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练习，必须我们自己用功。但，工具的优劣足以助长或减杀我们用功所得的成绩。古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我们对于学写字的工具，如笔墨纸砚之类的研究，也是不能不知道一些的。我们在这一章大略谈到与这有关的问题。

在谈这些事情之先，我们必须把握一个观念。那就是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许多大大小小的先代事情，我们都还没有查点清楚。这些都有待于历史家的研究。而关于材料方面足资证明的，尤其有待于继续不断地发掘出土。笔墨纸砚的历史方面叙述，也不例外。并且这本小书也不能着重在历史的叙述。

中国的笔究竟始于何时？这至今难有精确的回答。以往都说蒙恬造笔，当然蒙恬是造笔中的一个人，不过，绝非第一个人。在书籍的记载上，庄子已曾描写过画史的“舐笔和墨”，孔子作《春秋》“绝笔于获麟”“笔则笔、削则削”，《诗经》上“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这都远在蒙恬以前。现在就实物讲来，有以下的一些情况。在公元一九二七年由徐炳昶和斯文·赫定率领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蒙古额济纳河边发现了西汉时代的“居延笔”。据当时亲自参加考察的徐森玉先生谈起居延笔的形状来，是一种木质笔杆的笔。一根木头，在上半截劈开六片，兽毛制成的笔头被夹在这六片之中。六片的外面，用细线索捆起来。这种做法，和现代的钢笔有一点点相似，因为笔头子是可以取下来更换的。古人所说的“退笔”，即是取下来的废笔头子。徐先生说：“可惜年代太久，而且只有这一支，不敢动它一根毛。因此笔头里面，有无枣子形的笔心，不得而知了。”而在一九五三年长沙出土的文物中有战国时的笔。一九五四年六月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中又出现了完整的毛笔，并且有笔套。这笔套是将笔头和笔身整个套进的。这时代更提前了。在这以前，长沙出土的文物，有春秋时绢本书写的文字和图画。而且，在我们所看见的甲骨上，有些还有未刻的文字。那些文字，有的是朱的，有的是墨的。这的确都是用笔写的。这就提前到殷代了。最后，我们所看见的彩陶，上面画有花纹。这种花纹，明显地呈现出是用毛笔所画的特色。这就提前到新石器时期了。

但，有一点是很明白的。作笔的方法，是逐渐进步。由用石墨的枣心笔（笔毛中带核，如同枣心，故名。取其含墨较少，用于无胶的石墨方便些），进步到无心的散卓笔。笔中含墨多了，写字也更流畅了。我们所要知道的是制笔的材料和好笔的条件。

制笔的材料大体上是动物的毛和植物尖子两种。植物的尖子，如所谓的“茅龙笔”（又名“仙茅笔”），现在广东还有；如“竹丝笔”，从南宋起就有人用。岳珂的《玉楮集》内，有送笔工贺发所制的“竹丝笔”诗。我也用过一次这样的笔。这种乃是将嫩竹竿的尖顶用石头硾出丝来做的。总而言之，植物的笔只能写五寸以上的大字。因为用途狭，出品少，地位毫不足重。

动物毛作的笔，大体上又分为两种。一种硬的，用“兔毫”（紫毫）“鹿毫”“鼠须”“猪鬃”“狼毫”等等，还有“麝毛”“虎尾”“猩猩毛”“人须”就极少见了。一种软的，用“羊毛”“青羊毛”“西北黄羊毛”“鸡毛”等等，还有“鹅毛”“鸭毛”“胎发”就极少见了。另外还有一种“兼毫”，作用不大。

一般说来，硬笔因为弹性的幅度更大，所以比较更合用。自古以来，笔的正宗总属于“兔毫”“狼毫”的一派。软笔用得较少，因为弹性的幅度太小，用起来不得力。北宋米友仁传下一张帖，自己叙明因用羊毫写，所以写得不好。但羊毫笔由宋朝至元朝还是有人用。元朝的仇远有赞美笔工沈秀荣的诗：“近知沈子艺希有，洗择圆齐易入手。不论兔颖与羊毛，染墨试之能耐久！”再后，明朝以至清初，一直都是盛行硬笔。当时书家几乎没有用羊毫的。羊毫沦落到只能作装背书画的糨糊排刷了。自清嘉、道以来由于梁同书、邓石如、包世臣、何绍基诸人的提倡，羊毫大行，硬毫有渐衰的趋向。加以羊毫价廉，三五管才抵兔毫一管的价钱，用硬笔的人就更少了。平心论之，羊毫经嘉、道以来的提倡，制法也进步了不少。在合适的条件之下，也是最有用的写字工具之一。

至于怎样的笔，才算好笔呢？这需要四个条件：尖、齐、圆、健。笔毫聚拢时看去要尖；将笔毫平平压扁时，看去要齐；写起字来，四面如意，叫作圆；写起字来不觉得笔肚子空虚，也不觉得笔尖细瘦，久写不退，叫作健。将这四个条件合起来考虑时，就可知笔毫应该要肥厚些，不要瘦薄。否则一定够不上这四个条件。并且笔毫纳在管内的部分要深些才好。这样笔肚子方能不空，写起来方能得力。黄庭坚说：“宣城诸葛高，系散卓笔。大概笔长寸半，藏一寸于管中。”这样的笔当然不愁不健。今日的笔入管才两三分，焉得有力。至于笔管，古来人用了许多讲究的材料。实际上这和笔的优劣全不相干。我们不必为这个多所用心了。

新笔到手，用时必须以冷水完全浸开。硬笔浸湿的时间尤其较长，方能尽笔毫刚柔之性。蘸墨以前，须以细纸将毫中的蓄水拭干，入墨方不洇渗。写字既毕必须立即涤净。随写随涤，千万不可躲懒。这样笔中方不至含有宿胶，既可延保笔的寿命，写时又极如意。若写后不涤净，则笔易毁，写起来不听使令。明朝赵宧光曾经写过一部《寒山帚谈》。在这里面，他发愤为笔“讼冤”，写了十条。其中“墨水未入”“滞墨胶塞”两条，即是针对这个而言。我们写字，不可为他所骂。

未用的新笔，须要谨防虫蛀。苏轼传有一方，“以黄连煎汤调轻粉蘸笔头，候干收之”。黄庭坚也传有一方“以川椒黄蘖煎汤，磨松烟染笔藏之尤佳”。这都是可以实行的。更简便的方法可以用硫黄酒将笔浸透，再候干收起。

现在我们可以谈到墨。墨的起源，至少不晚于殷商时代。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发现“居延笔”的地方，还发现了一些木炭。古人就拿来磨了当墨使。这是后来出土的古物所证明的。在旧日书籍的记载上，古人所用的是石墨。晋朝陆云写给他老兄陆机的信中有“曹公（曹操）藏石墨数十万斤”的话。后魏郦道元《水经注》说：“邺都铜雀台北曰冰井台，高八尺，有屋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书。”这和陆云的记载相符。而《荆州记》及《新安郡记》《广州记》等书，皆记载着石墨。这种石墨在当时用来，尚未发明加入胶质，以取其黏固和光彩。其后方渐有和胶的方法。慢慢进步到唐朝更加好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唐人硬黄墨迹，墨色皆极黝亮。边远的地方，已经很好，越近长安，墨色越美。

在唐朝做墨的墨官，有易水人奚鼐、奚鼎兄弟，很出名。他家的墨相传“以鹿角胶煎为膏而和之”。奚鼐的儿子名叫奚超，这奚超在唐末乱时，流离渡了江，就住在黟歙之地，因为这地方便于造墨。这块地方在当时属于南唐，南唐主就宠赐他“国姓”。于是乎奚超就变为李超了。李超有两个儿子，长名廷珪，次名廷宽，廷宽的儿子名承晏，都以造墨出名，而廷珪的名最大。这李家的墨好到什么程度呢？据当时由南唐投降到宋朝的徐铉说：“幼年尝得李超墨一梃，长不过尺，细裁如筯，与弟锴共用之。日书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尽。磨处边际有刃，可以裁纸。自后用李氏墨无及此者。”故宫博物院有流传下来的李廷珪墨一梃，有清高宗题咏。但因只此一梃，谁也不敢磨试，不知究竟好得如何。

宋朝人如文彦博、司马光、苏轼、苏澥都好墨。有一个何薳并且专写了一部《墨记》。他们都是赞美李廷珪的。他并且说看见过一梃“唐高宗时镇库墨，重二斤许，质坚如玉石，铭曰永徽二年镇笏墨”。在宋朝制墨出名的有沈珪、潘谷、蒲大韶等人。可惜他们的墨都不传了。金朝的皇帝金章宗，做墨出了大名，贵重得可怕，称为“墨妖”。元朝年代短，旧墨还多，著名的墨工也少。到了明朝制墨又大大出了名，如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吴去尘等不下几十家。清朝制墨有名的有曹素功、汪近圣等人，而胡开文最后出。现在一般的人只知道胡开文和曹素功了。平心论之，今天在实用的角度上谈墨，清朝的墨，自光绪起，倒推上去都还可以用。但，光绪以后，偷工减料，缩低成本，用了美国来的煤烟子作原料，就无法使用了，因为这一种墨质料既粗，色又灰败。续造好墨，是我们的责任。

照此看来，分别墨的优劣也很简单，只要记住“烟细，胶轻，色黑”，就行了。烟细胶轻可以从磨出的横断面上看，空孔极小极少，或竟然看不到小孔的，就是好的。色黑可以从写出的笔画上细看，要有一种沉静的黯然之光，和别种黑色来比，还是它黑些，就是好的。这一种的黑，迎日光看去，或是黑中泛出一种紫光来，或是黑中泛出一种绿光来，或是泛出一种蓝光来都是好的。

关于造墨的方法，我们略知一二，也未尝无益。大概宋以前做墨，是用松心或松脂烧烟的。明朝以来方用油烧烟。有的用百分之七十五的桐油掺上百分之二十五的芝麻油烧烟，有的用皂青油，有的用菜籽油或豆油，也有用猪油的。从烧烟到收烟，加胶、加药、和烟、蒸剂、杵捣、槌炼、制样、入灰、出灰、去湿等无数辛苦的手续，一梃墨方可应用。关于这一切，只有做墨的老工人，知道得最清楚。如必要在书籍中去求，可看明朝洪武年间沈继孙所著的《墨法集要》。

最后，磨墨须要记得几种要点：第一，墨必须要垂直顺磨，万不要两头磨，尤其不应该将墨斜磨成一个尖小脚的样子。第二，磨墨注水，宁少勿多。磨浓再加，再磨浓。如此增加，方不致墨未磨浓已经浸松。第三，磨时不必太急。急与不急，以有无噪声为别。第四，磨毕须即藏匣中，因为它怕风吹又怕日晒。

中国的墨有一特点，它的黑色，非任何化学方法制成的漂白剂所能漂去。尤其在纸和绢上，想完全褪去几乎不可能。因此世界各国，包括欧洲用墨水的国家，对于最精密的地图上注地名，以及契约上签字，用的是中国墨。

第三，我们谈到纸。中国的纸始于何时，也难有精确的答案。古代没有纸。甲骨、竹简、缣帛都做了纸的任务。竹简太重当然不方便，缣帛太贵也不是一般人用得起的。照书籍上的记载，大概汉朝初年已经有幡纸代简了。所谓的“幡”，就是“幅”的意思。称纸的数目为幅，即是从缣帛的意义推衍下来的。纸的轻便与缣帛相同，却当然比之易得。不过当时产量极少，当不能为一般人所应用。晋葛洪自言家贫不易得纸，抄书都是两面写。至今敦煌所传经卷，还有许多是两面写的。汉成帝时有一种“赫蹏书诏”。赫蹏就是一种薄而小的纸。这种纸多是由破布、旧渔网，或者树皮做成的。早期的技术不高明，所以只能造成薄而小的了。到后汉和帝时，有一个宦官蔡伦，改进了方法，他用大的石臼舂材料，纸的质量都增进了。后来人就相传中国的纸是蔡伦造的。这样造纸，到了汉末，有一个名叫左伯的人，字子邑，又大大改进了方法。他所造的纸，特点是“妍妙辉光”。

晋时纸，有南北的分别。北纸用横帘造，所以纸纹是横的。南纸用竖帘造，所以纹竖。到唐朝又大为进步，特出一种“硬黄”纸。这是从古代的黄蘖染纸方法，精益求精的。这种纸可以辟蠹，并极为光泽。有一种是着了薄蜡的。至今敦煌所传唐人写经，犹然可见当时制作的精工。而在韦皋镇蜀的时候，蜀笺尤其出名。那是带有各种颜色花纹的考究纸。段成式又用自己的意思做了一种“云蓝纸”。

以现在我们目见的法书真迹讲来，陆机的《平复帖》是西晋的纸。而比较见得多的是宋纸。宋纸最著名的是“澄心堂纸”。这是南唐传下来的好纸。上海博物馆藏宋徽宗所画的《柳鸦》和《芦雁》即用澄心堂纸。元明两代制纸方法大体不出宋纸之外。明朝宣德年间所造的官纸，名叫“宣德纸”，特别出名。清朝的纸，则以乾隆年间所制各种仿古纸最为工致。

北宋·蔡襄《澄心堂纸帖》

此外，自唐宋以至近代，日本和朝鲜的纸都输入中国。他们的纸多用绵茧造成，坚白可爱。书家多喜欢用。宋朝黄伯思即曾用有字的“鸡林纸”背面作书。明朝董其昌在“高丽国王”的贺表正面写大字，盖住原有的小字，更不稀奇。直至今日，“高丽发笺”还是我们的珍品。

就造法看来，纸类不外熟纸、生纸和半熟纸三种。所谓熟纸乃是多加工的生纸。半熟纸加工的手续少些。不论书画，生纸熟纸各有所宜的条件。大体上，加工的纸总比生纸好用。这是“澄心堂纸”和“宣德纸”被书画家宠爱的原因。即以生纸而论，放置了几年的生纸也比最新的生纸好用些。

至于平常临习碑帖，就用现在的普通“毛边”或“元书纸”好了。现在一般的所谓宣纸都不甚好，反不如北方糊窗用的“冬窗纸”（或名“东昌纸”）。四川、贵州一带出的纸也比普通宣纸好。西洋纸向来不为书画家所贵。因为机制的纸，纸筋的纤维被损太过，太不长寿的缘故。但有几种软一些的机制纸，以我看来还是可以供书画用。可惜现在还没有这种风气。

除了纸之外，书画家所用尚有绫、绢之类。并且书画上用印的风气，也随着时代逐渐花样多了。对于书画的保存，还要讲究装背的方法。这一切都不能在这小册子中再谈了。

最后，必须要谈一谈砚。砚的最初时代，也一样难于确定。古代人没有正式的砚石，用蚌壳作砚是很普通的。汉朝已有陶砚。解放后，且有汉石砚出土。我曾见过，作龟形，制作古朴。米芾作《砚史》说到晋砚。但他也只说在顾恺之的画中见过。那他所根据的还不是第一手材料。苏轼说“端溪石始出于唐武德之世”，大体上说来，从唐砚谈起，总是谨慎的态度了。

砚的材料，大体上不出于“端溪石”和“歙石”两大宗。这种所谓“石”，实际上只是一种硬性黏土。唯其实际上如此，所以砚石的性质“细”“腻”。要腻，所以能“发墨”；要细，所以能发得不粗。若真是够上石的条件，那就太坚太滑，反而不发墨了。

端溪在广东肇庆城南。所出砚材在宋朝开采很多，到元朝就禁闭了。明朝时开时闭，清朝开了约七八次。最后一次是张之洞开的。越后开的，石质越好。

歙砚出于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的龙尾山。相传有一段故事，说是唐开元年间，有猎人叶某因追野兽而发现了这山上的石头层叠如城垒的样子，莹洁可爱。这样方始作起砚来。后传至南唐，其中有一个出名的砚工名李少微，并且做了砚官。歙砚由此名闻天下。

端砚的特点有“青花”“火捺”“蕉叶白”“鹳鹆眼”等等名目。歙砚则有“罗纹”“眉子”“刷丝”“锦绉”“金星”等等名目。实际上凡能发墨的都是好砚。因此，自古相传到今，如青州、唐州、温州、潭州、归州、苏州、夔州、建溪、庐山、洮河等地无不出砚。我们不必拘泥。并且自古以来讲砚的书也不少，但越说越玄虚，有时固然增长智慧，有时也误人。

砚的制作，种类也多。为了实用，总以稍大、磨墨之处稍凹、聚墨稍多的为好。砚外要有匣子。匣子要漆制的最好。砚要天天洗，洗时不要用热汤，洗毕不要用毡片或纸片去擦。能有莲房壳洗砚并擦干最好。总之是不要让砚上沾有细毛方好。磨墨要用净冷水，不要用茶，因茶能败墨色。新墨磨时，尤其要用心；因其棱角锐利，最容易将砚石磨出许多条纹来。

统观以上所叙，当然非常简略。但我们已可从这简略的叙述中，得到一个最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世间任何事情绝非一手一足之劳所能成功的意义。写字一事，可以说比任何事都简单。但稍为谈到必需的笔墨纸砚、图章装备，已经不知要劳动多少名手的帮助了。王羲之最著名的字是《兰亭序》。那是用鼠须笔和茧纸写的。假使当时没有这两种工具，必然成绩不会这样好。那制造鼠须笔和茧纸的人，其功断不容忽视。换言之，《兰亭序》的成功，王羲之不能独占。因此我将一九四七年所写的关于书法一段话，录出附于本章的结尾。

“凡有志写字者，应该知道，如若有一张好字写出来，并不完全是自己的功夫。好笔、好纸、好墨，甚至好装池都有功劳。……世间无一件事可以让一人居功。一切都是大家合作的。假使艺术家可贵，其可贵的，在这一意义上必定不少。”