一體。至於帝國與聯邦國，則是國家擴大了而尚未到達融凝一體時的一種形熊。將來的世界若真有世界國出現，恐怕決不是帝國式的，也不是聯邦式的，而該是效法中國郡縣體制的，大的單一的國家體制之確立與完成。這又是中國文化史在那時的一個大進步，大光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