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道窮則變，文亦宜然。兩京之時，其詩體窮變之會乎？自風雅寢聲，騷賦接軌，四字短韻，易爲長言。漢人循流，咸尚斯體。樂府既立，雜言復興。三五六七，一篇間出。

劉勰《文心雕龍·章句》：“尋二言肇於黄世，竹彈之謡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體之篇，成於兩漢。情數運周，隋時代用矣。”（體上脱文，疑是雜字。指兩漢樂府多以雜言成篇也。）

按《漢志》，《房中祠樂》十七章：三言者三章，“安其所”、“豐草葽”、“雷震震”是也。三七言者一章，“大海蕩蕩水所歸”是也。其餘十三章，皆四言。郊祀歌十九章：三言者七章，《練時日》、《天馬》、《華燁燁》、《五神》、《朝隴首》、《象載瑜》、《赤蛟》是也。三五六七言者一章，《天門》是也。四七言者二章，《天地》、《景星》是也。四五六七言者一章，《日出入》是也。其餘八章，皆四言。他如高祖《大風》三句，雜用六七言。延年歌辭六句，間以八字一句。《鐃歌》十八曲，句尤參差，《悲歌》、《滿歌》、《西門》、《東門》、《孤兒》、《病婦》等曲皆然，故舍人云然也。

而四言一體，作者蓋希。世傳韋孟諷諫，蔚爲首唱。雖義符風雅，而文乏藴藉。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

許學夷《詩源辨體》：“韋孟四言諷諫，韋玄成四言自劾等詩，其體全出大雅。然大雅雖布置聯絡，實不必首尾道盡。故從容自如，而義實寬廣。韋孟、玄成，先後布置，事事不遺，則矜持太甚，而義亦窘迫矣。”又曰：“徐昌穀云：韋孟輩四言窘縛不蕩。”

孟堅三章，非雅非頌，結體未純。

許學夷《詩源辨體》：“班固四言，《明堂》、《辟雍》、《靈臺》諸詩，非雅非頌，其體爲變。”

傅毅《迪志》，尚二韋之流風；朱穆《絶交》，則庸鄙之語調。

許學夷《詩源辨體》：“傅毅四言《迪志》詩，二韋之後，實可繼響。”又曰：“朱穆四言《絶交》詩，語甚庸鄙，不當以古質目之。”

他若房中郊祀，四言各章，大抵典麗有餘，風力微減。劣能超越陸、潘，不堪並轡風雅矣。豈非四言極軌，已窮於漢京乎？

許學夷《詩源辨體》：“王敬美云：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潘、陸而下，四言之排律也。”按此語見王世懋《藝圃擷餘》，深得詩歌升降之消息。蓋五言首創於漢代，比四言之有三百篇也。四言餘波至潘、陸，同五言之有排律也。

吴訥《文章辨體·辨詩》：“選詩四言，漢有韋孟一篇。魏晉作者雖衆，然惟陶靖節爲最。後村劉氏謂其《停雲》等作，突過建安是也。宋齊而降，作者日少。獨唐韓、柳《元和聖德詩》、《平淮西夷雅》，膾炙人口。先儒有云：二詩體制不同，而皆詞嚴氣偉，非後人所及。自是厥後，學詩者日以聲律爲尚，四言益鮮矣。大抵四言之作，拘於模擬者，則有蹈襲風雅辭意之譏。涉及理趣者，又有銘贊文體之誚。惟能辭意融化，而一出於性情六義之正者，爲得之矣。”按吴氏此論，極論後世四言之作所以不及古之故，可謂得要。然韓昌黎《元和聖德詩》，蘇黄門已譏其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等句。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風雅，何其瑣屑之甚？謂之造語工則可，謂之得雅體則未也。詩載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固自有體，退之獨不到此邪？據此則四言一體，三百篇已造其極。後有作者，殆難追及，此漢魏之所以不得不變而爲五言也。本書體例，有由後涉前者。如後述唐人小説，涉及漢魏六朝是也。有由前及後者，此述四言之流變兼及魏晉以下是也。所以不於當代述及者，緣其體在當代或尚未大盛，或已無可觀，於當代文學風會無多關切也。

嘗考詩之爲體，三言既病其迫促，四言易入於平整。六字三偶，偶字難疏；八九句長，長句累氣。錯綜奇偶之間，折衷修短之際，厥惟五七言矣。故五言一體，自漢京創其規橅，魏晉揚其芳烈，唐宋而下，流衍益宏，蓋已由旁支而承大宗矣。鍾仲偉謂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誠篤論哉！

鍾嶸《詩品·上品序》：“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

然此體之在西京，不出俳諧倡樂之間，未爲辭人才士所重，

摯虞《文章流别論·論詩》：“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詩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鳥止于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多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洄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屬是也，不入歌謡之章，故世希爲之。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成帝品録，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見擬於前代也。”（此句通行本皆作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今改從《御覽》，文意爲長，説見後論蘇、李詩下。）

儻亦太白不爲律近之意歟？

按李太白論詩，有“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語。可見唐人尊古，此習猶存。彦和雖云隨時代用，亦以四言爲詩頌正體，豈非以三百篇在前，遂不敢議其體制歟。

故李陵、婕妤，見擬前代。

按合仲洽、彦和二説觀之，西京五七言體，多用於俳諧倡樂，不爲辭人所重。故李陵、婕妤之作，但有前代擬作之篇，非出當時本人之手。彦和明言五言不重於西京，所以李陵、班婕妤之作見擬於前代。惟今本前擬兩文，訛爲後疑，致失彦和之意。蓋自子雲爲文，好與古人争勝，遂開擬古之風。子雲既擬《易》作《太玄》，擬《論語》作《法言》，擬《倉頡》作《訓纂》，擬《爾雅》作《方言》，擬《虞箴》作《州箴》，擬《離騷》作《反騷》、《廣騷》、《畔牢愁》，擬相如賦作《甘泉》、《長揚》、《羽獵》、《河東》四賦，擬《答客難》作《解嘲》，擬《封禪文》作《劇秦美新》。於時王莽亦擬《周書》作《大誥》。東漢則有傅毅、張衡、崔駰、馬融等之擬《七發》，崔駰、班固、張衡等之擬《答客難》，他如劉向、王逸之擬《楚辭》，諸家之模擬馬、班（見劉知幾《史通·模擬篇》），依倣諸子（見劉勰《文心雕龍·諸子》）。擬古之風，於斯爲盛。於是樂府家亦多擬古題、述古事者。魏晉以下，平原兄弟，陸、傅、顔、謝、江、鮑之儔，操翰摛文，莫不擬古。竊嘗比觀衆製，略有可言：一曰補亡，古有其義，而亡其辭，補著其文，以綴舊制。如束皙之補《南陔》、《白華》六篇是也。二曰效體，學主通方，意存兼愛，學其文體，並懷其人。如謝靈運之擬鄴中集詩八首，江文通之雜體詩三十首是也。三曰借題，情有鬱邑，辭忌觝觸，借用古題，用申今意。如曹植、陶潛之擬樂府古詩諸篇是也。四曰代作，古本無辭，事或哀豔，精感魂動，代之發抒。如《昭君怨》、《楚妃歎》諸詩是也。故擬古一體或曰依，或曰學，或曰代，或曰效。或雖未標明擬代，而實爲擬古，或雖不用古題，而實詠古事，大抵不出以上四義。及其後也，作者之主名既逸，轉疑真出古人所自爲矣。蘇、李贈别，班姬團扇，即此類也。後人或尊古意篤，或愛好情深，遂謂非古人莫能爲，初未加以考正。傳之久遠，遂不可復。文人復相習承訛，動稱蘇、李爲五言之始。故彦和《明詩》，斷爲前代擬作。前代云者，齊代以前也。上云成帝品録，三百餘篇，辭人遺翰，莫見五言。下云見擬於前代，則擬作之人，雖不知誰氏，要是東漢魏晉間人所爲矣。自東坡因劉子元疑李陵報蘇武書爲後人僞作，遂有河梁贈别，亦係假託之論。但未能究言其假託之由，故不足以折升庵諸人之心。至紛紛驗地理，論帝諱，以求正其真僞者，殊爲支離矣。今據彦和擬作之言，證以當時風會，斷其非出西京。著其説於此，而附載諸家論辯之言於後，各加按語，以備參考焉。

班固《漢書·蘇武傳》：“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絶兮矢刃摧。士衆絶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按李陵詩，史惟載此一篇，固當時之楚聲與雜言體也。使河梁贈别，果出二人，作史者何不並載耶？

按《昭明文選·雜詩上》，有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一曰《良時不再至》，二曰《嘉會難再遇》，三曰《携手上河梁》。又有蘇子卿古詩四首：一曰《骨肉緣枝葉》，二曰《黄鵠一遠别》，三曰《結髮爲夫妻》，四曰《燭燭晨明月》。李詩辭情，尚類二人惜别之作。至蘇詩四首，昭明固未嘗以爲别李之詩。閲其辭意，大都泛叙離思之作。而第一首曰：“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則似别兄弟；三首曰：“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則似夫别妻；注家必欲比附爲二人之事，果何所據耶？而《古文苑》復有録别數首，出蕭選外，則擬作者，又非一時一人矣。

又按顔延之《庭誥》謂李陵衆作，總雜不類，元是假託，非盡陵製。至其善寫（疑篇字之誤），有足悲者。後人遂謂總雜不類，指《文苑》録别各篇。善篇足悲，乃謂蕭選所録。尋顔語意：非盡陵製者，指假託衆作與史載陵歌體不類也；善篇足悲者，指假託而善者，情辭相稱，足以感人，即蕭選三首也。今强以分隸二書，以爲真僞之辨在此。何哉？

鍾嶸《詩品·上品序》：“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按仲偉雖以五言始目自李都尉，又曰人世難詳，則亦未定之詞也。又曰：王、揚、枚、馬，吟詠靡聞。則古詩十九首中，枚叔八首，仲偉未嘗以爲真枚作，故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而悲其人代冥滅也。按仲洽、仲偉、彦和三君，淵雅多識，文家董狐。皆論都尉而不及屬國，殆彼時獨致疑於李詩耳。昭明愛奇，兼收蘇作，亦未嘗有贈别之説也。蘇李並稱，以唐後爲多。如杜少陵“李陵蘇武是吾師”之句（《解悶十二首》），韓退之“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之言（《薦士》），獨孤及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李之説（《皇甫冉集》），白樂天五言始於蘇李之論（《與元九書》），元微之“言奪蘇李”之文（《杜工部墓誌銘》）。大抵文人沿習之言，初未詳加考正，未可據爲典要也。至宋人復有疑之者，而東坡首發其難，惜後人未能信也。

蘇軾《答劉沔書》：“李陵蘇武，贈别長安，而詩有江漢之句。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小兒所擬，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元獨知之。”按東坡《志林》，亦有此語。劉子元説見其所作《史通·雜説下》，東坡但疑贈别長安，不應有江漢之句，則亦未明致誤之真因也。

洪邁《容齋隨筆》：“《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爲可信也。”按此推演蘇説而别舉一例以證明之者也。

楊慎《丹鉛雜録》：“蘇文忠公云：蘇武、李陵之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謂在長安而言江漢，盈巵酒之句，又犯惠帝諱，疑非本作。今考之殆不然。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其《文章流别論》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託，非盡陵製。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即使假託，亦是東漢及魏人張衡、曹植之流始能之耳。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子美豈無見哉？東坡《跋黄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尊之亦至矣。其曰六朝擬作者，一時鄙薄蕭統之偏辭爾。”按此反蘇説者，但亦無確證，故其辭游移如此。升庵所引摯虞《文章流别》云云，檢嚴輯《全晉文》無之。惟《全宋文》録引《御覽》五百八十六顔延之《庭誥》有此文曰：逮李陵衆作，總雜不類，元是假託，非盡陵製。至其善篇，有足悲者。與此文小異。其下論古詩無九言，稱摯虞文論，足稱優洽。升庵誤記上文亦摯語，故以爲流别之文也。

許學夷《詩源辨體》：“宋人謂蘇、李詩在長安而言江漢，又謂‘獨有盈觴酒’，與十九首‘盈盈一水間’俱不避惠帝諱，疑皆非漢人詩。”按子卿第四首《别友詩》，安知其時不在江漢？又韋孟《諷諫詩》“總齊群邦”，於高帝諱且不避，何必惠帝？趙凡夫云：《説文》止諱東漢秀莊烜祐四字，而於西漢邦、盈以下，皆不諱也。按此亦反蘇、洪二氏之論也。

顧炎武《日知録》：“已祧不諱條：漢時祧廟之制，不傳。竊意亦當如此。故孝惠諱盈，而《説苑·敬慎篇》引《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盈字皆作滿，在七世之内故也。班固《漢書·律曆志》，盈元盈統不盈之類，一卷之中，字凡四十餘見。何休注《公羊傳》曰：言孫於齊者盈，諱文已祧故也。若李陵詩：‘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清酒。’又詩：‘盈盈一水間。’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爲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原注，李陵詩不當用盈字，《容齋隨筆》論之。）按此説又可贊洪説之成立也。

何焯評《文選》李詩曰：“子瞻辯蘇李之詩爲後人擬作，然固非曹劉以下所能辨也。”評蘇詩第四首曰：“江漢浮雲，一失不復返，一分不復合，以比離别，不得以地非塞外爲疑。少卿詩曰皓首，子卿報以隨時，亦不欲其没身異域，示之以不可長也。”按此説亦依違。

按總觀以上諸家之論，所争只在江漢非别地，盈觴未避諱二點。何論江漢得文家之妙，顧辨避諱成洪氏之説，然皆枝節之談。余意何説縱有理，亦不足以證此詩必爲别李陵；洪説縱不成，（如許所駁，或詩本不作盈。）亦不足以證此詩必作於西京。至擬作之人，究屬誰氏？則楊、何二氏，雖不主蘇説，而皆以爲建安才士之流。其辭游移如此，則其心亦終有未安可知。惜皆未從一代風會之大處着眼，故有此紛紛也。

又按此事既明，則班姬團扇，固可比類而推。即世傳西京五言，有主名者：如卓文君《白頭吟》，虞美人《答項王歌》，其爲後人代作，亦無可疑。至枚乘古詩八首，則自來即多異説。（詳後）若“邪徑敗良田，一雌復一雄”之類，則仲洽所謂俳諧倡樂也。《樂府詩集》所傳古辭，《玉臺新詠》所載古詩，則大多出於東京，容有魏晉所製，未可上溯西都。今略舉前人之説如下。

鍾嶸《詩品·上品》：“漢婕妤班姬，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意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嚴羽《滄浪詩話·考證門》：“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爲顔延年作。”

按仲偉於團扇未嘗致疑，至謂出於李陵。而其論李陵則曰：人世難詳。殆就詩之體制論之，近於河梁之作耳，未必以作者論也。滄浪謂《樂府》以爲延年作，未詳所謂《樂府》爲何書。今本《樂府詩集》，則固曰班婕妤也。《玉臺新詠》同，要以彦和之説爲正。

馮舒《詩紀匡謬》：《宋書·樂志》相和已下諸篇，其無人名者，皆曰古辭。《樂府詩集·靈芝》等篇，亦然。鍾氏《詩品》曰：古詩其源出於國風。《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疑是建安中陳王所製。則作者姓名既無的定，漢魏之界頗亦難分。古之云者，時世不定之辭也。昭明所選一十九章，或云枚乘，或云傅毅，概曰古詩。原其體分，意亦如此。詩既如此，樂府可知。概歸之漢，所謂無稽之言，君子弗聽矣。

又曰：《宋書·大曲》，有《白頭吟》，作古辭，《樂府詩集》、《太平御覽》亦然。《玉臺新詠》題作《皚如山上雪》，非但不作文君，並題亦不作《白頭吟》也。惟《西京雜記》有文君爲《白頭吟》以自絶之説。然亦不著其詞，或文君自有别篇，不得遽以此詩當之也。宋人不明其故，妄以此書實之。如黄鶴《杜詩注》、《合璧事類》引《西京雜記》之類，並入此詩。《詩紀》因之，詩删選之。今人遽云有此妙口妙筆，真長卿快偶，可笑可憐。按《玉臺新詠》卷一，合《日出東南隅行》、《相逢狹路間》、《隴西行》、《豔鵠行》、《雙白鵠》，總題曰《古樂府六首》。

按馮説古辭及《白頭吟》甚明。自可信。至虞美人《答項王歌》，出於《楚漢春秋》，其書久佚。後人輯本，已非陸賈原書，見王先謙《漢書補注》。且太史公作《史記》，楚漢間事，多採自陸書。不應但載《項王歌》，不載虞姬答歌，其爲後人代擬無疑。

古詩十九，致疑枚叔。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固兩漢之作乎？”按細繹彦和此語，曰或稱，曰比采而推，則亦未定之詞，特推測如是耳。

鍾嶸《詩品·上品》：“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温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絶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李善《文選注》：“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游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之李陵之上。”

于頔《吴興畫公集序》：“梁昭明所造《文選》，録古詩十九首，亡其姓氏。觀其詞，蓋東漢之世，蘇、李之流。”

楊慎《丹鉛雜録》：“《文選》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時也。其曰‘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織，下云秋蟬，蓋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襲秦制，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夏之七月。其曰‘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栗’，則漢武帝已改秦朔用夏以後詩也。”

王世貞《藝苑巵言》：“鍾嶸言《行行重行行》十四首，文温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幾乎一字千金。後併《去者日以疏》五首，爲十九首，爲枚乘作。或以‘洛中何鬱鬱’、‘游戲宛與洛’，爲詠東京。‘盈盈樓上女’，爲犯惠帝諱。按臨文不諱，如‘總齊群邦’，故犯高諱，無妨。宛洛爲故周都會，但王侯多第宅，周世王侯不言第宅，兩宫雙闕，亦是東京語。意者，中間雜有枚生或張衡、蔡邕作，未可知。談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詞宛言，遂足並駕，是千古五言之祖。”

按世稱《古詩十九首》者，因昭明選古詩中十九首入録也。觀仲偉之言，是齊梁間本，合《上山采蘼蕪》等篇之失名者，並稱古詩也。徐陵《玉臺新詠》，首録古詩八首：《凛凛歲云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在十九首内。此外更有《上山采蘼蕪》、《四座且莫誼》、《悲與親友别》、《穆穆清風至》四首，但不知仲偉所謂四十五首之目如何耳。彦和用或説，蓋亦疑辭。《玉臺》始以《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相去日已遠》、《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蘭若生春陽》、《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九篇爲枚乘作，而分《行行重行行》後八句爲一首，合《蘭若生春陽》十句於《庭中有奇樹》爲一首，與《文選》異（宋本亦有與《文選》同者，見紀容舒《玉臺新詠考異》，證以陸機所擬，則《文選》分篇爲長）。彦和所謂或説，當即自來相傳有此語，徐陵始實之耳。李注《文選》，特舉“宛洛”“上東門”等句，其辭兼東都，非盡是乘，則唐代竟有以十九首皆枚作者矣。傳久益訛，亦理之常也。楊升庵以《玉衡指孟冬》一首節候與漢未用夏正時合，疑爲西京之詩。顧炎武（顧説見前）以《青青河畔草》一首用盈盈不避惠帝諱，謂爲後人擬作。近人復有以《凛凛歲云暮》一首言涼風與月令合，亦是太初以前之辭。其説紛紜如此，不知西京縱有五言，亦必非枚叔所作，摯、劉之説甚明也。且其詩皆泛寫勞人思婦、朋友契闊、死生新故之感，安見定爲枚作？宜以昭明、仲偉之論爲準。至郎廷槐謂與楚騷同時。則雖阮亭、歷友皆不謂然（見《師友詩傳録》），是又尊之太過者之失也。

然則論五言所始者固當以西京爲河源，而龍門積石之奇觀，終在東都矣，東都衆製：古詩十九之言情，廬江小吏之叙事，可謂雙美。而樂府歌詩，五言尤盛。

按樂府之制，有依律以製辭者，有採詩而協律者。郭茂倩《樂府詩集》，每以協律之辭，與本辭並載，其本辭皆五言古詩也。至明人以樂府往往叙事爲與古詩相異之處，殊不盡然。又以古詩貴温裕純雅，樂府貴遒深勁絶，爲二者之别者。亦非探本之論（見徐禎卿《談藝録》）。蓋漢代樂府，多取叙事之詩，而協律之時，又必增損字句，遂覺有此分别耳。魏晉以下，競擬樂府，而無詔伶人。詩聲既離，二體遂亦無别。唐世稍稍變古，雖事非協律，而音節務求近之。明人不察，乃有此論。

其間善篇，雖使李、杜操翰，猶當遜其古茂。豈非新興之氣，難與比隆哉？至七言之作，雖亦見端漢代，核其次第，又復後於五言。世有以柏梁賡歌當之者，非其質矣。

顧炎武《日知録》：“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紀，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爲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母争樽，公卿請廢爲庶人。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梁餘尚有十城。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爲元朔二年，來朝。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來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太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内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内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景帝十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既災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復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臣瓚曰：天子副車駕駟馬，此一時異數，平王安得有此？”

今按亭林此説，考證精確，較然可信。然自來論七言起源者，必舉此詩。蓋亦習而未察，雖彦和不能免焉，則其所從來遠矣。又按《文選·西京賦》注引劉向《七言》曰：博學多識與凡殊。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注引劉向《七言》曰：宴處從容觀詩書。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注引劉向《七言》曰：山鳥群鳴動我懷。張景陽《雜詩》注引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疏。又《後漢書》東平王蒼、杜篤、崔琦、崔瑗、崔實等傳，並云著《七言》若干篇。是則“七言”一體，已萌芽後漢之世，惟多不傳於世。又史家但質稱七言，不曰七言詩。證以今傳史游《急就章》體，或與之近，但以七字成文耳，不可與四言詩同觀比論，故質稱七言也。七言之外，尚有三言、六言、八言之目。《文選·序》所謂三言八字之文，《後漢書·孔融傳》所謂融著詩、頌、碑文、六言、策文、表檄是也。大抵四言既衰，五言代起之時，三六七八言，亦有試作者，特不如五言之盛耳。

按歷來稱四言五言者，或去足句之兮字數之。故孺子滄浪，彦和謂之五言全曲，或連足句之兮字數之，故徐淑《叙别》，仲偉謂之五言作家。平子《四愁》首句連兮字七言，故《昭明文選》謂之七言。王闓運《八代詩選》歸之雜言，核其體制，固與垓下之歌，三侯之章同類，可謂七言古詩變而未純者也。逮魏武不喜用兮字足句，文帝《燕歌行》遂爲後世七言歌行之所昉。然六代此體，終不若五言之盛。至李、杜而波瀾始壯闊矣。文體興起之先後，蓋亦有運會焉，不可强也。

故知論文體之肇興者，當於其風會已成之時。若摘句一篇之中，搜章衆製之内：謂五言興於虞庭，七言成於周世，則一代之殊尚，古今之因革，何由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