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学，在新世纪处于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一方面是 旧式的作家在并不衰颓地写作着；一方面，新的作家努力于西 洋文艺的介绍，努力于新的作品的创造，这些崭新的著作与介 绍引起了古旧文坛的全盘混乱。
新世纪之小说
新世纪之小说家，承袭了传统的文格者，有李宝嘉、吴沃尧诸人。
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上元人。曾在上海办《指南报》《游戏报》及《海上繁华报》。所作小说有《文明小史》及《官场现形记》，而《官场现形记》尤为有名。
《官场现形记》第三编刊行于1903年，体裁似《海上花列传》，结构极松散，然其叙写却皆为日常的生活，其人物却皆为我们日常遇见的人物，故特能逼真动人。清末为吏治最昏暗之时代，平民正苦于官，此书尽量揭发官之罪恶与私行，极讽骂之能事，故一出版即轰动一时。
吴沃尧（1867—1910），字趼人，号我佛山人，广东南海人。1903年时始为小说，成《九命奇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刊于《新小说》中。后又作《恨海》《近十年之怪现状》等。这两部“怪现状”，亦为《官场现形记》同类，乃揭发现社会之种种黑暗者，而所写范围较广，不仅限于官场。
这一类结构松散、以讽骂世人、揭发黑暗为能事的小说，在这时候发现了不少，大都皆模拟《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者，无特叙的必要。
其超出于这时的讽骂小说范围之外者，有《老残游记》及《孽海花》。
《老残游记》题洪都百炼生著，实为刘鹗的作品，出版于1906年。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
《老残游记》叙铁英号老残者之经历，并述其言论与所遇见的人物，时有很好的描写，时亦落于空想的叙述。
《孽海花》称东亚病夫编述，实乃曾朴所作。
曾朴字孟朴，江苏常熟人。
《孽海花》以洪钧（改名金汮）与傅彩云为主人翁，多叙当时文士逸事，叙事严整，描写也很真切，有异于当时单以讽骂为能事之小说。惜仅成20回（一本有24回，至洪钧死时为止）。后有续作者，然不及原书远甚，作者曾声明过反对这些续作。
旧的戏曲在这时作者绝少，但戏曲的研究在这时却极发达。不易见的古剧本在翻刊着，戏曲研究的资料在传播着，如王国维之《曲录》、吴梅之《顾曲麈谈》《词余讲义》等，皆为很好的参考资料。
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人，是新世纪中很重要的一个文艺批评家，其所作《人间词话》，很有特见。
吴梅，亦善于作剧，乃是这时代里作古剧的文士的中坚。
诗人
诗人在这时代却不少，其造就也很有可述者。如郑孝胥、陈三立、陈衍、沈曾植诸人是一派，都是宗向宋诗的。此外，易顺鼎、樊增祥，却是另一派的诗人。
郑孝胥字苏盦，号太夷，福建闽侯人，有《海藏楼诗》，思精笔健，与陈三立同为旧诗人中之双璧。
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人，有《散原精舍诗》。
陈衍字石遗，福建闽侯人，有《近代诗钞》及《石遗室诗话》。
沈曾植字子培，号乙盦，浙江嘉兴人，为近代有名的学者。
易顾鼎字实甫，号哭庵，湖南龙阳人，与樊增祥齐名。
樊增祥字嘉父，号樊山，湖北恩施人。
此二人之诗，皆以清丽婉秀著，无宋诗派之沉着深刻，而时有佳句。
词人
“词”的作家，在这时亦不少，而朱祖谋、况周颐、冯煦、曹元忠、王国维等为最著。
朱祖谋字古微，编《彊村丛书》。
周颐字夔笙，广西临桂人。
冯煦字梦华，江苏金坛人。
王国维之词，作品不多，而皆为珠玉。
曹元忠字君直，江苏吴县人。
古文家
在散文作家中，桐城派作家已成强弩之末，无甚可称之作家。
林纾颇欲重振古文之颓波，然其功绩乃在翻译，却不在他的古文。林纾的译文，凡150余种，以小说为最多，史格得、狄更斯、大仲马诸人，皆由他的介绍而始为中国读者所知，可惜他不懂外国语，他的译文皆由另一人口译后由他笔述的，所以有时不大与原文吻合。
缪荃孙字筱珊，号蓻风，江阴人，有《蓻风堂文》。经他编辑的书亦不少，在当时很有影响。
严复字又陵，号几道，侯官人，以译《原富》《天演论》诸书著，在中国思想界的改造上是很有功的，他的文字亦谨严不苟，畅顺秀美。
康有为字长素，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以提倡新学著名，在新世纪头几年的思想界很有势力。
章炳麟字太炎，浙江余杭人，著《章氏丛书》，在文坛上亦为有力的人物之一。
刘师培字申叔，江苏仪征人，善作古拙之文，其古学亦甚为人所称。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有《饮冰室文集》。梁启超为有为之弟子，其文字流利畅达，声气灏大，勇于采用新语，顿使拘谨的古文界，为之放一线新的光明。其论列时事之文尤为明白易晓，可为中国新闻文学之祖。
文学改革
自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月刊上发表他的《文学改革论》后，中国的文坛起了一个大变动。文字从拘谨的古文、对偶的骈文，一变而为活泼泼的运用现代人的言语的语体文。文体从固定的小说、戏曲、诗、词的旧格律下解放了，而为自由的尽量发挥作者个性、尽量采纳外来影响的新的文体。这是一个极大的改革，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现在这个新运动正在进行。新的诗人、小说家、戏曲家，都在努力于写作他们的著作。虽然没有什么大杰作可见，然这条新路，却无疑是引他们进了成功之宫的一条大路。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必将为一个空前灿烂的新时代。本书即终止于这个希望、这个预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